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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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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丰定居后，已长大成人的父亲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他像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工那样，四处奔波，寻找着每一个赚钱的机会。在嬷嬷的辅佐下，他白手起家，凭着10个手指，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养大一家人。
二
嬷嬷去世至今已经整整30年，他的音容笑貌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她身体瘦弱但精神矍铄，没有文化却精明过人，一辈子受苦受累仍能尽心尽力。
嬷嬷最擅长的是针线活。一块布在她的手上，能很快地变成一件衣服。这在会使用缝纫机的人看来，不是什么难事。但她从不使用缝纫机，全靠用手工一针一线地缝。上个世纪50年代很少有人买得起缝纫机，有些人家想做老式的大襟衣服，就会把嬷嬷请到家里来做，除了供吃饭之外，还要给一些工钱。嬷嬷总是很早就去了雇主家，傍晚时分才回来。晚上在家里还要就着昏暗的煤油灯缝缝补补，孙子孙女们衣服上的每一块补丁，都是她精心打造的作品。
记得我参加工作后仍然在穿的一件破棉袄，已经是补丁叠补丁，整件衣服被补丁遮盖了，几乎看不出原有的颜色。而这些补丁，大大小小、方方正正、针脚细密，排列顺眼，穿在身上并不觉得难看。
嬷嬷用手工为别人缝制了无数件衣服，而她自己却没有什么好衣服。唯一一件值钱的是香云纱大襟褂子，平日舍不得穿，偶尔穿一次倍加小心。换下来洗时舍不得搓揉，只是在清水里浸泡，也不用力拧干，怕伤了纤维。尽管外面阳光灿烂，她从不拿到外面去晒，只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怕毁了颜色。
嬷嬷因为小脚而干不了较重的体力活，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还是硬撑着去做。1958年大跃进时期，各个单位都在招工，母亲进了市政工程处做事。从此，操持家务的担子落在嬷嬷肩上。买菜、做饭、洗涮、缝补……这些繁琐的事情她都能胜任，唯独每天一次的挑水、每月二次的买煤球成了难题。她的小脚走路都困难，怎么还能挑重担呢？
自来水站离我家大约有100米远，每天要用二担水，水价是1分钱两担。嬷嬷无论怎么努力也挑不起满满的一担水，只好和不满10岁的我抬水。一前一后、一老一少、一祖一孙，每天都要来回走上八次。嬷嬷十分珍惜每一滴水，洗了菜的水，会用作洗衣服打头道。如果我们多用了水，她会唠唠叨叨地说：“要坐水牢，这要坐水牢啊！”在她看来，这辈子用多了水，下辈子肯定是要坐水牢的。
为这挑水的事，我小时候不知挨过嬷嬷多少次骂。现在想来，这也难怪她。放学以后有时我喜欢在外边玩，没有及时赶回家，嬷嬷见水缸里没有水，无法洗菜弄饭，急得团团转。怎么能不骂呢？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多数人家都在贫苦线上挣扎，一般的小病都不会花钱上医院看，民间的土方子、土疗法往往就能解决问题，这既省钱又方便。
嬷嬷可以称得上是远处闻名的土郎中，她的绝技是捺蛾子、刮痧、收吓，经常有人找上门来请她医治。
扁桃体急性炎症是青少年容易感染的常见病，中医称为“喉蛾”。患者咽喉部发红、扁桃体*肿大，吞咽疼痛。“捺蛾子”实际上就是用拇指、食指置于患者咽喉处按摩。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掐两侧的少商穴，一种是反复搓擦两侧的大鱼际处。我不知道嬷嬷是用哪一种方法？还是两种都用？只见她在拇指、食指上醮一点墨，然后伸进患者嘴里，使劲按捺。患者被她这样一捺，往往会咳嗽。嬷嬷拍拍他的背，意思是说，很快就会好的。
夏天炎热时，有人闭了痧，会找嬷嬷刮痧。刮痧是用刺激皮肤的方法，使皮下*，毛细血管扩张，全身血脉畅通，汗腺*病邪从汗而解，达到正本清源、阴阳平衡之目的。刮痧时，嬷嬷并不用什么器械，只是在指头上醮点水，然后在患者的胫部、胳窝处、胸部、大腿根部用力反复刮拭，一直要刮到这些部位出现红紫色瘀点。刮痧不仅是一种力气活，还需要相当的技术和经验，如果刮拭的部位不正确，手法不适当，都会收不到效果。
如果说“捺蛾子”、“刮痧”，在医学上有一定的根据，那“收吓”就有些神乎了，甚至带点迷信色彩。
当年的孩子不像现在这样被父母管束着学这学那，放学后书包一放下，便满世界乱跑，结伴玩游戏，轻松快乐。到了晚上，还要玩“蒙蒙躲躲”，互相藏起来，让对方去找。找着找着，突然从黑暗处跳出来，一声尖叫，猝不及防，吓一大跳。有些年幼的孩子禁不住这一吓，会被吓坏，睡觉时哭闹，整日焦燥不安、神魂不定，甚至吃不下饭，头痛脑热。
被吓的孩子在家长的带领下，来到我家找嬷嬷收吓。嬷嬷拿来一只大杯子，装满一杯米，用红布把杯子包好，然后在孩子面前不停地转着圈晃动那只杯，嘴里念念有词，似乎是在召唤着上苍把魂灵还给这孩子。孩子静心静气地等待着，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嬷嬷停止了晃动，揭开红布，看看那杯米，然后对守在外面的家长说：“到东南方向去找。”
当天晚上，就能听到家长带着“收吓”后的孩子在他家东南方向的路上叫喊：“××—回—家—啊！××—回—家—啊！快—点—回—家—啊！”声音悠长富有韵律，随着这一路的喊声，似乎孩子丢失了的魂灵真的会回来。
现在看来，嬷嬷的“收吓”似乎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但仔细一想，这实际上也应该是一种心理疗法。通过这样一整套程序，使孩子焦燥的情绪得到缓解，心灵得到静化，惊吓状态因此而慢慢消失。
遗憾的是我没有问过嬷嬷是怎样确定方位的。可能是因为米在不停地晃动中，间隙越来越小，揭开红布后，杯里的米自然会少一角，那一角留在杯里那个位置，就定在哪个方位去找。是这样的吗？
嬷嬷经常给别人看病，自己却从来没有上过医院看病。在我的印象里，她似乎从不生病。如果有时伤风感冒，身体不适，她总是自己忍着，不愿告诉别人，更不愿花钱上医院。即使到了晚年，身体挺不住了，也只是吃点晚辈带回来的药丸。以至于她离开我们了，我们还说不清楚她最后患的是什么病。这是我们做后辈的失职，为此我深深地愧疚。慈爱宽厚的嬷嬷，你能原谅我们吗？
三
1978年早春时节，天气很冷。在我的感觉中似乎比冬天还冷。
83岁的嬷嬷因为感冒而卧床不起。操劳了一辈子的身体不能下地行动，只能弓着背，低垂着头，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说话，不睁眼，无声无息，像一尊雕塑。向圹老家的姑姑闻讯赶来，尽管她一出生就被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她却依然想在亲生母亲弥留之际尽到一个女儿的孝心。姑姑坚持着挤在我们家住，侍侯在嬷嬷床前，端茶倒水，接屎接尿。
我们都以为身体一直硬朗的嬷嬷能挺过这场感冒，挨过这段春寒料峭的日子，所以都按部就班一如往常，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万万没有想到，嬷嬷像一只旋转了一辈子的陀螺，一旦停下来，便会悄然倒下。
那天早晨我下楼洗漱，姑姑拉着我的手轻声说：“嬷嬷今天看来不行了，你赶紧去单位请个假便回来。''那时我所在的工厂考勤很严，上班时要点名。我急忙骑自行车赶到工厂请假，而后又匆匆返回。姑姑在门口焦急地等我，见我回来了，赶忙递给我一只水杯，说：”你快进去看看，喂口糖水。''（事后我才知道，按照家乡的风俗，这种时候女儿是不能进去的。）
我走进房间，嬷嬷躺在床上，原本瘦削的脸更加瘦削了，她睁开眼睛，见我在眼前，嘴唇微微地动了几下，却听不见声音。我喂了口水给她喝，她却咽不下去了。没过多久，我见她嘴角歪斜，显出十分痛苦的表情，最后，头一歪，闭上了眼睛。
嬷嬷，你就这样走了吗？你为了这个家、为了子孙后辈尝遍了人世间所有的苦痛，操碎了一颗慈爱的心，耗尽了毕业的精力，如今后辈们都长大成人，你却没喝完一口糖水，就这样匆匆离开我们吗？
嬷嬷，你的一双小脚，在逃难路上不停地奔波，在贫困线上艰难地行走，如今日子稍好一点，未来将更加美好，想让你歇歇脚，你却要匆匆离开这个世界吗？
我似乎忘记了一切，只有眼泪不停地往外涌。姑姑走进房间，拉着我的手说：“孩子，别难过，打挂鞭炮吧，再去叫你父亲来。”
很快，一家人都赶来了，亲戚邻居都赶来了。父亲呜呜地哭，像个孩子，母亲也没有很多主意，我联系好一位司机朋友，让他开来一辆大客车。在早春的阴冷中，我们为嬷嬷出殡。
一路风雨交加。那天的风特别大，呜呜作响，像是老天爷在为嬷嬷致哀。雨也特别大，下个不停，像是我们止不住的泪。
（完）
经济人家
一缕白光从那块明瓦上漏了进来，黑暗的屋内渐渐地清晰了。经过九口人一夜的呼吸，绳金塔下这间小屋里的空气有些浑浊，甚至带点异味。
嬷嬷（我的祖母）第一个醒来，她躺在竹板床上，弯着身子，伸手揉捏着有些酸痛的小脚。昨天买了200斤煤球，和孙子孙女们抬回家的，从书院街口到养济院背，来回走了四趟，加起来10多里路呵。虽说有送煤球上门的，那一担煤球要加两角五分钱运费，说不定煤球还要少给，我们经济人家，能花这冤枉钱吗？
“我要吃馍馍！”嬷嬷正思量着，还没睁开眼的小孙子，醒后的一声喊，打断了她的思路。
“晓得你要吃！”嬷嬷赶忙坐起身子，支起小木窗，屋里顿时亮堂了，晨风吹进一股新鲜的气息。她把那只预备好了的冷馒头递给了小孙子，这是只有他才能享受到的特殊待遇。
父亲母亲见天已大亮，赶紧起床，洗漱完后，匆忙赶路。单位离得远，自行车买不起，公交车坐不了，经济人家出行只能靠两条腿。
早晨是养济院背居民区最忙碌的时候，我们家后门外的公共厕所更加热闹，周围近百号居民都要靠这个男四蹲位女两蹲位的简易厕所排泄，能不热闹吗！这不，男厕所门口站了几个心急火燎团团转的人，厕所里，除蹲坑外，小便池上还蹲着人。
“倒桶子啊！”
“倒——桶——子——啊！”
听到这一声声响亮的吆喝声，各家各户的女人们忙碌起来。她们争先恐后提着盛满一夜排泄物的马桶，朝厕所方向奔去，叫喊声来自站在厕所旁挑粪桶的一位菜农。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为了自家地里的蔬菜能长得更好，卖出个好价钱，菜农们蒙蒙亮就要进城收集粪便。
睡眼朦胧的女人们来不及洗漱，提着马桶来到菜农面前，逐个揭开马桶盖让菜农过目，看货给钱。凡一马桶满的给两分，只有小半桶的给一分，这给女人们讨价生出了理由。
“人家一桶子净是尿也给两分，我这大半桶忒稠的也要给两分吧！”
“不行！你半桶子还想要两分呀！”
女人们与菜农的争辩声，逐个倒马桶的哗啦声，响成一片的刷马桶的嚓嚓声，喧闹而有味，构成共和国五、六十年代市民晨间交响曲。
上班的上班了，上课的上课了，早晨的热闹渐渐沉寂，只有几只母鸡在屋后为争食而发出的吵架声。嬷嬷准备淘米弄饭了，她望着几棵烂青菜发愁，全家九张嘴光吃这点菜哪里能够？
她转身来到屋西边的菜地旁，两块四张桌面大的菜地上种的莴笋怎么也长不大。为了开出这两块小菜地，老命都累掉半条啊。这里原本是一块屋宅地，因为一场大火把房屋烧毁，留下这片空地。国家号召“一种三养”，许多人家都在房前屋后开出了菜地，嬷嬷也不甘落后，硬是要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光在这块地上清理出的断砖残瓦就有好几担，为防家禽吃菜，又用泥巴筑起了一道土围栏，没有工具，全靠两只手一点一点搭建。然而，辛辛苦苦却没有应有的回报，菜秧子栽下去，没有及时施肥，没有天天浇水，菜总也长不起来。
父亲在菜地边种了几棵南瓜苗，长势很好，没过几周，青藤就沿着竹竿往上爬，爬上架后，长得更快。满棚架的南瓜叶子形成了一道绿色的屏障，遮挡住了夏天毒辣的阳光直射在我们家西面的板壁上，房间里因此而凉爽许多。南瓜光长叶却不结果，让人失望。有一次向塘的表弟大蝉到我们家玩，他摘下一朵南瓜花，撕去花瓣，把花蕊插到另一朵花里，笑着说，公花插进母花里，母花就会结南瓜。后来还真的结出了一个南瓜，不过只有碗口般大。
嬷嬷从菜地摘不到菜，返回厨房，从一只陶罐里掏出一把盐菜，一边洗，一边念叨：“我们经济人家，这年头有盐菜吃就不错。”
中午父亲母亲都不回家吃饭，我是长孙，成了嬷嬷唠叨的对象：“放在米缸里的饼干不晓得被谁偷吃了，钻山打地洞，一点子东西不管放在哪里都寻得到，吃就精灵。叫你一天挑担水，就跟涯病样，说破了嘴才动一下。好吃懒做，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看你长大了怎么得了！你爸爸他是十个指头子养大一家人，10多岁就去当学徒，一天到晚帮东家做事，人还没有扁担高就要挑两大桶水。你还总想吃好的，我们经济人家吃得起吗！一个月总共交给我56块钱，9个人吃饭，我不精打细算行吗！我是掐着指头在日算夜算，不当家不晓得柴米油盐贵，我们经济人家，一分钱都是金贵的……”
“我们经济人家”是嬷嬷常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我理解她的意思，经济就是用最少的钱买最合算的东西办最多的事，经济人家就是最节俭的人家。
嬷嬷这一通唠唠叨叨的诉说，既是对后辈进行传统思想教育，又是在排解她心中的烦恼与苦闷。我静静地听着，并不与她争辩。
中饭过后，收拾停当，有了一段空闲的时间，嬷嬷翻出了前几天母亲买回家的一块花布。这是一块按原价五折卖的处理布，布上的花纹印错了色，整齐排列的图案中间，有两条白色的杠杠，就像一幅美丽的山水画，被造反派用白色粗暴地打了叉。虽然看起来有点不顺眼，但布的质量一样结实耐穿，经济人家图的就是价廉物美嘛。嬷嬷拿出尺来量，一面量一面在心里盘算，凭她多年当裁缝的经验，如果套裁，可以做两件褂子，两个孙女一人一件。
计划经济下什么都要计划（唯有生儿育女不要计划），买什么都要凭票。买粮要粮票、买油要油票、买布要布票、买糖要糖票、买菜要供应证。买香烟当然也要香烟票，香烟票是按户发给，不管你家里人抽不抽烟，每户都凭票每月供应五包。父亲从不抽烟，也不会抽，母亲虽然逃难时在南丰卷烟厂做过事，学会了抽烟，但也不会去抽。我们家每月的五包香烟票是多余的了。烟瘾大，抽烟人多的家庭每月五包烟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宁肯出高价也要买烟抽。
这样一来就悄悄形成了一个市场。每天晚上，在抚河桥头边上都围满了人，黑暗中人们互相询问，讨价还价，暗中做着香烟的买卖。这天晚上，父亲母亲吃完晚饭后带着我来到抚河桥头，桥头旁人影绰绰、轻声细语、动作诡密、如同偷盗。胆小的人眼睛四处观望，生怕突然有人来查处。
父亲母亲站在一旁，让我进到人群里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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