半夏读史记-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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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这小六子，不喜欢吕家媳妇。这倒也是常态，可小六子偏偏还喜欢别的老婆，这便是叫板。吕家闺女撒泼一通之后，状子告到太后那里，说那小六子对咱老吕家做王爷一向不满，扬言等太后百岁蹬腿之后，一定收拾吕家爷们儿。
　　这样的刁状登时惹恼太后，将小六子召到京城，也不接见，只是派人看守，软禁起来，连饭都没得吃。有来偷偷送饭的，也一律抓住治罪。小六子肚子饿，没奈何，只好也采用愁闷歌唱的形式：
　　诸吕用事兮刘氏危，迫胁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决中野兮苍天举直！于嗟不可悔兮宁蚤自财。为王而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
　　《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按照这个逻辑，刘皇帝和他的小冤家，尽管有关预案不果，但毕竟抵达了诗歌咏唱的最高境界，皇帝自己可以嗟叹可以永歌，小冤家可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作为皇帝身后孑遗的小六子，君侯娇躯，居然遭受绞杀本能的饥饿制裁，哪里还有气力手舞足蹈，只剩下一腔空腹的愤懑。虽然文艺圈有饱吹饿唱的行话，但饿到这份上，想必其嗟叹永歌的音响效果，也是微乎其微了。
　　气力全无的小六子，终于像伯夷叔齐一样饿死了。只是同为王子，他的饿死，远比那两位凄惶，那兄弟俩，终究是为了主义，而六子，不但像样的主义懵懂阙如，而且连个并无主义的申诉机会都没有，只有的是，饥饿中的挣扎和被迫下的无奈。
　　将小六子胡乱葬在平民坟场子之后，太后又迁老五梁王刘恢做了赵王。新科赵王的老婆居然是太后的亲侄女，还带来了一帮子七狼八虎的吕家兄弟，因此形势较之小六子更其严峻，老五基本被诸吕操控。他也有个喜欢的旁姓女人，五大娘倒不告状，直截就自己派人毒杀了那小女子。老五虽然没有遭遇软禁断顿，但如此景况，肚皮里自是一股鸟气，盘旋周转，上冲喉咙，于是也和六弟一样，赋诗四章，命人歌唱。不久便精神幻灭，选择了自杀：大约他是不想落到六弟那样吃喝都没处抓挠的悲惨境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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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势力·这德缺得值（2）
高皇帝不会料到，以他的影响缔造的楚声楚歌之流行格式，竟然成为他的儿子们痛苦呻吟乃至悲鸣绝唱的载体。
　　赵的王爵，几乎成为太后荼毒刘氏的杀戮之地。好在四爷代王刘恒，深明韬晦之道，畏太后而远之，谢绝了徙为赵王的邀请，表示依然愿意驻守边防，逃过一场劫难，所以他后来才成为王爷之上的皇帝。这是后话，表过不提。
　　在太后的一位侄子成为赵王之后，以赵为题材的灭绝告一段落。但不久，八爷燕王刘建死掉，身后原本有嫔妃所生的继承人，却被太后及时派人杀掉，于是以没有后嗣的堂皇理由，除去封国。随后，太后的一位侄孙成为燕王。
　　至此，高皇帝的八个儿子，除了太后亲生的惠皇帝之外，两个见机逃祸，三个被直接杀掉，另有一个被灭后嗣，刘氏子孙零落，沦为无所依傍的政治孤儿，汉家朝廷快像个殡仪馆了。有道是无情最是帝王家。世界上最冷的地方，就是太后的心了——这可以算是她的扼要。不必说，这些死掉的王爷王孙，其前前后后的封国，都如期纳入了诸吕名下。
　　有人说，一个真正的女人是不会为了丈夫和孩子奉献自己的，太后尽管未必有意为之，但某种意义上，丈夫和孩子，几乎成了她的贡献。她做到了那些脆弱的男人做不到的事情。
　　一般而言，皇上的女人们，实在就是泄欲时候的器具，而且鉴于皇上的统治地位，她们还得放下自己的尊严，轮值上岗，等候被使用的号码牌。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相当不安于此的吕太后，简直就是对器具功能的一种颠覆性革命性的反动，展示了那个时代别的女人身上所不具备的她势力。
　　一位上个世纪的女优说，如果不能成为英雄，也一定要成为英雄人物的终生伴侣。相比之下，太后则不但成为了英雄人物的终生伴侣，而且自己也成为了英雄，成就远在那位自命为皇的女优之上。
　　上述案例另外还透露出一个有意思的消息：本土的女主干预政治的时候，往往不是在担任第一夫人阶段，而必须在做了太后之后，也就是说，本土真正的第一夫人，是以最高长官的母亲而非配偶的身份出现的。至于例证，班班在史，就不必琐琐提供了。
　　不过，这位看上去颇狠的女主，在执政爱民方面，却博得历史著作家太史大哥的一片赞声：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法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假如太史哥说的事实的确是事实的话，则吕太后的执政能力，理论上无疑是强过她的儿子以及孙子的。所谓垂拱，便是垂衣拱手，不必做事。这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另外一句著名的切口：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说，治理国家仿佛煎小鱼一样。只是这话说说容易，实际谈何容易，愿望毕竟不等于现实，只能视为一种境界。但吕太后似乎是差强逼近了。
　　一位政治家说过：什么叫政治家？给人民解决了土地、房子、牛羊问题，他就是伟大的政治家，就是人民承认的政治家。吕太后假如真的做到了上述业绩，那她以灭绝师太的铁幕风格，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杀掉几个凤子龙孙，而终于置换得执政方面的天下晏然，百姓富足，以民贵君轻的天平度量，即便她在德行上有所缺损，那这德也缺得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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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埂上的天鹅
尽管都是鸟，但天鹅总是比其他的鸟更容易遭到人们另眼的看顾，虽然从分类学角度，天鹅和家鸭的祖宗绿头鸭都是鸭科的嫡亲同门，但当芸芸细民以及寥寥英雄大人物们表达自己的活思想时，偏偏还是喜欢只拿天鹅说事儿，而不屑于绿头的什么鸭。细民不用说，最惦记的只好是吃，所以就用阴沟里的癞蛤蟆作替代的喻体，暗示自己的口腹之于它肉体的迫切欲望；而论到英雄大人物，自然再不肯仅仅从饮食男女的本能思路下手了——老话里倒是有英雄难过美人关的提示，但落实到天鹅，该提示就显得有些狭隘了。
　　

田埂上的天鹅·偶然（1）
2200年前的某个晌午，一位打短工的年轻人，在地头田埂上歇脚。天气炎热，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枯燥劳作也越发显得乏味，腰酸背痛，心中不免焦躁，肚皮里一股郁闷鸟气涌将上来，冲口恨恨道：日后谁若发迹，别忘了这帮兄弟。大伙听了哄笑，说：你个扛活儿的能有什么发迹？年轻人只好叹一口气：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这是标准的马迁大哥写法。但凡英雄人物，没发达时，大多有如此感叹，譬如看见秦始皇帝，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是，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种种。这两个加上那打短的年轻人，后来都凭借造反，遭际了天大的富贵。
　　那年轻人，自然是揭竿举行史上最著名起义的陈涉或曰陈胜。那叹息中的鸿鹄，便是古代劳动人民对天鹅的称谓。不过，英雄人物毕竟不同凡响，他们着意的，果然不是该鸟肉体的滋味，而是它的不浴而白一举千里横绝四海，所以担任农作物操作的那时陈大哥，劳动的目的固然是为肚皮生计，但他的惆怅，虽然直击的标靶和细民一样，归结到叫作鸿鹄的天鹅身上——很凑巧，那时候射箭的靶子，正好也写作鹄——可直击的取向，则远比肚皮温饱的基本诉求要紧许多。这才是英雄之所以为英雄的所在，或者说，细民们惦记的只是宰杀刀俎之上的鸿鹄；而具有鸿鹄之志的英雄们，刀俎之上安置的，却是可以让他们天鹅一样纵横捭阖的天下——所谓宰天下者是也。
　　司马贞说：胜立数月而死，无后，亦称“世家”者，以其所遣侯王将相竟灭秦，以其首事也。然时因扰攘，起自匹夫，假托妖祥，一朝称楚，岁历不永，勋业蔑如，继之齐鲁，曾何等级，可降为“列传”也。
　　类似关于规格档次归属的官司，其实并不止此。譬如对归入本纪的项羽，这位也姓司马而为《史记》索隐的仁兄，也表示了同样不满，以为：项羽崛起，争雄一朝，假号西楚，竟未践天子之位，而身首别离，斯亦不可称“本纪”，宜降为“世家”。
　　不过，司马迁把陈涉归入次于本纪高于列传的世家，恐怕不能仅仅以为是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观念例证。当然他的确说过，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道而陈涉发迹。将绝对底层草根出身的陈涉和背景超越平凡的汤武孔圣排比同列，确乎令人感觉耳目新鲜。但细细揣摩之下，感觉他更多的，还是把这位陈姓大哥，看作是因时而起推翻一个旧世界的首义人物——当然他并没有如汤武孔圣一般建立起某种意义上的新天地。
　　而且，响应陈涉起事并终于宰得天下的高祖刘邦立汉之后，特意安置陈涉守冢十家于砀（《陈涉世家》所言三十家，恐误），规格已经等同于秦始皇帝、魏安釐王、齐缗王、赵悼襄王这些个货真价实的君王，理由虽然都是绝而无后，但却明确高出没有做过君王的信陵君魏公子无忌（守冢五家）。
　　所以，后者归入列传，而陈大哥进入世家，其实是某种汉家官方意愿的体现。也许这种体现未必自觉或者不自觉，但统治阶级的思想，终于是潜移默化触及每个人灵魂的统治思想，伟大如马迁大哥也一样难以免俗。至于汉家给陈涉的谥号曰隐王，自是透露出许多前科的底细。谥法云：不显尸国曰隐。尸者主也，主国而不显，就是功业不够彰显的意思，但国毕竟是主过的。所谓岁历不永，勋业蔑如是也。另外，隐，哀也。也表露了汉家天子对陈大哥平视角度的绝对同情。
　　实在说，尽管陈大哥久已立下天鹅宏愿，但大泽起事，大约未必是他所意料之内的发迹着陆点。世家里说，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这样看来，他的被征调戍边，具有相当的偶然性。所谓发闾左，就是征调住在里巷左边的居民。适戍就是发配戍边。按照秦的规矩，拉壮丁的录取标准，采用的是一种叫七科谪的办法，也就是划定七种人，作为不能推脱逃避的充军资格。七种是：有罪的官吏，逃亡的罪犯，入赘的女婿，有市籍的商人，曾经有过市籍的人，父母曾经有市籍的，祖父母曾经有市籍的。
　　

田埂上的天鹅·偶然（2）
前两者都是戴罪之人，不必讨论，可赘婿有些莫名其妙。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那时但凡做倒插门女婿的，大多是穷得立不起身的，而且入赘便意味着变更祖宗，替别人传宗接代，基本算是数典忘祖的叛徒，无疑是一种罪过，所以养老女婿在那时的社会公众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另类，天赋的红字，捉去送死，起码比别人更有些道理。
　　最让今天人看不懂的，还是所谓拥有市籍也即营业执照的商人们，因为七宗罪里，他们便占据了四席，比重竟然达到了57％＋。
　　依然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在前工业时代，农耕是国家第一要义，没粮食吃，人就有生存危机，一切都不再具有意义，尤其在大一统的国度里，更是如此。所以，农业被称作根本。而囤积居奇，贱买贵卖，投机倒把，并不是真正的生产，带来的只是额外的效益，滋润了奸诈之人的荷包，劫夺了诚实农人的劳动，还腐蚀了社会朴素的风气，颇不利于国家法度的掌控，所以叫做末，所以抑商几乎是农业文明时期始终不变的永恒主题。始皇帝的发迹，尽管遭到了商人的大力扶持，甚至没有商人某便没有他的江山资格。但如果政治太讲究良心，就会跌跤子，甚至人头落地，所以他的选择，不论在社稷在一己，都是政治上绝对正确的本末博弈。
　　但商业又的确是国家经济不可或缺的元素，于是，对不得不存在的市籍人群之压抑乃至追溯三代的压抑，就不能不是变通平衡的必须成本。他们不但要交纳市租，担负赋税，而且又是征发从军服役的当然人选。到了夺取秦始皇帝江山的汉高祖，不亏欠商人什么暧昧勾当，又是海内平定，充军戍边的额度趋于走低，对他们便追加上不得坐车骑马不得穿丝绸衣裳不得携带凶器子孙不得作官的种种硬性限制——始终还是抑。
　　回到陈涉的壮丁机会上。陈大哥虽然是穷汉，但其不属于市籍乃至七科之类无庸置疑，所以本不在通常的征调之列。但在二世的元年，国家境内七科之辈已经征调罄尽，而最高首长的政治需求却并没有及时罄尽，于是只好采取这种看起来十分偶然也十分没有道理的发闾左手段，划下硬性指标，强制单边执行。设若陈大哥当时偏巧住在闾右，或者二世长官的指标就是发闾右，那么这段发迹的偶然，也许就落到别的什么大哥身上了，或者就断送了发迹也未可知道。然而，历史的轨迹，有时候就是由偶然和没道理组装起来的。
　　关于闾左，一向有众多解释，譬如复除者居闾左，譬如凡居以富强为右，贫弱为左，等等，皆被以为不足信，所以陈大哥的偶然，依然成立。
　　该说陈哥的鸿鹄志愿确实是有根底的。因为他和另外一位发迹的伴当吴广，当时被任命为屯长。屯长不是类似村长的农村基层干部，但也是行伍中绝非最底层的军官。鉴于秦的资料缺失，借助汉的官制，《后汉书》上说，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二百石在秦的官员品秩上，可以略略等同于县丞或县尉。那是县长的辅佐，不恰当的比，该是相当于县里的大局局长或N个局的局长集合，因为那时候没后来那么细致繁多的官厅，丞和尉的权限自然不小。甚至在清代，县丞是正八品；而唐代的县尉，通常是进士出身的人初任之官。这样比照下来，陈哥和吴伴当，自然都是拥有一定阶级的，起码在九百人戍卒里，是带兵的人。在世家的故事叙述中，后来陈哥和吴伴当并杀两尉，而没有再提起有其他的屯长，于是可以推断，除了那两个短命的尉，这哥俩就是九百人里面的最高长官了。
　　而敦促哥俩杀掉两尉的动机，按照世家里的说法是：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于是才有的二人密谋，才有所谓“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的原始动议。但类似的故事则有不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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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埂上的天鹅·大名（1）
在相当于汉朝创世纪的《高祖本纪》里，有如下记载：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郦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
　　刘邦以亭长的身份解送县里的苦役犯到骊山给始皇帝修坟，苦役犯们都有冉阿让一样的挣脱意识，因此纷纷潜逃。刘亭长估计抵达皇上坟墓工地时，大伙都得跑光，于是便借一次夜宴的机会，主动提出解放大家，并且表态，诸位走后，俺也跟着失踪也。
　　传说就在这次的告别宴会上，遭到释放的苦役犯们，准备的食谱，便是两壶酒，以及鹿肚、牛肝各一的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