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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在北大荒-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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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职务。有天晚上,我去找丁玲同志商量,也想请她向上级党委帮我说说话。丁玲同志听了我的讲述后,她说田间、康濯也找她谈过,也是不愿担任职务。她开玩笑说:“你们都不愿意当官,就我愿意当所长这个官。文讲所所长是多大的官?和派出所所长同一级别,都是所长。”她说搞创作的人,一般都不愿意担任党政工作,都怕耽误自己的业务学习和创作。这一点她很能理解,因为她自己就有这样的矛盾。从她个人的愿望说,她愿意继续搞创作。如果不担任作协的这些职务,几年内,至少可以再写一两部长篇。可是,要使文学创作繁荣起来,不是靠少数几个作家,写出一两部作品就能办到。从长远观点看,必须依靠广大青年作家,她就是想到这些问题才想通的。她说担任党务行政工作,或多或少总要影响自己的业务,如果这叫“牺牲”的话,终归要有人作出点“牺牲”。我记得那天晚上谈了很久,她没有对我辞职的打算正面回答,不过她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我想,这样一位大作家,为了整个文学事业可以暂时“牺牲”个人创作,我这么个小萝卜头还有什么价钱好讲呢;我当然只能打消辞职的念头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永不消逝的活力(2)
马加:列宁说过:“如果我们看到是一位真正伟大艺术家,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五四以来,现代中国有卓越成就的作家,他们生长在中国革命现实的土壤中,其作品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丁玲同志就是这样的作家之一。
  1957年反右斗争后,丁玲同志下到了北大荒。经过严峻的考验,写出了新作《杜晚香》。
  人们一提到北大荒,那是意味着什么呢?一片原始的森林,一片荒草地,一片漂泊水甸子;夏天的蚊子打成团,冬天的风雪刺骨,是多么荒凉。但是北大荒也有它欢乐的一面。《杜晚香》里这样描写:七月的北大荒,天色清明,微风徐来,茂密的草丛上厚厚地盖着五颜六色的花朵,一望无际的黑色土地,成排的拖拉机群,整洁的农场和灯火灿烂的文化宫,高音喇叭唱着歌。这沸腾的北大荒,又是多么使人向往呵!
  把荒凉的北大荒,改变成欢乐的北大荒,需要有一个过程,那就是劳动的过程,劳动能够创造世界,也能够改造世界。我们看看书里描写生产队那些劳动场景:快下车,砍木头,割草,割条子,盖个窝棚,安家落户,开垦荒地,播种……正如当年359旅开进南泥湾一样,在密林深处安家,向荒山秃岭要粮,像杜晚香这样的劳动人民,就是带着南泥湾的精神来开垦北大荒的。
  丁玲同志这次到北大荒,是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和北大荒结了缘分。她喂过鸡,喂过猪,做过一般农活,她了解杜晚香。她们的心是相通的。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文如行云流水,自然流畅,如同山间溪水,形成天然的交响乐。
  前年,丁玲同志来到沈阳讲学,她讲到美国访问时,一位美国记者蓄意问丁玲同志说:“请您谈谈:对于一个作家喂鸡,你有什么看法?”丁玲同志正义地回答:“中国的老百姓都能喂鸡,作家为什么不能喂鸡呢?”丁玲讲话结束时,博得听众热烈的掌声,有的青年把丁玲同志包围起来,请她签名留念。
  骆宾基:我们今天这个会,依我个人来看,不仅要总结过去,研究丁玲在国内文学史上的地位,还必然会对我们中国的革命文学的未来产生影响!
  因为丁玲的创作历程,代表着我们社会主义文学的创作的方向。我之所以千里迢迢赶来参加这个盛会,就是由于此。这也关系到我们当代革命现实主义未来的繁荣的!
  八十年代,我们的社会生命,经过十年浩劫之后,幸存下来,而“复活”了。丁玲以近80的高龄发表了短篇小说《杜晚香》以及许多散文,我都读过。我个人认为丁玲同志晚年的散文,超过了她自己在小说方面达到的境界。
  最后我要谈的是丁玲对于我们中青年作家的关怀。
  不久前在她发表的为自己散文集写的编后记里,却尽是向读者热情洋溢地推荐邓刚的作品,她给予刚刚出现于当代文坛的新作家这种鼓舞与赏识是很不平常的。可以看出她为我们祖国新的战友的出现,怀着多么高的欢欣情绪。
  据说,在这篇《编后记》发表前后,丁玲同志在一个座谈会上对于另外一个已负盛名的中年作家的作品,说过委婉而并不以为然的话。显然她是以两种态度来对待这两个作家的,这后一种态度,尤其是对一个已负盛名的中年作家来说,也是一种关怀,而且是难得的。因为在今天,有时是过分敏感的文艺界,属于“开罪”人的评论,是很少有人说的。这也反映了丁玲同志潇洒不羁的豪爽风格。实质上,一褒一贬都说明她对中青年作家的期望和爱护。是同样的关心,同样的爱护。赞扬前者,是因为它反映了我们今天的时代一角的社会现实生活。而苛责后者呢?却是因为他避开今天的现实,而趋向于“消闲文学”的倾向。
  杜宣:丁玲虽然是我的前辈,但我们毕竟还是同一时代的人。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处境不同,我们却是共同经历着我国革命的复杂性和曲折性的,我们是有着共同的记忆的。
  丁玲遭到的厄运,我是想不通的。“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有过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从事亚非作家会议的工作。这是亚非一带进步作家的组织,其中很多人读过丁玲的作品,研究过丁玲,比如日本著名的汉学家竹内好(已于1979年逝世),他是我在日本留学时的好朋友,因为有这段历史关系。他和我谈话就比较坦率。他对于丁玲1957年以后的遭遇很有意见,甚至影响他对我们党的看法。他认为丁玲入党后的作品,应该属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文学,她用倾泻的热情歌颂了中国革命。应该说她是中国党员作家中最有成就者之一。她是真正的左派,怎么会成为右派呢?因此他对我们的政策发生怀疑,几次邀请他访华,他都表示还没到时候,如果他活在世的话,现在一定愿意来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永不消逝的活力(3)
接着就是十年###,我不知道将来史学家怎样来写这场长达十年之久的所谓“大革命”。在这十年中,我们几乎无例外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摧残和凌辱,我为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制止这场灾难,感到有愧,但毕意还是我们这一代人亲自结束了这场浩劫,这又使我感到庆幸。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丁玲20多年的沉冤平反了,她披着满头白发回到了我们中间。这些年来,丁玲写了不少文章,做了不少演讲,她从来不谈自己的逆境,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她对她毕生热爱的党和祖国,还是像从前一样充满了无限的感情,她的识大体,顾大局,不计较个人恩怨,不考虑个人得失,是无产阶级党性的表现,她的博大恢宏的襟怀,我引为学习的楷模。
  杨沫:50年前,我就喜爱丁玲这个作家和她的著作。她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曾像乳汁一样哺育我成长,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我酷爱丁玲的作品,更敬佩她的人品。她对革命的忠贞,对光明和理想顽强执着的追求精神,都给予我巨大的勇气和力量。
  陈登科:1951年,我才认识了丁玲,那时我到文学研究所学习。丁玲和我第一次谈话时,曾语重心长地说:“过去叫你学文化是党对你的培养,现在把你送到这里来学习,还是对你的培养。”她叫我无论如何都要记住,要先做一个共产党员,而后做作家。丁玲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当我得意的时候,她就要泼一盆冷水,当我失意的时候,她就会捧来一团火,热情地鼓励我。当我在文研所的学习行将结束时,她对我说:“你要继续留下来读书。”我说我在这儿学习近三年了,我应该到生活中去。丁玲就马上鼓励我下去,我一到安徽,就去一个工程队当教导员。这个工程队要建一个水库,我就参加了。我在实际工作中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才几千字,题目叫《离乡》。其中写了一个老头子的心理活动,写他为什么要离开家乡参加治理淮河,他为什么在家里呆不住而硬要到工地去。后来这篇小说在上海的《文艺月报》上发表了。小说发表以后,有好多同志对这篇作品表示赞赏,他们说:“喂,陈登科,写得不错啊!你现在有很大进步啊!变化不小呀!”把我捧上了天,捧得我晕头转向的。后来,我到北京去看丁玲(我每次上北京都要去她家)。一进门,她就说:“陈登科,你那篇《离乡》我看了。”听她这么一说,我心里乐滋滋的,暗自想:“大作家一定要表扬我几句了。”于是就微笑着问她:“您有什么意见?”她说,“我看了你的《离乡》很难过,为你难过,也为我难过。为什么呢?你在文学讲习所学习近三年了,应该学到的东西你没学到,人家丢掉的东西你却从地上拾起来当做宝贝。”我一听这话,就像迎头淋上了一盆冷水,身子凉了半截,尴尬地缩回脖子,颓然坐在椅子上。就在此时,陈明出来解我的围了,他打岔说:“不谈这些了,喝咖啡,喝咖啡!”于是,我就喝起咖啡,咖啡一喝,僵局也就打破了。当气氛和缓下来的时候,我对丁玲说:“这样吧,我重写一遍。”丁玲说:“好啊!就住在我家里写。”我就住在她家了,住了十多天,写了一篇《黑姑娘》。写出来以后,我就像学生交卷子给老师一样,怀着忐忑的心情把《黑姑娘》交给丁玲看。丁玲看过之后说:“这就对了,你又回到你原来的道路上去了。”就是这么一件事,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
  丁玲对我如此关怀、爱护、培养、教育,但是在1957年,我也表态和她划清界线,也跟别人一样去批判她,这对我来说是一生中的一大污点。1955年的时候,丁玲成了反党集团的头头,我不知道。当时,省委告诉我,说###通知我到北京开会。我问,“开什么会呀?”我们的文教书记告诉我:“通知里没说开什么会,听人说,丁玲要受处分了。你到北京去,要看情况,不要乱讲话,我先给你打个招呼。”我一听,很不相信:暗忖“丁玲怎么会出问题呢?”一到北京,我就同往常一样去看丁玲,还带个朋友同往。一进丁玲的家门,丁玲就满脸笑容地和我打招呼,她说:“陈登科你来了。”我说:“我是来开会的。”她说:“你们就是开我的会呀。”我说:“开你什么会呀?”她说:“哎呀,你明天就知道啦,他们说我反党。”我一听急了,气冲冲地说:“谁说你反党,你怎么会反党呢?”此时,陈明出来打岔:“别谈啦,别谈啦,来,来,来,吃饭,吃饭。”晚上,我们吃过饭才走。

永不消逝的活力(4)
第二天,会议一开始,就宣布要批判“丁、陈反党集团”。当时,把我弄糊涂了。那次,有的人在台上批评丁玲提倡的“一本书主义”,等等。我在台下想,怎么冒出个“一本书主义”?我在文讲所学习三年怎么没听说过,丁玲也没对我讲过什么“一本书主义”。到了1957年,又把我们这些人集中到文学讲习所(鼓楼东大街103号)去,集中了一个多月,要我们检讨,要我们和丁玲划清界线。那时候检讨,我和徐光耀都是重点。所谓“检讨”就是上纲上线,把对方和自己,都臭骂一通。我检讨一次,两次,终于获得成功啦。为什么说成功呢?因为把我的检讨公开发表了,一公开发表,我就知道检讨过关了。我的检讨发表以后,我就回到省里,省里说,你的检讨我们看了,检讨过就行了,我们就不再追究啦。可徐光耀就不行了,他的检讨没被通过,人家不同意发表,回去后他就被划成右派,我没被划上。我那个检讨是违心的,我不承认丁玲反党,也不认为丁玲是个右派分子。但是,当时,我必须表这个态,必须和她划清界线。所以,这次我来这里开会,我就在想着一个问题,厦门大学开这个会议,原是我们文艺界拔乱反正应该做的一件事,但文艺界没做,厦门大学做了。作为会议的参加者,作为丁玲的学生,我非常感谢厦门大学。我认为,从她的作品一直到她的为人,也有一个拔乱反正的问题,也应该有一个公正的评价。我认为,对一个人的看法,不能以人废言或者以言废人,我认为,对丁玲的作品也应该有一个公正的评价,看待一个人应该全面。我想,研究她的作品,应该研究她同党的关系,就是要看一看她的《三八节有感》到《“七一”有感》,两者相距约40年。在这40年当中,她经过褒,也遭到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她被打成右派后就到北大荒去劳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关进秦城监狱。我没当过右派,但是我知道监狱的生活,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我也坐过五年监狱,所以我知道监狱的生活是怎么回事。今天在座的恐怕也有当过右派的,知道当年右派过的是什么生活。当年一被戴上“右派”这个帽子,一见到人,尤其是见到熟人,就要把头低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极少数的。“文化大革命”就不同了,这个是“反革命”,那个是“特务”,彼此彼此,大家见了面就互相点一下头。此时“反革命”多了,就不以为奇了。在1957年,若是右派分子的帽子一戴上了,那个滋味,那种精神折磨是很难用文字表达出来的。而丁玲一戴就是20多年,受了这么长时间的折磨,这么不公正的待遇,可是,她对党的感情并没有变,她始终把党当做自己的母亲,她的这种感情是经历过几十年的严峻考验的。
  刘真:1956年,她被错打成了“反党集团”黑头目以后,我去看望她,她像没事一样,给我讲了安徒生童话中的“丑小鸭”。多少年后我才明白,尽管别人冤枉她,她一定还会飞起来,不管有多少磨难,她是打不倒的。没有想到,她的道路是如此的艰险,1957年她又被错划为右派,十年###时期又被关进了监狱好几年。我十分想念她,挂念她,不断地打听她的消息。在深沉的怀念和挂念中,一过就是二十多年。
  1977年,我到长治去搜集彭总的故事,这时,丁玲同志还没有平反,住在长治郊外40华里的嶂头村;不经山西省委组织部批准,是不许人们去看望她的。长治市委对我特殊地开恩了,我说我去找她采访彭总的事,市委派车把我送了去。司机向一个孩子打听丁玲同志的住处,那个四五岁的男孩十分热情,他说:“你们找老丁吗?我知道,来,跟我来。”走到一个大门口,门关着,那男孩推开门,伸进小头脸喊叫:“老丁!有人来找你哩,你听见了吗?”
  这孩子的热情和呼喊,使我明白了她和陈明同志跟人民群众是什么样的关系了,立刻,我的两眼涌满了泪水。这是个星期天的上午,陈明同志到北京去要求平反了,只丁玲同志一人在家。她拉上窗帘,正在电视机旁站着找节目,这是一台九寸的黑白小电视机。我进屋,身后跟着一个陪同我的,还有个司机。来得很突然,丁玲同志不知道这是什么人来了,她在屋里的昏暗中摆着手说:“我不认识你们,不认识。” 。 想看书来

永不消逝的活力(5)
是啊!20多年来,有多少不认识她的人批斗她,揪她,推她,关她,所以她才有这样的回答。我走到她的身边悄悄说:“我是刘真。”她一把紧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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