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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醉-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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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这个小面馆里，我认识了一位乌兹别克姑娘。我那时已经等钱等了二十多天，还没见来，心里就很落魄。兜里一分钱都没有了，还向旅社的老板娘借了十块钱先花着。那天我犒急了，给自己点了一个蒜苔炒肉，（虽然吃面不要钱，可吃肉我怎么好意思不付钱呢？）在固定的桌子上坐下来。她就来了，笑着问我，可以坐下吗。我开始还以为是维吾尔姑娘呢，就点了点头。她坐下来，一边等点的菜，一边主动跟我说话。
我心情不太好，尽管她是个异族美人儿，从生物学的意义上来说，我却没啥反应。但是当我听她说，她是做药材和茶叶生意的时候，我忽然来了兴趣。我又一次想起了仁青与他的女儿卓嘎，也想起了印度阿萨姆与那儿的茶园。
听她说，（很可惜，我实在记不起她的名字来了）她的父亲是个军人，老家在安徽蚌埠，母亲是乌兹别克人。她长这么大，还一次没回过父亲的老家。当她知道我是淮北人，离蚌埠很近时，眼里放出了喜悦的光芒。她说，她就是喜欢汉族小伙子，尤其是安徽人，因为与他的父亲是同乡又同类。她强烈地要求我吃她点的丰盛的菜，还要了一瓶酒。面对这样纯真的女娃儿，我要是再客气那就是孙子了。那天我的肚子美美地享受了一回。我学了不少知识，了解了药材与茶叶商人的运作方法，弄清了如何花十几万元才能办理一张药材出疆证。对于一个每天只要一块钱就可以打发日子，每月只有几十元工资的年轻的家伙来说，她的话每一句都是一声炸雷。一根药材，一块上等茶砖，就是我近一个月的工资。
我对茶叶的兴趣越来越浓了。因此，当我们酒足饭饱，她劝我干脆跟她做生意时，我的心一阵翻腾，就答应了。我们约好第二天再在面馆聚会，仔细商谈。然后她就带我去她住的地方。
我不知道该不该生老安的气，因为就在我要投笔从商的时候，老安派人来找我了。
老安派来的同志见了我就说，我们是第二次来乌鲁木齐了，找遍了国营的宾馆饭店招待所，就是没有个姓胡的记者。你咋就能想起来住到这样的小旅社里？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确实很激动。终于回到了组织的怀抱，怎么能不让人热泪盈眶？
老安派来的同志又说，我们给你带来了两百元钱，你自己先买票去喀什吧。我们还要在乌市办点事。
我高兴地把住宿费和借的饭钱还清，当时就跑到长途汽车站买了当天下午的车票。
从车站回来的路上，我忽然想起了乌兹别克姑娘。我已经答应她跟她闯江湖做生意了，现在怎么办？
一边是我热爱的新闻职业，一边是刚刚兴起的商人之旅。财富与职业，孰重孰轻？我脑壳里斗争得很厉害。最后，还是圣人的思想主宰了我：商人虽然可以有钱，却没有社会地位。记者虽然清苦，却是上层建筑。富贵于我，如浮云耳！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大厦千间，只眠三尺；酒池肉海，只饱一餐。等等等等，多少话都在那儿等着呢。
我就这样逃离了富贵，踏上了去南疆重镇喀什噶尔的长途班车，继续我的颠簸穷困之旅。
许多年过去了，我从一个挥斥方遒的同学少年，变成了一个暮气袭来的准老汉了，却越来越认识到上面那些“蛋话”害人不浅！什么富贵如浮云，大家都富贵有啥子不好？钱财不能带走，却可以花销，可以留下。都做精神的富翁，物质的穷光蛋，没有能力消费，怎么拉动内需？怎么刺激生产？又怎么能促进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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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醉》后记（3）
在南疆的日子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离不开喝茶。那儿的水质是优良的，牛羊肉和瓜果是丰盛的，但如果没有茶叶的帮助，那丰富的营养会把人烧死。
搜集茶叶的历史记录，就成了我的一大任务。在喀什噶尔，我终于查到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那就是：茶叶的贸易，曾经与新疆的安危是那样的紧密相连着。
三
说起茶叶，中国有太多的自豪与骄傲。
柴米油盐酱醋茶，谁家能离得开这七样东西呢？
自从神农尝百草，中国人就开始了与茶的交道。千百年来，饮茶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魂。
一千二百年前，唐朝的陆羽以一部《茶经》，奠定了他的“茶圣”地位。吃茶，这个普通的饮用解渴行为，被升华了。品茶、鉴茶、赏茶、斗茶，成了文人骚客、哲人智者、禅师隐士渗入骨髓的雅事。
茶叶，也是和平的使者，友谊的象征。明朝时，世界航海的先驱郑和先生曾七下西洋，但与哥伦布、麦哲伦等欧洲海盗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每到一处，不是用武力征服土著居民，而是带去了香茶美酒与丝绸瓷器，还有先进的造纸与农桑种植技术。
然而，仿佛是打开了所罗门的魔瓶，正当中国的皇帝与百姓都在陶醉于“施舍”的兴奋中时，魔鬼开始出现了。中华天朝晴朗的天空，从此阴霾不散。
丝绸瓷器与茶叶，一直是中国的三大支柱产业，雄视世界市场。尤其是茶叶，曾占据着世界茶叶市场的百分之九十。维多利亚女皇不满意英国的白银哗哗地流向中国，就指使要想办法扭转贸易逆差。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条捷径，就是以鸦片输入来抵挡中国茶叶的出口。除此之外，偷窃中国的茶树种子与茶树苗，在印度试种也是一个重大的行动。
中国的工匠艺人，对技术专利的保密与传授，是有严格的措施的。但是，对于国家之经济命脉的茶叶技术，却似乎没有多少保护办法。英国驻印度总督达尔豪西侯爵的阴谋，就顺利地实现了。
印度阿萨姆邦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山坡上，几万株从中国偷来的优质茶树苗栽下的同时，也栽下了中国人一百多年摆脱不掉的恶梦，至今无法苏醒。仅仅过了五十多年，中国的茶叶出口，就急剧下降到了占世界茶叶市场不到百分之二十。
有一阵儿，开放了的中国，先富起来的一部分同志，要开眼界，开洋荤。喝茶不再满足于中国的龙井、碧螺春、铁观音，要喝英国的红茶。上档次的还要喝英国的伯爵红茶。但是，英国基本是不产红茶的，虽然喝茶已经是英国人无法解脱的痛。
世界茶叶市场，当今有三大红茶最负盛名。它们就是中国福建的武夷红茶、安徽的祁门红茶，还有印度的大吉岭红茶。所谓的英国红茶，大多都是冒牌货，不过是把那几座海岛以外的进口红茶包装了一下，印上“英哥懒蛋”（英格兰出品）的字样，再以高价返销回来。其实，中国云南的红茶，也很有名。闽红、祁红、滇红，曾经是英国与俄罗斯宫廷贵族专用的饮品，普通百姓根本消费不起。
不过，时光流逝到了2000年，当整个中华大地到处都是茶坊茶楼，到处都是茶文化，一斤等级茶要卖到几十上百元，一斤极品毛尖要上千元甚至几千元的时候；当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办的茶王邀请赛上，安溪茶王王文礼的“铁观音王”100克拍卖到7万元，相当于一市斤茶叶35万元时；当在香港举办的茶王赛上，安溪茶王王坤福的铁观音100克拍卖到11万港元的天价，相当于一市斤茶叶55万元时。中国的茶叶在世界茶叶市场又是个什么样子呢？
据不完全统计，1998年，我国的茶叶产量达到了66．5万吨，出口21．80万吨，每公斤平均单价1．70美元，折合人民币十几块钱（要知道，这可都是上好的品级茶呀。不是中国茶楼里唬弄人还死贵的次品茶）。2000年出口22．78万吨，每公斤平均单价仅有1．52美元。可是，就是把中国所有出口的茶叶产值加起来，还不抵印度阿萨姆一个地方的茶叶出口的总产值。至于价格，那就更是无法相比了。
当安溪的茶王头戴茶王帽，脚踩茶王轿，身穿花礼服，披红挂彩，手捧证书，在由数千人组成的彩旗队、鼓乐队、舞狮队、花灯队的簇拥下走过去的时候，想想让国人难以接受的天价茶叶，想想让国人丢脸的出口廉价茶叶，还兴奋得起来么？
四
在喀什噶尔的老城里，在报社的那间我睡了近二百天的土房里，我开始了《菊花醉》的构思。当然，那时的书名并不叫《菊花醉》，甚至于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我的初衷是写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书，是关于茶叶商人的传奇之书，也是中国茶叶命运的传奇之书。我要让每一个喝茶叶或者不喝茶叶的中国读者都知道，英国的红茶是怎么回事，印度的红茶又是怎么回事。
安徽祁门的胡氏家族，曾经成功地把武夷红茶移种成祁门红茶，并且把茶叶的种植与加工技术传授到了高加索与东南亚一带；湖南安化的茶叶工人，更是印度阿萨姆茶园的奠基人。
因为茶叶，陕甘与新疆的经济曾受到过毁灭性的打击，加上太平天国运动，更是使新疆的危局雪上加霜，最终导致四十四万平方公里土地，沦入俄国沙皇的版图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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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醉》后记（4）
可是，刚刚起草了个雏形，由于工作与生活的波折变动，只好放下了。
辗转曲折地来到了宁夏客居之后，随着素材的积累，对写书有了新的想法。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西北的文学圈以及西北的作家，对商贸类的东西不太感兴趣，很少有人愿意写这类的小说。
其实，在我们看来，西北人生活的精华，不完全在于荒凉与贫困，那只是表象的东西。西北有着丰厚的文学资源，那就是商贸素材。这个意思，我们已经在第一部小说《金羊毛》（２００３年１月，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里说过了。为了这个愿望，我们计划写作三个西北洋人的大买办，再现一个世纪前的西北商战风云。
因为《金羊毛》的出现，使《菊花醉》孕育在先，却出世在后。这也说明我们对这部小说寄予了更大的希望。
说到我们，是指我的合作者唐羽萱女士。可以说，尽管这三部曲（第三部已完成大纲）孕育在我，但若没有她的合作，是不可能问世的。
2002年7月，我们从武汉回来之后，我又去了一趟新疆，专门为修改《菊花醉》补充素材。故地重游，觉今是而昨非。乌鲁木齐火车站正在大拆大建，去喀什也有非常舒服的火车坐了。想起十几年前去南疆，一辆破旧的大巴，载着一车人与羊（维族老乡的），颠簸了三天才到，便大发了一通感慨。
五
我们要专门辟出一节来，对有关的先生与朋友表示感谢。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像好来坞的明星们在获得奥斯卡奖之后，也不能免俗地要念一通表扬稿。我们不知道别的作家是如何写作的，但我们清楚，自己的写作是离不开朋友与先生们的帮助与扶持的。
我们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深深地感到，写作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也无法做到绝对的私人化。如果谁硬要说自己就是私人化写作，那只能说明他是个圣人。
我们首先要感谢的，是《宁夏日报》社的欧阳勇先生，他多年来如一日，对我们的写作与生活始终给予了无私的支持与帮助。他是一个忠诚的朋友，可以信任的朋友。正是从他身上，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美德和侠义。
其次，我们要感谢唐羽萱的六位同学与她们的先生。她们分别是：兰州邮电系统的职工保德花、乔瑞敏、王艳，以及她们的先生魏宏道、金再瑜、曾杰；乌鲁木齐电信系统的职工王丽萍、赵红、沈玉梅与她们的先生高建国、吴军、辛小年。
她们都是普通的劳动者，但她们都具备着传统的美德。由于她们无私而又真挚的人情，使我的新疆之行充满了愉快和舒适。无论是来去经过的兰州，还是乌鲁木齐，都有专人接送，吃住都在她们的家里，陪伴游览名胜古迹，帮助寻找有关书籍资料。使我得以在兰州品尝马子禄的牛肉面、农家小院的百合饭、开着专车出兰州城去吃靖远马芳萍的羊羔肉、夜游四十里黄河风情线；在乌鲁木齐品维吾尔风味、赏维吾尔歌舞、在南山菊花台凭吊历史、追溯往昔。没有她们的帮助与接待，我不知道此次新疆之行会是什么样子，但可以肯定的是，不会如此地顺利与方便。
喀什，是让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对这块土地有一种莫名的迷恋。那股气息，那股风情，那股异域的感觉；那老城区高高的土楼、窄窄的小巷；那赶着驴车沿街叫卖瓜果与柴草的满面风尘的老汉；那围聚在一堆抢着用熟土豆块蘸着盐碟的巴郎子；那蒙着头巾的老年妇人；那长着美目的青春少女。都让我着迷。艾提尕尔清真寺静穆的尖顶，中亚国际大巴扎的喧嚷市声，都曾使我流连忘返；香妃墓与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作者）墓，塔什库尔干的公主堡与莎车的阿曼尼莎纪念馆，都曾使我心驰神荡。
张幸运兄并未来喀什火车站接我，使我有一点小小的意外。我们在这里要花点笔墨，描写一下他的生活。
这位老兄，既是一位幸运者，也是一位传奇者。他是陕西周至人氏，少年时因家庭出身，命途多蹇，读了几年书就被迫流浪他乡，辗转来到了南疆莎车县。这里也曾是叶尔羌王国的国都，伟大而美丽的王后阿曼尼莎就是在此生活过，并主持修订创作了音乐史诗《十二木卡姆》。流浪少年张幸运是一个吸足了秦汉文化精华的关中子弟，靠着聪明好学，先是做了赤脚医生，接着做了南疆的蘑菇大王，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事业上有了落脚点，爱情也开始收获，一位美丽的维吾尔姑娘成了他的新娘，而且，很快就诞生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
按照这条路走下去，我不知道幸运兄今日是否会成为金山之王。但他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去当记者，做“吃皇粮”的国家干部。《喀什日报》社公开招考编辑记者，择优录取，他要尝尝当记者的滋味。
没有谁会相信他能够考上，这是一个笑话的素材。然而，他却考上了。一个有名的商人消失了，一个注定不会成为名记者的记者诞生了。
十六年前，正是他在寒冷的黎明，骑着摩托车把我送到返乡的长途汽车站。也正是他，曾经在《喀什日报》社的土坯房里陪伴我度过了近两百个多梦的夜晚。还是他，骑着借来的报社唯一的摩托车，载着我去班超的西域都护府遗址访古。那天遇上了沙尘暴，差点把我们埋在沙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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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醉》后记（5）
那时，我们青春。那时，我们风华。那时，我们冲动。那时，我们做梦。
可今日，千里来寻故地，只有潺潺流水，还有满目陌生。
幸运兄为何不来接站呢？
带着满腹狐疑，我按他电话里所指示的，花了一元五角钱坐了一辆中巴进城。在市中心人民公园前面的大十字广场下车，立在汽车站牌前等他。喀什噶尔夏日的骄阳，如漂亮女孩的怒火，让人爱恨交加。我孤独地立在站牌下，尽量躲在树荫里。大街上，几乎全是高鼻深目的维吾尔兄弟姐妹，满耳尽是听不懂的语言。我抬起头，就看见了广场上巍然屹立的毛主席塑像。他老人家满面严肃，高高扬起了一只巨大的手臂，在默默地注视着脚下的匆匆忙忙的人流。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他来了。尽管脸庞仍是旧时模式，可腹部已经高高地隆起，要与孕妇相媲美了。他不修边幅，上身穿一件白色短袖老头衫，有点破旧，下身穿了一条鱼白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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