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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我的生死派对,我的秘密盛宴,我的冷酷学苑-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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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就知道，这个“称号”对我有害，而不会有利“可图”，我从中能图到什么“利”呢？“名”是一个坏名，我不需要这样的坏名，“利”也是没有的。
许多人认为这可以促销我的书。这是误解。
首先，就一般知名度而言，作为一个学者作家，我已经拥有相对知名度和固定读者群，并不需要“美男作家”这种完全是另起炉灶的“抓瞎”宣传，这就像金庸如果出一本新书，绝对不会在“武侠小说作家”之外，突然策划一个“香港报业作家”的宣传方略一样。尽管我没有金庸的知名度，但是，这种道理是一样的。我很清楚我的读者群在大学生和热爱思想一些中青年读者中，如果要我自己设计宣传思路，我会有针对性地对这个群体做宣传，而这个群体关心的根本不是什么“美男”、“情色”，是“思想”，是“智慧”。
“美男作家”的宣传完全是抓瞎，它会让我失去大学生读者，而又遭至其他读者的抵触。
我非常清楚宣传对书的促销是没有根本影响的，宣传只能让读者知道有这本书的存在，但是，不能从根本上决定读者是否买这本书。我就是绝对不相信宣传并且对宣传反感的读者之一，我不会因为听信了宣传就去买一本自己不需要的书，更不会因为听信了宣传而去每一本和自己的趣味及阅读标准相抵触的书。
第三，我是有职业工资收入的人。这个书的版税，对我来说并没有某些人想象的那么有经济价值。真正的明眼人是可以算出来的。就我自己来说，我也算圈内人，对稿费很了解。在中国可能没有一个作家是真正通过图书版税致富的，我本人也没有这种企图。纸面文学已经衰微，靠图书版税致富，完全是天方夜谭。现在是影视网络媒体时代，纸面文学已经不是主流艺术样式了，这个我在几年前就写过文章，我认识得很清楚。三年前我在肇庆讲这个发言，有人批评我悲观。实际就是这样啊。二月河、池莉他们都不是靠图书版税致富的。
对我来说，写小说只是为了自我治疗，为了阐明我内心的“困惑”，我觉得这种方式可以帮助我理解这个世界，进而更多地理解文学，我才这样做的。所以，我说我不关心读者。要一个大学教师为了钱写小说是非常荒唐的。
写一个小说要用两年，而这个小说的版税却不会超过他几个月的工资，何苦呢？我不可能荒唐到连这点都想不通。
问：这个小说是怎么写起来的呢？
这个作品构思是在前年冬天。我哥哥病得非常重，我也病，在上海西郊一个朋友的房子里养病，那个时候，天气真的很冷，想一边养病，一边写《个体及其在世结构》的引言，但是，胃痛，加上身边没有资料，什么也做不了。这期间除了早就约好的给一个朋友的画展助势，出了个场，一个月几乎没有出门，但是，只写了两千字。
有天晚上，吴炫喊我、杨扬、郜元宝、王宏图等几个人吃饭。席间还有南京来的两位朋友。 我就去了，那晚大家很愉快，那晚我对杨扬和王宏图说，我在写一个书，《个体及其在世结构》，想看看人是怎么活在世上的，写写这个年龄段对生命的理解，不过很难，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力气把握，很苦恼。王宏图听了，就说：“你不是写了《我的N种生活》吗？那种语言很好，干吗要逼自己？”结果，那晚结束以后，回到西郊我那个朋友空空荡荡的房子里，我就真的写了。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小说怎么会和情色有关联呢？它和“疾病”的暗示和隐喻相连，不会有情色。这个小说又怎么和金钱有关联呢？金钱能改变人的命运？
我把这个小说看作是命运给我的礼物。它对我是一个拯救。
不过现在，对于《沙床》和关于它的一切，可能我是最不关心的人。事实上这个小说已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了。
我要认真地说：我不关心《沙床》的销量，它对我的经济价值非常有限，我没有必要费力去做这些事，《沙床》的实际销量对我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有经济意义，我没有必要去“合谋”。 事实上我没有向出版社提什么高额的版税、首版数的要求。当初，长江社，也不是给我条件最好的出版社。所以给长江社，是因为我相信长江社。事实是，从长江社的《声明》来看，它是对作者负责的。为一部作品以出版社的名义发一个声明在长江社历史上是没有的。我也相信长江社的解释。在这种前提下我还要怎样呢？
我要重申一遍：我不为利写作。看了这个书的人应该看得出来，我目前的精神状态到底是怎样的？
问：在这个眼球经济时代，作家使出浑身解数，频频出招作秀，这究竟是文学最后的出路还是文学正在走向死亡？
我不认为作家在作秀。我说了，那个作秀排行帮是对作家的误解。难道你人物余秋雨、金庸他们真的需要通过作秀来卖书吗？难道金庸和余秋雨等真的那么蠢吗？金庸捐出了价值数百万甚至接近1000万的房子，这样的人真的要通过作秀卖书吗？
文学不会死亡，因为文学不需要出路。文学将永远如此：只是部分爱文学的人事情。文学不必到不爱文学的人那里去找寻出路。就向音乐不必到牛那里去找市场一样。
问：许多人认为，在这场关于美男作家 的炒作中，你是最大的获利者，但也有人替你可惜，你自己觉得你是受益者还是被侵害了？
我是直接受害者。
本来这件事原本没有什么意思。我一直低调回避是因为我觉得无聊，我以为这件事会很快过去。但，事实是浪头越来越大，矛头针对我个人人格了，人身攻击也来了。我希望这一切很快结束。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沙床》是一部严肃的知识分子小说
文/ 李南君
知识分子往往作为人类知识和文明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其精神风貌和道德水准，也就成了他所处时代和民族精神风貌和道德水准。人们对知识分子小说的解读一直是寻此路径展开，并决定它在文学史上的位子。从鲁迅写《孤独者》、《在酒楼上》始，到新生代作家批评家葛红兵教授刚刚出版的《沙床》止，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文学的天宇行走了近百年。
让我们扫描一下百年知识分子精神的版图吧。鲁迅笔下那些独战多数的英雄魏连殳和吕纬甫等，在革命退潮后，摆脱不了孤独者的命运，在封建传统压力下，“象一只蝇子飞了以小圈，由回来停在原点，在颓唐消沉中无辜消磨生命”，在“进”和“退”中，鲁迅揭示了现代第一批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和危机。40年代，以钱钟书的《围城》为代表，用讽刺和诙谐的笔调，从道德的角度描绘了抗战时期中国中上层知识分子的众生相，洞穿了受传统封建文化和现代西方文明夹击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病态。80年代初，以张思远和章永磷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对自身的苦难历史和伟大人民血肉联系的反省中，演绎了肉体、精神和政治生命三重获救之源。90年代的文人“庄之蝶”（《废都》）离开黄土地来京西，堕入了旧时失落文人寄情声色游戏，揭示了市场经济冲击下知识分子身份失落的“精神之废”。葛红兵的《沙床》则以自传手法讲述了一名青年教授和他的学生以及多名恋人之间复杂的情欲故事，对当代高校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生活状态和思想特征作了深刻描写和大胆披露，从而为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图谱作了一次惊世骇俗而真切生动的封镜。
《沙床》是一部严肃的知识分子小说，它的意义或许只有在同类小说的历史比较中才能显示出来。90年代以前的小说，知识分子由于是作为时代精神风貌和道德水准的标本，他们的身份往往被政治和世俗道德等行而下的意识形态风干，被泛普化了。我们无法找寻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失声的，假形的，无性的，因而极易遁入虚假的意识形态：身心分离。《沙床》则绕过了这种危险，把知识分子还原成“诸葛”这样年轻的哲学教授，从他的情欲生活切入，以性为叙事焦点，展开了对“身体”这一具有人类本源意义的重新发现，达到20世纪来中国以文化为中心思想体系的反叛 ，颠覆了套在人类身体之上所谓的爱情、婚姻和道德真理等虚假意识形态。借诸葛之口道破了这些常识：爱情就是寻找那一刻的温暖，个人之爱应该让位于对人类的悲悯情怀；婚姻不应该陷入社会学契约制度的圈套，它是创造激情的动力；性是人类游戏命运的武器，不等于爱；等等。这种反叛无疑是惊世骇俗的，仿佛是尼采和萨特的呐喊透过世纪的尘埃播撒在黄土地上。似乎诸葛们的使命并不仅仅停留在破坏的快意上，他们要承当对人类命运的哲思，在行而下的色情背后是虚无的行而上主题：人类对于命运的虚无感和无力感，生命走向极至便是死亡，对死亡不要也无法抗拒（那是恐惧的表现），悲悯万物，追求永恒存在是人类的信仰之途。“深重的悲悯情怀、真切的罪感意识〃构成了《沙床》的主基调。
我以为，抛却虚假的意识形态，从身体的此在出发，彰显本心，指向人类精神家园的彼岸，是时下知识分子合理的存在，也是他们对时代理应的承当。从这个意义上讲，《沙床》出色地完成了对现时知识分子的图绘。
武汉评论界探讨《沙床》得失
……葛红兵新作《沙床》发布会暨研讨会在湖北大学举行
葛红兵新作《沙床》上市后，引起了武汉评论界的关注，《沙床》研讨会日前在武昌湖北大学人文学院举行，著名评论家黄曼君、昌切、刘川鄂、樊星、蔚蓝等到会，到会的还有著名作家邓一光、张执浩、华姿、阿毛等，来自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的数十名学生旁听了研讨会。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缉李正武、湖北大学教授刘川鄂共同主持了会议。
李正武总编在致词中首先对来宾表示了感谢，同时表示葛红兵先生的小说《沙床》落户长江文艺出版社是出版社的光荣，李正武先生代表长江文艺出版社向《沙床》的作者致以诚恳的谢意！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黄曼君说：我对这部小说很肯定，写得好，个人的言说，一种现代化的反思。写得很深沉，是公众评语独特化的表现。我和葛红兵的思想很一致，他的眼光很开阔，小说的描写面铺展得很开，五光十色的生活，现代都市的真实，我觉得写出这些决不是病态，包括淡淡的忧伤以及哲理反思，是人生独特的体验，蕴涵着一种美。不光是创新，还有回归，体现了后现代的解构观。《沙床》很不错，很少看到这样有思想的小说。
湖北大学教授刘川鄂说：这个小说在艺术上是有探索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乃是一种倾诉、闲谈式即行即止的抒情，这个小说呈现出独特品格。生活，外在的和内心的，公众的和私人的，在这种私语中同时被收纳进来，并呈现出它们不同的质地。葛红兵是一位有深刻思想的学者，《沙床》是一本认真的小说，也是一本诗化的小说。作者希望在身体的内部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他在探讨身体哲学，而决不是有些批评家说的“叫春”、“脱衣服”之类的小说。这是一部优秀的知识分子小说。
湖北著名作家刘醒龙说：《沙床》在才子的风情中融入学人对当代与普通人生活大为不同的另类成熟的真切的思索与拷问，其作为小说的语言更是对白话汉语的丰富。
湖北大学教授蔚蓝：《沙床》是一部解剖学文本。它的身份很混杂，把现代写作、个体写作、躯体写作、时尚写作融杂在一起 了。很适合当下的城市读者。语言感伤的，文字是痛苦的，很耐读。葛红兵在小说中流露出了他矛盾的一面，我感受得到他内心挣扎的痛苦，非常的痛苦，期望到达彼岸，但永远也无法到达。“沙床”这个书名很有味道，意象非常好——“沙床”，在上面播种 什么都不可能有收获。心灵的荒芜，播种激情也不能得到收获……葛红兵的语言文字非常好，能够把他的痛苦和感伤通过他的语言传导给读者。我读过他的关于人体美术的赏析，他的人体的描述非常生动，我非常欣赏他的语言文字。我认为，葛红兵的《沙床》比他的《我的N种生活》有了很大进展！
武汉大学教授樊星：葛红兵的性格很矛盾，想超越，他有一种叛逆的激情。《沙床》表现了“狂欢”和“狂欢”后怀疑，“狂欢”是为了克服死亡的恐惧，表现了“狂欢”后的迷惘和失落——“狂欢”，以及“狂欢”后的怀疑——这两个主题在书中交叉出现，使得这个小说与时下流行化的作品是不一样的。可以看得出作者受着后现代哲学的影响，这也是葛红兵性格的表现，这也是他努力超越身体化写作的立足点。
此次研讨会，出版社特地以网络征召的方式，请来了年轻的读者们，其中有两位大学生作了发言。来自华中师大外语系的一位女同学说：我觉得这本书很好看，真的，我这样认为，文字很美，故事也很美，看完一遍以后我心里不能平静，于是我又看了一遍，我已经看了第三遍了。书中诸葛老师和他的学生张晓闵之间的故事是我最喜欢的。最让我感动是张晓闽明知道她对老师的爱不会有结果，但是她还是义无返顾地爱着诸葛老师，她渴望和自己的老师亲近一点更亲近一点，她对诸葛老师说的一段话：“我爱过你，这是一场爱情……”读到这里，眼泪禁不住地流了下来。我不知道诸葛老师为什么不能接受她的爱？这真是太让我感到悲哀了，也许，这本书，我还没有看懂。
武汉著名作家王石当天因故未能出席会议，他在新书发布会召开后谈及《沙床》时，说：葛红兵历来站在文学的评判台上指点江山，这次亲自走到前台来了，学者写小说，这很难得。小说有着葛红兵自己的写作特点：文字华丽，议论风生。看得出作者在知识分子写作、文人写作、时尚写作之间的犹疑不定。小说在结构上还有些松散，情节述叙和议论还可以融合得更紧密一些，当然这也许是评论家的特别的语言和文字的思路。听说《沙床》上市后销售非常火爆，套一句话来说：“读者的肯定就是对作品的最大肯定。”我就说这么多了。
葛红兵给研讨会寄来了书面发言：“武汉是我常常眷念的第二故乡，这里曾经给了我最大的友谊、最诚挚的支持；湖北大学是我非常感激的母校――湖北大学教会我如何感谢生活，它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向张开了怀抱，它不仅仅是我工作过的地方还是我精神上的母校之一。”
会上也有部分作家对《沙床》提出了中肯的批评。青年作家张执浩认为小说在情节安排和人物塑造上还有欠缺，女作家华姿认为小说中的主人公尚没有确立真正的信仰和立场。
部分海外人士发来贺电，祝贺葛红兵教授新作问世。
德国物普塔大学教授杨起对《沙床》给予高度肯定，他说：《沙床》那凄绝的情爱体验、感伤的人生故事、悠扬婉转回肠荡气的爱欲和死亡，让他感动，《沙床》的世界是充分现世主义的，但是，这种现世主义的抒写又蕴含了深切的对人类命运的领受，对人性浩劫的缅怀，某种末世论色彩的宗教意识，扬起认为葛红兵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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