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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与真文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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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之洞去世后不久,被贬居彰德的袁世凯大有卷土重来之势。辜鸿铭在许多公开场合辱骂过袁世凯是“贱种”,是“流氓”,他还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中嘲笑袁世凯的智商只相当于北京街头倒马桶的老妈子,袁世凯耳目众多,难保他不清楚这本账。外务部尚书梁敦彦是辜鸿铭的顶头上司和多年好友,他为辜的安全担忧,恐怕他难逃厄运,便及时向辜鸿铭发出警报,要他赶紧逃命。辜鸿铭够倔,但并不傻,他立刻辞职南下,跑到上海,出任南洋公学的校长(也有记载称他做的是教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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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当幕僚,还能当教授(2)
1917年,蔡元培主掌北大,以“兼容并包”为办学宗旨,聘请辜鸿铭为北大英文系教授。蔡元培的理由是:“我请辜鸿铭,则因为他是一位学者、智者和贤者,而绝不是一个物议飞腾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的顽固派。”辜鸿铭是天字第一号的保皇党,他时刻以前清部郎自居,脑后拖着灰白小辫,在北大激昂亢进的氛围中来去招摇,保持鲜明的个人姿态,他反对女生上英文课,反对新文化运动,这确实是当年的一道奇异的景观。“辫帅”张勋复辟时,辜鸿铭在外交方面尽了绵薄之力,梁敦彦荐他做外务部侍郎,据说张勋期期以为不可,理由是“辜鸿铭太新了”,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谈。好在那幕复辟闹剧只折腾了十多天就草草收场了,倘若再闹下去,保不定还会闹出更多的笑话。五四运动后,辜鸿铭离开北大。
  辜鸿铭对其日本籍夫人吉田贞子珍爱有加,因此欣赏近代日本的政教和文化,他曾说:“有人纳闷处于孤岛之上的日本怎么会崛起为东方的强国。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日本生下了许多我妻子那般贤淑的女子——她们像崇高的古罗马母亲一样伟大。”1924年,他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之邀,去东瀛巡回讲学(主题是“东方文化”),呆了几年,并不如意。“东北大王”张作霖一度想聘请辜鸿铭为政治顾问,两人见了面,晤谈过几回,张作霖觉得货不对版,辜鸿铭也对张作霖观感不佳。他跟日本朋友萨摩维次谈及那次东北之行,仅仅一语带过:“张作霖只不过是个马贼,他哪里懂得政治与文明。”
  1928年,军阀张宗昌欲委任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辜氏未置可否,即于4月30日下午逝世于北京寓所中,享年七十二岁。辜鸿铭曾对近邻和好友凌福彭(现代女作家凌叔华的父亲)说:他想刻一枚图章,同康有为的“周游三十六国”比一比,看谁的棒!他要印上自己的履历——“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辜鸿铭年轻时在武昌娶日本少女吉田贞子为妻(一说为妾),勉强算得上婚在东洋。可见他童心未泯,骨子里是好胜的,他不肯让康有为专善独美。还有一事也可见出辜鸿铭的好强,他自夸能够背诵数千行的长诗、弥尔顿的《失乐园》,好友梁崧生抵死不肯相信,他就当仁不让,拿出一本英文原著,请凌叔华的堂兄作证,把《失乐园》背得流水滔滔,原原本本,一字不错,硬是堵了梁崧生的嘴,使对方不服气不行。
  

语不惊人死不休(1)
辜鸿铭在西方获得赫赫之名,多半由于他那机智有余、火花四溅、酣畅淋漓的英文实在太出色,他那专搔痒处、专捏痛处、专骂丑处的文化观点实在太精彩,令欧洲学者为之心折,敬佩有加。辜鸿铭在中国获得籍籍之名,则是由于他怪诞不经的言行实在太离谱,他桀骜不驯的态度实在太刺目,“他的灵魂中没有和蔼,只有烈酒般的讽刺”,令中国人的胃口吃不消,眼睛也受不了。他对玩弄以诡辩与谬论“震惊白种或黄种庸人”的游戏乐此不疲,欧洲人能够欣赏他大言不惭、狂狷不逊、立异为高的表演,而中国人则全然不懂得该如何欣赏其中的妙趣。中国人的文化性格过于内敛,中国人的文化土壤从来就不肯容纳异端和叛逆。这就是为什么欧洲人视之为不世出的天才,中国人则视之为不经见的怪物的根本原因吧。其实,我们只要越过中国人千百年来自设的重重樊篱,把辜鸿铭简单地视为一个极端有趣(低级趣味和高级趣味兼而有之)并具备一流才智的人,就能够从他自觉与不自觉的喜剧表演中清醒地观察到、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可爱处和可恶处,以及中国文化的可贵处和可卑处。然而问题是,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蔑视西方的价值观念,他到底是仅仅表现一种东方人的文化姿态,还是确实出于内心的真诚?这始终是一个谜。辜鸿铭太擅长表演了,因此他的言行具有极大的遮蔽力和欺骗性,在一团驳杂的光影中,观众往往莫辨其虚实。
  当年,欧美人在中国简直就如同洋菩萨,到处受到尊敬,辜鸿铭却对这种崇洋媚外的现象十分反感,他决定不失时机地羞辱白人,以证明中国人才是真正优越的代表。有一次,他在电影院看电影,想点着一支一尺长的烟斗,但火柴已经用完。当他认出坐在他前排位置的是一位苏格兰人时,他就用烟斗和蓄有长指甲的手指轻轻地敲击那个苏格兰人的光头,一副傲形于色的样子,以不容拒绝的口气说:“请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被吓坏了,以为撞煞,遭遇了中国黑道上的老大。苏格兰人自忖开罪不起,只得乖乖地捣出火柴,抖抖索索地点着辜鸿铭的烟锅。辜氏深吸一口,吐出一团烟雾,同时也吐出了心头积郁的那口鸟气。辜鸿铭在洋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幽默,某天,辜鸿铭在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你说这是谈佛理,谈哲学,还是故弄玄虚?反正他这一套足够唬住那些洋鬼子。辜鸿铭辩才无碍,他既能在西洋人面前稳操胜算,也能在东洋人面前棋高一着,即便他面对的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那样的高段位选手,他也能赢。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居停期间,他与张之洞有过接触,作为见面礼,辜鸿铭将刚出版不久的英文译本《论语》送给伊藤。伊藤早有耳闻——辜氏是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他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的。”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只好微笑颔首。辜鸿铭殊非当时一些泄泄沓沓的士大夫所可比拟,他生平喜欢痛骂洋人,反以此见重于洋人,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骂在要穴和命门上。洋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到了痴迷的地步。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要二元,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语不惊人死不休(2)
生逢乱世,也很少有人像辜鸿铭那样愤世嫉俗,推倒一世雄杰,骂遍天下强梁,他性喜臧否人物,出语尖酸刻薄,不肯假贷,不留情面。慈禧太后去世后四年,辜鸿铭写过一篇《慈禧的品行、趣味和爱好》的文章,赞扬慈禧太后“胸怀博大,气量宽宏,心灵高尚”,“是一位趣味高雅、无可挑剔的人”。但这并不表明,他对慈禧太后就没有微词。鄂中万寿节时,湖广总督府大排宴席,大放鞭炮,唱新编爱国歌。辜鸿铭对同僚梁星海说,有爱国歌,岂可无爱民歌?梁星海便怂恿他试编一首。辜鸿铭有捷才,稍一沉吟,便得四句,他朗诵道:“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话音刚落,满座为之哗然。辜鸿铭对晚清的中兴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亦颇有微词。他认为曾是大臣,李是功臣,曾之病在陋(孤陋寡闻),李之病在固(凡事无所变更)。他还拿张之洞与端方作比较,结论是:“张文襄学问有余,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为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为真小人。”
  近世人物中,辜鸿铭最看不起袁世凯,因此后者挨骂的次数最多,也最为不堪。1907年,张之洞与袁世凯由封疆外任同入军机,辜鸿铭也做了外务部的员外郎。有一次,袁世凯对驻京德国公使说:“张中堂(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办事的。”其言下之意是,他处理公务无须学问帮衬。辜氏听了这话,便以戏谑的语气嘲笑袁世凯不学无术,他说:“当然,这要看所办的是什么事,如果是老妈子倒马桶,自然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还不知道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到的。”当时,有一种说法众人皆知:洋人孰贵孰贱,一到中国就可判别,贵种的洋人在中国多年,身材不会走形变样,贱种的洋人则贪图便宜,大快朵颐,不用多久,就会脑满肠肥。辜鸿铭借题发挥,用这个说法痛骂袁世凯:“余谓袁世凯甲午以前,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发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解职乡居,又复购甲第,置园囿,穷奢极欲,擅人生之乐事,与西人之贱种到中国放量咀嚼者无少异。庄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他还骂袁世凯寡廉鲜耻,连盗跖贼徒都不如,直骂得袁世凯体无完肤,一无是处。这就不奇怪了,辛亥年(1911年)冬,袁世凯阴谋夺取大位,唐绍仪、张謇已作投靠的打算,他们还想将辜鸿铭网罗到袁氏麾下,辜鸿铭断然拒绝,他出语讽刺唐绍仪为“土芥尚书”,张謇为“犬马状元”,掷杯不辞而去。
  1919年,张勋六十五岁生日时,辜鸿铭送给这位尸居余气的“辫帅”一副贺寿联,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意思是清朝灭亡了,那顶官帽已经全无着落,但还留下一条好端端的辫子,足可笑傲于这个寒光闪闪的时代。撇开这副对子精神内涵不谈,借喻确实极为贴切生动。辜鸿铭用苏东坡《赠刘景文》一诗中的名句做寿联,与其说是夸赞张勋的遗老骨气,还不如说他是别有深意,纯然作为自我表彰。毕竟张勋带头上演过复辟闹剧,他那条辫子已经臭名昭著,而辜鸿铭的辫子,大家无论是否情愿,确实承认它具有传统文化的符号意义,当新文化运动蓬蓬勃勃之际,称它为“傲霜枝”,虽有点滑稽,但还不算是比拟失伦。
  诙谐的人很可能严肃,古怪的人也很可能正直,辜鸿铭生平最看不惯官场里的蝇营狗苟。以段祺瑞为首的安福系军阀当权时,颁布了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参议员须由中央通儒院票选,凡国立大学教授,或在国外大学得过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像辜鸿铭这样著名的北大教授就成了香饽饽。有位留学生小政客到辜家买票,辜鸿铭毫不客气,开价五百元,当时的市价是二百块。小政客只肯加到三百。辜鸿铭优惠一点,降至四百,少一毛钱不行,必须先付现金,不收支票。小政客还想讨价还价,辜鸿铭就大吼一声,叫他滚出去。到了选举的前一天,辜鸿铭果然收到四百元钞票和选举入场证,来人还再三叮嘱他明天务必到场。等送钱的人前脚一走,辜鸿铭后脚就出了门,他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把四百块钱悉数报销在名妓“一枝花”身上。直到两天后,他才尽兴而归。小政客早就气歪了嘴巴,他赶到辜家,大骂辜氏轻诺寡信。辜鸿铭二话不说,顺手绰起一根粗木棍,指着那位留学生小政客,厉声斥责道:“你瞎了眼睛,敢拿几个臭钱来收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这里来!”小政客慑于辜氏手中那根粗木棍的威力,只好抱头鼠窜,逃之夭夭。在京城的一次宴会上,座中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腕,一位外国记者逮住这个空当乘机采访辜鸿铭,他提的问题很刁钻:“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氏不假思索,立刻开出一剂猛药:“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所有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想想看,他这话往报纸上一登,还能不炸锅?还能不招致各路强梁的忌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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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不惊人死不休(3)
辜鸿铭曾在课堂上对学生讲过:“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可见他对蔡元培颇为尊重。1919年6月初,北大教授在红楼开会,主题是挽留蔡元培校长,大家都无异议,问题只是具体怎么办,拍电报呢,还是派代表南下。大家都讲了一番话,辜鸿铭也登上讲台,赞成挽留校长,他的理由很特别——“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这么一说就显得滑稽了。好在大家的立场和意见一致,才没人选择这个时候跟他抬杠。
  在北大当教授,辜鸿铭并没有把本分之中的传道授业解惑当回事,他第一堂课要学生将讲义翻到page one(第一页),等到最后一堂课他还是要学生将讲义翻到page one。授课时间全在嬉笑怒骂中过去,但他的嬉笑怒骂全是学问。辜氏的课上座率极高,并不逊色于胡适多少。以怪论耸人听闻,以嘲骂语惊四座,以诡辩独擅胜场,眼瞧着那些青年听众两眼发直,挢舌不下,被牵着鼻子走,这才是辜鸿铭乐此不疲的事情。又有谁比北大的学生更合适做他的听众?要领会他的幽默讽刺,必须有点悟性。胡适初至北大任教时,辜鸿铭根本没把这位二十七八岁的留美博士放在眼里,他批评胡适讲的是美国中下层的英语,与高雅不沾边。胡适开哲学课,更让他笑掉大牙,他指出,欧洲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会拉丁文,又不懂德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辜鸿铭在课堂上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持他们的饭碗。他们的饭碗可跟咱们的饭碗不一样,他们的饭碗很大,里边可以装汽车,装洋房,装姨太太。又说,现在的作者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站不住脚,譬如“改良”一词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的,你既然是“良”了,还改个什么劲?莫非要改“良”为“娼”?有一次,他向学生表示,他百分之百拥护君主制度,中国社会大乱,时局不宁,主要原因是没有君主。他举出一个小小的例子,以证明此言不虚:比如讲法律吧,你要讲“法律”(说时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讲“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绝对不行。说到王法,还有一个笑话,辜鸿铭讨了一位中国太太,还讨了一位日本姨太太,她们对他很好,但有时也会联手对付这位古怪老头,因此辜鸿铭多少有点惧内,别人抓住这个题材调侃他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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