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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在北大荒-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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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七：前进
6月中旬，作协总务科代我买了去黑龙江哈尔滨的火车软席卧铺，并且特地选了一位转业军人陪同去，他也坐软卧。这可真是特殊的照顾。只是我不理解，为什么车票钱全要我自己支付呢？按常规，犯人应该由主管司法公安出钱，“解差”的旅费，更不应该由我这个“犯人”来支付。
之八：介绍信
到###拿介绍信，却写着“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可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为什么这么变？没有人向我解释。
如果我在下面果真能够刨作，谁能批准哪个刊物能发表我的作品？又有谁胆敢照常例支付我稿费呢？我只能靠陈明的每月28元钱的生活费生活了。
我下决心，什么也不说，不问，带着这张“通行证”，壮胆下去，沉在人民中去，和人民在一起，总有一天能和人民一样光明磊落地生活……
“向左村”（1）
陈明向到来的丁玲描述：汽车在一米多深的雪中碾开一条道，就像在原始的冰山雪谷中行走。我们这些拿笔杆子的人，几天就在亘古荒原上亲手搭起了马架棚子。
王震将军向“右派”们训话：一个人右了，怕什么？还可以变左嘛！你们这个新居民点就取名叫“向左村”。
丁玲决定去北大荒，作协的负责同志和她商量：“你名气太大，下去是不是改个名字方便一些？”丁玲果断地谢绝说：“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丁玲就是丁玲。”
1958年的北大荒下了几场大雪，冰雪荒原，积雪深达一米多。春暖花开，积雪融化，对于等着开垦的荒原来说，等于下了一场春播时节的及时雨。这年6月，丁玲带着简单的行李和一大箱书，由一位转业军人陪同，从北京出发，第一站到哈尔滨。在黑龙江省文联的一间会议室里，第一个来接待她的是文联主席延泽民。延泽民是陕北人，讲一口陕北话，丁玲一听这口音，就感到分外亲切。他紧握着丁玲的手自我介绍说：“我叫延泽民，曾在延安党校三部同陈明一起学习过。”接着。他又问：“你怎么也来了？”
丁玲回答：“是我自己要求来的，我希望到北大荒来。”
稍事休息，延泽民就派人安排丁玲的住宿，不凑巧，南岗国际旅行社已经客满，陪同人便驱车去道里，让丁玲住进了马迪尔旅馆。丁玲在这座俄罗斯风格的建筑中，百感交集。这不就是1949年她出国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路过哈尔滨时曾住过的豪华旅馆吗？再仔细打量，就连现在住的房间，也正巧是9年前她住过的那间。历史真会开玩笑。延泽民来了，邀丁玲在哈尔滨多待几天。此时，她哪有闲情逸致。只休息了两天，就乘火车前往密山。
丁玲到达密山车站是凌晨6点钟。虽然是6月，北大荒清晨的寒气，仍然冷冽刺骨。
离机关上班时间还有好几个小时，丁玲漫步从车站走出来，挤在人流中。她突然感到心跳了：“该不会有人认出我来吧？我的脸上不是打上了‘金印’吗？”很快她就发现，她的担心是多余的。擦肩而过的人群，都亲亲热热，说说笑笑，好像都是老战友，完全像战争艰苦年代在部队上一样，为了一个目的，从四面八方走到一起来。她的一颗滚烫的心，又回到人民火热的熔炉中来了。
她不安地等待着去会见王震同志。
1936年12月，她随###同志从保安到定边的前线指挥所，在那里认识了王震同志。她一进窑洞，就听到一口湖南腔大声嚷道：“听说来了个女作家，欢迎！欢迎！”但现在，就要在这革命胜利的土地上，在这向荒原进军的“前线指挥所”里，去会见铁道兵司令兼国家农垦部部长王震，而且是来到他的治下接受劳动改造的。“尊敬的将军，将用怎样的态度对待我呢？现在我成了革命的敌人，我是阶下囚。我将怎样和他开始谈话呢？”丁玲的心潮不安地翻滚着。从“五四”时期就勇于披荆斩棘，面对一切艰难险阻毫不退缩的丁玲，此时此刻，真的感到有些胆怯了。这是一种蒙受不白之冤，而又不容分辩洗刷而产生的难言的胆怯。
上班的时间到了，她来到密山农垦局的一间办公室。她听到一阵脚步声，夹杂着高声的朗笑，朝办公室走来，她张眼一望，熟悉的王震将军正站在她的对面。她站了起来。王震的笑容从脸上消失了，他坐了下来，随即也招呼她落座。时针在嘀嘀嗒嗒地响着，屋内一时异乎寻常地静寂，她也不知道时针走了几分几秒，只听到王震说：“思想问题嘛！我以为你下来几年，埋头工作，默默无闻，对你是有好处的。”接着，王震又对她说：“我已经叫他们打电话给853农场，调陈明来，同你一道去汤原农场。那里在铁道线旁，交通方便，离佳木斯近，住处条件也好些，让他们给你们一栋宿舍。”王震看到丁玲一直在听，没有答话，又接着说：“你这个人我看还是很开朗，很不在乎的。过两年摘了帽子，给你条件，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你愿意去哪里就去哪里。”王震脸上开始微微展现出笑容：“这里的天下很大，我们在这里搞共产主义呵！”
王震刹住了话头。
“向左村”（2）
丁玲想：我该说点什么吧！我能不能在我熟悉的将军面前，掏出一颗受折磨的破碎了的心，在他面前为自己申辩那怕只是短短的几句话，几个字呢？
她还是那样天真、坦率，充满了童心的稚气。她一开口，就突然冒出了与当时的环境、气氛极不协调的话来：“契诃夫只活得40年，他还当医生，身体也不好，看来他写作的时间是有限的，最多是20年。我今年54岁，再活20年，大约是可以的，现在我就把自己看成是30岁，以前什么都不算……”说着说着，她突然刹住了，自己也不知道此时此刻，自己是在讲些什么。怎么到密山来劳改，扯起契诃夫来了呢？她很……
她看看王震，王震表情漠然。
她看到王震从秘书手里接过一张信笺，拿起铅笔，就伏在他身边的办公桌上，为安排丁玲、陈明去汤原农场，给农垦部副部长兼佳木斯合江农垦局局长张林池写了一封便笺，然后把写好的便笺，交给了丁玲，最后说了一句：“安心等陈明，他一两天就要到了。”
陪同丁玲从北京一路来到密山的那位年轻的转业军人，出去逛大街了。丁玲就独自一人呆在招待所埋头看书。第三天中午，她刚吃过午饭，门“呀”的一声开了，丁玲天天在心中念叨着王震对她说过的话，“陈明一两天就要到了”，现在终于成为现实。与她共患难、从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一起走过来的陈明突然站到她的面前，她惊住了。她一下跳起来。两人紧紧地握着手，彼此呆呆地对望着，半天说不出话来。还是陈明先开口：“你不是说过，只要在一起，什么都好，是吗？”
春节刚过，她站在北京多福巷16号住宅门口，依依送别陈明发配北大荒才三个多月，但对丁玲却是一个多么漫长而又令人心碎的岁月。丁玲紧紧握着陈明的手，从上到下，仔仔细细地盯着看着，突然她发现她紧紧握着的那双手，粗糙了，粗糙得几乎有点扎手。
“我离开北京时，你不是说过吗？”陈明深情地抚慰她：“今后我们就要在劳动中，努力政变自己的社会存在，改变自己的社会联系，改变自己的成分。”他伸出粗糙而充满自信与力量的一双大手，用愉快的口吻对丁玲说：“在853农场，我和大伙一起，挖井伐木，脱坯盖房。你看，我这双拿笔的手，现在不是已经改变成分了吗？在853农场二分场的‘右派队’，和我们共艰苦的战友有一百多人，都是新闻文艺界的，现在都能用双手在冰天雪地的荒原上，为自己创造新的生活。”
他还带着自豪感告诉丁玲：“今天我到招待所来，在登记簿上填写职务时，我就写的是农工。我们不背包袱，白手起家，你说过，从零做来，从负数做起，我们要在这里走出一条路来。”
陈明还很有兴味地告诉丁玲：“从北京中央直属机关下来的右派，一送到北大荒，都分派到各个农场去了，我们这个队都是‘二类处理’。火车上午到达密山，下午就接到通知：北大荒的春天，白天冰雪化冻，道路泥泞，汽车行驶困难，要在晚上冰雪上冻时，连夜赶到宝清县的853农场二分场。
“我记得那是3月18日，在密山接待站吃过晚饭，来了十多辆敞篷大汽车，然后十人编为一个班，临时指定了班长，一个班乘一辆大卡车。去年北大荒下了一场多年罕见的大雪，沿路的积雪都深达一米多，汽车就在深雪中间碾开的一条通道上行驶，顺着汽车的灯光望去，就像在原始冰山谷中行走一样。四周全是茫茫白雪，寒光闪闪。我们的情绪还挺高哩，开头大家还有说有唱，互相背靠背挤在一起，坐在行李卷上。没走多远，脚就冻得像针刺一样，痛得穿心，大家也不唱不笑了，就听到一片咚咚咚的跺脚声。
“天刚蒙蒙亮，远远地看到在一个山坡上，有座挺大的茅草房，卡车从公路拐上山坡，就在草房前停了下来。到了，这就是853农场二分场场部。
“大家想：这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吧。第二天农场场长来讲话，他拿着一张垦区规划图，指着离场部还有七八里地的一片柞树林说：‘同志们，你们的新家，就在这里。’当天我们就扛起铁镐、铁锹，走到那片柞树林一看：茫茫一片白雪覆盖的荒原。我们都开玩笑说：我们大概是自开天辟地以来，这里的第一批‘人迹’。大家脱下棉袄，有的拿起铁锹，铲除积雪，有的拿起斧锯，进林子伐木。说也奇怪，我们这批拿笔杆子的人，在这片亘古荒原上，第二天就搭起了一座羊马架子，第三天就背着行李，住进了自己亲手盖的‘新房’。羊马架子里面，是笔直地伸开的两排草铺，大家睡在用厚厚的羊草铺的床铺上，有人还高兴地说：‘你们看，这床多松软，比大宾馆里的席梦思床还舒服哩！’”
“向左村”（3）
接下去，陈明告诉丁玲：
五一节刚过，王震部长就去看望‘右派队’的成员。王震站在刚刚搭起的羊马架子前面的荒草甸子上，开头就说：
“同志们，总理让我来看望大家。”王震刚讲完这头一句，陈明的眼睛火辣辣地一下子湿润了。看看周围的人，眼眶都是红红的。“多少时候了，从没有听到有人称呼我们‘同志’。现在中央一位领导同志，一位南征北战的将军，站在我们这些人面前，用他那浓厚的湖南乡音，高声称呼我们‘同志’，当时的激动心情，简直难以描述。”接着，王震部长又重复说：“本来总理要来亲自看望大家的，因为总理正准备出国访问，不能来，让我来看望大家。”王震部长在荒草甸上，一边不停地抽着烟，一边不停地走动，他一眼望见坐在草甸子上的兰钰同志。兰钰在当右派前是通俗出版社社长，解放战争时期，他是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社长，胡宗南打延安时，他就跟随王震的指挥所行动。王震部长紧皱浓眉，喊兰钰的名字：
“兰钰！”
兰钰低着头，“嗯”了一声。
“你还记得吗？胡宗南打延安，我们睡在一个炕上，吃辣椒炒小米饭……”停了停，王震用深沉而又饱含着一种令人沉思的感情骂道：“他妈的，小字报办得好好的，搞什么大字报！”
接着，他提高嗓门，鼓励大家：“你们到北大荒来，是我找总理要来的。夹着尾巴做人，三年不出头露面，改造好了，你原来写剧本，回去照旧写你的剧本；你原来拉小提琴，回去照旧拉你的小提琴……”他看了看新建的羊马架，又爽朗地问：“一个人右了，怕什么？还可以变左嘛！我替你们这个新居民点取个名字好不好？”
大家齐声回答：“好！”
王震说：“就取名叫‘向左村’。”
陈明一时心潮澎湃，不由得生出了延安时代才有的那种激情，他举起右手，带头高喊：“坚决听党的话，跟着党走。”
陈明对丁玲说：“喊完口号，我还有些担心，自己头上戴着帽子，能不能带头喊口号？”会后，陈明找队长汇报：“我事前没有请示，一时激动，就带头喊起口号来了，有不有错？”
队长笑着拍了一下陈明的肩膀：“错什么。喊得好！”
丁玲听得很入神。王震将军在“向左村”的言行，使她振奋。北大荒的风雪、冻土，富有神奇色彩；陈明他们伐木、脱坯、盖房的垦荒生活，深深吸引着她。
陈明到密山的第二天是“七一”。夫妇俩去吃早饭，第一眼就看到食堂门口的通知：为庆祝“七一”，党员开会。丁玲突然感到一股重重的压力，猛地压在自己滚烫的心上。已经被开除党籍的丁玲和陈明，都曾情深地注视过“党员开会”的通知，但两人都装着没有看见。他们离开食堂，凄然地在这边陲小县的小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谁也不说话，从街的这一头，走到另一头……最后，他们来到火车站，买了去佳木斯的车票。明天他们就要到一个新天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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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来了“大右派”（1）
垦区领导和丁玲商量：是不是到一个条件好些的农场去？她回答：“我是来参加开发北大荒劳动的，我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陈明被分配到二队种菜，丁玲在鸡排养鸡。
北大荒人说：老丁在我们这里，不仅是养鸡能手，而且是不是党员的党员。1961年，陈明摘了“帽子”，没有她；1962年摘帽又没有她，先进也不能评。老丁这样的人，为什么改造个没完呢？
我踏上北大荒刚刚开冻的泥土，沿着当年丁玲在这冰雪荒原上走过的足迹，到处听到“老丁”这个亲切的称呼。她在北大荒生活、劳动的12年中，给北大荒人留下了深深思念和敬仰。当年和丁玲朝夕相处的“老农垦”、普阳农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郭硕基对我说：“老丁为我们北大荒做了许多事，为北大荒人献出了她的心。党委决定要在农场建一个丁玲在北大荒事迹陈列室，让北大荒人的后代都永远记着：老丁是我们北大荒人。”农场管理总局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作家郑加真特地为我找来《黑龙江农垦史》和《黑龙江农垦人物志》，对我说：“老丁是我们北大荒人。当年十万官兵披荆斩棘，开发北大荒，都有老丁的一份历史功绩，我们已经把她写进了农垦史。”我翻开《黑龙江农垦人物志》，丁玲的名字，和一大批开发北大荒的英雄人物的名字，傲然并列在这代代相传的农垦人物志上。在她蒙受冤屈的艰难岁月，在辉煌的文坛上，丁玲的名字暂时不见了，但她以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坚贞意志，履行自己的信念与追求，从人民那里得到了信任，从人民那里得到至高荣誉的亲切称呼：老丁。
丁玲夫妇俩到了佳木斯，雇一辆马车，蹄声得得地掠街而过，陈明笑着开玩笑说：“难道这不像一驾英国皇家马车吗？”
到达合江农垦局机关，第一个见到的，是局政治部的李主任。叫什么名字，丁玲也忘了问，李主任却先介绍说：“长征时我是徐（特立）老的卫生员，我在延安就知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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