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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的冬,热的雪-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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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人民为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这一次，共产党人为实现“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目的，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这块灾难深重的红土地。
大别山人民将再次经受战争的严峻考验，这块土地上的血，还没流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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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1）
刘邓大军的底子是原抗日战争中的一二九师，而一二九师的底子则是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就是从大别山起家的，刘邓大军中的许多指战员，很多都是大别山人，如陈再道、陈锡联、王近山、杜义德等。他们对于大别山，更有特殊的感情。如今，近20年过去了，许多地方还能看到当年红军留下的印迹。
当年随军记者团成员王匡后来回忆说：
在光山的白雀园乡，我在一个农民家里的木墙上，发现了有很多红绿纸条印的红军标语，看样子，已经是十几年前的老东西了，但字体还很清楚，颜色还未脱落，上面写着：“列宁精神不死！”“卢李精神不死！”“纪念列宁，要参加红军！”“工农红军万岁！”这卢，显然就是卢森堡，李是李卜克内西了。我看到这些标语时，不得不佩服那时的宣传工作者的宣传技术，他们贴得这么牢靠，又贴在农民的家中，沿途我们还看到“集中优势力量，消灭敌人一路，保卫边区！”的五六尺宽的大字标语，是用红黄漆写的，因为写得与屋檐一样高，白军来了也不易涂掉。
在同一个地方的另一个木墙上，我还看到了一张土地革命时期的“光（山）商（城）边区人民革命政府布告”。
野司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陈鹤桥的故乡也在大别山，他是在1934年秋，随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边区长征的。他到大别山不久，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回到革命的故乡——大别山》，在这篇文章中，他也讲道：
在光山县一个村庄，农民们在打谷场上争着告诉我们，他这个村庄在十五年前住过区的苏维埃（即区政府），他们都是农民协会的会员。一个青年农民很天真地笑着向几个河北籍战士问道：“红军是从俺们这里起家的，俺们都是老革命，你知道吗？”在场的同志们都兴奋地笑起来了。在麻城行军时，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给解放军带路，他同一个战士在前面边走边谈，老头问战士：“你干革命多少年了？”战士答道：“我到解放军来有一年零五个月了。”老头笑起来了，他说：“我在民国十九年，就当过区政府土地委员，领导过分土地哩！”这位战士很高兴地说：“你真是老革命，请多送我们几里好吗？”老头点点头说：“莫看我老了，也要送十几二十里呀。”在金家寨附近遇到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大娘，她说从前她当过乡苏维埃政府的委员，领导过妇女反封建，接着她指着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农民说：“那时他还是个小孩子，当儿童团的。”又说：“这次你们又回来了，我们可要过上好日子了。”
8月30日，刘邓首长向部队发出指示，就提出“鄂豫皖子弟兵大回家”和“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的口号。这些“鄂豫皖子弟兵”都是红军长征时就离开了大别山，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刚到大别山，心情都是非常激动和振奋。六纵十七旅旅长李德生在他的《征程忆怀》中曾深情写道：
从息县渡口一过淮河，就进入大别山麓，看到与北方平原完全不同的景色，到处山清水秀，林木葱葱，已是江南风光。
大别山，我的故乡！我们终于回来了！
我是1930年从家乡——河南光山县（今新县）参加工农红军。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踏上西进征途，经历了红军长征，八年抗日，转战千万里，离家已十七年，现在打回来，重新解放家乡的土地，我和许多老战士一样，心情十分激动。李德生：《李德生征程忆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第66页。
部队路过七里坪，离李德生的家很近了，十七年没有回过故乡，他决定回去看一看故乡的山水和亲人。李德生的母亲去世很早，那时他才五六岁，不很记事。父亲给地主当长工，辛辛苦苦干一年，连饭都吃不饱，两个弟妹也养不活，先后死去。李德生9岁就给人家放牛，14岁参加了红军。红军一开始长征，就和家里失去了音信，他想回去看看父亲。李德生：《李德生征程忆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第69页。这次护送李德生回家的是十七旅司令部参谋张方山。几十年后，他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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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2）
我跟着部队行军了几天几夜，有天中午10点左右，部队在一个叫枫树大湾的村子旁休息，我刚靠着一棵树迷迷糊糊地闭上眼睛，通信员就过来叫我：“快起来，2号找你！”
2号是旅政委何柱成，他很喜欢我。我是在1938年参军的，那时我才12岁，父亲病死，奶奶、姐姐先后饿死，母亲改嫁后，那家也穷，她就领着我到处托人，准备给我找个能吃到饭的地方，我就这样参了军。我刚参军不久，部队精兵简政，说我年龄小，让我回去。我说什么也不走，还哭着说回去连吃饭都成问题，要不了多久就得饿死。情况反映到新一旅政治部主任何柱成那里，何柱成听着就难受，他对给他报告的干事说：“别说了，别说了，把他留下！”我不但留下来了，还被组织送到了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本来要把我们这批抗大学生送到东北去，但刘邓大军刚在上党打了个胜仗，连排干部消耗很大，刘邓也很喜欢知识分子，让政委去要人，结果，抗大七分校1000多名学员就留在了晋冀鲁豫军区。我被分到了六纵参谋处当了见习参谋。有次何柱成到纵队开会，正好看见我了，一下子拉住了我，说：“小鬼，你还活着呀，你怎么在这里？”我也非常高兴，给他说：“我是抗大毕业后，分在这里的。”何柱成一听，咧嘴笑了：“是大学生，不简单。走走，跟我回十七旅去！”纵队参谋处长王毓淮不高兴了，冲着他叫：“他是纵队的，你怎么能说要就要走了？”何柱成说：“这是我们的人，不信，你问他！”硬是把我拉回了十七旅。
何柱成在枫树大湾把我叫来，对我讲：“小参谋，给你一个任务，1号要回趟家，你带一个骑兵班跟着1号回去。”我答应了一声，转身就要走，何柱成又把我叫住了，问我：“我问你，你知道不知道我让你带一个骑兵班是什么意思？”我忙严肃地说：“知道，政委放心，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我都要把首长安全地带回来！”
李德生的老家叫李家洼，到了村口，我忙带了两个战士到村庄看了看，村里静悄悄的，一个人影都没有，老乡们都跑光了。找了半天，只有一个老太太，眼睛也瞎了，我报告了李德生，李德生忙赶过去和她拉家常，当她知道是李德生时，就立即跑到村边吆喝：“都回来吧，是德生儿回来了！”
老乡们还没回来，李德生就等不及了，忙骑马赶到自家门口，他愣在了那里，家里别说是人了，连房子都没有了！
在瞎眼老太太那里，李德生打听到了叔叔家。他忙赶了过去，叔叔也跑山上去了，家里只有一个叔伯嫂子，但她一听到马蹄声，就藏在床下，我带着警卫员满屋找，才把她从床下请出来了。她一出来，吓得浑身发抖，李德生颤抖着说：“我是李德生！”她惶恐地抬起头，仔细地端详了一阵，这才认出来了，开口就骂了一句：“你这个死德生，把我都吓死了！听见骑马声音，我还以为是中央军呢！”她忙跑出来，大声地喊：“是德生回来了，是德生回来了！”
老乡们这才回来了，见到李德生，亲热得不行，把田里的稻子割了喂马，李德生不让，但老乡们说什么也不行，非要这么干，还忙着给战士们派饭。老乡们都围上来，好奇地看着他，摸着他穿的灰布军装，羡慕地说：“你穿得这么好啊！”其实李德生穿的也很简陋，只是大别山的老乡太穷了，个个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土布衣服。
李德生的叔叔也回来了，在交谈中，李德生才知道，他参军后，父亲因为是红军家属，被国民党抓去关死在外地。受苦一生的老人，最终没能看到儿子回来，没能看到革命的胜利！
中午时，其他战士都被老乡拉去吃“派饭”，李德生的警卫员和我到他叔叔家，李德生和他叔叔拉着家常，他叔叔用细茶招待我们。细茶是茶叶碎末，在大别山很珍贵，只有最亲近的人来了才拿出来招待。中午就在他叔叔家吃的饭，一个人一碗面条，面条上还有块鸡肉，也不知道放了多少年，又黑又硬又咸，咬也咬不烂，但我们也不好意思不吃，剩在碗里那多不好看。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把它吃掉。我们吃完饭，他叔叔把碗拿走了，脸色也不好看。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下午我们就走了，出了村，李德生对我说：“今天回家，咱们办了件丢人事！”我还以为是群众纪律出了问题，我们来时何政委也嘱咐过我，到了首长家，要特别注意群众纪律，要给老乡留下好印象。所以我对李德生说：“首长，你放心，出村时，我都去检查了，喂马的稻子也付过钱了，也给老乡家的缸挑满了水，地也扫了。”李德生说：“不是这个事，我是说咱们吃饭，吃面条时，面条可以吃，但肉不能吃。老乡家里穷，来客人了，要面子，在上面放块肉，客人也知道，一般都不吃。这次不吃，下次可以再用，我也忘了这事，咱们这一吃，以后你让他再到哪里弄块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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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3）
听得我一阵心酸，眼泪差点就要出来了，忙把脸扭向一边，揉了揉眼，说：“这风真大。”其实，那天哪里有风啊！
家在大别山的老红军，离开家乡近20年了，大多数都是十几岁就跟着红军走了，道路、村庄变化都很大，原先也许很富的地方，有的已经很穷了。破破烂烂的，有的甚至到了自己的家门口都不知道。
原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骑兵通信员屈海群回忆说：
有一天，我们到了黄安，住在一个村子里，部队没吃的，也没钱了，我看政委李少清饿得不行，就跑到一家磨豆腐的老乡家说：“我们是八路军，现在没吃的了，能不能搞些豆腐渣给我们？”老乡给了我一大瓢，我忙拿回去，也没盐，就用锅煮煮给李少清吃了。李少清狼吞虎咽地吃完，说道：“好吃好吃，在哪里搞的？”我说：“是老乡给的。”李少清笑呵呵地说：“我家从前也是磨豆腐的，咱们去看看。”到了老乡家，看着那破破烂烂的房子，李少清愣了一下：“这不是我家吗？”说着就跑了进去，进去一问，果然就是他们家，这个老乡就是他弟弟，两个人抱在一起，又哭又笑……
六纵十六旅旅长尤太忠路过家门时和这种情况也差不多。有次部队行军，路过一个村庄，尤太忠也没在意，他骑着马在田埂上走，田里一个老乡看着他，忽然拿着锄头，冲着尤太忠跑了过来。警卫员都吃了一惊，忙上前抱着了他，他边挣扎边喊：“尤麻子，尤麻子，你不认识我了！”尤太忠一看，是他当红军时的老战友，忙跳下马，一把抓住他的手问长问短，原来他在长征时负了伤，一路乞讨又回到了老家务农。部队要赶着行军，尤太忠只好给他留了一些香烟、一床被子就走了。
尤太忠这才知道自己已经到了家门口。
但家门也不好进，大别山是革命老区，也是国民党重点统治区域，敌情十分复杂。当年六纵十六旅的战士赵魁华回忆说：
我们到大别山后，实际上很艰苦，不像后来电影中说的那样很受欢迎。首长想回老家看看，怕敌人报复，也是晚上偷偷地回去的，还不让家里人出去乱讲。有个电影上说有个首长是白天回去的，还给乡亲鞠躬什么的，都是瞎编的。那时谁敢这样啊，那可是要亲人的命的。也不是怕国民党正规军，它不管这事，再说，军队还讲个纪律什么的，它也不敢乱来。主要是怕地方上那些土匪什么的，他们可没那么多条条框框，说杀人就杀人。
尤太忠夜里偷偷回家，看到家里很穷，就把自己的被子留给了亲人。但据说没过多久，部队再次经过他家时，那床被子已经被国民党扶持起来的“小保队”（土顽武装）抢走了。
刚进大别山，指战员们遇到红军亲属的事情数不胜数。
原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政治处宣传干事杨锦华回忆说：
我们到了光山的九里坪附近，有一天部队经过一个村子，叫鲍家湾，村里人大多数都姓鲍，但谁都没和纵队副政委鲍先志联系起来。村里老乡看到解放军，都躲得远远的，不敢和我们接触。但政治处住的那一家，男主人不但不躲，还把家里的糍粑拿出来，很热情地招待大家，没事时进进出出的，有时还伸着脖子往屋里瞧。我甚至有点怀疑他是国民党的特务了，我给政治处主任苗兴华讲了这事，苗兴华给我使了个眼色：“你去看看。”我刚出去，这个男的就主动过来搭话，问我：“你们真是红军？”我说：“我们是当年的红军，现在又打回来了！有几十万呢！”我本来是想吓吓他，谁知他反而显得很高兴，对我说：“我哥和你们一样，也是个红军，他走二十年了，也没消息，也不知道他还活着没活着。”我忙问他：“你哥叫什么名字？”他说：“叫鲍先志。”我吃了一惊，鲍先志不就是我们纵队的副政委吗？我忙把他叫到屋里，给苗兴华讲了，苗兴华也很高兴，对他说：“你放心，你哥不但还活着，还在我们部队当了大官，比我们的官大得多！”鲍先志的弟弟一听，高兴地跳了起来，又跑进里屋，把家里所有糍粑都拿出来，非要部队都拿走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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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4）
当年在大别山还流传着三纵司令员陈锡联会见了母亲的故事，跟随三纵一起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女作家曾克，在《挺进大别山》一文中详细地记述了这件事：
……在新田铺一家作为司令部的堂间里，像平日一样紧张而严肃。电话耳机一直离不开赵参谋处长的手。忽然，他惊喜地叫了一声，并且立刻叫陈司令说：
“快来，你的好消息，你兄弟叫六纵队找去当向导了。”
陈司令员把眼睛离开了地图一下，没有当成一回事情地笑了笑，又和阎副政委把注意力集中在部署的研究上去了。
赵参谋处长听完了来话，把耳机放下，跑过去拉着陈司令员又说：
“嗯，不是给你开玩笑，老太太今天就来看你了。”
这时，司令部人们的注意力，才开始集中在这个突然得到的，令人惊喜的消息上。赵参谋处长把在电话上听到的情形，讲给大家听：六纵队昨夜行军，找到一个青年人做向导，这个青年人在带了几站路后，要求回去，因为家里只有一个六十三岁的老母亲，哥哥当红军走了20年。战士们就向他询问哥哥的姓名，当青年人一说出陈锡联的时候，很快就被带到司令部……
当天上午，一辆手推车停在司令部的门前了。警卫员把一位穿着蓝色新衣衫，看起来还很健康的老太太迎进屋里……
原来，陈锡联的母亲在他走后，到处讨着要饭找了陈锡联好几年，老人得不到他的音信，许多人都说陈锡联已经牺牲了，但她不信。前些年，听人说，光山、潢川来了红军，她又要着饭去找，差点病死在路上。
陈锡联流着泪听着母亲讲着往事，安慰着母亲。但母子两人也只是在一起呆了一天，三纵要行军了，只能把老太太再留下来。陈锡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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