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为金融强国的战略方向:大国金融方略-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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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深受危机之苦的亚洲国家纷纷采取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国际收支状况得以逆转，持续出现了巨额顺差。到2000年，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对外资产规模进一步膨胀。到2008年底，亚洲地区国家积累了超过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美元持续贬值使亚洲各国蒙受了对外资产缩水，再加上原材料、能源价格等随美元贬值而飙升，亚洲国家面临双重的经济损失。
　　为了避免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冲击，将本国货币盯住主要贸易伙伴国货币，不失为一种明智选择。在全球纷纷转向浮动汇率制度之时，亚洲各国货币一直或明或暗、不同程度地盯住美元，形成了事实上的美元本位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暂时中断了这种关系，但危机之后亚洲又重新回到旧的轨道。美元本位制使亚洲与美国经贸联系更加密切，并固化了这种格局。这种情况自然引起了美国的不满，因为这种汇率制度加强了亚洲地区对美国的出口顺差，进一步恶化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并增加了美国非农业人口的就业压力。
　　但是，在美元持续贬值的条件下，亚洲国家损失更大。直接损失就是造成大量持有的对外资产价值缩水。亚洲对外资产主要是机构债和国债等金融资产，股权比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上主要储备大国大多集中在亚洲。亚洲拥有全球外汇储备的2/3，其中超过2/3是美元资产。最近几年，美元贬值每年给亚洲外汇储备带来数千亿美元的损失。庞大的美元外汇储备成为亚洲在美国的“人质”。如果不减持美元，美元衰落让亚洲外汇储备未来进一步缩水；而现时大量减持美元，美元贬值加剧又带来眼前的现实损失。亚洲陷于左右为难的被动处境。
　　美国尼克松政府时期的财长康纳利曾经说过：“美元是美国的货币，但美元问题是你们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现实的窘境迫使亚洲国家必须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欧元区的出现为亚洲树立了一个成功的样板。进入21世纪以来，亚洲地区国家充分利用东盟“10＋3”等合作机制，逐步深化了地区金融合作。但由于亚洲各国历史与现实关系的复杂性，实现亚洲单一货币“亚元”的理想仍然任重道远。
　　2。欧元之父的“亚元五部曲”
　　2001年10月，欧元之父蒙代尔在上海APEC会议上发表了自己对未来世界货币格局的看法：未来10年，世界将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元区。他指出，亚洲国家多是发展中国家，多样性突出，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所以亚洲货币应该采取分步走的策略，先建立固定汇率区，再逐步过渡到共同货币区，并在此基础上实行亚洲共同货币。

三、推出亚洲货币的历史机遇（2）
考虑到部分国家不愿意放弃本国货币，蒙代尔建议，实行“亚元”时，可以设立由一组货币组成的共同货币，由一个亚洲货币基金发行，并由这些货币的储备金加以支持，令亚洲形成平行的两种货币机制，即在每个国家不放弃本币的情况下，也能让“亚元”流通。
　　蒙代尔提出了成立“亚元”的五部曲�。�
　　第一步，东南亚国家应将本币与美元汇率固定下来；
　　第二步，固定汇率区在亚洲区内逐步扩大，形成共同的对美元浮动的汇率制度；
　　第三步，说服日本和韩国将日元和韩元与美元保持固定的汇率；
　　第四步，将亚洲固定汇率地区逐步过渡成货币地区，形成共同货币的基础；
　　第五步，设立由一组货币组成的共同货币，并由亚洲货币基金发行，令亚洲实行平行的两种货币机制，让“亚元”在区内流通。
　　上述方案，总体上是粗线条的，还远未达到具体可操作的程度。但是，更令人遗憾的是，蒙代尔的这一设想，目前并没有得到亚洲主要大国政治家的认可，因此，只能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层面。
　　3。亚洲应对美元衰落的现实对策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周期性或局部、短暂的金融危机，而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是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西方政治家和经济学者将危机归结于裙带资本主义、银行系统在金融体系中比重过高、资本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作用过弱以及金融监管不力等方面。
　　与此同时，他们却继续在世界各地大力推销“盎格鲁﹣撒克逊”金融模式。与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以及东亚模式相比，“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被视为最完美的、具有普世价值的金融模式。发展中国家只能诚惶诚恐地按照“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改造本国金融体系。然而，在学生还未来得及交出令老师满意答卷之前，老师自己却突然出了问题。
　　这种情况进一步警示亚洲各国，必须尽快进行经济结构和战略的调整。否则，这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式的全球金融危机还将会周期性地重演。目前，在着力解决金融危机问题的同时，也应该从长计议、从战略上考虑和部署推动深化亚洲地区金融合作的问题。笔者认为，切实可行的对策有以下方面：
　　第一，改变本国货币为美元附庸地位。将本国货币与日渐衰落的美元捆绑在一起，容易导致经济过早地进入老态，必将失去国际竞争力。英联邦国家曾饱受英镑衰落之苦，其教训可资借鉴。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要逐步扩大汇率弹性，对汇率进行灵活管理，实施以稳定有效汇率为目标的汇率政策，以避免对贸易产生较大冲击。
　　第二，逐步摆脱美国经济之羁绊。调整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从出口导向转向扩大内需。目前，亚洲已经具备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实力，可以凭借现有制造业基础，大力发展新型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推动贸易地理分布多元化，特别是通过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区域经济合作，大力发展亚洲区内贸易和投资。
　　第三，继续深化亚洲金融合作。在实现汇率安排趋同的基础上，建立区内汇率稳定机制，探索亚洲货币一体化的道路，提升亚洲货币的国际地位。升级区域流动性提供机制，在清迈协议双边货币互换基础上，尽快建立多边流动性提供机制，如扩大共同储备基金规模，为国际收支困难和货币遭受投机冲击的国家提供援助，减少亚洲区内的外汇储备需求。
　　第四，进一步优化海外资产配置。放松对居民的资本管制，让私人部门成为海外投资主体；发展区内资本市场，促进区内相互投资；支持企业海外股权投资，优化海外资产结构。通过积极管理，扩大储备资产组合选择的范围，适当增加商品头寸，提高和稳定储备收益；选择适当时机，渐进地实现储备货币多元化，避免美元贬值风险；将超额外汇储备的一部分建立主权财富基金，弥补私人部门海外股权投资的不足。
　　第五，加强国际金融合作。为了亚洲的共同利益，在国际舞台上亚洲必须有统一的声音。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主权财富基金监管等领域加强合作，提高亚洲的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一致要求美国停止放任美元贬值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呼吁大国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
　　

四、逐步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作用（1）
1。特别提款权的创立过程
　　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是IMF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也称“纸黄金”（Paper　Gold），是基金组织分配给会员国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会员国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组织的贷款，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但由于其只是一种记账单位，不是真正货币，使用时必须先换成其他货币，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的支付。因为它是IMF原有的普通提款权以外的一种补充，所以称为特别提款权。
　　特别提款权的创立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酝酿过程。20世纪60年代初爆发的第一次美元危机，暴露出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大缺陷，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以一国货币为支柱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可能保持长期稳定的。从60年代中期起，改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以美英为一方，为了挽救美元、英镑日益衰落的地位，防止黄金进一步流失，补偿美元、英镑和黄金的不足，适应世界贸易发展的需要。以法国为首的西欧六国则认为，不是国际流通手段不足，而是“美元泛滥”、通货过剩。因此，强调美国应消除它的国际收支逆差，并极力反对创设新的储备货币，主张建立一种以黄金为基础的储备货币单位，以代替美元与英镑。1964年4月，比利时提出了一种折中方案：增加各国向基金组织的自动提款权，而不是另创新储备货币来解决可能出现的国际流通手段不足的问题。基金组织中的“十国集团”采纳了这一接近于美、英的比利时方案，并在1967年9月基金组织年会上获得通过。
　　1968年3月，由“十国集团”提出了特别提款权的正式方案。但由于法国拒绝签字而被搁置起来。美元危机迫使美国政府宣布美元停止兑换黄金后，美元再也不能独立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而此时其他国家的货币又都不具备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条件。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危机，若不能增加国际储备货币或国际流通手段，就会影响世界贸易的发展。于是，提供补充的储备货币或流通手段就成了基金组织最紧迫的任务。因此，基金组织在1969年的年会上正式通过了“十国集团”提出的特别提款权方案。
　　2。特别提款权的分配和用途
　　（1）特别提款权的分配。特别提款权的创造是通过分配程序实现的。包括两种分配：一是特别提款权一般分配；二是特别一次性分配。按IMF协定的规定，基金组织的会员国都可以自愿参加特别提款权的分配，成为特别提款账户参加国。会员国也可自由退出。目前的问题是，急需资金的发展中国家分得少部分，而发达国家分得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对此非常不满，一直要求改变这种不公正的分配方法，要求把特别提款权与援助联系起来，并要求增加它们在IMF中的份额，以便可多分得一些特别提款权。
　　（2）特别提款权的用途。特别提款权的用途是：参加国分得特别提款权以后，即列为本国储备资产，如果发生国际收支逆差即可动用。使用特别提款权时需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它指定一个参加国接受特别提款权，并提供可自由使用的货币，主要是美元、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日元和英镑。还可以直接用特别提款权偿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和支付利息费用；参加国之间只要双方同意，也可直接使用特别提款权提供和偿还贷款，进行赠予，以及用于远期交易和借款担保等各项金融业务。

四、逐步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作用（2）
（3）特别提款权利率决定。特别提款权的利率每周作一次调整，基数是特别提款权定值篮子中的货币发行国货币市场上具有代表性短期债务利率加权平均数。目前，美国和英国采用的是3个月期的国库券收益率，并将其继续定为美元和英镑各自的代表性利率。为了适应2001年1月1日生效的特别提款权定值货币基础制度的变化，欧元的代表性利率是3个月期欧元同业银行拆放利率（Euro　Inter　Bank　Offered　Rate），从而取代了法国和德国本国的金融工具。日元的代表性利率由3个月定期存款单利率改变为本政府13周融资券收益率。
　　（4）特别提款权定值方法。特别提款权不是一种有形的货币，而只是一种账面资产，看不见摸不着。特别提款权创立初期，它的价值由含金量决定，当时规定35特别提款权单位等于1盎司黄金，即与美元等值。
　　特别提款权采用一篮子货币的定值方法。货币篮子每5年复审1次，以确保篮子中的货币是国际交易中所使用的那些具有代表性的货币，各货币所占的权重反映了其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程度。随着最近2000年10月11日有关特别提款权定值规则复审工作的结束，IMF执行董事会同意对特别提款权定值方法和特别提款权利率的确定进行修改，并于2001年1月1日生效。
　　货币篮子的选择方法和每种货币所占权重的修改目的是考虑引入欧元。现行的对会员国的货币选择标准所依据的是最大的商品和劳务出口额，延伸到含IMF会员的货币联盟的出口额，货币联盟成员之间的出口额提出在外。引入的第二个选择标准是确保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所选的货币是国际贸易中使用最广泛的货币。
　　每种货币在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所占的比重依据以下两个因素：一是会员国或货币联盟的商品和劳务出口额；二是各个会员国的货币被IMF其他会员国所持有储备资产的数量。IMF已确定4种货币（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符合上述两个标准，并将其作为2001~2005年特别提款权重的篮子货币。这些货币所占权重根据其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位置而定。特别提款权美元值每日依据伦敦市场中午的外汇牌价将四种货币各自兑换美元值加重而成。特别提款权定值公布在IMF的网站上。
　　3。特别提款权的未来前景
　　牙买加协议签订已有几十年时间了，它规定把特别提款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资产的目标远未实现。特别提款权在国际储备总额中，1971年占％，1976年下降到％，1982年重新增加到％，多年来基本上没有进展；而外汇在全部国际储备中比重多年来都高达80％左右，因而在世界储备资产中主要储备仍然是外汇，其中主要是美元。
　　随着世界经济多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围绕国际金融领域领导权的斗争日益激烈。蒙代尔曾提出，改造特别提款权，将它与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人民币和黄金挂钩，即所谓“6＋1”方案，然后扩大使用范围，逐步使其成为世界货币。在2009年4月2日伦敦G20金融峰会召开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提出了类似建议。看来，凯恩斯、蒙代尔和周小川都有着理想主义情结。但是，国家利益之争却可能使这一理想永远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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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逐步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作用（3）
1。金融危机促成全球共度时艰
　　危机就是危险加机遇。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不同，这场金融危机，几乎让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无一幸免。在过去的金融危机中，原本“隔岸观火”的西方国家，如今却是“城门失火”，致使西方国家联合行动挽救危机。在2000年欧元逐步崛起、美元地位下降的趋势下，欧盟也迎来了与美国争夺话语权的新契机；亚洲新兴经济体和欧佩克成员国实力与地位的提高，也为参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提供了实力基础。
　　目前，全球对今后各国携手深入合作抱有很高的期待。美国糟糕的经济局势，已经让美国此前“单边主义”处理全球经济问题失去了威信，再加上经济局势恶化，这都为欧盟扩大影响力提供了机会。从今后来看，美国“单边定调”全球金融政策将变得困难，全球更深层合作值得期待，当前也有了较好的合作氛围。现在有一种所谓“阴谋论”的观点，认为这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