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拉尼亚-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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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拒的音调对我说：“你最好还是看你的《圣经》去。”对我的教育，他的贡献到此为止。
　　母亲的名字很特别。那是个温柔、活泼的名字，一个让人忆起她们海岛的名字，一个与她的微笑、歌声、吉他相称的名字。她叫玫瑰鸥。
　　战争年代，通常是饥寒交迫的年代。兵荒马乱的年头是否总比平时更寒冷呢？按我祖母热尔梅娜的说法，她所经历的两次战争——第一次是“伟大的”，另一次是“龌龊的”——都是酷暑连着严冬。她说，一九一四年夏天，在她们村里，百灵鸟唱的是“大热天，大热天！”可惜直到八月中旬，动员令贴上了墙，村民们才听懂百灵鸟的歌。祖母没有提一九三九年夏天唱歌的鸟儿。不过，她告诉我，我父亲在一场暴风雨中离开了家。他拥抱过他的妻儿，在大雨中竖起衣领，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山里的天，十月份就开始冷了。每天晚上都下雨。雨水在路中间流淌，奏着悲伤的曲子。土豆田里的乌鸦开着各种各样的会，凄厉的叫声充斥着空寂的苍天。
　　我们住在村口一座老石头房子的二楼。一楼是间宽敞的空屋，以前是做仓库用的，窗户早已遵照占领军司令部的命令堵上了。
　　我永远忘不了的，是那段岁月的味道。烟味、霉味、栗子味、白菜味，寒冷的味道，忧愁的味道。日子一天一天逝去，我们经历过什么，我们早已忘却。但是，那种味道留下了，有时候，在我们最不经意的时候，它会重新出现。随着那味道，我们的记忆重新浮现：悠长的童年岁月，悠长的战争岁月。
　　入不敷出。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如何能明白？我祖母热尔梅娜有时会在晚上说到钱的事儿，而我，正趴在我的空盘子上冲瞌睡呢。“咱们该咋办？牛奶、蔬菜，没哪样不贵的。”我们缺的不是钱，而是时间。钱的用处是让人不再考虑时间，不去害怕已经过去的和将要重复的日子。
　　起居室就是厨房。所有的卧室都很阴暗潮湿，窗户统统朝向一面爬满苔藓的石墙，墙上日复一日地往下淌水。惟独厨房是临街的，有两扇敞亮的窗户。晚上，祖母在窗户上钉一张蓝纸，作为熄灯的信号。白天，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厨房度过的。就算是冬天，厨房里也有阳光。我们不需要窗帘，因为对面没有人家。外面的路是朝山里去的，没什么人经过。每天只有清晨时分会有一辆小汽车呼哧呼哧地往山上爬，喘得像烧开的锅炉。一听见它开过来，我就会立即冲到窗边，好瞅瞅那只金属大虫。它没有鼻子，背上驮满了帆布捆着的大包小包。小汽车停在比我们家地势低一点的广场上，不过桥。我弯下腰，可以看到低处的杂草，草尖上是村庄的屋顶和教堂的方塔，方塔的摆钟钟面上刻着罗马数字。我一直没学会看钟，不过我觉得，它似乎一直指着正午。
　　

我创造了一个国度（2）
厨房在春季到处都是苍蝇。我祖母热尔梅娜坚持说，是德国人把它们带来的：“打仗前没那么多的。”祖父笑话她：“你怎么能肯定？你数过吗？”祖母却不依不饶：“都已经十四只了，我看着它们来的。德国鬼子用篮子带了它们来，在这里放了，想让咱们泄气的。”
　　为了抗击这些昆虫，祖母在电灯泡上贴了些胶带。因为没钱，她每天晚上都要把胶带取下来清理上面的苍蝇，第二天早晨继续用。不过，胶带每取下一回，都会损失一点粘胶。于是，所谓的“陷阱”很快便成了昆虫们的栖息地。祖父呢，他的办法要更彻底些。每天早上，他都用一只修补过无数次的苍蝇拍做武器，开始一天的捕猎。除非打到第一百只苍蝇，否则，他绝不肯吃午饭。餐桌上的漆布可不是我们战斗的舞台，祖母热尔梅娜为了保持清洁，绝对禁止我们在桌上拍死哪怕一只苍蝇。而在我眼中，那块桌布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装饰品。其实，那是一块再普通不过的桌布，厚厚的，泛着油光，散发出硫磺和橡胶的味道，和厨房的各种香味搅和在一起。
　　我在桌布上吃饭，在桌布上画画，在桌布上做梦，有时还在桌布上睡觉。桌布上有装饰花纹，我不知道那是花，是云，还是树叶，或许兼而有之吧。祖母和母亲在桌布上为我们做饭：切菜切肉，削胡萝卜、土豆、蔓菁和洋姜。祖父于连在桌布上炮制他的香烟：把烟丝、干胡萝卜缨和桉树叶卷在一起。下午，祖父母午休的时候，母亲玫瑰鸥开始给我上课了。她翻开书，给我读书上的故事，然后带我去散步，一直散到桥边，看桥下的河水。冬天，天黑得早。虽然戴上了羊毛帽，穿上了羊皮袄，我们还是冻得直哆嗦。有一阵子，母亲总爱向南走，好像要等什么人似的。每回都是我拉住她的手，牵她回家。有时候，我们会撞见村里的孩子，穿丧服的女人，母亲也许会上前跟她们寒暄两句。为了挣钱，母亲在晚上做些缝补的活计，仍然在那块了不起的桌布上。
　　我相信，正是在这块桌布上，我第一次创造出一个想象中的国度。母亲读的那本红皮厚书里讲到了希腊，讲到了希腊的小岛。我不知道什么是希腊。那是些词语。门外——在寒冷的峡谷里，在教堂的广场上，在我跟着母亲和祖母买牛奶或土豆的店铺里——是没有词语的。那里只有钟声，叫嚷声和木底鞋走在石子路上的嗒嗒声。
　　但是，红皮书里走出了词语和名字。卡俄斯、厄洛斯、该亚和他的孩子们，蓬托斯、俄刻阿诺斯和乌拉诺斯，布满星星的天空。我认真地听，没有听懂。大海、天空、星星。我知道那是什么吗？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只知道桌布上的图案，硫磺的味道，还有母亲唱歌般的读书声。然而，从那本书里，我发现了一个叫做乌拉尼亚根据希腊神话，宇宙始于卡厄斯（意为混沌）。艾罗斯、该亚等分别为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地母、海神、大洋河流之神和天神。乌拉尼亚为天文女神，这里引申为天上的国度。的国度。或许是母亲创造了这个名字，同我分享了我的梦。
　　我见到了敌人。之所以说“敌人”，是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是谁，从哪里来。我祖母热尔梅娜痛恨他们，恨到从不叫他们的名字。她喊他们德国鬼子、德国佬。她只说“他们”。“他们”来了。
　　“他们”占领了村庄。“他们”拦住马路，禁止通行。“他们”毁坏房子。
　　危险来了，真是难以置信。在孩子的眼中，战争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先是害怕，然后就习惯了。正当他们习惯的时候，战争开始变得惨无人道了。
　　我在脑袋里琢磨着，但并不相信战争就在眼前。和母亲一同去村子里的时候，我一路上都在捡石子。“捡它做什么？”　母亲有一回问我。我把石子塞进口袋里，“砸人。”我答道。母亲本该问我：“砸谁？”可是，她已经明白了。她不再问我。她从来不跟人谈论这一切：战争、敌人。这是她的方式：谈别的事，想别的事。但是，她内心深处的忧虑一定是难以承受的。有时候，她晚上不喝汤，独自去黑暗中躺着。
　　　。　想看书来

我创造了一个国度（3）
红皮书，乌拉尼亚，希腊神话，在她看来，这些比山里发生的事情更重要。不过，她每天早晨还是要出门，去街头巷尾打听消息，去面包店、杂货铺里听听大家都在说什么。仿佛父亲就要出现在村口，突如其来地出现，就像他当初的突然消失一样。
　　秋天来了。敌人已经进了村子。外面响起马达声，与气喘吁吁的小汽车不同，马达同时奏出两个声部的音乐，一个尖利，一个低沉。那天早晨，我被马达声吵醒。屋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怕得要命。墙壁和地面都在颤抖。厨房里，我看见母亲和祖母站在窗角。她们已经把蓝纸取了下来，阳光涌进厨房的每一个角落，好像过节一样。我祖父于连坐在他的安乐椅上，凝视着前方，我看到他的手有点颤抖。
　　“达尼埃尔。”母亲轻声唤着我的名字，只是音调有点变了。我走近窗边，她一把将我拉过去，紧紧贴着我，用身体把我护住。我感觉到她的胯骨顶在我脸上，我踮起脚尖，使劲想往外看。
　　外面的马路上，一列卡车正在缓缓前进，马达的隆隆声震得车窗玻璃在颤抖。车队沿着山路向上开，一辆接一辆跟得很紧，远远看上去，如同一列火车。
　　我被夹在墙角和母亲的胯骨中间，只能看到卡车的雨篷和车窗，仿佛车里一个人也没有似的。我望着长长的车队，听着隆隆的马达声，车窗的振动声，似乎还有母亲的心跳声，我把脑袋紧紧贴在母亲的胯上。恐惧弥漫着整个房间，整个山谷。除了马达的隆隆声，外面一片空寂。没有一个人说话。院子里的狗在叫唤吗？
　　过了很久很久。卡车的隆隆声好像永远不会停止似的。敌人沿着山谷继续向上爬，潜入高山的峡谷地带，朝边境方向开去。阳光照射在厨房的墙壁上。我们的头顶上，天蓝蓝的，依然是夏季的天空。也许，云团已经在北边聚集起来了，聚集在高山的群峰之上。刚才被马达声吓跑的苍蝇现在又开始在桌布上跳舞了。可是，祖父于连没想要打它们。他静静地坐在桌前，阳光恰好直射在他脸上。他是那样苍白、衰老、高大、清瘦，他的两只眼睛被阳光穿透，宛如两只透明的珠子，泛着蓝灰色。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忆中留存下来的，竟是祖父的这副形象，覆盖在他所有的照片之上。或许是他那空洞的眼神和苍白的脸色使我明白了我们正在经历的事件的严重性，明白了从我们窗下爬过的、好似一条长长的深色金属怪物的敌人究竟是什么。
　　那天早晨，马里奥死了。马里奥就像我的大哥哥一样，有时候陪我在屋后的院子里玩耍。他年纪轻，有点疯疯傻傻的。后来，我猜想到，他也许是我母亲的情人，不过这仅仅是个猜测，因为母亲对此从未提过一个字。
　　我躺在祖母的床上，望着门底下透进来的阳光，开始恍恍惚惚。
　　大家都走得远远的。我忽然听见一个声音在喊母亲，一个哀叹的声音：“玫瑰鸥！”父亲的脸色很暗，不是在阴影里，那是被烟熏黑的。“玫瑰鸥！”那声音重复着，不是男人的声音，倒更像是我祖母的声音。缓慢地，拖着腔。我时常做这个梦。父亲走时，我还是个婴儿，但我确信，出现在门里的那个人就是他。听到呼唤母亲的那个声音，我感到非常恐惧。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这件事。
　　那天早晨，正当我做着这个梦的时候，忽然听见一声炸响。爆炸声很近、很响。我被惊醒了。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祖母回来了，她去院子里喂兔子。她把兔子藏在柴堆后面，以免被人偷了去。过上一阵子，她就会宰掉一只兔子，把兔皮剥下来。她弄得很干净。我在院子里看她弄过一次。兔子被钉在墙上，地上一摊鲜血，祖母的手红红的。
　　又过了一会儿，母亲采购也回来了。她买了一个大圆面包，一铁壶奶，还有几根带叶子的萝卜做汤用。她把东西搁在桌上。祖父于连一口一口地喝菊苣汤，吸得很响。往常，祖母准会冲他喊：“别喝那么响，烦死了！”但那天，她什么也没说。母亲好像很伤心。我听见她和祖母低声说着什么，她们在谈马里奥。我当时并没有听懂。后来，很久以后，战争结束后，我才明白。马里奥要去桥上安放一枚炸弹，那是敌人去山口的必经之路。
　　

我创造了一个国度（4）
当我终于明白马里奥死去的时候，我回忆起了所有细节。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向祖母描述马里奥的死。马里奥穿过村口的高地，他把炸弹藏在包里，一路飞跑，也许被一个小土块绊了一下，他摔倒了。炸弹爆炸了。可是，人们没有找到他的任何东西，这很神奇。
　　马里奥似乎飞向了另一个世界，飞向了乌拉尼亚。年复一年，我几乎要忘却这一切了。直到那一天，过了很久以后，我偶然遇见了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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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见过的最奇怪的年轻人（1）
我搭乘自曼萨尼略港驶往科利马市的汽车，穿越墨西哥西部旅行。我上车时，车上已经挤满了人。我径直向车厢尽头惟一的空位走去，当时并没有注意到我的临座。汽车开动以后，因为热，他把车窗摇了下来，然后用胳膊碰碰我，示意不知道从车窗吹进来的风是否会妨碍到我。我告诉他，正相反，我觉得很舒服，他微微笑了笑，向窗外望去。过了一会儿，他又转过脸，告诉我他的名字：“拉法埃尔？扎沙里。”于是，我也自我介绍了一下：“达尼埃尔？西里图。”并向他伸出手去。男孩犹豫了一下，并没有握我的手，只是飞快地碰了一下我的指尖。除了互道姓名，我们俩一句话也没说。这时候，我才发现，我的这位旅伴有点不同寻常。为了后面不再赘述，我先简单描述一下他的相貌吧。
　　这是个十六七岁的男孩，衣着整洁：蓝布长裤，白短袖运动衫，颜色有点旧了。又短又密的褐色头发像豪猪刺一样竖在脑袋上，棕色的圆脸线条倒还柔和。他长着印第安人的五官：精致的鼻子，宽宽的颧颊，细长的黑眼睛，没有眉毛和睫毛。我还注意到，他没有耳垂。
　　互道姓名的时候，他的表情令我惊讶。在他这个年纪的少年中，这种表情是不多见的。他神情严肃，同时又显得很开朗，一点儿也不憷人，大胆直率，甚至显得有点幼稚。所有这一切，我都是在我们用眼神交流和奇怪地用手指触碰的一刹那间察觉的。后来，男孩再次把头转向车窗。于是，旅行就在我俩互不搭理的情形下开始了。
　　我的旅伴似乎对窗外的风景比车厢里的事情更感兴趣。他倚在窗上，被风沙吹得眯起眼睛，专注地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街道和行人。我们的汽车一路上马达轰鸣，还不时地吹两声喇叭，马达声和喇叭声在高楼大厦间回荡。
　　过了特科曼市，汽车终于摆脱了飞扬的尘土和喧嚣的城市，驶进一个峡谷，先是沿着阿尔梅利亚河干涸的河床向上爬，随后又爬上了火山。
　　我坐在车尾，正好位于车轮上面。所以，哪怕汽车的一丁点儿颠簸，马路的一丁点儿裂缝，我都能感觉得到。转弯时，我必须抓住前座的把手，以免被弹到走道上或者重重地摔在右边的临座身上。可是，那男孩似乎并没有察觉。他继续望着窗外飞速闪过的无聊透顶的风景——现在，车窗几乎已经完全被他摇上，外面的一切都被窗户染成了绿色。
　　我很难想象，面对着这样单调乏味的风景，他究竟能够感受到什么。车厢里，乘客们一个个昏昏欲睡，仿佛在比赛谁能第一个睡着。他们之中大部分是来自哈利斯科州或者米却肯州的当地农民，全都穿着节日的盛装，从他们缀有绒球的草帽和上浆的短上衣一眼就能看出。除他们以外，车上还有一些远道而来的旅行者：厌倦了城里的阳光和夜生活，从瓜达拉哈拉或墨西哥城到曼萨尼略和巴拉－德纳维达海滩度周末的大学生。
　　车厢里，空气闷热极了，再加上尘土和尾气，气味更加刺鼻。除此以外，还有人味儿，发酸的汗臭味，不过，这些还不是最让人难受的。
　　过了一小会儿，拉法埃尔对我讲话了。他给我看他的手表，蓝色金属表盘，亮晃晃的，就是小贩在市场周围兜售的那一种。表链也是金属的，金灿灿的。男孩用夹杂着一点日耳曼口音的西班牙语跟我交谈。“我在曼萨尼略买的，”他告诉我，“这是我的第一块手表。”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所以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