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苏东坡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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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最后只落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聪明外露，古怪任性，而又残忍凶暴，王记集团许多恶行他当负其责任。现在他已长大成人，他已经开始管理家中的钱财，他的叔伯不再能像往常那样乱用王安石的钱。这个权倾一时的宰相的傲慢无理的儿子，以为凭态度恶劣，由他的令人厌恶，便可以显得出人头地。据说，新政初期，一天，道学家程源正在王安石家开会。这个儿子出现了，头发散乱，赤足无鞋，手拿女人的头巾，一直走到父亲跟前，问他们正在说什么话。
　　　　王安石回答说：“我正和程先生谈论新政，我们的新政总受到别的大臣批评。”
　　　　儿子一下子坐在大人坐的座位上，大笑道：“只要把韩琦和富弼的头砍下来就够了。”
　　　　王安石自己为他儿子受了什么罪，随后自可看到。王家不是和睦可喜的一家人，因为这一家有两个叔叔，一直不赞成王安石的做法，特别警告王安石提防吕惠卿那个骗子。孔夫子一次说人应当“驱郑声，远佞人”。有一天，王安石正和吕惠卿商讨政事，弟弟安国在外面吹笛子，王安石向外面弟弟喊道：“停此郑声如何？”弟弟应声回敬道：“远此佞人如何？”
　　　　现在这一帮派很担心他们的前途。但是吕惠卿并没完全失望，而且正好看到自己得势之日已近，取王安石而代之机会到了。世界上有些人能随意操纵眼泪，吕惠卿和邓绾便是此等人。他俩去见皇帝，以一副极为动人的样子在皇帝面前哭，好像他想到国家的前途就悲从中来。应用他们动人的口才，又把皇帝拖回了原来那条老道路，而吕惠卿也官拜了宰相之位。
　　　　现在争吵真正开始了。全国的市易务官吕嘉问这时遭到弹劾。市易务的滥权枉法的报告，自然传到皇帝耳朵里。皇帝问王安石，那时王安石还在京都。
　　　　王安石回奏道：“嘉问一向认真守法，自然树敌甚众，所以才受攻击。”
　　　　皇帝说：“但是朝廷从商税方面收到的钱的确很少，而且我很不喜欢官家卖水果、卖水、卖煤这等事，对朝廷太不体面。”
　　　　王安石回奏道：“陛下不必为这些小事操心，这是低级员司管的事，皇帝只要留心朝廷的主要政策就行了。”
　　　　皇帝回答道：“即便如此，可是为何朝廷上人人把这种措施看做暴政呢？”
　　　　王安石回答道：“请把那些人的名字交给臣。”
　　　　这些肮脏龈塘的口角争吵，不值得详谈。实际上的内幕是市易务官吕嘉问身居要津，开始公然蔑视条例司，污辱了一个叫薛向的官员，而曾布却偏袒着薛向，攻击吕嘉问，吕嘉问因而免职。吕惠卿和曾布奉命调查此一案件。吕和曾二人一向交恶，二人与王安石的关系，正如史塔林与托拉斯基之与列宁一样。在调查期间，吕惠卿开始攻击曾布，曾布也开始攻击吕惠卿，曾布垮台。
　　　　这是纠纷的开端。吕惠卿而今成了朝廷唯一的魁元。他不但抓住郑侠案件的机会罢黜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藉着无处不在的邓绾的帮助，想把王安石牵连在山东省一个谋反案件中，其实那是由一个亲王发动的。王安石被控与叛逆串通，因为他与一逆贼是朋友。还有另一个阁员，也曾名义上做过宰相，他与吕惠卿极不相容，他想使王安石官复原职，用以抑制吕惠卿。他除去请皇帝罢黜吕惠卿，重用王安石之外，又送一密函与王安石。控告谋反自然事极严重，王安石以七日之内，火速晋京。
　　　　王安石与谋反一案确无干系，在神宗熙宁八年（一0七五）二月，又重任宰相。
　　　　这时使邓绾有几分尴尬，他只好连忙背弃吕惠卿，又投入王安石这边来。为了重获王安石的青睐，他决定出卖吕惠卿。邓绾背着王安石，暗中和王安石的儿子勾结，控告吕惠卿勒索华亭商人五百万缗。朝廷降吕惠卿官，出为太守。邓绾以吕惠卿如此轻易逃过，心有不甘，乃联合吕嘉问请求重新审问，将吕惠卿羁押在京师的御史台监狱中。
　　　　一度权势炙手可热的小人权要，—一遭到罢黜，邓绾也非例外。邓绾还依然是精力充沛，他亲眼看到吕惠卿垮台，又看出皇帝对王安石也日形厌倦。他以天纵阴谋之才，洞烛机先，心想下一个身揽大权的人必是王安石的儿子和女婿。他上一表章，请皇帝将此二人升迁重用。但是王安石和皇帝对邓绾的变节背信早已厌腻，不但不心存感激，反将他罢官斥退。邓绾现在对人性应当是失去了信心吧！
　　　　吕惠卿在御史台监狱等待审判之时，他对王安石发出了最后的一击。原来那些年他保存了王安石的一些私人信件，以备敲诈之用。现在他把这些信都呈交给皇帝，控告王安石在皇帝背后图谋不轨，因为有几封信上有“无令上知此一帖”。皇帝对这些纷乱如麻的事早已厌恶，而今在这些信上的发现，真使皇帝对王安石第一次发了脾气。王安石痛骂自己的儿子，不该背着他胡乱攻击吕惠卿。他儿子显然不知道吕惠卿手中藏有这些信，并且握有他父亲的把柄，深悔自己行动卤莽。受父亲斥责之后又心中憋气，立刻病倒，不久背上生出了恶疮。王安石一向信佛。他请和尚诵经，请医生开药，但均无法救儿子一命。儿子王秀之死，是老相国的一个严重的打击。这位相国对政治与人生的虚幻，大彻大悟了，他感觉厌倦，呈请辞官归隐。皇帝允许他在熙宁九年（一0七六）十月辞去职务，但仍保有若干最高爵位，王安石并非遭受罢黜。数年之后，有人在金陵附近的乡间，看见他骑着驴，嘴里喃喃自语，听不清说些什么。
　　　　　
　　　　第十章　两兄弟
　　　　熙宁四年（一0七二）七月，苏东坡携眷离京往富有湖山之美的杭州上任。在随后八九年内，他始终在杭州，青岛附近的密州以及江苏的苏州为官，无不政绩斐然。这一段期间，他作诗甚多，所写的歌很美，或感伤，或诙谐，或愤怒。以天真快活的心情，几乎赤子般的狂放不羁，将心中之所感，尽情歌唱出来。可是这样忧虑愤怒的诗歌触怒了权要，终于给他招惹了灾祸。
　　　　他弟弟子由这时在陈州（淮阳）充任教授，淡泊自甘。陈州位于国都东南七八十里，正在苏东坡治下的视察行程之中，他随后几年都常常利用机会到弟弟家盘桓小住，有时会住上七十几天。苏东坡的儿子已经十二岁，还有一个婴儿，才一岁，但是他弟弟则儿女很多。沉默寡言的苏子由，一声不响只顾生儿育女——最后直到生了三个儿子，七个女儿，都是苏东坡帮助婚配的。苏东坡欣然接受弟弟的请求，与他们共度中秋后才走。子由很穷，住的房子又小又矮。东坡常常对弟弟的高大取笑，他写了两句：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他们的老朋友，那位退隐的国家元老张方平，也和他们在一个城里住，大家常酒饭相聚。张方平饮酒甚豪，他的酒量是一百杯。据苏东坡自己说，他自己的酒量则小得多，但是他说他并不以自己酒量小而戒酒。欧阳修也是海量，但是张方平却胜过他，因为张方平开始喝酒时，他不向客人说他们要喝多少杯，而是多少天。苏东坡说：“对你们海量的人我并不羡慕，我喝完一杯就醉，不是和你们一样得其所哉吗？”
　　　　那几个月，兄弟二人和家人悠闲团聚，共度时光，兄弟二人常到柳湖去划船，或是在城郊漫步，谈论政治、家事、前途。一天，二人正在讨论国家情势，子由向哥哥进了些忠言。苏东坡的一个短处就是老向客人谈论自己的心思，写文章也是发挥自己的见解。当时不是什么好年月，子由对哥哥太了解。后来，苏东坡的监禁解除之后，子由把手捂住他的嘴，那是告诉他以后要三缄其口。
　　　　兄弟二人，气质不同，形貌各异。子由高大，丰满的圆脸，两颊附近的松肉很多，而东坡则健壮结实，骨肉匀停。由他的画像，我们不难判断，他大概是五尺七八寸身高，脸大，颧骨高，前额高大，眼睛很长而闪闪发光，下巴端正，胡须长而末端尖细。最能透露他特性的，就是他那敏感活动、强而有力的嘴唇。他的脸色红润，热情洋溢，会由欢天喜地的表情一变而成抑郁沉思的幻想状。
　　　　苏东坡对他弟弟说：“我知道我一向出言不慎。我一发现什么事情不对，就像在饭菜里找到个苍蝇一样，非要唾弃不可。”
　　　　弟弟说：“但是你要了解你说话的对方，有人你可以推心置腹，有的不可以。”
　　　　苏东坡点头说：“这就是我之所短。也许我生来就太相信人，不管我是跟谁说话，我都是畅所欲言。”
　　　　他告诉弟弟，他送出上神宗皇帝书之后，他真怕有生命之险。他有一个朋友，也为他担心。那个朋友是晁端彦，正好去看他，晁端彦和他同科考中，正如今之同年毕业的同学一样。
　　　　东坡说：“但是我告诉晁端彦说，我曾殿试高中，多少高官显宦立刻把我看做朋友。皇帝已然接受我的忠言。我不坦诚进谏，舍我其谁？我告诉晁端彦，我真正怕的是会因此而被杀害。他一言不发，面色极其严肃。于是我又对他说：‘没关系。
　　　　皇帝若想杀我，我死而无怨。但有一件，我不愿一身就戮而使你拍手称快。’我二人都大笑起来。”
　　　　子由说：“有一件事你知道吗？你留意过没有？一日空闲长似两日。所以人若一生七十年都在空闲中过，他实际上等于活了一百四十年。这是求长寿最容易的办法。”
　　　　兄弟二人在政治上虽然看法相似，而且也立场相同，二人个性则通然相异。子由沉稳、实际、拘谨、寡言；而东坡则轻快、开阔、好辩、天真、不顾后果。在朋友同僚的心目中，子由为人可靠，而东坡之直言无隐，玩笑戏谑，则使人害怕。在亲密朋友之间，东坡谈笑风生夹杂惊人的双关语。天下拘谨实际的人听他说话，都觉得他随时可以吐露真理，仿佛不论何事，只要是真，便值得说出口来，此外不知还有什么禁忌！
　　　　在文学风格上，也有一种差异——就犹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和威廉·詹姆斯（Wlliam　James）。东坡像威廉，子由像亨利。由各自的才气上看，威廉原应当写小说，而亨利应当写心理与哲学性的论文。可是威廉·詹姆斯却把他的才华和诙谐注入了通常干燥无味的心理学和哲学教科书，而亨利·詹姆斯则在小说的天地中注入了他人性的思想和观察这样充实的内容，这对世界的文化反倒有益而无损。子由没有哥哥才气的一半，但是他的文章内容充实，具有深度，使他在这一类文章之内，足称大家。
　　　　苏东坡知道弟弟的忠言大有道理，倘若他的气质像子由那样恬淡沉静，他必然会乐于接受的。但是问题不是他如何想，而是他如何感，不是理性的问题，而是感性的问题。我们论到苏东坡，我们就不能避免“气”这个字。因为每个文学批评家综括苏东坡的个性，必用孟子所说的这个“气”字。“气”本是普通字，是空气，是气体，是大气，是精神，是力量，是运动，是闷在心里的恼怒。在《孟子》里，“气”是哲学的概念，类似柏格森所说的“生气勃勃”，是人格上的“元气”。使伟人和匹夫显然不同的，往往是精力元气上的差异。在孟子的哲学上，“气”是伟大的道德动力，更简单说，就是人求善、求正义的高贵精神，这种精神，人人皆有，是与生俱来的。人在世界上生活下去，这个“气”可因得其陶冶营养而增长强大，亦可因消减而衰弱。以苏东坡的情况而言，其意义正同于伟大的精神，一个人高升到无极限的精神，至大至刚，激烈冲动，因其本身充沛的无力必要发之于外而不可抑制。佩服苏东坡的人和批评苏东坡的人，就常说到他这种至大至刚之气。孟子在自己本身觉察到有此力量，这种力量著辅以正义真理，便在天地之间无所畏惧。
　　　　孟子的一个弟子问：“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孟子回答道：“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道与义，无是，馁也。行有不嫌于心，则馁矣。”
　　　　苏东坡既然天赋这样生气蓬勃的精神，他自然常遭遇到道德的矛盾，一方面要保持英雄本色，不失其与生俱来的大无畏精神，另一面又要顾到同样重要的明哲保身这一人生的本分。在苏东坡一生的官宦生涯中，有某些时期此种冲突特别尖锐，往往他宁愿保持他的英雄本色。所以他内心中的冲突总不会太大的。他那伟大的天才不断自由流露而一发不可抑制。正是：猿吟鹤唤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
　　　　苏东坡与其弟弟子由及家人共度中秋。这次中秋值得记忆，他后来一直思念不置，也是随后六年中唯一的一次中秋。临别时，二人难分难舍，子由决定送兄长至颖河下游八十里外的颖州（今阜阳），到颖州在欧阳修相伴之下，又一同过了半个多月。但是终须分手。在苏东坡开船出发的前夜，兄弟二人又在颖州河的船上共度一夜，吟诗论政，彻夜未眠。二人论政的结论，后来苏东坡写在一首诗里，到达杭州之后，寄给子由。其中有句为：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迟未能。
　　　　兄弟二人不觉都想起了孟子的话：“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事实上，二人都明白下面这段话的真理：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上无道接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日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那天夜里，苏东坡写了两首诗，足以显示他的心境：征帆挂西风，别泪滴清颖。
　　　　留连知无益，借此须臾景。
　　　　我生三度别，此别尤酸冷。
　　　　念子似元君，木油刚且静。
　　　　寡词真吉人，介石乃机警。
　　　　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
　　　　嗟我久病狂，意行无坎井。
　　　　有如醉且坠，幸未伤辄醒。
　　　　第二首诗是：
　　　　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
　　　　用尺不相见，实与千里同。
　　　　人生无离别，谁知恩爱重。
　　　　始我来宛丘，牵衣舞儿童。
　　　　便知有此恨，留我过秋风。
　　　　秋风亦已过，别恨终无穷。
　　　　问我何年归，我言岁在东。
　　　　离合既循环，忧喜迭相攻。
　　　　悟此长太息，我生如飞蓬。
　　　　多忧发早白，不见六一翁。
　　　　“六一翁”指的是六一居士欧阳修。“飞蓬”一词正足以象征苏东坡的一生，因为从现在起，他就成为政治风暴中的海燕，直到他去世，就不会再在一个地方安安静静度过三年以上的时光。
　　　　次日凌晨，兄弟二人分手。苏东坡对子由的深情确是非比寻常，后来，在写给他好友李常的一首诗中说：“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杭州三年任期届满时，他请调至密州，因为当时子由正任职济南，两地都在山东，相距不远。
　　　　　
　　　　第十一章　诗人、名妓、高僧
　　　　杭州，在当年一如今日，是一个美妙难言的都市，谚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后来几乎变成了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他初到杭州便写出下面的诗句：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杭州像是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不只是杭州的山林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