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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与问-史铁生书信序文集-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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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二字，意味着非理性，但不是无理性。无理性就是怎么说都行。非理性是指理性的不可及处。恰恰是理性的欲及而不及，使人听见绝对的命令。比如生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就不需要证明。比如，人的向爱，就是自明的真理。但，倘若谁说“跟我走，就到天堂”，那你就得拿出证明，拿不出来即近诈骗——比如伊甸园中的那条蛇。
总而言之，我是想说：“到达”式的天堂观，原就是期求着物利或权力，故易生贪、争、贿赂与霸道。“道路”式的天堂观，无始无终地行走——比如西绪福斯——想当然就会倾向于精神的自我完善，相信爱才是意义。
23 给S兄（4）
再有，人不可以说的，不知谁可以说。神可以说吗？可自古至今哪一条神说不由人传？想来只一条：有限与无限的永恒对立，残缺的人与圆满的神之间有着绝对的距离。——唯此一条是原版的神说，因其无需人传，传也是它，不传也是它。绝对的命令就听见了。
有个问题总想不透：基督教认为“人与神有着绝对的距离”，而佛教相信“人皆可以成佛”——这两种完全相悖的态度难道是偶然？
闲来无事时跟朋友们一起瞎猜，有人说，基督信仰（的原初）很可能目睹过天外智能的降临，所以《圣经》中的神从不具人形，只是西奈山上的一团光耀。今天你又跟我说，佛家、道家很可能也是亲历过某种神奇状态。两种猜想都很浪漫，也很美妙。因而我想：说不定这正是两种文化之大不同的根源。由于“对初始原因的敏感依赖性”，演变至今，便有了如此巨大的差别。——此一节不必认真
这两天再看《西藏生死之书》，其中的“中阴”呀、“地光明”呀，确实跟你说的那种感受一样。所以我对我以上的想法也有疑虑；很可能如你所说，我们在人的位置上是永远不可能理解那种状态的。但我又发现：书中说到的那些感觉或处境，还都是相对着人的感觉或处境而言（或而有）的。所以我总想像不出：一种感觉，若不相对着另一种感觉，怎么能成为一种感觉？一种处境，若不相对着另一种处境，将怎样描画（或界定）这种处境？换句话说：我不能想像一种无边无际的感觉怎么能够还在感觉中，或一种无边无际的处境，怎么还可以认定是一种处境？无论是“言说使人存在”，还是“痛苦使人存在”，其实说的都是：有限使人存在，有限使无限存在，或有限与无限的对立使存在成为可能。
有兴趣，再聊。我这人好较真儿，别在意。于此残身熬过半百，不由得对下场多些考虑。
祝好！
铁生
200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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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给肖瀚（1）
肖瀚先生：您好！
那天聊得很开心，回来就找您和张辉先生的文章看。读《圣徒与自由主义者》时有些感想，并触动了一些我久有的迷惑，现把随手的笔记传给您，有空请批评。
1。 在不产生昆德拉的土地上，别指望产生哈维尔。在没有自由主义氛围的地方，为信仰而死的还有两种：“肉弹”和叛徒。便有仁人、志士、硬骨头，其思想质量与信仰取向也难与哈氏比肩。
但在未产生哈维尔的土地上，却要指望产生昆德拉，否则就毫无希望了。正如我们那天所说：尤其言论自由，是首要的。
2。 所以，要紧的不在有无信仰与圣徒，而在有什么样的信仰和为着什么的圣徒。施特劳斯说过这样的意思：到处都有文化，但非到处都有文明。这逻辑应该也适用于信仰与圣徒。恐怖主义和专制主义，论坚定一点都不比圣徒差，想必也是因为有着强足的精神养源。那天我们说过，“精神”一词已被败坏，不确定能养出什么来。尤其是贬低着思想的“精神”，最易被时髦掏空，空到里面什么都没有，进而又什么都可以是。
3。 我很同意您对昆、哈的看法，他们并不是对立的位置。贬昆扬哈，或许是自由的土地上应该做的，在另外的地方就怕种瓜得豆。我特别赞成你这文章的末尾一句：“我们只能激励自己去做卡斯特里奥，却无权要求别人去做自由的铺路石。”
4。 不知您对犹豫和软弱是怎么看？那一定都是坏品行吗？或者：坚定不移、视死如归就肯定都是好品质？是圣徒的根本，或“精神养源”之首要？
比如软弱，在我想，原因之一是不想受折磨，原因之二是不想让亲人受折磨，原因之三是不想让一切无辜的人受折磨。这不是正当的和美好的吗？再说犹豫，一切思想必都始于犹豫，而非坚定不移（疑）。唯在思想不断发掘的尽头，才可能有美好的信仰，或精神。——当然，为自己的犹豫和软弱找借口的人也会这样说，但这也不能说明犹豫和软弱就一定糟糕。
5。 我常想，人是怎样听到上帝的声音的？无缘亲聆神命的凡夫俗子，可怎么分辨哪是人传，哪是神说？为此我曾迷惑不已。直至读到刘小枫先生的一些书，读到“写作的零度”与“自然正确”等等，方有所悟；也才懂了上帝为什么要那样回答约伯。只有回到生命起点，回到人传与不传都是不争的生命处境去，才能听到上帝的声音。亚当、夏娃或人的最初处境，是什么？是分离、孤独、相互寻找与渴望团圆。这当然还不是爱的全部，但是否可把这看做是上帝对爱做出的暗示？起点是情感，而非志向。志向皆可人传，可以是人替神做出的价值判断，可以走到任何地方去。而情感，或人的相互盼望，却是人传与不传都在的事实。
6。 这就又要说到蛇的诱骗。诱，即引诱人去做神；骗，即人其实不可能做成神。想做神而其实做不成神的人，便把人传的价值冒充为神说的善恶，于是乎“恐怖”与“专制”（以及物欲的迷狂）也就都有了合理合法的精神养源。
7。 我担心以上文字已经有些卖弄了。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一向对学者心存敬畏，是真话。因为我越来越赞成“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我所以要说以上这些千疏百漏或不言而喻的话，实在是要为下面诸多难解的问题作铺垫、找理由，甚至也许是——但愿不是——找借口。
8。 直说吧：这世界上最让我同情和做噩梦的，是叛徒。直接的原因是：我自知软弱，担心一旦被敌人抓去事情总归是很难办。当英雄吧，怕受不住，可当不成英雄势必就做成了叛徒，那更可怕。敌人固然凶残，可“自己人”也一点都不善，难办就难办在这两头堵上。要是当得成英雄就当英雄，当不成英雄也可以什么都不当，那我的噩梦就没了。有位残疾人写过一句诗：“在妈妈那儿输到什么地步都有奖品。”这诗句常让我温暖，让我感动。但叛徒的身后没有妈妈，他身前身后全是敌人！世上有这样的人，却很少有为他们想想的人；或私下里想想，便噩梦似地赶紧掐掐自己的腿，庆幸那刚好是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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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给肖瀚（2）
9。 所以我想不好：一个怕死怕疼怕受折磨的人，是否也配有理想和信仰？
我想不好：一个软弱并心存美好信仰的人，是不是只配当和尚？否则一个闪失，是不是就得在圣徒和叛徒中任选一种？
我想不好：一个不想当和尚的软弱志士，一旦落网，是该挨那胸前的一枪呢，还是该挨这背后的一刀？何况事情还远不这么简单。
比如说：一个圣徒可以决定自己去受刑与赴死，他也有权为亲人做同样的选择吗？要是没有，他就可能做成叛徒；要是有，这权利是谁给他的？因为他是圣徒，还是因为他要做圣徒？
10。 记得哈氏写过他曾在一家酒吧前被暴打的经历，权衡利弊后他还是退避了。这让我松了一口气。当然我知道，这口气更多的是为自己备下了借口，绝难与哈氏的退避同日而语。我还知道：莫说亲人受累，便是只身去受那酷刑，怕我也还是顶不住。为此我羞愧多年，迷惑多年，庆幸多年。庆幸明显是不够，与此同时去赞美圣徒呢，好像也不足补救。要是魔鬼和圣徒一起都把叛徒也是人这件事给忘了，想必，这现象应当别有蕴意。
［注：本文中的叛徒，单指暴行下的屈服者，不包括为荣华富贵而给别人使坏的一类。］
11。 我甚至想：置亲人的苦难与生死于不顾者，是否还够得上圣徒？当然，与此相反的行径肯定是不够。这样看，做圣徒就还得靠点运气了：第一，别让敌人抓去；第二，这敌人不要是太残忍的一种；第三，在终于熬不住折磨之前最好先死了，或忽然可以越狱。——咳，这题怎么越作越没味儿了？
那就换一条思路：一个为了亲人不受折磨而宁愿自己去遭千古唾骂的人，是否倒更近圣徒些？就算是吧，但明显离我们心中的圣徒形象还很远。
那就再换一条思路：要是在任何情况下，“自己人”都不把“自己人”当叛徒看，行不行？要是敌人不把人当人，咱可不能无情无爱地把“自己人”逼到绝境，怎么样？好像还是不行。因为敌人并不手软，要是“咱的人”因此被一网打尽，咱的事业可咋办？
看来真是这样：在没有自由主义——比如信仰和言论自由——之广泛基础的地方，圣徒难免两难。那么昆德拉与哈维尔的同时并存，这件事是偶然还是必然？
所以还有一条思路：“咱的事业”到底是啥事业？是为了“咱的人”强旺起来，还是为了天下人都是“自己人”？套句老话儿：是某某专政呢，还是“天下大同”、“自由博爱”？后一种思想氛围下，才可能出现圣徒吧？比如甘地，比如马丁·路得金，比如曼德拉和图图，比如他们的思想和主张。
12。 刚刚看到图图的一本书：《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单这书名就让我明白了许多事。甭说得那么大，就比如一小群人，相处得久了也难免磨擦、矛盾和积怨，要是还想处下去——还有未来，没有宽恕则不可想像。何况数千年的人类，积下了多少恩怨呀！一件件地都说清楚也许能办到，当反思的反思、当忏悔的忏悔自然更是必要，但若睚眦必报或“千万不要忘记”地耿耿于怀，那就一定没有未来了。
但问题马上又来了：把历史的悲剧丢开不提，是否也算宽恕？当然不是。但为什么不是？人应该宽恕什么，惩罚什么，警惕什么，忘记什么和不能忘记什么？这就不单是坚强可以胜任的了，不单要有强足的精神养源，更要有深厚的思想养源。
13。 跟以往的圣徒一样，哈维尔的伟大也是更在于他的思想和主张。哈氏一定没有刻意去当圣徒。圣徒肯定不在主义的张扬里，而多半是在问题的研究中。所以我特别尊敬学者，相信那些埋头于问题的人。要是我说刘小枫和陈嘉映等人即近圣徒，我也许是帮倒忙，但他们的工作依我看正就是神圣和产生神圣的工作。几千年几千年地义愤填膺和挥舞主义，号召得人们颠三倒四、轻视思想、怠慢问题，是个人就会贬低理性、嘲笑哲学，摇摇旗子就是一派精神，大义凛然却是毫无办法。
24 给肖瀚（3）
14。 理性，在目前的中国至少有两种意思：一是指墨守成规，不越雷池半步；一是指思考，向着所有的问题；想不清楚可以，蒙事和“调包”的不算。所以我相信，不管什么事，第一步都得是诚实（怪不得良善之家的教育都是首重诚实呢），否则信仰也会像“精神”那样被败坏到什么都没有或什么都可以是。我忽然想到：其实任何美好的词，都可以被败坏，除非它包含着诚实的思考。
诚实真是不容易做到。我所以佩服王朔，就因为他敢于诚实地违背众意。他的很多话其实我也在心里说过，但没敢公开。这让我读到布鲁姆的一段话时感慨良多，那段话总结下来的意思是：你是为了人民，还是为了赢得人民？——这样的逻辑比比皆是：你是为了真理，还是为了占有真理？你是想往对里说，还是想往赢里说？你是相信这样精彩，还是追着精彩而这样？……
15。 所以软弱如我者就退一步：如果不能百分之百地公开诚实，至少要努力百分之百地私自诚实。后来我发现这也许是不自由中自由的种子、难行动时的可以行动、不可能下的一种可能、非现实深处的现实埋藏，或软弱者不能再退的诚实底线。——不过这也许有点可笑：谁知道你退到了哪儿？谁知道你终于还会退到哪儿去？
这实在是问题，而且不因为知道这是问题这就不是问题。
谢谢你们那天的款待。有空并有兴趣时，可来我家聊天。
问候您的夫人。问候张辉。
史铁生
2003/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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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给严亭亭Ⅱ（1）
亭亭：你好！
早就说把春节写的这封信写完寄给你，可拖来拖去一直到今天。
那天电话里，X兄简单谈到了对信仰（或神性）的理解。他似乎仍很看重神迹（绩），强调：唯对那功法祈信专一方可获其效力。电话仓促，不及多说。其实我也并不否认神秘事物的确有，只是不以为那是信仰的要点。我想，他所以如此看重神迹，最可能的原因是，他对“神”的理解或认信多在治病的角度——始于治病的期待，终于治病的落实；这便容易使信仰囿于实际。其实，仅从治病角度看——无论是医身（生理）还是医心（心理），他的那些理解其实我也都同意。比如他说：打坐、练功，是心与身的对话；心对身的引领作用很久以来就被现代医学所忽视，而其根治病患的效力，远非西医的局部施治可比。——这类见解我真的都很赞成。不久前读到一篇报道，说是科学家们已经根据量子力学原理，证明了意念移物是可能的。是呀，意念也具能量，何以不可做功于实际？但问题在于：科学不能等同于信仰，功法就能吗？尤其，种种功法明显是指向“身”的，唯着眼于生理的强健与心理的安康。这当然没什么不好。不仅没什么不好，而且我们每个人在劝慰自己的情绪，调整自己的心理时，有意无意都接近运用着这类方法。但要说这便是信仰，便是神在的证明，我就怀疑。神的关怀仅在于身吗？神的作为，仅在于生理强健与心理安康吗？现代医学更是治愈了多少身疾呀，科学更是创造了多少奇迹，难道能以此证明神在？信仰或神性，不是更要指向人的精神和灵魂吗？
《我们活着的可能性有多少》封面
但“精神和灵魂”会不会是两个空洞的词？会不会是“心”的同意反复？“精神和灵魂”如果不是“心”（或者还有智，汉语中“心智”二字经常连用），那又是什么？“精神和灵魂”的关怀，若不落实在“心”的安康或明智，又将脚踏何处？我无能考据这几个词的源头差异，我只能据其流用来界定它们的不同：“身”的需要是强健，正如“心”的归宿在安康与明智，而“精神”——却因其不拘一身一心的关怀与落实，和立于有限而向无限的探问，所以注定是无法怡然自在的。唯不期逃避地面对人之“命定的残缺”（刘小枫称为“人的在体性欠然”），“精神”方才诞生。当人面对从理论上说都无从解除的生命困境或谜团时，神才出面，神的存在才可证明。看家护院的是警卫，救死扶伤的（不管所用何法）是医生，减灾灭祸的有保险公司，明确可行的事理属于科学，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能力当算做准科学或潜科学，唯在人智、人力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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