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梦空间 与亚当.斯密-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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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每一个经济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都不是鲁宾逊，其经济行为总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个体理性的集合往往对应着集体非理性。纳什均衡及其代表的博弈论就像打开了一扇窗户，透过它，纠葛复杂的经济世界变得更加清晰起来，诸多经济现象也能由此得到更深一层的解释。

　　　　对于国务院机构改革这个足以引发无尽思索的经济现象，如果我们从纳什提供的互动分析视角去解读，则别有一番深意。

　　　　从1982年到2013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务院机构多次瘦身，从100到61，到59，到40，到29，到28，到27，再到25，机构个数不断有序减少。十八大报告中则进一步强调，要继续“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纵向回顾来看，机构数量与政府效率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潜在的负向相关关系。横向比较也对这种微妙关系提供了另一种支撑，与大部分内阁机构动辄超过20、甚至30的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效率相对较高的主要发达国家一般只有20个以下的内阁机构，比如美国是15个，日本则是12个。

　　　　如何解释这种“减法改进”的有趣效应呢？为了回答这个看似简单肤浅、实则复杂深奥的数字问题，我们先将问题放得再大一点，那就是政府存在的作用。这里我们简单地从经济学视角把政府看作宏观政策的“供给者”，如果其供给是有效的，即宏观政策能够实现其既定政策目标，那么政府这个“供给者”的作用就是显著的。

　　　　必须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宏观政策并非单一政策，而是政府制定的全部政策组合，即政策搭配。对于单一政策有效性我们已经很熟悉了，毕竟这是一个历史悠久、引人入胜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其中曾经产生过名声斐然的“咸水与淡水”之争。但对于政策搭配的有效性，似乎没有吸引过太多的主流研究的兴趣，实际上两者概念大相径庭，相比“单对单”的单一政策有效性，“多对多”的政策搭配有效性是一个更加“全局性”的强势概念，强调的是政策供给者对政策目标的整体控制力。

　　　　虽然市场总有失灵的时候，也就是说政府调控理论上有可能成为“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有效补充”，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调控就一定能够实现效率的帕累托改进。抛去政策调控水平等一系列外生因素，就算政策供给者是完全理性的，它也不一定能够生产出有效的政策搭配。为什么呢？答案很可能是：也许压根就没有这样一个能够实现效率改进的“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既然没有，再英明睿智的供给者也只能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那么现在，我们的思考进入了真正的核心环节，即有效政策搭配的“存在性”。

　　　　如果存在有效政策搭配，那么政府开发、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对经济变量施加直接或间接影响就有理论依据，如果不存在有效政策搭配，那么政府进行政策搭配将由于无法达到政策目标而变得师出无名，在后一种情况下，政策搭配很可能由于其“经济外生扰动”的性质而失去“凯恩斯革命”以来的存在必要。事实上，存在性问题（existenceproblem）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经济学研究传统从来都将其作为科学性基础而投入大量研究工作。如果稍微沉浮于经济学史海，就能轻易发现“存在性”的核心意义。自瓦尔拉斯1874年第一次于《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中系统描述斯密《国富论》里“看不见的手”理论以来，阿罗和德布鲁等人于20世纪中叶之后运用拓扑学中不动点定理对“一般均衡存在性”的证明，才让整个微观经济学得以建立在一个较为完整和牢固的基础之上。而纳什运用拓扑学对“纳什均衡存在性”的证明也让博弈论在科学、系统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纳什及其他经济学大师们都很清楚，如果缺乏支持其主要概念“存在”的论证，他们的理论都将是空洞无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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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才是合理的，而决定“存在”与否的，是制度。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性需要种种条件才能满足，而制度安排是决定这些条件变化的核心要素。如果制度改进能够使得这些存在条件更为满足，那么这种制度改进很可能就起到了增强政府调控效率的潜在基础性作用。现在，在大费周章的逻辑接力之后，我们似乎可以将大部制改革与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性联系在一起，来解密有趣的“减法改进”了。

　　　　关于有效政策搭配的存在性，丁伯根通过对矩阵性质的考察开创了一代研究先河。他将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性研究有条不紊地分成变量划分、总量关系方程构建、政策目标均衡值确定和最优化过程分析四个步骤，并得出了著名的“丁伯根法则”，即只有当政策工具数量大于政策目标数量的时候，有效政策搭配的存在性才得以满足。对“发展和应用动态模式于经济过程分析”的如此开创性贡献，让丁伯根毫无悬念地摘取了1969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花冠。─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如果仅仅从这个经典理论出发，那么大部制改革与政府政策供给效率提升之间的关系难以解释。但理论是发展的，博弈论工具的应用性开发让这一领域在2005年和2006年重新结出累累硕果，Acocella和Bartolomeo完成了至关重要的理论创新，他们将传统方法与博弈方法有机融合成一体，初步建立了静态和动态多决策者丁伯根博弈模型，“将丁伯根法则”和“纳什均衡”有机结合成一体。在对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和跟踪综合之后，我将新的政策搭配有效性条件称之为“有约束的多工具原则”，这一原则充分考虑了多个决策者之间目标重叠可能带来的抵消性影响。如果两个或多个政策决策者对同一个（些）政策目标具有控制力，那么控制力冲突之下将不存在有效政策搭配保障静态经济目标的全部实现和动态经济演化的路径最优。

　　　　根据“有约束的多工具原则”，为了满足宏观调控整体控制力增强的需要，政策供给者全部的政策工具数量需要不断增加，并时刻保持其总量超过政策目标总量；但与此同时，为了满足内部政策和谐的需要，单一政策供给者的政策目标数量要尽可能大于其政策工具数量，并避免目标交叉。为了达到这个双向约束的存在性条件，基础性的制度改进一方面需要致力于丰富整体的政策工具数量，另一方面需要在减少可能冲突的前提下，扩大其个体的政策目标范围，这样才能满足整体调控能力和博弈纳什均衡的同时存在。

　　　　大部制改革正是符合“有约束的多工具原则”的政策改进。在政府部门数量较多的背景下，整个博弈结构非常复杂，许多单一政策供给者对特定政策目标可能具有局部控制力，而当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一部门对同一政策目标具有控制力的时候，冲突就无法避免，结果可能是整体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性的模糊。让博弈回归均衡的制度改进有几种方式：一是明晰单一部门政策目标边界，扩大其政策目标范围，弱化局部控制力；二是避免政策目标重叠，减小控制力冲突的可能；三是减少政策供给者数量，化外部博弈为内部博弈，将控制力冲突内部化。三种促进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性满足程度的制度改进方式，我们在不同国家都能看到一些端倪，在中国最易察觉的是后两种方式。通过减少部门数量，政策供给的局部控制力冲突不断被内部消化，政策搭配的全局效率增强；通过对金融监管部门各自政策目标的清晰划分，未成立大金融部也能实现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性的改善。而这些，正是大部制改革在中国方兴未艾的深层原因。

　　　　相关电影：《美丽心灵》（ABeautifulMind）

　　　　程实微评：玩模型的纳什远比玩篮球的纳什更有魔术师般的魅力。《美丽心灵》讲述了数学家、经济学家纳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在纳什身上，我们看到了天才的光芒，也看到了人生的磨难，更看到了天才走出磨难所付出的艰辛。《美丽心灵》实际上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因为心灵的美丽之处，恰在于它是爱的源泉。在我看来，支撑纳什走出阴暗和混沌的，不仅是妻子的爱。还有他内心深处对数字的爱，这种爱，太让人羡慕。

　　　　科斯vs扎克伯格

　　　　《社交网络》和《海盗电台》的经济启示：企业的本质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的边界取决于其是否能够更好地替代市场。

　　　　新丰美酒斗十千，洛阳游侠多少年。豆蔻年华里藏不住的意气风发最是沁人心脾，但就像席慕容哀叹的那样，“青春是本太仓促的书”。大部分时候，还没来得及留下些许笔墨，它就被平庸和妥协尘封在岁月深处。不过，也有例外。

　　　　20多岁，本是一个属于风花雪月、无病呻吟和维特烦恼的年纪。有一个小老师，带着些许愤世嫉俗，默默无闻地发表了一篇颇为离经叛道的学术短文；还有一个大学生，带着些许玩世不恭，激情四射地设立了一个颇为与众不同的泡妞网站。前者，在54年后，由于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饱含的创新思想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科斯，现代企业理论的奠基人；后者，在8年后，由于2004年设立的facebook申请上市而即将坐拥数百亿财富，他是扎克伯格，全球最大社交网站的创立者。

　　　　横跨近一个世纪的他们如若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灿烂火花？单看之下，英雄少年的故事多少有些雷同。从不名一文到名扬千里，看上去像是偶然，其实却是必然，凝结着智慧、努力和机遇。不过，如果用原汁原味的科斯理论去品味扎克伯格的创业神话，却会得到一些独特而有趣的启发。也许，你已经厌倦了数亿拥趸对扎克伯格的偶像崇拜，那么，试着从科斯的视角去看扎克伯格，从企业的性质切入，从企业边界的形成和企业发展的潮流去审视facebook，用经济学的思考来还原facebook的本色故事。你会惊奇地发现：扎克伯格的成功，可能仅仅是一个偶然。

　　　　还是从科斯年轻时与众不同的思考开始。在科斯之前，经济学家们始终愉快地生活在一个近乎完美的“假设世界”里，如此怡然自得，以至于大多数人都无暇去细想这些假设与现实的距离。在一个典型意义的经济学世界里，消费者和生产者在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虽然是独立的两个环节，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有效搭建桥梁，价格机制自发配置资源，并最终促成供需匹配的市场均衡。即便在现在，这个虚幻的经济学世界也很容易被人接受。但犀利的科斯却注意到了一点：这个世界是从默认了企业的存在开始的。

　　　　诡秘的经济学用一个充满魔力的价格机制遮蔽了人们的双眼，生产者是谁并不重要。而科斯却认为，生产者是谁很重要。为什么现实世界中，生产者并不是一个个的个人或家庭，而大多是一群人集合的企业？科斯的答案很简单，企业更省钱。在科斯看来，市场的运行（即用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是有交易成本的，交易成本包括搜寻成本、信息成本、议价成本、决策成本、监督成本和违约成本等等。企业的性质，就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在企业内部，管理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来组织、配置和协调各种生产资料。只要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企业组织生产和扩大规模就是有利可图的，企业的边界取决于企业内部管理成本和外部市场交易成本的对比。

　　　　换句话说，只要某一商品市场中，这种对比足够强烈，企业规模就能不断扩大，直到企业内部管理成本等于其所处市场的市场交易成本。从科斯的思想看现代企业的发展，强势企业往往诞生于成本对比强烈的市场之中。造就这种市场的，不是“企业家”，而是“宏观势”。

　　　　从表象看，成就企业神话的“势”有两种：

　　　　一为“地势”，虽然企业在不同地区组织生产的管理成本可能相差不大，但全球各个区域的市场交易成本却差异明显。市场交易成本高的原因有两类，一类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区域，需求激增，而供给方通过价格机制自发组织生产满足需求的难度和摩擦随之加大；另一类是在壁垒森严的某些专业市场，外部人难以进入，内部组织生产的门槛也很高。受益于“地势”，全球强势企业的演化和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本世纪的前十年，伴随着全球经济活跃区域从发达市场向新兴市场的转移，规模最大的全球最强企业就不再只分布于欧美，中国、巴西和印度也开始出现市值全球领先的企业航母。

　　　　二为“业势”，不同行业的市场交易成本是有差异的。成熟行业内，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较为稳定，生产要素融合，并共同生产出商品的过程更加顺滑，技术创新和应用也更加广泛，而较为充分的业内竞争则进一步拉低了市场整体的交易成本；新兴行业内，供给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生产要素的组织也更困难，技术则不断处于更新状态，竞争也不充分，技术垄断阶段性出现，市场交易成本普遍较高。因此，相比传统的成熟行业，新兴行业企业内管理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的差距更为明显，这为新兴企业的做大做强创造了条件。受益于“业势”，全球强势企业的变迁总是和行业变迁息息相关，零售业、制造业、科技行业、能源行业、金融行业、互联网行业轮番从新兴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可口可乐、微软、谷歌和facebook相继走向强势企业的舞台中心。

　　　　“地势”和“业势”的表象背后，是“人势”。宏观大势究其根本，是人类需求发展的大势，伴随着人类需求层次的不断提升，满足需求的供给难度不断加大，高端需求市场中的交易成本更加高昂。而在这些市场中，企业管理生产的成本优势相应越大，规模扩大的边界也相应越广。电影《海盗电台》就给我们形象地展示了一个人类需求演化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英国人回归自我的人性需求直接造就了一个疯狂的摇滚时代，英国政府对海上摇滚电台的百般阻挠，不仅没有阻止英国人在摇滚道路上的渐行渐远，反而让海上摇滚电台变成了史诗般的传奇。

　　　　如果仅仅是为了遮体果腹，一个小小的手工作坊就可以满足需要，如果是为了传音千里，就需要规模足够大的企业去生产电话，而如果是为了在六度空间里通联全球，没有一个市值1000亿美元的庞大facebook几乎就很难实现。马斯洛1943年的经典理论表明，人类的五种需求逐级递升，从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到自我实现，人类需求层次的提升、需求趋势的变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机会市场，在这些市场里，企业边界的延伸、企业规模的增长都空间巨大。

　　　　从科斯的企业理论出发，扎克伯格的成功是偶然的，因为伴随着人类发掘自我、展现自我、便捷互联的需求不断上升，社交网站的市场空间甚至超越了搜索引擎。没有扎克伯格，还是会有另一个人缔造另一个类似的企业神话。扎克伯克成功的偶然之处，正在于他恰巧在合适的时机进入了这个市场。

　　　　不过，更进一步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