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嘴八舌侯家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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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间是后搬来的东北人，像是刚刚赋闲的高级官员，说话挺大呼。搬家时，他指着一双黄色的鞋说，别给我压坏了，这是花6块大洋买的！这句话引起了全院人的注意，我们院确实找不出一件值6块大洋的东西。
　　我们家住第三间。第四间住着拉洋车的老少三代。北房的西头两间是绱鞋的一家人。南房两间，一间住着父子俩，老头靠儿子捡“沟货”过活。另一间住着拉洋车的一家。西房一间住的是我的老师颜泽甫一家三口。老师每天走着往返前门外“八大胡同”，靠串妓院拉京胡卖唱维持生活。
　　全院除了过大年能见到有人家买肉，平常日子到兴化寺西口外买两个铜子儿的汤油就算有荤腥儿了。赶上夏天，也许来个卖“杂合菜”的，挑着两个铁桶。那菜虽然名叫杂合菜，其实主要是汤。如果赶上母亲高兴，买两个大子儿的，再赶上里面有虾汤的红色油珠儿，就真算开大荤了。母亲有经验，她先尝尝，因为尽管还没馊，可是已经酸了。她搁点碱，中和一下就能吃了。那么脏的“杂合菜”，吃了也不得病，大概是穷人抵抗力强。
　　我们院里有棵大白枣树，枣又脆又甜，掉地上就碎，真是好吃极了。但大家谁也不打，都认为是房东的财产，我们这些小孩也只能靠大风的恩赐。今天也许会有某个小兄弟骂我们“傻冒儿”，但不管怎么说，生活是贫困的，人是规矩的。
　　邻居中印象最深的是小顺子他妈，她小时若能学唱歌，准是个出色的女高音。她每次一喊“小—顺—子—”，能使整个福寿里居民得到音乐享受。
　　我住的地段还不是北京最穷的地方，当时北京流传着这样两句话：穷德胜门，烂果子市，不开眼的绦儿胡同。的确，最穷的应该说是西绦胡同，那里住的大部分是换取灯儿（火柴）的，那些婶子大娘们每天背着大筐走街串巷叫喊，也难得温饱。
　　现在要想找我的老住处已经不可能了，就在福寿里，我当年捡煤核儿的地方，盖起了北京师范大学化学楼，年复一年地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才。我的住处也是今非昔比。现在我住进了宽敞、亮堂的高层大楼。当然，北京的住房仍然比较紧张，政府还努力想办法，可人民的生活跟过去比，毕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逢国庆35周年，看看今天，不知当年的邻居们还记得过去不？
　　

父母同台（1）
侯錱
　　我的母亲王雅兰自幼学习京戏，16岁登台，先工刀马旦，曾在天津、徐州、唐山等地献艺。在早年，梨园行分工很细，旦角门里有闺门旦、花旦、贴旦（比较次要的旦行）、刀马旦等等，各司其职，各有各的戏路。据说清末民初的艺人“一杆旗”、“九阵风”都是唱刀马旦成名的。但凡唱刀马旦的，不论男伶坤伶，都要求“武功纯熟，步法整齐，腰肢灵活”。专工儿戏有：《虹霓关》、《樊江关》、《马上缘》、《穆柯寨》、《天门阵》、《蟠桃会》等等。母亲19岁时，已经名声鹊起，没几年，便挑班挂头牌。听说，母亲的师父就有好几位，但是名气都不大。正如我父亲所言，名（明）师有两种：一种是有名的，另一种是明白的。大概，母亲的师父都属于后者。我姥爷王德山在戏班儿里是后台管事，自己也会说戏，人称“戏篓子”。如果某天某戏中缺少了什么角色，演员需要现“钻锅”，那就必然要找我姥爷，没有不会的戏。若是遇见一位“棒槌”，说上N遍还不明白，尤其是在台上出了错儿，就像我父亲相声《戏剧杂谈》里说的那位跟着三旗儿走，站错了队，“还得老夫把你拉”的笨蛋，他老人家就会怒其不争，紧咬钢牙，因此，被人送了一个“咬牙王”的绰号。他给我母亲找老师一准找“会教戏的”，不找“会唱戏的”。
　　1941年《新天津报》有评论说：“王亚（雅）兰演《玉堂春》，唱则嗓音洪亮；做则细腻非常，且文武不挡。名虽尚未轰轰烈烈，但伊之艺学亦足独当一面也。”1942年母亲在“导正新剧支团”时应该已是台柱了（见大观园戏报）。1943年她和我姥爷加入由刘汉臣领导的“共和社戏班”，当时的《天声报》说：“共和社戏班，由刘汉臣领导，出演上光明戏院，成绩尚佳。”要说明的是，此刘汉臣先生，并非被军阀褚玉璞枪毙之刘汉臣，不过同名同姓同行也，行内有老、小刘汉臣之分。后来，母亲还与宁萱领导的奎德坤剧社短期合作过。1943年9月3日《天声报》载文：“坤伶王亚（雅）兰为老生老旦王德山之女，工演青衣花衫，颇有造就。今与刘俊文辍演中国戏院，曾一度出演新中央，未几又解约。今闻河北天桂戏院不惜重金特约王伶担任大轴，并约勇猛武生何宝童加入演出云。”请注意“不惜重金”四个字，母亲曾对我们兄妹说过：“你爸爸一个月挣七百时，我就挣两千了。”母亲甚至还说过，他和父亲成家时，父亲只买了一对痰桶。这对青花白地的瓷“痰桶”（或许应该称“尊”）少说也有60　公分高，敞口，器形很像花觚，颈部是芭蕉叶形图案，做工精美，发色诱人，底部有款，蓝色双圈，记忆中好像是“光绪”年款。迄今为止，我没有在任何展会或拍卖图录上见过此物，博物馆中也未见过。1967年我家被迫迁往麻花电台后就再没见过此物。可能“破四旧”时砸碎了吧。不过由此可知，父亲“玩瓷儿”至少是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据说，由于战乱，那时的瓷器不值钱，除非“清三代”的官器。
　　从本文选用的几张广告中，可以看到我母亲当年和许多著名的京剧、评戏甚至文明戏的前辈都同过台。如：刘俊文、李和曾、齐和昌、马祥麟、贾多才、何宝童、费玉策、筱俊亭、宁萱等等。其中李和曾、费玉策二位叔叔直到“文革”后还与家母保持联络，昵称“发小儿”。
　　母亲的戏路很宽，文武皆能，是否练过跷工不能肯定，只恍惚记得小时听大人们说起过。现在有文字记载的母亲拿手的剧目有：《虹霓关》、《樊江关》、《穆柯寨》、《四郎探母》、《玉堂春》、《法门寺》等。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母亲忍痛卖掉了部分行头和头面，其余的均毁于“文革”，如今只剩下一双浅粉色高底儿绣花彩鞋，成了永久的纪念。
　　在我读小学以前，母亲还教我唱过《小放牛》，后来看我实在是“孺子不可教也”，只好作罢。母亲偶尔也玩票，都是应宣武区政协之邀的义演。那时我还没上小学，看她演过《拾玉镯》中的孙玉姣和《樊江关》中的樊梨花。在《拾玉镯》中和她演对手戏的是我家对门邻居—“和”字辈著名小生徐和才先生，徐先生扮相和唱功都十分了得。只可惜天妒其才，不惑之期（大约1960年左右）就因心脏病辞世。徐夫人与我母亲交情甚好，一直以姐妹相称。徐先生之女徐洁、女婿姜文华都是宣武医院的主任医师，过去，常为我父母医治旧疾，也算是通家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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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同台（2）
据我掌握的资料，自1941~　1944年母亲在天津演出的场所就有河北天桂、小广寒、新中央、升平、上光明、大观园、大观楼、中国大戏院、聚英等多家。其中在大观园时多次与我父亲同台，也有与我外公王德山及我父三人同台的记录。
　　已故的曲艺史学家王决前辈曾写过一篇叫做《侯宝林反串京剧喜结良缘》的文章，文中记述了我的父母因合作京戏而相识，以至最终结合的事：
　　侯宝林最惬意的是1944年他和旦角演员王亚兰（雅兰）合作在天宝大戏院演出《四郎探母》，王亚兰扮公主，侯演前后的萧太后，中间演小生杨宗保；演《法门寺》，王演孙玉姣带宋巧姣，侯演贾桂。有一次演出全本的《玉堂春》，王亚兰演苏三，侯宝林先演解差崇公道，后赶巡按王金龙。因为事先没排演，临到园子时，才发现了问题。因为，前场崇公道下场后，紧接着下一场王金龙就得上台。侯宝林卸妆、换妆的时间太紧。还是侯宝林脑子快，他对演蓝袍的演员说：“崇公道下场后，请您加个过场，编几句词儿，按《黄金台》的路子，唱二黄，先是导板、碰板再转四句原板，然后自报家门，接着唱两句散板。有这工夫，我就能打扮整齐上场了。”结果，演出时效果很好。王亚兰很钦佩侯的机智、热情和对京剧的熟悉，侯宝林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合作了两年，彼此配合默契。到了1946年水到渠成喜结良缘。
　　母亲曾开玩笑似的对我们讲过她和父亲同台时一件不为外人知的往事。《审头刺汤》原是《一捧雪》中的两折，最初是昆曲后翻成皮黄。剧情大意是：明嘉靖间太仆寺卿莫怀古曾于风尘中提拔裱褙汤勤，并将其推荐与严世藩。汤为谋占莫妾雪艳，唆使严向莫索取玉杯“一捧雪”，莫以赝品献严被汤识破，密告。严怒而搜杯。莫被逼无奈，弃官逃走。严命校尉拿获，并令斩首。其仆莫成甘愿代主受戮，莫怀古才得逃脱。不幸又被汤勤识破死者非莫怀古，人头解京，锦衣卫陆炳奉旨勘审，汤勤会审。陆看破汤意在得“雪”，乃佯将雪艳断给汤勤为妾，汤遂不深究。洞房中雪艳刺死汤勤，报仇后自刎。
　　当年在天津，奚啸伯、侯玉兰二位名角演此剧颇得好评，报称“红花配绿叶”。我的父母是哪年在哪家戏院演这出戏的，一时还说不清楚。总之，母亲演雪艳，父亲演汤勤。演到结尾，戏也进入了高潮，母亲手中高擎宝剑向演仇人的父亲刺去，父亲本应顺势倒地。不想节骨眼儿上“人有失手马有失蹄”，父亲改说相声多年“武功尽废”，腰里吃不上劲儿，一不小心倒在母亲手臂上，母亲暗想：怎么着，想占我便宜？一生气立马抽回手，父亲摔了一个“铁板桥”。虽然得了个满堂彩，却落了个对母亲不敬的污点，着实熬头了不少日子。后来母亲得知真相，心里还真有几分歉疚。没准儿，就是由此成就了一桩美满姻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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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登上银幕
侯宝林
　　从西北回来之后，我被邀请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三届第三次会议。我参与了国家大事的讨论，第一次体会到我们艺人翻身当家作主的光荣感。
　　就在这个时候，大约是1951年的秋季，我接到上海大光明电影制片厂的通知，邀请我去参加电影《方珍珠》的拍摄工作。这是老舍先生写的剧本，我扮演其中白二立一角，相声演员演相声演员，我当然是高兴的；而且我还没有去过上海，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去上海这个大城市。其实，北方曲艺演员到南方去演出，历史已很悠久。南京、上海这两个地方，北方人比较多，北方曲艺在那里演出，可以连演三五个月卖座不衰。其他地方，像芜湖、合肥、武汉都是水旱码头，北方人也很多；这些地方所在的省跟河南搭界，彼此语言相通，在那里北方曲艺演出也都有市场。
　　我到上海，受到上海电影局局长的热情接待，也受到上海戏剧界代表周信芳先生的热情接待，使我深刻体会到新旧社会的不同。记得1946年，唱戏不上座，那时正是糟蹋艺术的年代，上海天蟾舞台想找个新噱头，就约我到上海去演出，不是演相声，而是要我跟某些女演员配演《纺棉花》。他们利用我能够学四大名旦的唱腔，学四大须生的唱腔，学小生的几派唱腔，也能学萧长华老先生的声音，就想让我去搞噱头卖座儿*。这件事是某小生演员给我搭的桥，我和他是好朋友。我正考虑这样做是否合适，一时没有答应。因为我是个相声演员，说相声，有点小名气；要唱戏，我就得掂量掂量我的分量，而且那时上演《纺棉花》这样的戏，社会舆论并不完全赞同，我是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就在这时候，忽然起了一场风波。上海某“国剧”（国民党统治时期，上海一带把京剧叫国剧）艺人，他又是公会负责人之一，反对我演“国剧”。小报上已经骂开了，好像我是个说相声的，不是唱戏的，到上海去唱戏就不配。我一听说这些情况，更不想去了。事隔多年，全国解放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大光明电影制片厂邀我去演电影，而且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回忆起过去的情况，更增强了我对新社会的热爱。到车站迎接我的人，其中有南方著名滑稽演员周柏春和姚慕双，这是艺人之间的深厚友谊。他们一直把我送到锦江饭店。
　　《方珍珠》开拍很顺利。导演是徐昌霖，演员有小王玉蓉、魏喜奎、孙景璐、顾而已、高占非、顾也鲁等，阵容很强。电影必须在1951年底前赶拍完，因为从1952年1月1日起，上海所有电影制片厂要联营合并了。当时我们还拍了一个相声纪录片，就是那个《杜鲁门的画像》。这个短片原来打算同另一短片一起放映，因为电影制片厂忙着合营，拖了些时间；后来杜鲁门下台了，这部片子失去了时间性，就没有怎么放过。
　　拍摄《方珍珠》是我登上银幕的开始。1955年，我应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邀请，又拍摄了《游园惊梦》喜剧片，是讽刺那些不讲公共道德的人。粉碎“四人帮”后，我在1979年又拍摄过一部名曰《笑》的纪录片。拍电影，是我解放以后新的生活中的一部分。
　　《方珍珠》
　　原　　　　著：老舍　　改编：陶金、昌霖　　导演：徐昌霖
　　演员表：陶金　饰　破风筝　　　　小王玉蓉　饰　方珍珠　　　　孙景璐　饰　方妻
　　侯宝林　饰　白二立
　　魏喜奎　饰　大凤　　　　顾也鲁　饰　王力　　　　郭启儒　饰　黄吉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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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演《游园惊梦》
侯宝林
　　我说了二十多年的相声，一直是在电台上广播和舞台上演出的。在水银灯下拍电影，是解放后1951年才开始的。第一次是拍《方珍珠》，我演相声演员白二立；第二次是拍相声纪录片《杜鲁门的画像》，第三次是在《春节大联欢》中拍相声《夜行记》的前半部分。由于这三次完全拍的是相声或仅有关相声演员生活的题材，所以搞起来比较容易。
　　这次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约我拍《游园惊梦》，我最初以为这大概和前三次差不多，在这部以介绍北京动物园的动物为主的影片中，我不过是以“叙述人”的身份，做些释白工作而已，充其量在影片中再穿插一些简单的情节也就够了。但事实却不然，等拿到脚本，大家集体研究讨论把它发展了一步以后，我才感到不像我想的那样简单，“这个喜剧角色还挺难演呢”！于是在拍戏以前我看了一些喜剧影片，如《新局长到来之前》、《我们好像见过面》、《伊琳娜回家去》等等。当时我想到两个问题：一、相声艺术主要是靠语言来表达的，而电影脚本中没有那么些台词，许多地方得靠细心的表演才能完成任务。二、中国喜剧是不是也照着外国喜剧那样来演呢？要在十年前那很好办，只要到处出洋相，抓噱头就可以啦！今天当然不能这样做。再有中国人的幽默，在夸张手法上是比较含蓄的，在塑造角色时，这一点是必须注意的。
　　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拍片工作。
　　说实在的，我这个脑力劳动者从小到现在，像什么拿大顶、翻跟头，根本就没有尝试过，但是在《游园惊梦》中我得靠爬山、爬树、砸水果摊、跳水……来完成我的表演任务，这对我来说真是一次艰苦的锻炼。当我在动物园爬虎山以前，我原以为虎山是石头堆砌的，心里一点也不在意，但是我一爬上去用脚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