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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嘴八舌侯家事-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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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大概是1954年5、6、7三个月。那时天气很热,我和于春早、刘祖法来到了北京宣武区香炉营五条8号侯先生的家。这是一个两进的小四合院,后院住着房东,侯先生一家就住在前院。
当时侯先生也就30多岁,看上去博学智慧很帅气。侯夫人王雅兰女士也很年轻漂亮,她原来是有名的京剧演员,和侯先生结婚后,为了支持他的事业就告别了舞台,在家相夫教子,照顾全家人的生活。
侯先生夫妇住三间北房,岳母带着侯耀华、侯耀文、侯住在南房,我们三人住在西厢房,东厢房是厨房和厕所。刘祖法是创作组的,他的任务是向侯先生学习相声创作。我和春早学习相声表演。
侯先生和侯夫人知道部队领导给我们布置的学习任务,十分支持。侯先生决定亲自教我们他的代表作品《戏剧杂谈》、《空城计》、《夜行记》三段相声。
回想这三个月,可给侯先生夫妇累坏了。当时,侯宝林是誉满全国的相声名家,是大演员,跟我师父郭启儒先生刚刚加入中央广播说唱团。他们的合作被相声界称做“黄金搭档”,当时正处于表演事业的高峰,演出任务十分繁忙,在北京的各大剧场、各大单位演出不断,有时还去中南海给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说相声。侯先生是大家,也是严师,对我们的学习要求很高。因为我们学习的这三个段子,不仅集中了京剧唱、念、做、打四项基本功,还是倾注了侯先生多年研究相声的心血、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代表作。这三块活是他的“杀手锏”、“看家活”,也是轻易不传人的。既然教了我们,侯先生是不允许我们马虎过关的。虽然我和春早在相声改进小组时学过一些京剧基本功,在沈阳军区文工团也学习过形体训练,可是在侯先生眼里我们学的只是皮毛,跟他的要求差得远呢,根本谈不上有身段。于是,侯先生给我们布置任务:每天一大早儿,我们去陶然亭喊嗓子。回来后,由侯夫人教我们练起霸、云手、跑圆场。她对我们的要求也很高,一招一式、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都严格把关,直到我们做得符合标准为止。到了九十点钟,侯先生起床洗漱之后,沏上茶给我们排练节目。
侯先生住的正房三间,里屋一间是卧室,外屋两间是客厅,我们就在客厅里排练。我们哥儿俩一张嘴,侯先生就急了。因为我们俩在相声改进小组时,说的还是“京字京腔”的北京话,去了东北两年,下连队为战士演出体验生活,接触的都是东北人,我们俩也学了满口的东北话。侯先生说:“这哪儿行啊!你们俩可真机灵啊,去了东北两年就学会了地道的东北话,要唱二人转行了,可咱们这是相声啊!以北京话为基础是相声艺术的特色,说东北话就不对了,得改!”就这样,他一句一句地教,我们一句一句地改,一招一式地排练,刘祖法在一边记录着。
那时,侯先生30多岁,精力充沛很有激情。在三个多小时的教学排练中,他一丝不苟地教,我们认真地学。从外在的一个手势动作、一个眼神,到内在的心理节奏、思想感受、内心的潜台词,都一一地边讲边教。我俩认真地体会学习,刘祖法认真地做着笔记。不仅是相声的表演,连相声的结构、相声的包袱儿、相声的源流、相声的各种技巧都毫无保留地一一说来。三个月下来,我和春早学了三段相声,刘祖法记录的承载着侯宝林表演体系的《侯宝林谈相声》一书的初稿也完成了。后经侯先生逐字逐句整理修订、丰富内容,终于为相声表演艺术留下了一本教科书。今天看来,这也是相声有史以来,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生动介绍相声表演艺术最权威、最系统、最有价值的教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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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侯宝林先生身边的日子(2)
记得当年侯先生给我们上课的时候,6岁的小阿弟(侯耀文的小名)就坐在小板凳上认真地看着学着。有时候侯先生着急,当着孩子不好说我们,就把阿弟轰走。等到没人时,阿弟跟着我模仿起侯先生的说唱动作,都是有模有样的。
每当侯先生和我师父演出时,就带着我们去观摩。那时,他们经常演出的节目有《戏剧杂谈》、《妙手成患》、《夜行记》等节目。等到了后台,侯先生就根据剧场观众的反应,一一给我们讲解。等我们学好了,他又给我们联系剧场,安排我们演出实践,并且亲临现场看我们演出,挑毛病。直到他看到我们演出时,包袱都响了,我们使对了,他才满意。
侯先生在给我们排练《夜行记》时,可下了大功夫了。因为这段相声的“甲”人物主线很完整,他一上台就是这个人物。不进戏吧,表演得不对,人物特点出不来;戏进去了,跳不出来也不行。因为我们相声的表演不同于戏剧表演,有时要同时饰演多个角色,跳进跳出。比如《夜行记》,甲一会儿是骑车人,一会儿是被撞的老头儿,一会儿是交通警察,一会儿又是药铺里卖药的。演员既要有人物之间的交流,还要与观众交流。在不同角色的转换中完成规定情景、人物关系和事件的发展。你进入一个角色出不来了,其他人物的故事线索就断了。终于,节目排完了,见了明场。侯先生又三番五次不厌其烦地提意见,我们也都一一认真改正了,剧场反应也都不错,侯先生侯夫人才满意地笑了。因为时常跟侯先生去看广播说唱团的演出,对刘宝瑞、郭全宝先生表演的《我的历史》、《身形考字》、《灯谜》我也很喜欢。学习之后,演出效果也很好,侯先生看了也很高兴。
那时,侯先生家住宣武门,我们家住在虎坊桥,中间只隔着一个琉璃厂,多近哪!可平时我就住在侯先生家,只有礼拜天才回家去看看我母亲。一晃三个月的学习时间就过去了,回忆起在香炉营五条8号的日子,叫我至今难以忘怀。当时,侯先生家那么多孩子,耀华、耀文、珍珍,大点儿的要上学,小点儿的要吃喝,侯先生的家里也说不上宽裕。可每到吃饭的时候,侯夫人都单给我们变着样的做好吃的、新鲜的,孩子们有时倒吃剩的,这让我们心里很不落忍。有一回,侯先生高兴,出门遛弯捎回几只鸽子,想给我们改善生活。可是家里的保姆信佛,不肯杀生。侯先生就说:“连仲,你来!”我动手将鸽子在水盆里浸死,又用开水褪毛。保姆一边看着,嘴里念念有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连仲啊,看着你挺文明挺老实,怎么下手这么狠呢?罪过!罪过!”到了鸽子做熟了,我们吃得特别香,跟过年似的。
还有一次,侯先生得了创作相声的稿费,非要请我和春早吃烤鸭。侯先生带着我们哥俩儿一路从宣武门、和平门走到前门全聚德老店。这一道上可热闹了,认识不认识的见了侯先生都打招呼,有叫“侯老板”、“侯先生”的,也有叫“代表”的,叫什么的都有。侯先生也热情地回应大伙儿,一点儿大演员的架子都没有。那时候,热情的观众见了侯宝林,比今天的追星族还亲热,就跟见了亲人一样。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欢侯宝林的相声。侯先生是人见人爱的平民相声艺术家啊!
到了前门烤鸭店,掌柜的亲自出来迎接侯先生。“哟!侯先生您来了!”“啊!今天发稿费了,我高兴,请请我俩兄弟!”侯先生高兴地和人们打着招呼。掌柜的说:“那是得好好庆贺庆贺!待会儿咱们按老规矩来!”“好嘞!”侯先生高兴地点头作谢。这是我第一次吃烤鸭,不知道什么是“老规矩”。侯先生点了几个炒菜,都是烤鸭店的风味儿菜,有“火燎鸭心”、“爆炒鸭杂”什么的,还点了一些凉菜,要了一只烤鸭。服务员按照程序一样一样地给我们上了全鸭席。先把鸭子胸前烤得最脆的鸭皮片下,佐以砂糖,叫我们蘸着吃。又上来鸭子前胸最嫩的鸭脯肉,让我们蘸着甜面酱和黄瓜条一起放到全聚德特制的小烧饼里夹着吃。之后,片下鸭子的肉都是柳叶条一般有皮有肉的薄片,我们蘸着酱放到荷叶饼上,和着山东大葱吃起来。侯先生说:“连仲你看见没有,一只鸭子端上来,先片哪儿后片哪儿,就什么佐料吃,这是人家全聚德的规矩。”跟侯先生吃饭都长学问。这时,跑堂的过来打招呼。侯先生说:“劳驾,用您店里的鸭架子给我们熬个汤,我这份鸭架子待会儿要带回去。”不一会儿,一碗奶白色的鸭汤端上来了,上面浮着白菜叶黄瓜片,十分好看。我们跟侯先生正喝着汤,跑堂的把鸭架子拿来了。我们跟侯先生学了三个月的相声,临了,他请我们哥儿俩吃了一顿烤鸭。可教了我们三个月身段的侯夫人却没来吃这顿饭,而是和孩子们一起吃了一顿鸭架子熬白菜。
在侯宝林先生身边的日子(3)
离别时,侯先生侯夫人告诫我们:“回部队要好好向领导汇报,好好为战士们演出。”还说:“需要学习什么节目就到家来,回北京就拿这儿当个家。”
回到沈阳军区,我们把侯先生侯夫人给我们排练的三段相声向领导和战士们进行了汇报演出,舞台效果非常好,反应很热烈,掌声、笑声不断,受到领导和战士们的热烈欢迎。我们立即把演出成功的消息,写信告诉了远隔千里的侯先生和侯夫人。往后,我们每年回北京观摩学习,都要去看望他们。
1964年5月,我代表沈阳军区文工团,带着自己在部队体验生活创作的新相声《好连长》、《照相》进京汇报演出。我们特意邀请侯先生作指导,他看了表演后,提了修改意见。我们按照侯先生的指示对作品进行加工修改,演出时效果十分理想。后来,我们创作的这两段相声还进了中南海,为敬爱的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表演。中国唱片社还灌制了唱片。侯先生见我业务上进步了,非常高兴。《人民日报》还对我们的演出发表了评论,照了剧照。耀文当时见了我说:“大叔,这回您是成了。” 那时,还不兴说什么“火了”、“红了”的,只能说是演出成功吧,这与侯先生侯夫人的帮助指导是分不开的。
不久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在沈阳听说侯先生挨了批斗还被送到干校参加劳动改造,心中十分惦记。1974年,我得机会回到北京,立即去厂桥麻花胡同的家里探望。见到久别的侯先生,却意外地发现,他丝毫没有抱怨和委屈,精神很好,也十分乐观。因为在“五七”干校受审查期间,挖河泥、扛麻袋、做木工、拉板车,什么脏活累活都得干,他的身子骨反而比以前壮实多了。尽管日子过得不舒心,可亲人见面还是乐呵呵的。彼此询问了一下生活,其他的,在那个年月什么也不敢问。“十年###”期间,相声被取缔了,相声艺人都得接受改造。相声名家刘宝瑞先生就是在农场遭迫害致死的。像侯先生这样相声界顶尖儿的人物受的罪就可想而知了。那么一个爱相声的人,不能说相声。那么一个精瘦的人,到农村去干重体力劳动。有多少人在那个年代,受不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早早地离开了人世。也就是乐观的侯先生,在那么艰难的十年中硬是挺了过来。
1976年全国曲艺调演,侯先生和郭全宝先生代表中国广播说唱团、我代表沈阳军区文工团参加演出。看见侯先生在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又一次神采奕奕地登上舞台,我心情激动。只是此时的侯先生已经不再年轻,他已是59岁满头华发的老人了,本应属于他的,作为一个艺术家的“黄金时段”完全被“文化大革命”葬送了。
2007年9月26日
附录:让人感动的侯家人(1)
岳春生
想起和侯宝林先生一家接触和交往的事,心里总是暖暖的,让人感动不已。
侯老说,咱们都一样!
1959年,在建国十周年的大庆活动中,作为中学生的我,有幸和侯先生同为文艺大军的成员。那时,侯先生和郭启儒先生的任务是,站在一辆装饰成舞台的彩车上,定塑成正在为工农兵演出的造型,来展现新中国曲艺工作者的风采。我拉二胡,和民族管弦乐队方阵的成员一起,为好几百人跳的《洛子舞》伴奏。
一次深夜彩排休息时,侯先生的这辆彩车停靠在北京饭店前面的路上,离我们方阵不远。这下可好了,大家不由自主地涌向这辆彩车,想近距离地看看侯先生和郭先生。一时间,彩车前面和两侧都围满了人,人们兴奋地仰望着、呼喊着。两位先生见此情景,不时地从一侧走到另一侧,微笑着招着手,回应着大家。时值9月仲秋,夜风吹来,有些凉意。这时,也不知是谁,看到他们二人身着单薄的大褂,站在高高的彩车上,关切地高喊着:“天凉,您别冻着!注意点儿!”侯先生显然是听到了,用京味十足的腔调,高声地说:“没事儿,咱们都一样!”下面的我们被感动了,呼喊着:“您还是注意点儿好!”一时间,彩车上下,大家的心仿佛融在一起了。
侯先生平时爱说的一句话是“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近五十年,每当我听侯先生相声时,这句话和“咱们都一样”这话语,老是时不时重叠般地在我脑海里出现着。我甚至有时揣想,它就是促进侯老攀登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艺术之巅的精神支柱吧!
侯感谢我
我喜爱相声,听了五十多年,还收集了大量相声资料;因为偏爱,有关侯老的自然多一些。1993年,为了纪念毛主席百年诞辰,侯老之女侯女士遵侯老遗愿,整理出版了《毛主席听我说相声》一书,内收侯老曾给毛主席说过的相声,共70多段。见到此书,我即刻买下,还习惯性地对着录音一段一段听起来。边听边看的过程中,我发现书中文字和标点符号方面的错误不少,一路标划下来,竟有200多处!我想,这可能是有关编辑对相声语言不够熟悉的缘故。出于对侯老的热爱,我想把此事告知侯。她得知这个情况后,非常重视。除在电话中向我表示感谢外,还希望我把书寄给她,她要逐字逐句逐标点地对照着修改一遍。不久,她就完成这个工作,把书寄还给我。让我兴奋的是,随书她还赠我一本《侯宝林相声精选》。要知道,这本书当时尚未面市。翻开书,她在扉页上题写了“岳老师存念 侯1994年6月”字样。书中还夹着一封短信。信中写道:岳老师,您好!感谢您的指教!在此,谨代表我全家向您致以真诚的谢意!并祝您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信,我反复读了几遍,感动良久—为她的真诚、周到和细致。作为回赠,我给她寄去了我编的中学生作文选《春芽集》。她收到后,马上回电给我,又是一通感谢……
耀文说:我哪敢往上面签呢
一口气读罢《精选》后,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让当今的相声名家们在该书的扉页上签名,让它象征着相声面对严峻的挑战,中国相声人直面困难,表现出的团结和信心!
机会来了!这机会便是2003年10月成立的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四年来,我在俱乐部除了欣赏到了100多场高水平的演出外,还高兴地得到了近30位相声名家的签名。这其中,就有耀文的!
那是2003年12月20日的晚上,耀文和富宽受邀来参加俱乐部第8期的演出。开场前,他和同行们在一间宽大的休息室候场,边吃点心边和金斗等人亲切地调侃着。待他用完点心,我走到跟前,把《侯宝林相声精选》一书放在他面前的长桌上,客气地请他签上名。他欠了欠身,面带微笑,亮着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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