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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的冬,热的雪-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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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泛区不能硬闯，我们派人探路设标，并在当地群众帮助下选择了前进道路。15日傍晚，部队出发，又赶上阴雨连绵。踏进黄泛区时，指战员们手牵手，臂挽臂，踩进没膝的淤泥坑里，一步一拔，非常费力气。部队开展了体力互助活动，人与人、班与班，互相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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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一夜，仍没走出20公里宽的黄泛区。
16日，太阳出来了，是个难遇的晴天。晴天有晴天的麻烦。时值盛夏，太阳发威，黄泛区成了大蒸笼。水蒸气从黄水污泥中往上冒，弥漫着腐烂腥臭气味。阳光灼热，无遮无拦射下来，许多人中暑晕倒。行军极为艰难。
刘邓大军骑兵通过遍地积水、人烟稀少的黄泛区
车辆、马匹的通过困难更多。有时骡马陷入泥坑，奋力挣扎，但越挣扎越下沉，需要数人才能从泥里拽出来。我虽配有坐骑，但没法骑，也和战士一样赤脚行军。我旅有50多辆豫东的木轮车，用来拉载伤员、粮食和弹药。有的车轮一轧进泥坑就滚不出来。战士们把木板、干草，甚至棉被垫在泥浆上，一起使劲，才能把车拉出来。伤员们看到这种情况，硬从车上跳到水里，和大家一起干。火炮也陷进淤泥，拉不动了，炮手们只好把火炮拆开，背着炮架，扛着炮身，抱着炮弹，互相推拉着前进。
8月16日，我旅全部通过了黄泛区。刘华清：《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172—173页。
黄泛区虽然难走，但咬着牙还是能克服的。最让干部们头疼的是部队已经开始出现了开小差的。原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会计赵歧贤回忆说：
开始进军大别山时，部队只是传达了旅首长这一级，其他人都不知道要去哪里，这主要是为了迷惑敌人，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北方的战士开小差。部队进行动员时，旅首长就讲：“毛主席有了命令，我们要作为一把刺刀刺向敌人的心脏。”但敌人的心脏在哪里，就不再讲了。营以上干部开会，也不能说得太明白，只是让多带粮食，每个人带二三十斤，要多准备子弹，骡马要尽量多带，准备到很困难很困难的地方去，准备打大仗。还要求无论白天有飞机，还是晚上有追兵，也要勇往直前，也可能要过河，什么困难都有，要多想着吃苦。战士们要写保证书，就是坚决不掉队，不开小差，要成立“互助小组”，三人一组，互相照顾。干部们也都表态：“上刀山，下火海都不怕，我们有毛主席、刘邓首长领导，一定能打败敌人。”当时我们还想，不就是打仗吗？北边是解放区，东边是华野部队，还能困难到哪里？
十七旅有个骑兵通信员，叫王庭夫，带了三匹牲口，到野司去拉地图，就是大别山的地图。可他那时又不认识地图，只知道上面有圆圈的是山地，以为又要回太行山了，我们部队里大部分都是太行山人。他回来一讲，大家都很高兴。战士们情绪很高，天天唱歌。但部队一出发，就往南边走了，往南边走了，也没事，因为我们也去打过亳州，心里还想，往南边走几天就可能要回来吧。谁知越走越不对劲了，走了10多天，也没发地图，也没讲行军路线，有些战士心里就犯嘀咕了：“我们这是要到哪里去？”各种猜测都有。战士们都恋家，抗日战争时也没觉得有什么苦，那都是在家门口周围转着打仗，唱的歌也是“誓死不离开家乡”。大家都是宁愿向北走一千，不愿向南挪一砖。走到了黄泛区，一些人一听说要过黄泛区，思想就动摇了，知道部队这是往南走，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就开了小差。机关也有人逃亡。我们司、政、后是一个伙食单位，每天吃饭，总会少了几个人，黄泛区走了一半，一清点人数，我们后勤的会计减员一半，有的是掉队了，有的是开了小差。
黄泛区（6）
六纵十八旅炮兵连排长刘占魁一进黄泛区，头就大了。几十年后，他回忆说：
炮兵连的装备都是缴获敌人的，战士70％也是解放过来的，有的还是在鲁西南战役时解放过来的，还没来得及教育，没到黄泛区，就开小差跑了不少。进了黄泛区，炮兵连就更苦了。一门门野炮在泥泞中马拉人推缓缓地前进着，一不小心，一门野炮掉进了泥潭中，哼哼哧哧忙了半天，还没搞出来。连长齐凤元心里很着急，过来就讲：“算了，算了，扔掉吧！”我有点舍不得，这门炮是在鲁西南缴获的，还没用过就扔掉了，我觉得很可惜。好不容易搞出来了，天空中由远而近地响起了轰鸣声，敌人的飞机过来了，几乎贴着水面飞，机枪子弹嗖嗖地射着，扔下的炸弹，一掀就是几丈高的水柱，没有地方隐蔽的骡马、大车被轮番轰炸，趴在车下的许多战士，连同车辆、牲口一起被炸掉了。炮兵连的一个战士的腿被炸断了，抱着腿在叫：“排长，排长！”我顾不得头顶上的敌机嗡嗡地叫，爬到他身边，刚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要给他包扎伤口，这名战士头一歪，就在我怀中牺牲了。一发炸弹又落了下来，污泥溅了我一身，我刚把脸上的污泥擦掉，只见连长齐凤元浑身鲜血倒在旁边。我爬过去一看，连长已经牺牲了。敌机刚飞走，我松了口气，站起来一看，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老战士，其他不知道都去哪里了。指导员让号兵吹号集合，还是没有人，指导员气得骂娘：“刘占魁，你给我到四周找找！”我朝四周看看，只有不远处有几个土包，像
是坟堆，我走过去一看，只见那些战士都趴在那里，往这边偷偷地看着，就是不出来。我火气也上来了，站在那里吼：“都给我站出来，怕死鬼！”但那些战士看着我，就是不动。我一下子把手枪拔出来了，吓唬他们说：“你们再不出来，我就枪毙几个让你们看看！”连哄带吓地把这帮人集合起来了，这时营里通知也来了，让我任炮兵连连长。我一听，说什么也不干。从排长一下子提为连长，本来是件好事。可我那时就是不愿意干，我心里发毛啊，这些解放战士，成群成群地开小差，一到宿营地，别人抢着住房子，他们就不愿意，总往坟地土坡后跑，想逮个机会就开小差。我说什么也不干，指导员叫周吉亮，他给我说：“你不干谁干？”我还是不想当这个连长。一直到第三天，指导员让通信员过来，把我被子抱到连部，我这才没办法，只好去当了连长。
经过一夜一天的跋涉，刘邓大军终于全部渡过了黄泛区。刘邓首长率中原局、野战军指挥部和二纵、六纵及南下干部团一部，18日夜赶到了沙河。豫皖苏军区部队已预先搭好了浮桥，部队顺利通过。18日，三纵从旧县集渡过沙河，21日，一纵从祝湾等渡口全部渡过沙河。
三纵七旅在夜渡沙河
蒋介石这时才觉察出了有点不对劲，空军一再报告，发现###大部队南下，沿途城镇的国民党政府也先后告急，纷纷报告民团、保安部队被###大部队收拾了。最让蒋介石心惊肉跳的是，有个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在解放军路过后，捡到了一份丢失的地图，竟然是湖北省的！种种迹象表明，###并非“慌不择路”，“抱头南窜”，而是有目的地直奔大别山。蒋介石急忙命令顾祝同，从开封移至郑州坐镇指挥，除督促北面的国民党军尽快追赶解放军外，还命令乘火车到了平汉线南段的吴绍周的八十五师，立即在确山下车，返回汝河南岸堵击。
刘伯承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刘邓大军过了沙河后，刘伯承立即指示各纵队：敌已判明我到大别山，正部署堵击中。要公开向全军指战员正式宣布跃进大别山的任务。各部队要再次实行轻装，埋藏和炸毁一些笨重武器和车辆，并提出了“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
但并非所有人都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火炮和车辆被埋藏和炸掉的并不多，有的首长几次命令炸掉，但都推脱说没炸药，始终没有执行这个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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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渡汝河（1）
大军出动，最怕的是过河。在历史传说中，李闯王为了带兵渡过黄河，一夜愁白了头发。历史上很多能征善战的将领，在陆地上驰骋沙场，却在江河上栽了跟头。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曾在鄱阳湖大败湘军，几乎让曾国藩投水自尽，最后却在大渡河被地方土司武装挡住了去路，全军覆没。
对刘邓大军来说，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指战员大多数都是北方的“旱鸭子”，就是单兵过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加上车炮弹药等辎重，遇到河流，最让人头疼。最麻烦的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时间耽搁不起。
强渡汝河，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
刘邓首长是跟着六纵赶到汝河岸边的。
8月23日，一纵、二纵、三纵顺利渡过汝河，三纵并且已经抵达淮河岸边。六纵是最后一支渡过汝河的部队，纵队副司令韦杰带领十八旅为纵队先遣部队提前出发，为后续部队扫清障碍，开辟进军道路。
十八旅刚赶到汝河岸边时，旅长肖永银开始并不觉得汝河有什么特殊，这条河并不宽，有60米左右，水流也不急，在1：5000的军用地图上它也只是一条细线而已。
十八旅前卫五十二团赶到汝河岸边时，已经天黑了。
原十八旅五十二团参谋长沈伯瑛回忆说：
我们赶到汝河时，我先去看了看地形，河倒不是很宽，就是水速比较急，还比较深，只听见河水哗哗地响，也没什么特殊情况，对岸有一些零星的枪声，这我们也习惯了。部队已经很疲劳了，我把防务部署好，刚要准备休息，接到了肖永银的电话，他对我说：“你们想办法立即派一支部队过河，构筑掩体，掩护部队过河，汝南埠有些土顽，问题不是太大，你们把它解决掉。”
千里跃进大别山（曲谱）
我找到几个团领导研究这事，团长是李少清，他对我说：“老沈，你先带一个部队过去。”我就去了三营，找到三营长郑学文，把这个意图给他讲了。这时已经是午夜时分了，他要去找船。我对他说：“现在到哪里去找船？咱们就用土办法，用高粱秆、柳条子，捆上门板，铺在河上。”我们很快就做成了几个，就像木排那样的家伙，但一放到水里，就被冲走了，只能用绳子拖着。然后我们找了几个会游泳的，大概有一个班，带着轻武器过去了。到了对岸，除了有零星的枪声，也没什么情况。我们到的是小雷岗，接着就做工事，向大雷岗延伸，电话线也架起来了。三营也都过了河，这时天已经快亮了。我们进入了阵地，半天没动静，我们派出了流动哨，向村庄搜索，村庄有一些土顽，我们很快就把他们赶走了。
上午基本上没什么动静，中午，突然有敌人向我们打炮，有的炮弹把村庄也打着火了。汝河南岸敌人大批部队已经赶到了，公路上尘土滚滚，人喊马嘶，敌人的炮兵、步兵、马车，黑压压一大片，沿着公路从西向东源源不断的涌来。我看了看表，这时是中午12点。我忙给旅里打电话讲：“敌人正在行军，这是打敌人的最好时候，我们是不是去冲它一下！”是旅参谋长邢荣杰接的电话，他说：“好，我们研究一下。”我们就在那里等，但一直没消息，我只好再打电话，邢荣杰已经不在了，是一个参谋接的，他对我说，参谋长给旅长汇报去了。敌人在行军和渡河时是最好打的，我这时很想带部队上去打它一家伙，但那个参谋说：“你冲一下，暴露目标怎么办？”我们只好再等，一直到下午，敌人进了村子，站稳了，并且还开始零零星星地向大小雷岗打炮弹，但估计他们对我们的情况也不大清楚，也没什么大的动作，属于袭扰性的。
这时，汝河岸边，另一场架设浮桥的战斗，也在紧张、激烈地进行着。十八旅工兵连和十六旅工兵连并肩战斗在一起，工兵战士们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在下午3点多钟，架起了一座能通行车马的浮桥，为后续部队过河创造了有利条件。
敌人飞机也来了，开始俯冲轰炸，浮桥又被炸坍了。肖永银命令工兵连长：“再给我架！”工兵连长很为难：“老乡的门板都用上了，没有木料了！”肖永银瞪了他一眼：“那么多房子是干什么的？”工兵连长立即带着战士跑到附近的村庄，老百姓早在大军到来之前跑光了，眨眼之间，工兵连就把一个村庄的房子拆掉了，木头和木板被运到河边，继续抢架浮桥。
强渡汝河（2）
天黑后，十八旅指挥所移到了离桥头只有100多米的一个小村庄。旅长肖永银和政委李震来到河边，观察敌情，只见南岸满天通红，敌人在对岸连绵30多里的村庄，放起了大火，房屋烧着了，草堆烧起来了。肖永银后来回忆说：
望着这连天大火，我想得很多。这几十里长的火光后面，到底有多少敌人？敌人是否还在增多？下一步怎么办？打过去？摸不清敌人的底；新的情况报上去之后，由于联络中断，还没得到指示。等吗？如果敌人继续增加兵力，巩固工事，就更难办了。一大堆的问题压得我心里沉甸甸的。
我们在采访肖永银将军时，他曾坦率地告诉我们：
当时韦杰也很着急，他给我讲：“我看应该坚决打过去，是不是把部队都放出去打一下？”事后来看，他这个意见是对的，但我那时觉得敌情不明，想得太多，就对他说：“你知道对岸有多少敌人？我们摸不清敌人的底，打过去是不是很危险？”我当时有点急，说话有点冲，韦杰皱了皱眉头，走到了一边，不再吭声了。我把尤太忠拉到了一边，商量了一下，我就过来对韦杰说：“我们是不是绕到汝南埠东边十七旅那边去过河？”韦杰沉思了一会儿，默默地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了。我就命令部队停止过河。
原五十三团作战参谋尹萍回忆说：
在24日下午3时，我们五十三团赶到了汝河岸边的杨湾村。当时也发现了敌情。三个营长都急忙跑到指挥所，着急地问团长蔡启荣：“这是敌人的正规军，怎么办？”我正好在旁边，看到团长正在思考，就插了一句：“别急，已经派人去请示旅长了。”一营长周新体说：“既然遭遇敌人了，我们应该趁敌人立足未稳，冲过去把河堤和村庄抢过来！”
这时我们都看到五十二团已经抢占了对岸的大雷岗。政委李震宇和我都讲：“冲过去抢占河堤和村庄。”蔡启荣立即命令：“好！冲过去抢占河堤！”戴发生营长带领二营找来30多块门板，挑了几十个个子高的战士，跳进河中，用肩膀扛着，搭了一座“人桥”，三个连队迅速从“人桥”通过，占领了南岸河堤和小雷岗村北河堤上的两栋房子。正当机枪连过桥时，接到旅骑兵通信员送来的命令：“停止前进，待命”。蔡启荣问他：“为什么要停下来？”那个通信员说：“我也不知道，旅里就让我这么传达的。”蔡启荣一边命令二营机枪连停止渡河，一边催促我赶快把电话架好。电话架通后，我把电话打到了旅部问参谋处长宋崇魁：“敌人正在南岸抢占河堤和村庄，我们为什么停止前进呢？”宋崇魁说：“这是纵队韦副司令和旅长的命令。”我忙问：“纵队和旅首长是什么意图？”宋崇魁说：“你去给你们团长讲一下，这里过不去，准备绕到东面十七旅方向渡河。”
我忙跑去告诉了团长、政委，团长随即命令已渡过河的四、五连撤回来，仅留下了六连控制南岸河堤，全团在汝河岸边待命。
这一等就是四五个小时，天慢慢地黑了。对岸的敌人不时地打过来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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