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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与问-史铁生书信序文集-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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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流行歌曲我不懂，也不爱听，屡次偷偷在家中培养对它的感情，最后还是以关系破裂而告终。但有些美国乡村歌曲和外国流行歌曲，还是喜欢（比如不知哪国的一个叫娜娜的女歌手，和另一个忘记是哪国的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也仅仅是爱听，说不出个道理来。
古典音乐呢？也不懂，但多数都爱听，不知道为什么爱听，听时常能沉进去，但记不住曲名、作者、演唱演奏者和指挥者，百分九十九的时候能把各种曲子听串（记串），就像有可能认为维也纳波士顿团的指挥是卡拉扬。至于马勒和马奈谁会画画谁会作曲，总得反复回忆一下才能确定。而签证和护照的关系我也是昨天才弄明白的，后天会否又忘尚难保证。
史铁生与音乐是什么关系呢？他是个爱听他所爱听的音乐的人。且不限于音乐，音响也可以。比如半夜某个下了夜班的小伙子一路呼号着驰过我家门口；比如晌午一个磨剪子磨刀的老人的叫卖；比如礼拜日不知哪家传来的剁肉馅的声音，均属爱听之列。
民歌当然爱听，陕北民歌最好。但到处的民歌也都好，包括国外的。虽然我没去过印尼，没去过南美和非洲，但一听便如置身于那地方，甚至看见了那儿的景物和人情风貌。北方苍凉的歌让人心惊而心醉，热带温暖的歌让人心醉而后心碎（总之没什么好结果）。我常怀疑我上辈子是生活在热带的，这辈子是流放到北方的。看玛·杜拉的《情人》时也有此感。
被音乐所感动所迷倒的事时有发生。迷倒，确实，听得躺下来，瞪着眼睛不动，心中既空茫又充实，想来想去不知都想了什么，事后休想回忆得起来。做梦也是，我总做非常难解的离奇的梦，但记不住。
音乐在我看来，可分两种，一种是叫人跳起来，一种是令人沉进去，我爱听后一种。这后一种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论你在干什么，一听就“瞪眼卧倒”不动了。另一种则是当你“瞪眼卧倒”不动时才能听，才能听得进去。而于我，又是后一种情形居多。
听音乐还与当时的环境有关，不同环境中的相同音乐，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在闹市中听唢呐总以为谁家在娶媳妇。我常于天黑时去地坛（我家附近的一个公园，原为皇上祭地之处），独坐在老树下，忽听那空阔黑寂的坛中有人吹唢呐，那坛占地几百平方米，四周松柏环绕，独留一块空地，无遮无拦对着夜空，唢呐声无论哀婉还是欢快却都能令人沉迷了。
当然，更与心境有关。我有过这样的时候：一支平素非常喜欢的曲子，忽然不敢听了；或者忽然发现那调子其实乏味得很，不想听了。
我看小说、写小说，也常有这样的情况，心境不同便对作品的评价不同。那些真正的佳作，大约正是有能力在任何时候都把你拉进它的轨道——这才叫魅力吧？鬼使神差是也。所以我写一篇小说之前总要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心态、并以一种节奏或旋律来确认（或说保障）这种位置和状态。但我说不好是谁决定于谁。心境一变，旋律就乱，旋律一乱，心境便不一样。所以我很怀疑我能否写成长篇，因为没把握这一口气、这一旋律可以维持多久，可以延伸到哪儿去。
等我好好想想，再认可能否应下你的约稿吧。
祝
岁岁平安！
史铁生
1991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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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给安妮·居里安Ⅰ（1）
安妮：您好！
来信收到。我最近正与别人合作写一部电影剧本，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生计，电影剧本的稿费要比小说和散文高得多。写电影，基本上是奉命之作，要根据导演和电影市场的要求去写。写完一稿了，导演不满意，还要再写一稿，很累，以至血压也高上去。所以，眼下我有点不敢接受您的约稿。我想，就在这封信中，谈谈我何以特别喜欢玛格丽特·杜拉斯和罗兰·罗伯－格里耶的作品吧。
其实，法国当代文学我读得很少，杜拉斯和罗伯－格里耶的作品我也只读过几篇。所以我不如明智些，把话题限制得尽量小：单就罗伯－格里耶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和杜拉斯的《情人》说说我的感受。
我曾对搞比较文学的朋友说过：为什么不在中国的《红楼梦》与法国的《去年在马里昂巴》之间做些文章呢？这两部作品的形式殊异，但其意旨却有大同。《红楼梦》是中国小说最传统的写法，曹雪芹生于二百多年前；《去年在马里昂巴》是法国新小说派的代表作，罗伯－格里耶活在当代。但这并不妨碍我从中看到，两部作品或两位作家的意趣有着极为相似的由来与投奔。罗伯－格里耶在他这部作品的导言中写道：“在这个封闭的、令人窒息的天地里，人和物好像都是某种魔力的受害者，就好像在梦中被一种无法抵御的诱惑所驱使，企图改变一下这种驾驭和设法逃跑都是枉费心机的。”又写道：“她（女主角A）好像接受成为陌生人（男主角X）所期待的人，跟他一起出走，去寻找某种东西，某种尚无名状的东西，某种别有天地的东西：爱情，诗境，自由……或许死亡……”我感到，这也正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要说的，虽然我们没有直接听到他这样说。
那个陌生男子X，走过漫无尽头的长廊，走进那座豪华、雕琢、一无生气的旅馆，正像那块“通灵宝玉”的误入红尘。那旅馆和荣、宁二府一样，里面的人百无聊赖、拘谨呆板、矫揉造作，仿佛都被现实社会的种种规矩（魔法）摄去了灵魂，或者他们的灵魂不得不藏在考究的衣服和矫饰的表情后面，在那儿昏迷着，奄奄一息，无可救药。唯有一个女人非同一般（《去》中的A和《红》中的林黛玉），这女人便是生命的梦想之体现，在这死气沉沉的世界里，唯有梦想能够救我们出去。这梦想就是爱，久远的爱的盟约，未来的自由投奔。爱情是什么？就是自由的心魂渴望一同抵抗“现世魔法”的伤害和杀戮。因这“现世魔法”的统治，人类一直陷于灵魂的战争，这战争不是以剑与血的方式，而是以对自由心魂的窒息、麻醉和扼杀为要点。在这样的现世中，在那个凄凉的旅馆和荣、宁二府里，一个鲜活的欲望需要另一个不甘就死的生命的应答，这时候，爱情与自由是同意的，唤醒久远的爱的盟约便是摆脱魔法一同去走向自由；如果现实难逃，就让艺术来引领我们走进那亘古的梦想。我终于明白，这两部出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作品，其大同就在于对这梦想的痴迷，对这梦想被残杀的现实背景的关注，对这梦想能力的许之为美。这梦想的所指，虽是一片未知、虚幻、空白，但正因如此才是人性无限升华的可能之域。这永难劫灭的梦想，正就是文学和艺术的根。这根，不因国度的不同而不同，不因时间的迁移而迁移，因为人与物、与机器人的根本区别，我想，就在于此。
我记得在罗伯－格里耶的一篇文章中，他说过，《去年在马里昂巴》中的某些情景，源于他早年的梦境。我来不及去查找他是在哪篇文章中这样说过的了，我甚至不能确定他是否真的这样说过，也许那只是我看了这部作品后所得的印象，以致我竟觉得那也是我有过的梦境。这可能是因为，在他的很多作品中（比如还有《嫉妒》）的写景写物里，都含着梦似的期待。罗伯－格里耶的“物”主义，确实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摆脱了人的主观构想、主观色彩，达到了纯客观的真实。他之所以这样希望，我想，他是要说：必须摆脱那些固有的、僵死的、屈从于习惯的对存在的观念，从那里走出来，重新看看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看看你心魂的无限领域吧。所以他笔下的真实都是“不确定的真实”。
。。
3给安妮·居里安Ⅰ（2）
真实不单是现实，真实还是梦想。比如黑夜，弥漫于半个地球的纷纭梦境，会随着白昼的来临便化为乌有吗？不，它们会继续漂流进白天，参与进现实。比如白天，谁能根据一个人目前的作为，而肯定地推断出他下一步的行动呢？那么你还能认定一群去上班的人只是一群去上班的人吗？不，每一个人都是一团不可预测的梦想，他不是一颗逻辑中的棋子，他是一个难于琢磨的下棋的人。比如记忆，你所有的记忆都是发生过的现实吗？不，那里面肯定有从未发生过的梦。但是，说梦是没有发生的，显然荒谬。梦已经发生，如同现实一样地发生了，并且成为我们真实生命的一部分。如果人与电脑的根本区别，在于电脑不能无中生有地去创造，显然，梦想甚至是我们生命的主要特征了。
罗伯－格里耶的写作不是写实，甚至也未必是写梦，他的写作在我看来，是要呼唤人们的梦想和对梦想的痴迷与爱戴。所以在他的作品里，处处留有未知、虚幻和空白，使我们得以由此无限地展开梦想，即展开我们的生命。生命恰恰是由梦想展开的，试想减去梦想，人还能剩下什么？罗伯－格里耶有一种非凡的能力，他总是能够把我们带到一个角度，让我们走进若实若幻的画面、声音或处境中去，见此形而生他意，得其意而忘其形，恍然记起生命悠久的源头，恍然望见生命不尽的去处。这正是让我读之而痴迷的原因吧。
在疯狂的物欲和僵死的规矩，像“魔法”一样使人丧失灵性的时代，梦想尤为珍贵，写作者要记住它，要崇尚它，跟随它。
在我们满心的爱情被“魔法”震慑、性爱被它劫掠去越来越广泛地变成商品、文学经常地沦为艺妓表演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听见杜拉斯《情人》中的那种独自诉说！我们需要她的声音，那种语气，那种不加雕饰的款款而谈，沉重而又轻灵地把我们牵回梦想。有时我觉得，《去年在马里昂巴》的空白处，所埋藏的，就是这个《情人》的故事。如果一个人，历经沧桑，终于摆脱了“现世魔法”的震慑，复归了人的灵性，他的文章就会洗去繁缛的技巧，而有了杜拉斯式的声音。真诚的、毫不规避地诉说，使你既在现在，也在过去和未来，在“情人”年青的裸体上，在“情人”衰老的面容里，在“情人”已经飘逝的心魂中。那时已不需要任何技巧、规则、方法，你是在对自己说，对上帝说，对生命和死亡说。“魔法”被宽广和朗的秋天吓跑了，你一生的梦想自由地东来西往，那是上帝给你的方式，不需要智力的摆弄，而随意成诗，成为最好的音乐。我非常喜爱《情人》，但似乎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议论。自从我看到了《情人》的那一天起，在我的写作路途上的每一步，那样的境界都是我向往的。但我办不到。我想，这也许不是能够学到的，模仿也许会更糟。也许，需要年龄把时间的距离拉得更长些，更长些，才可能走进它。也许我在那“魔法”中还没有走够，还没有走完，所以还不可能走出去。但我似乎已经看见了，文学应该走去的方向，就是在现世的空白处，在时尚所不屑的领域，在那儿，在梦想里，自由地诉说。
我不想谈论中国文学和法国文学，我只想说文学是一样的，有着一样的并且亘古不变的根。
安妮：此信如果您认为可以用，就请删去首、尾算做一篇文章吧。
加利玛出版社愿意出版我的作品，我自然是非常高兴和感谢的。您所选定的篇目，我也觉得很恰当。多谢。
今年为写那个剧本，花了太多的时间，所以其他东西写得很少。明年万万不能这样干了。
即颂
大安！
史铁生
1994年11月9日
。 想看书来
4给HDL（1）
HDL：你好！
一直在写那个长篇，没及时回信。现在终于写完了。是“完了”还是“完蛋了”尚不一定，但不管是什么，总可以先不想它了。
就像“完了”和“完蛋了”都由不得我一样，在写这长篇时，我有一个突出的感受：写什么和怎么写都更像是命——宿命，与任何主义和流派都无关。一旦早已存在于心中的那些没边没沿、混沌不清的东西要你去写它，你就几乎没法去想“应该怎么写和不应该怎么写”这样的问题了。这差不多就像恋爱，不存在“应该怎么爱和不应该怎么爱”的问题。写作和恋爱一样是宿命的，一切都早已是定局，你没写它时它已不可改变地都在那儿了，你所能做的只是聆听和跟随。你要是本事大，你就能听到的多一些，跟随得近一些，但不管你有多大本事，你与那片没边没沿的东西之间都是一个无限的距离。因此，所谓灵感、技巧、聪明和才智，勿宁都归于祈祷，像祈祷上帝给你一次机会（或者一条道路）那样。所以大作家的才能被叫做天赋。我没有天赋，或者没有足够的天赋，这不是可以埋怨的事，但安贫乐命之中似乎也听见一点什么，便作为动笔的理由。
（顺便说一句：LX听见了什么和在跟随什么，是别人不知道的，所以别人不要指挥他，他也不要听别人指挥。在宿命的写作面前，智力本来用处不大，别人的智力就更没什么用。所谓大狗小狗都要叫，真是上帝给人间的最佳劝告。据此，什么狗都可以有信心了。何况LX很可能是一条大狗，或者品种极为难得的一条纯种狗。）
那些没边没沿、混沌不清的东西是什么呢？如果“灵魂”这个词确是有所指的话，我想那就是灵魂了吧，否则真不知灵魂到底是什么了。我的那个长篇中有几句话，在电脑上把它搬来倒也方便：
你的诗是从哪儿来的呢？你的大脑是根据什么写出了一行行诗文的呢？你必于写作之先就看见了一团混沌，你必于写作之中追寻那一团混沌，你必于写作之后发现你离那一团混沌还是非常遥远。那一团激动着你去写作的混沌，就是你的灵魂所在，有可能那就是世界全部消息错综无序地纺织。你试图看清它、表达它——这时是大脑在工作，而在此前，那一片混沌早已存在，灵魂在你的智力之先早已存在，诗魂在你的诗句之前早已成定局。你怎样设法去接近它，那是大脑的任务；你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它，那就是你诗作的品位；你永远不可能等同于它，那就注定了写作无尽无休的路途，那就证明了大脑永远也追不上灵魂，因而大脑和灵魂肯定是两码事。
于是就有一个挺有趣的问题了：是聆听者和跟随者是我呢？还是那些被聆听和被跟随的东西是我？人有大脑，又有灵魂——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命题。我想：很可能，聆听者和跟随者是我的大脑，被聆听者和被跟随者就是我的灵魂。也就是说，写作就是大脑去聆听和跟随灵魂的时刻。至于白纸黑字，那不过是手或者打印机的功劳（打印机会发热，手会出汗，打印机会出故障，手会得腱壳炎，等等）。
我想，历来的好作品无不是这样聆听和跟随的结果。当然，这样的聆听和跟随并不为好作品打保票，因为大脑的优劣也不可忽略——这就是所谓“本事”了。但是大脑差不多也是一个定局，或只可做些微改善。因而，写作之路主要就是这样的聆听和跟随了，人所能为者也就只有它了。但是，所能或所为，千万别在这样的聆听和跟随之外发展。在这之外的发展，不管多么漂亮（多么轰轰烈烈的主义或者多么新颖的流派），大约也只是书写或编纂。这样的聆听和跟随之外，必然是追逐潮流，膜拜“样板”和监听市场信息。一旦大脑只被大脑使唤着，制造就要代替创造，当然制造量一定会比创造量高，花样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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