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巴方-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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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虞夏以后的历朝统治者对都城的选择，几乎都考虑到这一因素。商虽然源自东夷，但先定都于亳（河南商丘），后迁至殷（河南安阳），似乎是有意越过黄河向解池靠拢。周以后更有意思：西周都城在镐京（陕西西安），东周都城在洛邑（河南洛阳），秦朝都城在咸阳（陕西咸阳）　，西汉和东汉分别在长安（陕西西安）和洛阳，三国时期曹魏的政治中心在许昌。假如我们在地图上以解池为中心、以五百里为半径画一个圆圈，这些城市几乎都在圈内，换言之，骑上快马也就一两天的路程。

　　历史甚至还有些惯性。秦汉以后千年之间，这仍然是历朝历代选定都城的一条“潜规则”，除了短暂的分裂时期以外，直到北宋（北宋定都汴梁，即如今河南开封），历代都城都没有逃出这个看不见的圈子。

　　在这个圈子内，有肥沃的渭河流域和关中平原，有气候宜人、占有盐利的汾河流域，从五千年前的炎黄自此发端，到两千多年前的强秦由此崛起，还有一千多年前的盛唐蛰伏于斯，一直延续到宋代以前，这里的政治军事力量在和对手的较量中，似乎总有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在暗暗地帮助它。而这一丝神秘的力量，往往能在双方决定胜败的关键争夺里，在两败俱伤、生死一线的最后关头，不动声色地让胜利的天平倾斜，把它蕴藏的力量释放出来，让它烛照的势力笑到最后。圈外的力量虽然偶尔占到上风，却总是无法支撑太久。中华民族在这个圈子内历经几千年形成的强势文明笑傲历史，莫与争锋，你能说和盐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还有一个事实：从东周庄王12年（公元前685）齐桓公继位、任用管仲开创盐铁官营制度开始，直到将近三千年后的今天，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盐是一直由国家机器严密掌控、实施专营的资源。这其中除了利益的因素，恐怕更多的还有战略的考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咸鸟非鸟
说的有些远了。晋南解池先属东夷，后归炎黄，别人已难染指。可是南方大片人群，吃盐的问题怎么解决？

　　地理知识告诉我们，盐也是一种矿藏。只有盐矿分布较浅的地区，才有可能随泉水溢出地表。我国盐矿资源虽然丰富，但分布极为不均，只集中在青海、四川、湖北、云南和山西等少数几个地区，其中青海的湖盐占全国总储量的80％。有趣的是，考古学家发现，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最繁荣的地区，也在青海一带。

　　从形成特点来看，我国大致是东部海盐、西部湖盐、中部井矿盐。东部海盐在山东省，西部湖盐在秦岭以北的山西运城至青海湖一线，中部井矿盐则以湖北、重庆、四川为主。假若我们把地理、地质和历史放在一起分析，结果会让人大吃一惊——

　　这分明与我国上古时期的炎黄、东夷、苗蛮三大族群的分布遥相对应！

　　这不是毫无根据的凭空猜想，也不是牵强附会的主观臆断。青海虽有盐利，但因为农业条件太差，很早就退出了文明之源的争夺；东部的海盐区，则是商周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后起之秀。四川自贡以西的井盐，也是战国末期李冰任蜀郡守以后才组织开发的。这样，先夏时期的长江流域能够找到的有盐的地方，就只剩下川东鄂西的大三峡地区！

　　古代南方的人们，怎么会不明白盐的重要性？从伏羲时代开始，他们就不断向四方派出盐探，进行着中国最早的地质考察。这些人三五成群，以经商的名义，象鸟儿一样四散飞去。他们的名称或身份，也许就是《山海经》中提到过的“咸鸟”；他们得到的情报，后来极有可能成为《山海经》一书最早的原始素材。

　　这样的工作，前后可能经历了很漫长的岁月。然而和北方相比，南方苗蛮人的运气实在不怎么好——他们始终没能找到像晋南解池那样交通方便、产盐集中的地方。其实他们不知道，就在汉水下游的湖北应城、云梦一带，竟然埋藏着大片与石膏伴生的盐矿，其矿床分布约140平方公里，岩盐储量达280亿吨，氯化钠含量最高达95％！这里的盐矿直到近代才被发现和开采，不能不说是古人的悲哀。

　　也不知过了多少年，这些风尘仆仆走遍古代中国山川大地的“咸鸟”，历经艰辛、九死一生，终于陆续归巢，返回自己的部落。由于没有文字，在漫长的旅途中，他们只能依靠记忆、感觉和经验，记录每天的行程，以及当地的资源状况。遗憾的是，他们得到的信息绝大部分都和盐无关，甚至光怪陆离、不太可信。直到有一天，或许是一个名叫“乘厘”的人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这条线索，被记录在《山海经&；#8226；中山经》中的“中次九经”：

　　“（隅阳之山）又东二百五十里曰岐山……减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江。”

　　温少峰先生断定：“经文之‘减水’，即《水经》……之‘盐水’”，本意即咸水。

　　——这是一条关于盐的信息！

　　方飞先生考证：“九经为岷山山系，载川西到鄂西诸山。”《中次九经》以岷山居首，从经中所叙山系的走向，我们依稀看到，当年的乘厘从长江上游岷山出发，迎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自西向东顺江而下，走了大约二千五百里，来到一个名叫岐山的地方。

　　《山海经》中曾提到过三处岐山，这里显然和我们熟知的陕西岐山无关，而应该是与“江”（古代专指长江）相邻，位于大三峡地区的群山之中。

　　伏羲的目光，一定深深凝望过西方这片土地；古老的三峡，也从此成为南北势力的必争之地。这样的争夺，从三皇五帝开始，直到巴国灭亡之后，竟然一直持续了近三千年！

　　乘厘经过的路线，其实并不平静。这时的长江上游，也已经开始出现北方盐探的谍影。神农氏打着采药的幌子，曾在汉水北部至神农架—带出没，黄帝的血脉也渗透到长江上游。那位稍后便要出场的瑶姬，虽然说不清是被哪一位炎帝封于“巫山之台”，但或许已是北方势力介入的信号。

　　已经陷入被动的苗蛮集团，开始酝酿一个绝秘而长远的计划。由于群山险阻，不明底细，他们决定派出一位名叫“后照”的首领，带着他的族人向西进入莽莽群山，秘密潜伏到巫山南麓的清江。他们不能明目张胆地打出蛇的旗号，又生怕丢掉自己“龙”的使命，于是辗转以“巴”为姓，对外则以“巫诞”的后代自居。他们来得如此突兀，以至于连《世本》也坦率地承认：“廪君种不知何代。”

　　他们的目标，其实就是三峡地区的盐泉。清江，成了他们的第一个突破口。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由后照率领的这支神秘的巴姓族人，终于在清江边武落钟离山上的赤穴站稳了脚跟。廪君死后，他们索性进一步掩盖崇蛇的本来面目，改奉“*”为尊。这一切做得天衣无缝，拥有北方背景的盐阳居然毫无察觉！

　　有人记得，廪君在到达夷城后发表过一句感叹：“我新从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这让人很不理解：务相生在赤穴，夷城“望如穴状”，应该感到很亲切才是。实在不满意，换个地方不就得了，怎么会如此沮丧呢？尽管如此，廪君仍“立城其旁而居之”，无奈中又显得十分匆忙。也许在他攻打盐阳的时候，东南方向的故土，已经被南迁的三苗族占据；虽然同为伏羲后裔，但物是人非，昔日的家园，已经回不去了吧！

　　廪君占领盐阳，完成的是父辈们精心策划后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可盐阳虽好，毕竟产盐太少，廪君并没有在此停留，甚至连夷城也不太留恋，他们继续西行，把目光投入更大的盐场。随着对三峡地区盐泉的陆续开发和廪君族对盐泉产地的一步步蚕食鲸吞，廪君建立的巴国羽翼渐丰，开始成为周旋于三苗与北方炎黄势力之间的一股新的力量。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两枚陶印章
1988年6月的一天，鄂西清江流域，长阳香炉石考古发掘现场。

　　香炉石地如其名，还真像一具站立的香炉。中间状如炉灰的凹地里，湖北清江隔河岩考古队的队员们正在仔细而又麻利地筛选着土层。在一个长方形探方内的不起眼的角落，考古人员找到了两截拇指大小的条形陶片。刚开始，人们并没在意，还以为这是哪件陶器上的残留。可是经过清理，陶片的一端竟意外地出现了文字的痕迹！负责现场发掘工作的考古队长王善才教授闻讯赶来，经过认定，这是两枚极为罕见的远古陶制印章！

　　早期巴文化遗址发现陶印章的消息，顿时轰动了整个考古界！因为此前类似的发现，是公元前30世纪古巴比伦地区苏美尔人使用过的陶印章。我国文献记录玺印的最早使用，是《周礼》反映的西周时期。国内发现最早的古玺印实物，则是从古董商那里得到的、据说是来自安阳殷墟的三方铜印。陶印是铜印的前身，学者们分析，香炉石出土陶制印章，说明早在殷商之前，古代巴人就已经开始拥有了成熟的印章制作技术和陶器钤记制度！

　　如今，除了文件、账本和书画作品以外，我们能看到印章的地方很少。有心人会问：这两枚陶印章，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

　　印章起源很早。最古老的印章的功能，一是封泥，二是钤记，后来才有权信、佩印、殉葬、烙马等。封泥制度源于西周，兴于汉代，用于货贿封存，史称“玺节”。汉代以前，印章的主要功能则是钤记，是制作工具、器物、兵器时进行标注的一种工具。这种最早的厂家认证和责任追究方式，首先就用于陶器的生产。

　　制陶是古代器物制作中历史最悠久的一种，制作陶器时，古人先是在上面刻上族徽或部落名称，后来发展为用印章铭记制陶产地、作坊及制作者的姓名，既方便又快捷，这就是中国古代流传已久、并推广到其它器物制作中的“物勒工名”制度。已经出土的大汶口陶文证明，这一制度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因为陶印章的出现，我们有理由相信，四千年前古代巴人聚居的地方，人们已经开始大批量地制作陶器。这一职业，甚至有可能就是最早的手工业萌芽！

　　——第二个问题接踵而来：巴人制作那么多的陶器干什么？难道也和盐有关？

　　“君乎夷城”的巴务相，此后再也不见踪影。这其间早期的巴人在干些什么，一直是一个谜。1988年任乃强先生在《盐业史研究》上发表《说盐》，揭开了“盐”促进最初的商品流通的特性：在硬通货尚未出现之前，盐就是和黄金、白银等价的交易筹码！

　　巴人的身影，逐渐清晰：他们掌握着当时那个时代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战略资源——盐！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为云雾遮蔽的古代巴国，勾勒出大致的轮廓。

　　廪君击败盐水神女，依靠盐泉资源，迅速发展成为清江中上游乃至渝东和整个三峡地区最大的部落联盟首领。在密密匝匝的丛林里，务相的子孙秉承着“廪君”的称号，吹着他们的号角，带着他们的子民，把一个又一个“鱼盐所出”的原始河谷，变成了理想中的“琶裰�国”。他们成批地烧制陶器，实际上是为盐这种白色的金子订做统一的包装！

　　由一个个行盐部落组成的巴方，更像一个经营盐业的庞大的集团公司！随着廪君“种类遂繁”，到夏禹时期，巴方军事同盟逐渐成熟，巴人的足迹东至汉水、西抵乌江，控制着大巴山与武陵山之间的大片地区。这种兼有军事和商业性质的联盟体制，一直延续到商代。

　　廪君之后几百年的巴国，因为先前与夏禹的特殊交情，也因为巴方与北方民族频繁的盐贸往来，一直与夏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古代的巴人沉浸在与“有夏”友好相处的氛围里，没有人注意到，昔日的强邻已大厦将倾，和谐的氛围正在悄悄发生改变。

　　终于有一天，这种令人羡慕的平静，被一群不速之客打破。

夏耕之尸
《山海经&；#8226；大荒西经》中，记载了一则简短的消息：

　　“（大荒之中）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　……

　　荒诞的传说，往往蕴藏着历史的真实。先秦典籍中的“尸”字，说的并非尸体，而是特指“接受祭祀的活人”。这则消息，实际上向我们描述了古代三峡某地举行过的一场宗教活动：有人在用当地最常见的巫术，追悼先世，祭祀亡灵。

　　“无首、操戈盾立”，是对巫师的形象描绘。很明显，巫师是在扮演某种角色——“名曰夏耕之尸”。那么，这个神秘的“夏耕”从何而来？

　　“……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

　　简练的文字，为我们揭开了一段血腥的历史：公元前1600年前后，强大的夏朝在商汤的打击下走到了尽头。在章山战役中，夏代最后一任君主夏桀率领的农耕部族战士，终因首脑被斩而四散溃逃，其中不少人来到长江三峡的巫山一带。多少年后，这些夏朝遗民、农耕余部仍念念不忘先主杀身之仇，总要“立尸”祭灵，这就是“夏耕之尸”的由来！

　　我们知道，夏、商之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权更替。虽然夏亡商兴，尘埃落定，但这其中你死我活的碰撞和纠缠，以及它给当时那个时代的人们带来的心灵震撼，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化解。要想了解这段恩怨，还得从商汤的祖先说起……

　　读过《史记》的都知道，司马迁笔下的女性，爱吞鸟蛋。除了秦始皇的祖先“大业”的母亲女修以外，据说帝喾的第二个妃子“　简狄”也吞过一枚：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封于商，赐姓子氏”　（司马迁《史记&；#8226；殷本纪》）

　　帝喾，就是《后汉书》中那位嫁给神犬槃瓠、被范晔美化成“蛮夷之母”的中国版白雪公主的父亲。帝喾是黄帝的曾孙，传说有四个妃子：元妃姜嫄，生子弃，官封后稷，为周人先祖；三妃庆都，生下的就是后来的帝尧；四妃常仪，生子挚，即少昊。

　　吞了鸟蛋的次妃简狄是有娀氏部落的女儿，娘家则在遥远的东方。《淮南子&；#8226；地形训》中说得明白：“有娀在不周之北。”其地应距渤海不远，跟以鸟为图腾的少昊部落有着血缘关系。

　　细心的学者发现，古代女人爱吞鸟蛋不是偶然的，东北环渤海湾一带的许多民族都有与卵生相似的创世神话。当时的东方民族统称为“东夷”，大都以鸟为图腾，崇拜凤、鹰、燕子、黄鸟等，甚至还有供奉鹌鹑和布谷鸟的。

　　《诗经》有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可见商祖起源于鸟蛋的故事也不是司马迁先生的原创，而是商周时期就有的说法。故事的经过是这样的：相传帝喾的次妃简狄和两个妹妹相约在“玄丘之水”（据说在燕山）中洗澡，一只燕子在简狄的掌心下了个蛋。简狄吞下该鸟蛋后，不久就出现了妊娠反应，跟着十月怀胎，产下一子，取名为契。此人天纵奇才，胆识兼备，他和他的子孙先后在尧、舜手下担任*长（司徒），后来还辅佐过大禹治水。由于政绩突出，契被封在“商”（今河南商丘一带），繁衍生息，这就是商的由来。

　　汤是契的第十四代孙。在他的正确领导下，商“以宽治民”（《国语&；#8226；鲁语》），其内政通人和，其外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