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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在北大荒-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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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在北大荒》内容简介
1955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黑头目”的帽子就扣在丁玲头上;1957年,丁玲没讲一句话又被扣上了“右派”帽子,夫妇俩被发配到荒凉寒冷的北大荒,从此一直到1970年转到秦城监狱,开始了12年的无罪流放生涯。12年,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女人,在寒荒地带,是如何熬过来的。
在北大荒,丁玲既感受到纯朴群众的友情关爱,也受尽奚落歧视,特别是在“文革”中,遭受非人待遇。但她奋起“飞蛾扑火”的精神,以钢铁般的意志在冰锋刺骨的环境下熬炼,最终和北大荒建立了难以割舍的情缘。
本书是丁玲的朋友、原光明日报社高级记者郑笑枫根据采访陈明等人,并深入北大荒实地访问后写成的一部纪实报告,真实再现了丁玲在北大荒的感人经历。同时附有丁玲、陈明等回顾北大荒生活的文章,是深入流放者内心世界的一个难得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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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在北大荒》目录
我的自传/1
序/3
题记/7
严寒的日子,已经降临/1
1955年,“丁陈反党集团黑头目”的帽子,扣在丁玲的头上。1957年,她没讲一句话又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丈夫陈明首当其冲,被发配到北大荒。羁留在北京多福巷的丁玲迫切想飞到寒冷的北大荒去,她说:不要留恋这死寂的庭院,到暴风雨中去……我是人,是一个尊严的人,我怎么能披着一张癞蛤蟆的皮,日夜聒聒地叫,说着不是自己心里的话?
附:反右派斗争中的六日/10
“向左村”/26
陈明向到来的丁玲描述:汽车在一米多深的雪中碾开一条道,就像在原始的冰山雪谷中行走。我们这些拿笔杆子的人,几天就在亘古荒原上亲手搭起了马架棚子。
王震将军向“右派”们训话:一个人右了,怕什么?还可以变左嘛!你们这个新居民点就取名叫“向左村”。
农场来了“大右派”/33
垦区领导和丁玲商量:是不是到一个条件好些的农场去?她回答:“我是来参加开发北大荒劳动的,我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陈明被分配到二队种菜,丁玲在鸡排养鸡。
北大荒人说:老丁在我们这里,不仅是养鸡能手,而且是不是党员的党员。1961年,陈明摘了“帽子”,没有她;1962年摘帽又没有她,先进也不能评。老丁这样的人,为什么改造个没完呢?
“我愿意留在北大荒继续锻炼”/46
###发调令,让丁玲回北京来。她给作协党组写信说:中央的精神,还是鼓励作家到基层去,我已经在下面了,我愿意继续留在北大荒锻炼。丁玲积极在农场帮助扫盲,办黑板报,在田头地边进行宣传鼓动,把延安的革命传统带到了北大荒。
纤笔一枝谁与似/53
她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她对北大荒人说:你们生活在丰富的创作源泉之中,周围都是开发建设北大荒的英雄。这些英雄的业绩,应该写出来。
她在北大荒12年,写了一些歌颂北大荒人的文章,其中保留下来的是一篇替别人写的家史。
在宝泉岭农场/61
农场的造反派怂恿中学生揪斗丁玲。那些向丁玲学写作的人,被作为“丁玲地下俱乐部”成员,受到批斗。但北大荒人在暗中保护她。农场家属揪着孩子们的耳朵说:你再跟着喊打倒丁玲,就撕破你的嘴。
在“牛棚”里,陈明偷偷传过来的纸条、火柴盒、苞米叶上短短的几句话,成了她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但是一天深夜,她被脱光搜查,那些特殊书简都被销毁了。
1970年,丁玲和陈明被捕,离开了北大荒,押往秦城监狱。
附:三访汤原/73
附:追叙夜审丁玲/90
附:记入狱/96
重返北大荒/103
那些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北大荒人怎么样了?丁玲怀念他们。
“老丁回来了!”
丁玲和陈明走进场部附近的桦树林,那里有一片杂草丛生的坟包,长眠着当年和他俩一起垦荒的老朋友。他俩希望在桦树林里给他们留个地方,要永远留在北大荒。
归来华发苍颜/120
美国记者问丁玲,何以在遭受折磨的漫长岁月里能活下来。她说:我深入人民之中,人民群众对我的了解和信任,是医治我心灵上隐痛的良药。
永不消逝的活力/123
杨沫:我酷爱丁玲的作品,更敬佩她的人品。
杜鹏程:对生活的热爱永不磨灭,对人民的感情永不磨灭,对美的追求永不磨灭,这就是丁玲。
郑朝宗:中年以后,她遭了无妄之灾,脸上被刺了字,流放到边远山区,受尽奚落歧视。就是铁石铸造的人,到了此际也该意懒心灰、气息奄奄了,然而她不,她仍然奋起“飞蛾扑火”,决不示弱。
最后一篇作品/141
很长一段时间内,丁玲因为在30年代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监禁这一段经历,遭到误解,蒙受诬蔑中伤。党性很强的丁玲,从不公开辩解。直到中央组织部作出为她彻底恢复名誉的决定后,她才说:现在我有责任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了。
飞蛾扑火 非死不止/147
瞿秋白曾评论丁玲说:“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丁玲自己理解这个评论:我正是这样的,我还要以我的余生,振翅翱翔,继续在火中追求真理,为讴歌真理之火而死。
1986年3月,一面北大荒人敬献的红旗覆盖在丁玲身上。
附:我怀念她/153
附:风雪人间/199
跋/249
再版后记/253
丁玲:我的自传
我有这样一个看法,我顽固地认为,一个写文章的人,只需要写文章。写各种各样的人、事、心灵、感情,写尘世的纠纷,人间的情意,历史的变革,社会的兴衰,写壮烈的、哀婉的、动人心弦的,使人哭,使人笑,使人奋起,令人叹息,安慰人或鼓舞人的文章。总之,什么样的文章都可以写,只是不要絮絮叨叨地在读者面前表白自己,这是很乏味的。因此我拒绝过许多人,留下了一些使人不快的影子。但这次徐州师范学院的教师们为了编辑《作家传略》而对我提出了殷切的要求,使我没有办法推辞,只得试一为之。这原不合我的本意,而时间又紧迫,写得不能如愿,请编者、读者共谅之。
我生于1904年,今年七十六岁。
我是湖南人,出生在临澧县,长在常德。我父亲的家庭属官僚地主。但我幼年丧父,四岁便跟着贫困的当小学教员、后来当校长的寡母辗转漂流。我本人成分是学生,我的家庭出身应该是自由职业者。
1930年在上海,我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主编左联的机关杂志《北斗》月刊,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和书记处书记。
我一生当过编辑,编辑过党报副刊、文艺杂志、基层单位的黑板报、墙报、油印的小报,领导过培养青年作家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也当过生产队的扫盲教员、夜校教员,辅导职工家属学文化、学政治;当饲养员、喂鸡、喂猪、种地;还当过短时期的红军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当过八路军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主任;1936年冬,担任苏区成立的中国文艺协会主席;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席;全国解放后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和第五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全国妇女联合会理事。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妇女的代表,争取世界和平运动的代表,我参加过一些国际性的会议和活动,接待来华访问的国际友人。但我主要的工作是写文章,是一个写书匠,或者叫作家。
1927年我开始写作。先是写短篇小说,后来写中篇、长篇、剧本、散文、报道、杂文等。五十二年来,除最近二十多年写作上的空白外,共发表了二百六十多篇长短文章,约一百六十万字,但还没有写出一部理想的作品。作为一个专业写作者来看,量和质都是不够的。
在这五十二年间坐过两次监牢。第一次是1933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随即押到南方囚禁三年多。在这期间没有自首叛变,没有在国民党刊物上写过文章,没有给敌人做过一点事。直到1936年秋,在党的帮助下逃出南方,奔向苏区。第二次是在1970年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代,关押五年多,得有时间通读了马恩全集和其他的经典著作,1975年无罪释放。
解放前出版过七八种集子,1933年全部被国民党查封,禁止出售。全国解放后出过五六本集子,1958年在反右扩大化中又遭到查禁,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纸型全部销毁。
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久即将发行。预计今年出版的还有短篇小说选集、散文集、杂文集,30年代写的中篇小说《母亲》和《韦护》;四川人民出版社将出版抗战前后写的短文《到前线去》和一本《丁玲近作》。
目前我正在从事一部搁笔中断了二十多年的长篇小说的写作。
1980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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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巍:序
《丁玲在北大荒》出版了,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我想,延安时期与丁玲并肩战斗过的老文艺战士看到这本书,也一定会和我一样,感到高兴和欣慰的。
丁玲在北大荒的情况,一般人所知不详。过去,我怕触及她的伤痛,也没有多问过她,并且一直想当然地认为她是被发配到北大荒的。后来我才得知,是她主动要求去的。笑枫同志撰写的这本书中又告诉我们:1963年,也就是丁玲在北大荒度过五年的艰苦生活之后,作协党组和###的负责人曾想让她回来,并且说可以发调令,但她却表示,愿意继续留在北大荒。丁玲到北大荒,无疑是她一生中的大事。我认为,她的这个决定很不一般,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没有非凡的勇气,是不可能采取这个行动的。而这个勇气则来源于她对党的信念和一贯的文艺思想;革命作家必须与群众相结合。丁玲当时认为,她住在北京的小四合院中,固然可以苟安一时,但被划了“右派”,没有人敢接近自己,这样就会形成与人民群众的隔离,而这是她所不能忍受的。她对自己说:“不必犹豫了。不要留恋这死寂的庭院,到暴风雨中,到人群里面去,到火热的劳动中去。”“沉在人民中去,和人民在一起,总有一天能和人民一样光明磊落地生活。”这就是她当时的想法。
自然,丁玲这次下去,和过去深入生活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她到北大荒那年54岁,已经年老体弱了;第二,用丁玲的话说,这次是像林冲一样脸上“刺了字”的。丁玲说:“过去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作家,是一个靠近中央靠近首长的上层人物,我下去时,一层一层的大小干部总要欢迎我。请我讲话,问我要什么材料,向我汇报。我的劳动也很简单,无非是做做样子,既不出一身汗,也没有满身病痛。那时人们对我鼓掌、含笑,围着我的汽车。看大作家下来生活。1957年下去就不一样了,头上有一顶很大的‘右派’帽子,因此,人们虽然同样围着看我,却像是看猴戏一样,只是觉得新鲜奇怪罢了。”只要意识到这种天壤之别,我们就会想到,她面临的这场考验是多么严峻,她面前的历程是多么艰辛!
然而,在这场长达20年的考验中,丁玲终于走过来了,而且是作为胜利者走过来的。尽管这个胜利不免伴着痛苦和眼泪。“我要在几乎没有任何光明的处境里开阔出一条光明的路来”,丁玲曾这样鼓励自己,她完全做到了这一点,以一个勇士的姿态做到了这一点。
这二十年,丁玲是怎样熬过来的,为什么能够熬过来呢?归根结底是她有信念。她始终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她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经得起委屈的考验”。“谁一见我都说这是个大右派、大叛徒。但我在内心始终认为自己还是个共产党员,我要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她还说,“在那###的日子里,我是饱经磨难。好心人对我说:你死了吧,这日子怎么过?我回答:什么日子我都能过,我是共产党员,我对党不失去希望。我会回来的,党一定会向我伸手的。海枯石烂,希望的火花,永远不灭。”我确信,丁玲正是依靠这坚强的信念才冲破一道道险关的。
我第一次看到丁玲同志,是1938年在延安。那时我在抗大学习,才18岁,正是人们说的“红小鬼”。因为喜欢诗歌,我经常到柯仲平同志那里去,就在那里见到过丁玲,但丁玲同志并不认识我。日本投降后,丁玲同志来到晋察冀,我也只在一位朋友那里遇到过她。直到解放以后,我才与她有些接触。她的作品,我以前断断续续地读过一些,但那时年轻,理解得很粗浅。因此,虽然丁玲同志一向热情地鼓励我,但我却对她缺乏真正深刻的理解,加上年轻,脑子简单,这样,我也参加过作家协会批判她的###,也做过错误的发言。现在回想起来十分抱歉。但是,1957年把她打成“右派”,我在内心中是有怀疑的。因为1955年她已经作为“反党分子”被打倒了,1957年的大鸣大放,她根本没有参加,没有任何言论,这时的批判,只是把老问题又拿出来升了一下级而已。我记得,那时丁玲同志一开始就有不祥的预感,她曾在会上说,我怕把我打成“右派”。结果还真的把她打成了“右派”。以后这颗怀疑的种子在我心里越长越大,老是困扰着我,我曾私下多次问其他同志:“你认为丁玲是反党吗?她什么地方反党呢?”经二十多年,这桩冤案才算结束了,丁玲同志又站到我们面前来了。当我听到她所受的种种磨难,真是万分痛心,肝胆俱裂!但也正是在这样严酷、这样漫长的考验中,使我重新认识了丁玲同志。老实说,如果思想不很坚强,像这样严重的磨难、是会令人怨愤的,是会令人心灰意冷的,是会令人悲观失望甚至信心动摇的,然而,我们的丁玲同志,不单对党毫无怨恨之心,而是更加坚定了对党的信念,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了也更加热情奋发了。当她回到党的队伍时,她曾经在文章中热情地喊道:“党啊,母亲,我回来了!”我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听到她的第一句话,也是“我感谢党!”我可以说,丁玲同志对党的耿耿忠心,她的共产党人的胸怀和风范,强烈地感动了我。从她的言论行动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丁玲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个从三十年代以来的血泪与风雨中走过来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从丁玲复出到她逝世的几年间,不论在国内或国外,她的全部言行都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这正是丁玲的伟大之处。他决不会像某些人,把永远难以平复的怨恨带入作品中,讽刺,挖苦,谩骂,不仅使自己失去正确的立场,而且影响读者准确地,全面地理解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现实。
丁玲作为共产党员作家的另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她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笑枫同志经过实地调查,生动地再现出丁玲在北大荒的生话情景,充分体现了她的高尚品质。丁玲同志毕竟是老干部、老党员,她既有深入群众的决心,也有接近群众的本事。她不管头上戴着什么帽子,一到北大荒就立即以党员的姿态出现。介绍信没有写要她参加劳动,她硬是要参加劳动;领导要她去条件好些的地方,她硬是要到条件最差的地方去披荆斩棘;她关心青年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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