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与真文人-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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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性真情有几人（1）
何谓“真文人”？
　　其一，真文人肯定是性情中人，内心一派天真浪漫，善感多情，不圆滑，不世故，以良心为王，以良知为帅，待人、处事、接物决不走虚伪和阴暗的路线；
　　其二，真文人的个性十分鲜明，无论狂狷、桀骜、固执、刚强，还是恬淡、平和、谦退、渊静，均达于巅峰，趋于极致，不落入中庸的窠臼；
　　其三，真文人都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和完美主义倾向，更容易看到人生的破绽和社会的疮孔，更容易滋生失望的念头和痛苦的情绪；
　　其四，真文人身上有主人性而无奴隶性，他们只相信道义，不畏惧强权，只相信智慧，不畏惧野蛮，有时要他们低头竟比要他们断头还难；
　　其五，真文人崇尚精神之独立，心灵之自由，他们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其六，真文人风流用情，不藏掖，不躲闪，不怕流言中伤。
　　文化只有新旧，无所谓真伪；文人只有真伪，无所谓新旧。像辜鸿铭、王国维、易顺鼎、陈寅恪、梁漱溟则是典型的旧文人，而张竞生、苏曼殊、徐志摩、郁达夫则是典型的新文人，但他们都是本色原味的真文人。
　　辜鸿铭貌似狂妄，其实天真，他性似顽童，专好玩智力游戏和语言游戏，以调侃他人、嘲弄他人、敲打他人、讥刺他人为赏心乐事；王国维貌似冷漠，其实热忱，他对王室至忠，对朋友至信，对家人至亲，一旦精神顿失凭依，便毅然投身湖水，舍弃生命；陈寅恪貌似荒寒，其实情热，他“痛哭古人，留赠来者”，内心爱慕的竟是古代的才女陈端生和柳如是，他惟恐二人沦没，竟调用其渊博的学识精搜力探，为她们考证身世之谜，撰写长篇传记，盲翁晚岁雅兴亦可谓不浅啊；梁漱溟貌似倔强，其实平和，他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勇，却始终以入世的态度做事，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从不汲汲于名利；易顺鼎貌似淫荡，其实深情，他爱慕刘喜奎、鲜灵芝、金玉兰等一众坤伶，用心留意至极，人谓其花痴，并不公平；张竞生貌似荒唐，其实严谨，他以科学的态度研究性学和人口学，颇多真知灼见，却因超前而受诟病，因惊世骇俗而无处容身；弘一法师貌似严肃，其实悲悯，他多才多艺，名满天下，却一朝尽弃，皈依佛门，连柳亚子都看他不懂，世人更看他不懂；苏曼殊貌似放浪，其实坚贞，他出入青楼，阅人无数，却一直守身如玉，不破佛门戒规，人谓其癫实为痴；八指头陀貌似慈柔，其实刚猛，他遵循佛祖“千疮求半偈”的苦修精神在长明灯上烧断两指，此种毅力，常人难以想像；徐志摩貌似婉约，其实奔放，他在情场上的那股认真劲、执著劲举世少有，为了追求十六岁的美少女林徽因他主动离婚，为追求二十四岁的美少妇陆小曼他吃尽苦头，他硬是把这条路走到两眼发黑，直到飞机坠毁；郁达夫貌似洒脱，其实冲动，他太在乎王映霞，方式却不得法，他怀疑妻子有外遇，于是写下《毁家诗纪》，最终家丑外扬，婚姻解体，一代才子流落海外，竟至尸骨无存；沈从文貌似笨拙，其实精明，他追求心仪的女子，一味地使用书信攻势，终于大功告成，他面对政治的高压，毅然放弃文学创作，钻研古代服饰文化，卓然而为专家。
　　无论在乱世，还是在治世，真文人都是率性的，从真里面求善，从善里面求美，从美里面求真，要看一个文人是不是真文人，就看他愿不愿走进这样的循环圈。伪文人热中于名利权位，他们不得不用厚黑学的手法立命安身，还哪肯去走真—善—美这个循环圈呢，就算他们走过一遭，戴着假面具，走了也还是白走，无济于事。
　　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尝言：“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则无足观矣。”他蔑视的实际上是那些无真知、无傲骨、无操守的伪文人，这些“三无产品”充斥于市，人间遂平添出许多的扰攘和喧嚣。
　　至性真情有几人？这样问，多少带点悲观的意思，但我们还是有乐观的必要，无论在何时，真文人都不会像恐龙那样绝迹，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使那些伪文人藏头则露尾，藏尾则露头，根本无法遁形。
　　

至性真情有几人（2）
2006年09月25日
　　于长沙梦泽园
　　

菊残犹有傲霜枝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西方人眼中，辜鸿铭具有极大的魅力和神秘感，他们视这位古怪老头为北京城内比三大殿更重要的人文景观，到了京城不去见他，简直就跟入宝山空手而归没什么区别。
　　档案案主：辜鸿铭（英文名是Amoy　Ku）
　　籍贯：福建同安
　　属相：蛇
　　生年：1857年卒年：1928年
　　享年：72岁墓地：不详
　　父亲：辜紫云母亲：不详
　　配偶：正室姑淑，侧室吉田贞子出身：留学生
　　好友：凌福彭、梁崧生等
　　职业：先做幕僚后做官
　　著作：《张文襄幕府纪闻》，《春秋大义》（翻译）等
　　经典话语：你们见过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可曾见过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游历中国，他首途上海，西方友人约翰斯与他握手话别，善意地提醒道：“你到了北京，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见辜鸿铭啊！”
　　辜鸿铭自嘲为Crazy　Ku，这位辜疯子的魅力和神秘感究竟何在呢？看其晚辈学者和作家对他的描述，单是外表，就令人觉得有几分滑稽可笑：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发，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周作人《北大顶古怪的人物》）
　　先生喜征逐之乐，故不修边幅，既垂长辫，而枣红袍与天青褂上之油腻，尤可鉴人，粲然立于其前，不须揽镜，即有顾影自怜之乐。（梁实秋《辜鸿铭先生逸事》）
　　袍作枣红色，衬以无领铜钮，肥大马褂一袭，下着杏黄套裤，脚着挖心式“夫子履”，青云遮头，鼻架花镜。每谈国事，则曰：“你们中华民国！”盖先生发辫长垂，小帽红结，大如小儿拳，迄其天年，从未忘情于清室。（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
　　枣红色的旧马褂，破长袍，磨得油光闪烁，袖子上斑斑点点尽是鼻涕唾液痕迹，平顶红结的瓜皮小帽，帽子后面是一条久不梳理的小辫子，瘦削的脸，上七下八的几根黄胡子下面，有一张精通七八国语言，而又极好刁难人的嘴巴。脚下，终年一双梁布鞋。（王理璜《一代奇才辜鸿铭》）
　　这个小老头，像禁欲者一样瘦削，但面孔很有神采，直着脖子，身体微微前倾，颧骨突起，宽宽的额头下闪烁着两只带笑意的大眼睛。他穿着中国长袍。在北京人都已剪掉辫子的此刻，他却留着那条象征性的发辫。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辜氏口若悬河，我几乎插不上话。其实，这只是一场长长的独白，令我毕生难忘，因为我从未见过如此执著、如此固执地坚持己见、坚持确定信念的人。（弗兰西斯·波里《中国圣人辜鸿铭》）从以上的描述，我们总能看到一个词，那就是“辫子”。中华民国推翻清王朝，最大的成就即是剪掉了辫子，剪掉了被洋人称之为pig…tall（猪尾巴）的耻辱。辜鸿铭学贯中西，精通英、法、德、意、日等多国语言和古拉丁文，他为何独独对那条不甚雅观的辫子敝帚自珍？辜氏尝言：“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别人将他的辫子视为前清遗老的残留物，他却将自己的辫子视为“一个标志和象征——几乎是一个宗教符号，一面中国民族性的旗帜”，或者说，是一本中华传统文化的护照，他如此高估一根辫子，这确实有点匪夷所思。
　　1919年8月间，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3期上登出一篇随感录，批评辜鸿铭由于“立异以为高”的潜在心理作祟，别人留辫子他偏要剪辫子，别人剪辫子他偏要留辫子，完全是玩世不恭，为了出风头，引人注目。对此，辜鸿铭很生气，要求胡适登报向他正式道歉，否则就要去法院控告胡适诽谤罪，这当然只是威胁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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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西学”到学“中学”
1857年，辜鸿铭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幼而岐嶷，被乡人目为神童。其父辜紫云是华侨的后裔，受雇于当地双溪吕蒙牛汝莪橡胶园，在苏格兰人福布斯·司各特·布朗（Forbes　Scott　Brown）属下任司里，为人忠厚，深得器重，其次子鸿铭被布朗收为养子。当辜鸿铭十三四岁时，他被布朗带去欧洲大陆，进苏格兰名校爱丁堡大学修习艺术和文学。辜紫云送儿子出洋时，特别叮嘱他两件事：第一，他不可入耶稣教；第二，他不可剪辫子。到了苏格兰，辜鸿铭处处受到歧视，每天出门，街上小孩总跟在他身后叫喊：“瞧啊，那###人的猪尾巴！”他牢记父亲的教训，忍耻含羞，不敢剪去辫发。直到某个冬日，辜鸿铭的监护人去伦敦办事，他偷闲去会女朋友，那位苏格兰少女很顽皮，拿着他乌黑的长辫玩赏了好一阵，有点爱不释手。辜鸿铭一时冲动，将父亲的教训抛到九霄云外，就对她说：“你要是真心喜欢，肯赏脸收下这条辫子，我就把它剪下来送给你。”于是，咔嚓一声，那条长辫转瞬间便更换了主人。
　　在爱丁堡大学求学期间，每逢星期天，辜鸿铭就携带纸笔，像大侦探一样，去图书馆搜寻孤本秘笈，一旦找到，立刻抄录下来。五六年间，他光是抄书就有数十种。同为爱丁堡大学的高材生，李提摩太最怕与辜鸿铭交谈，因为他读书虽多，在辜鸿铭面前，却显得孤陋寡闻。二十岁那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其后，他游学欧洲多国，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工科学士文凭。大约在1880年，辜鸿铭回到马来亚，入英属新加坡殖民当局任职。人生的重大转变往往是由于某个机缘促成，有时是一件事，有时是一个人。正当辜鸿铭瞻望前途举棋不定时，他幸运地遇到了《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1844—1900）。当时，马建忠在巴黎获得法学博士，奉李鸿章征召，回国入其幕府襄助洋务，他途经新加坡，寄寓在海滨旅馆。辜鸿铭慕名前往访晤，两人都有欧洲留学的背景，因此一见如故。三日倾谈，马建忠舌粲莲花，极赞华夏文化如何博大精深，如何源远流长，竟使辜鸿铭恍若醍醐灌顶，其人生观和生活方式顿然作出180度大转变。他毅然决定返回祖国，研究经史。我在新加坡同马建忠相遇……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因为正是他——这个马建忠，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尽管我从欧洲回来已经三年多，但我还不曾深入了解中国的传统思想和观念世界……自己仍保留着一个假洋鬼子样……
　　我同马建忠相遇三天后，即向新加坡殖民当局提出了辞呈，不等其作出答复，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到我的槟榔老家。在那里，我告诉我的堂兄，即我们家那位家长，说，我愿意蓄辫并改穿中国服装。回归中土四十年后，忆及往事，辜鸿铭对马建忠当初给他指点迷津仍感激不尽。
　　

冯当幕僚，还能当教授（1）
光绪十一年（188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辜鸿铭由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赵凤昌（或谓杨汝澍）推荐，受聘为总督衙门的德文译员。他从此追随张之洞，由广州而武昌，由武昌而京城（中间在南京短暂任职），总计长达二十二年之久。刚入张之洞幕府时，辜鸿铭的洋文虽然出众，国学却尚未入门，一代鸿儒沈曾植颇为轻视这位假洋鬼子，对他说：你说的话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辜鸿铭受此刺激，从此寝馈于中国典籍之中，十余年后再向沈曾植挑战，沈曾植即高挂免战牌。
　　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中，辜鸿铭曾写到张文襄（之洞）对他，“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稍衰”，“余随张文襄幕府最久，每与论事辄不能听”，“张文襄尝对客论余，曰某（辜）知经不知权”，瞧这几句话连皮带馅，实际上是三分感激夹带七分牢骚。张之洞少年得志，擢巍科（一甲第三名，俗称“探花”），点翰林，放学政，其后久任封疆大吏，办洋务，倡新学，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八个字一度风靡国中。但张之洞的骨子里仍渗透了旧文官习气，用人首重门第，次重科甲，三重名士，至于喝过洋墨水的人材，仅仅充为译员，很难得到他的举荐。辜鸿铭通晓欧洲多国语文，在外交场合为张之洞挣足了面子，却仍然只是处于养而备用的境地。张之洞是大傲哥，辜鸿铭也是大傲哥，一个是上司，一个是下级，难免会有冲突，会有顶撞，两人居然能长期做到彼此谅解，相互包涵，已属难能可贵。辜鸿铭拥有足够的闲暇，不见得就是坏事，他沉潜于六经子史之中，欣然感叹：“道固在是，无待旁求。”一旦对儒家经典心领神会，他便在英文刊物上发表介绍和评述中国文化精华的文章，欧洲学者正是从他豁开的这扇敞亮的窗口看到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精深邃密之处，因而感到惊奇和兴奋，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与辜鸿铭用书信探讨过中国文化对现实世界所起的作用，丹麦文学与社会评论家勃兰兑斯也在长篇评论中对辜鸿铭批判欧洲文化的观点表示激赏。辜鸿铭还做了一桩拓荒性质的工作，他用典雅的英文翻译“四书”中的《论语》和《中庸》，把文化输出这一项目做得十分到位，因此在欧洲知识界挣得持久不坠的声誉，也可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辜鸿铭静待时来运转，一等就是十七年。张之洞突然想起这位模范幕僚虽然孤傲，倒也精明，却迟迟未获提升，自己做老板的实在有些过意不去。他对辜鸿铭说：“十七年来，我对你有所疏忽，可是你为什么不提出要求呢？我很忙，把你的晋升给忘了。”张之洞这回动了真格的，向光绪皇帝举荐辜鸿铭，御旨任命辜鸿铭为上海黄浦浚治局督办，月薪高达800两银子，确实是个肥差。辜氏对物质生活没有奢求，做官做得相当清廉，独善其身也就罢了，他在财务上盯得太紧，居然揭发并控告洋人的贪赃舞弊行为，妨碍他们发财，这就等于搬起石头砸烂自己的金饭碗。
　　1907年夏，张之洞奉旨进京出任体仁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他在幕僚中精心挑选了两名“洋学生”——梁敦彦和辜鸿铭随同北上。到了北京，梁、辜二人同入外务部，辜鸿铭任员外郎，旋升郎中，做了司长，总算混到出人头地了。
　　1910年1月17日，辜鸿铭获得清廷赏赐的一项荣誉：即以其“游学专门列入一等”，赏给文科进士。在同榜中，严复居首，辜鸿铭居次，伍光建列第三。辜鸿铭对自己屈居第二，深感气闷，一直耿耿于怀，怫然不乐。如果说严复、伍光建将西洋名著输入到国内，使国人眼界大开，算是了不起的本事，他辜鸿铭将中国儒家文化输出到国外，去感化那些野蛮的洋鬼子，就更是了不起的本事。但严、伍的功绩国人有目共睹，辜的功绩则是在西洋知识界有口皆碑，他显然要吃亏一些，能点个榜眼，不说心满意足，他也该心平气和了。
　　张之洞去世后不久，被贬居彰德的袁世凯大有卷土重来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