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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尼亚-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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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酒，我只要一杯苦比他咖啡，警察先森，我只要一小杯苦比他咖啡咖啡的一种，味苦。！’”莱昂？萨拉马戈抽着他的小雪茄说：“那次我去得晚一点，不知道加尔西刚走。我们一进房间，她就开始脱裙子，最后又拎起来。我告诉她，我是来问问题的。她居然拎着裙子问我：是现在问还是待会儿完了再问，像另一位医森先森那样？”他们把眼泪都笑出来了，一个劲儿地推加尔西，推得他趔趔趄趄，把半杯桑格利亚酒泼在了自己的衬衫上。
墨西哥人维加，罗扎，瓦卢瓦，亚居斯他们都站在另一边。
胡安？亚居斯从前也是神学院的学生，典型的印第安人，棕色皮肤，总是穿黑色衣服。传说他是米却肯州从前的君主伊雷查家族的后裔。托马斯？摩西请他依据土著纳华人最纯正的殖民地传统，在朗波里奥研究中心授课并研究塔拉斯各龙传说中的一种怪兽。。我第一次同他交谈是在图书馆里，他起初好像不大信任我，后来就慢慢放松了，因为他明白了我不是来投资这块美丽土地的“资方”圈子里的人。他住在埃米利亚诺？扎巴塔小区，在库鲁塔兰火山山坡上，那里是平民区，孩子们喜欢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嬉戏。
亚居斯和我一起，端着苦咖啡来到院子边上坐下。刚下过雨，雨水招来不少蚊子，空气闷热。“他们笑的那个莉莉是谁？”我问道。亚居斯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仍然是一脸固执和忧郁。朗波里奥的人们都说，胡安？亚居斯是个大文人，大酒鬼。是唐？托马斯的保护使他保住了研究员的职位，其实，很多人类学家都希望他趁早滚蛋，回他的阿兰特帕夸村去。“这个印第安人原文为西班牙语。。”摩格隆，贝特朗，斯托布提到他时都这么说。至于托马斯？摩西为什么要保护他，那一直是个谜。是因为怕他？还是出于一个本地混血儿对一个印第安君主后裔的本能的怀疑？总而言之，亚居斯不愿回答我的问题。他只说：“一个婊子，你都听到了，一个红灯区的姑娘。”他赞成加尔西？拉扎罗小组那动机可疑的研究计划么？他好像对此并无兴趣。那不过是一个把包括纯科学在内的一切都当作权力追求方式的团队成员所制造的不值一提的搞笑事件中的一个小变奏而已。
又喝了几杯苦咖啡之后，我再次回到加尔西那群人中间。加尔西？拉扎罗已经说完了。他看上去很累（因为在红灯区度过的那些夜晚）。他失去光泽的金黄色头发耷拉在脸上。虽然嘴巴说累了，他的目光却依然炯炯有神，鼓鼓的蓝眼睛浸着一种凶恶的液体。他的身边，支着坐垫四脚拉叉地躺在地上的，是边抽烟边闲聊的人类学家们。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希望谈话重新开始，希望能把他们好好教训一顿。
人类学家的山冈（5）
“你们怎么会把一个妓院妓女的生活当好论题呢？”
一阵惊愕的寂静。因为提问的竟然是一个地理学家，还是个法国人，无知无识，连“文化适应”和“文化交杂”都搞不清楚，最好还是拎着他的小锤子，夹着他的标本包，丈量土地，采集标本去吧！
莱昂？萨拉马戈站起身，给了我一个保护性的拥抱。
“这个，我们还是能把个人情感和调查工作区别对待的，”他用一种神秘的语气对我说，“我们在谈一块‘地’，噢原文为西班牙语，语气词，表示惊异、赞叹或不快等。！ 您可不要误会我们的本意，我们笑，并不代表我们的话题不严肃嘛。”我没有听他的，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加尔西。我感到体内酒力发作，怒火中烧：“不，你们谈的不是什么‘地’，而是一个人，一个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姑娘，一个我们不愿意把她出卖给她最邪恶的敌人的姑娘。她是‘恶鬼’的奴隶，陷入泥潭无法自拔，她被山里一半男人玩过，包括那些种草莓的，种鳄梨的，名人、显要、银行家，甚至还有朗波里奥的教授和研究员们，而你们却把她称做一块‘地’，或许你们是在打比方。是的，那是一块已经龟裂的、被小花小叶占据着的黑土地，莉莉那帮妓女的孩子们在土地上劳碌着，为的是给‘草莓湖’提供原材料，给迈克？考密克生产果酱。你说的，也许是那挖地的棍子和移栽庄稼的手，每天清晨采集草莓的细细的手指。每天清晨，正是那可怜的姑娘在毒品和酒精里醉生梦死，躺在她的房间——那座活地狱里被迫工作的时候！”
加尔西耸了耸肩。他哧哧地笑，还趴在他的临座耳边唧咕。他每一个字都听见了。可是，吵闹的谈话声已经重新开始了。阿里亚娜？露兹试图挽回局面：“你没有搞清楚，达尼埃尔，大家真的在谈一个计划，绝对不是那个他们根本不感兴趣、只是稍微开了几句玩笑的姑娘。”
显然，我喝了太多的朗姆酒可乐，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在寻找胡安？亚居斯，寻找那个墨西哥人的帮助，可他们已经到另一个房间去了。我找不到一个支持者，不得不让自己陷入尴尬的局面。
萨拉马戈让我坐下，开始向我解释：
“你是个地理学家，老兄，在我们拉丁美洲，这是份奢侈的职业。你可以在你们那儿做地理学家，在法国、美国，想在哪儿就在哪儿。没问题，我们尊重你的专业。但我们，我们干的是另一件要紧事，非干不可，别无选择。我们得把手伸进脏兮兮的‘机油’里，搅动那摊东西，哪怕味道再难闻也得干。我们是急救医生，没时间等在这儿，讨论什么女人的权利，从权利到形象、尊严，所有这些。告诉你，老兄，我们时间紧迫，我们面对的是泥石流。你知道，我们的手总是浸在那些脏东西里。”
一切都结束了，而我还在徒劳地反驳：“我觉得，人不是机油。”然后又补充道：“就算是机油，那也不是研究的主题，你们不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做研究。您让我想到跟被解剖的尸体开玩笑的大学生。”
阿里亚娜显得很激动：“你有什么权力对他们的工作评头论足？”她迷恋加尔西？拉扎罗那朦胧的微笑。她在说谎，很有可能。她应当知道红灯区是区域研究中最糟的主题。
萨拉马戈陪我一起出来。他的雪茄熄灭了。雨水滴在他的长发上，滴在他已经生出银丝的胡子上。此刻，他就像宙斯，更像是米开朗琪罗雕刻的摩西。他试图结束这场争吵。
“你知道，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就像艺术家和社会学家一样，向来水火难容。”说着，他的脸上闪过一撇狡黠的笑：“这可不是我说的。这是你的一个老乡，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吉尔？德勒兹（1925—1995）；法国哲学家。1952年发表处女作《休谟及其生活：著作和哲学》，电影理论方面的代表作有《运动——影像》和《时间——影像》。说的。”
听到这儿，我转身逃走了。我深一脚，浅一脚，冒着雨，沿着又黑又滑的石子路向山下走去，向“伞兵区”走去。我沿着人行道走进城里，走进
河谷（1）
这里的路面崎岖且狭窄，两侧的人行道很高，中间汪着水坑，不，是水塘，是污井。汽车打着探照灯开过，水一直淹到半个车身的高度，大团泥浆溅到稀稀拉拉的行人身上。他们披着塑料袋，忙不迭地往两边躲闪。
八月，蓝天穹庐般地笼盖着火山，河谷被水淹没了。水，黑色的、发臭的水，从排水沟里溢出来，从田野深处涌出来，慢慢地，慢慢地流过水沟，流过停车场和路肩。城市四周，一望无际的稻田闪着金灿灿的光泽。
我在这个季节来到河谷，搭的是西方公共汽车公司（Autobuses de Occidente；）的车（“西方公共汽车公司”中的西方Occidente 一词与 Accidente该词意为“事故”。音形相似，因该公司的车机械状况很差，戏称“事故车”），莫雷利亚省。我手头有一项为时三个月的任务，可以延期，有三本笔记要做：一本是关于特帕尔卡特佩河谷的土壤学记录，一本是河谷的土壤分布图，还有一本是巴希奥的地理行政区划图。我的所谓盘缠，是协助发展组织研究部主任科斯莫教授致朗波里奥研究中心主任托马斯？摩西博士的一封推荐信。信中，科斯莫教授热情赞扬了曾在法国图卢兹学院求学的瓦卢瓦教授。
我不确定自己来这里究竟想要寻找什么。或许是去国离乡的感觉，又或许正好相反，我要寻找现实，一种我在法国接受的教育中从来没有了解过的现实。我满脑子都是数据，那是一份列满计划的档案：拉丁美洲的食品缺乏蛋白质，工厂雇佣童工，剥削妇女劳动力，农民因负债被迫向首都、向美国边境流亡；报告打印稿，技术卡片，协助发展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报。
来到河谷的第一天晚上，我住在市中心的彼得？潘旅馆。屋顶檐槽里淌下来的水把我的一半材料都淋湿了。我到五金店买了一根绳子和一堆衣夹，把材料挂在靠窗的地方晾干。我的房间看上去就像一间假钞制造厂。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我开始渐渐地了解这座城市。城市布局是环环相套的同心圆。正中心是广场，种着修成蘑菇形的木兰树。孩子们在老合唱学校里玩捉迷藏。教堂就在市政厅和监狱旁边，监狱的围墙是泥巴做的，应该不会给越狱犯造成很大麻烦。外面一圈是集市，首先是搭篷集市，出售化妆品、服装、光盘、磁带，还有为数不多的供游客留念的小饰品。进入集市时，我们经过了一条由锻铁和碎玻璃搭成的长廊，长廊上出售钝刀原文为西班牙语。、奶糖、番石榴酱和醋泡仙人掌。教堂左边的巷子里全是旧货铺。巷子的尽头伸出一条短短的羊肠小道，那儿有三家彩扩部和仅有的一家复印打字店。再外面一圈，是挤得向外漫溢的水果和蔬菜市场。与达莉娅相识的第二天，我去了那里，没想到我们后来竟然成了情人。那时候，她刚到河谷，她对我说：“如果你对一座城市感到陌生，那就到集市上去了解它。”我说：“可我更喜欢去电影院，不过没关系，我还是陪你去集市吧。”
达莉娅？华是波多黎各人，几年前来到墨西哥。她嫁给了一个萨尔多瓦人，一个被流放的革命者，毕业于自治大学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是全国最大的综合性大学。。孩子出生后，他们就分手了。达莉娅的丈夫经济条件较好，得到了儿子的抚养权。她于是来到这里，在朗波里奥研究艺术史啦，民族民间音乐啦，反正是那一类东西。达莉娅是个褐色头发的高个子女人，肤色像烤焦的面包，眼珠的颜色像蜂蜜。她高挑而灵活，阴阜上方的肚皮上有一条紫色的疤痕。我第一次看见她赤身裸体的时候，曾经问过她：“这里是怎么了？”她伸手捂住肚皮，捂住那块变硬的赘肉。“我儿子法比就是从这儿生出来的。我不能叫他凯撒，所以给他取了个拉丁名字。”
我们在菜市上边走边逛，她拉着我的手。因为个子高，她微微弓着背，一只手在前面拨开挡路的篷布。我们闻到一股冲鼻的气味，是芫荽，番石榴和烤辣椒的味道，还有从盖着水泥网的街沟里流出来的污水的味道。我们不时暴露在太阳下，周围是成群的红色和黑色的胡蜂。感觉还挺不错。我们最后看到的是停车场旁边的小路，卡帕库阿罗的印第安人在那里出售歪歪扭扭的松木毛坯家具，那味道很好闻。至于当地人的模样，我们是通过一个双腿残疾的家伙见识的。那人看不出多大年纪，撑在小车上吃力地在人群中往前滑行，每只手握着一只熨斗，就像布努埃尔路易斯？布努埃尔（1900—1983），西班牙电影导演，受弗洛伊德和法国超现实主义者布勒东的影响。代表作有影片《一条安达鲁狗》、《无粮的土地》、《被遗忘的人们》等。电影里的一样。我给了他一张纸币，他瞥了我一眼。下午，我们带着大包小包的水果回到彼得？潘旅馆，开始狼吞虎咽地吃甜西瓜，芒果和野香蕉 。我们把床垫扔在地板上，躺在床垫上做爱，为的是不把床绷弄断。之后，我们一起迷迷糊糊地望着窗帘上的光线变化，望着云朵渐渐布满天空。这也是了解这座城市的一种途径，感受它的砖瓦屋顶、挤满小汽车的马路，还有旧式广场和大商业中心。通过这种感受方式，我们可以不再觉得自己只是匆匆过客，反倒觉得我们要在这里待上一阵子，或许很久。
河谷（2）
第二天，我在老教堂前找到一间出租房。我们花了几个小时把房间布置了一下：一张铺着灯心草席的双人弹簧床垫，一张被我锯矮的杉木桌，三把在五月节大街的流动小贩那儿买来的低椅。我们的房间里已经有了一台生锈的大冰箱，声音吵得像患了哮喘的狗，还有一只油腻腻的炉灶。我们还得再买两只带减压阀的煤气罐和一些厨房用具。起居室的两扇窗户朝向老教堂，不需要挂窗帘。在卧室的窗户上，我想挂一块布，达莉娅却想糊报纸。她这人其实骨子里不太像姑娘。我们还有一个小房间，本来可以用做书房的，达莉娅却决定留给法比，一旦她得到孩子的抚养权就把他接过来。
达莉娅很喜欢做菜。她常常做她童年时在圣胡安波多黎各首府。吃过的菜：拌了豆瓣和蔬菜的米饭、鳕鱼、炸车前。我不问她的过去，她也不问我。我想，我们都很感谢对方，不喜欢刨根问底。
她情绪不大好，有时候酒喝得特别多，朗姆酒可乐或者帕罗马斯，在橙汁里加苏打水的甘蔗烧酒。她常常在床垫上缩成一团，眼睛盯着窗户上的报纸。爬起来的时候，她脸色发灰，眼睛浮肿，好像刚刚在水里憋了很久才上来似的。我们不说话，但我们都感觉得到，这一切不会持续很久。我要写关于特帕尔卡特佩河谷和小农征地的报告，我会到别的地方去生活。在法国，我将会成为一所小学院的教授，我会远离这个人口过剩的河谷。而她是不会离开的，骨肉之情终究难舍难分，她永远也放不下她的儿子。但我们都情愿相信，这些都不那么重要。
每晚六点起，城市便开始拥塞。汽车从四面八方经由主干道或五月节大街开进城里，围着广场兜圈子，等着向西边进发。广场好像在发烧，四驱、越野车、皮卡、道奇－大公羊、福特－护林人、雪佛兰、丰田、日产－边境轰隆隆响，汽车的大轮胎在滚烫的沥青上擦出的嘎吱声，柴油味，呛人的尘土味，那隆隆声中还夹着一种低沉的跳动声，一种持续不断的突突声，时而远，时而近，一下接一下，如同一只将广场和市中心楼房紧紧裹住的，身体奇长、内脏跳动的动物。
隆隆声一响，我们就会从午休中醒来，大脑迷迷糊糊，因为做爱，身上还黏黏的。“听，”达莉娅说，“好像在打仗。”我一边抽烟，一边望着客厅天花板映出的已经开始跳动的夜晚的灯光。“那更像是庆祝会。”其实，我感觉到达莉娅很担心，那是她祖传的在夜晚来临前的恐惧。“是那帮卖草莓和鳄梨的家伙，哪儿来的都有，想跟我们炫一炫他们有多厉害。”
达莉娅瞎编了一些小说，依据的都是她的亲身经历。小说里，她总是一名###分子，逃离波多黎各之后，爱上一个革命者并嫁给了他。
“不过是在炫耀他们有钱，好招引女人，”达莉娅很激动，她捂住耳朵喊道，“滚他们的蛋！带着他们的票子，女人和破车！”
我没法使她平静。我本来可以推说该对那些破车和噪音负责的不是他们，汽车也不是为他们发明的，他们不过是一些爆发致富的农民，不过是长长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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