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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街-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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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团还在巴黎和会交涉山东主权问题时，尽管徐世昌希望他在国内问题上多花些精力，但他却在暗中密切关注着巴黎和会，通过来自巴黎的电报研究着中国的处交处境。所以当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之后，他呈送给总统办公室的第二份顾问书使徐世昌感到十分意外。看过他的顾问书，徐世昌同意他对中国所面临的外交形势的种种分析，同时对日本人终究要归还山东主权的口头声明也同样心存疑虑，但却对他拒签和约的建议有些吃惊，好像自己聘请了一个不识时务的人当了顾问。
“两权相害取其轻。月波先生是否想过，拒签和约贻害无穷，不但从此自绝于国际联盟的保障和调停，日本人一旦出尔反尔，山东问题由中日两国自行解决，世界诸强则无权调停，必陷我国于孤独无助之险境，山东主权将永无归期。”
“大总统所虑极是。然而月波已察，以夷制夷实非良策，以夷制夷，总是被夷所制。日本久有吞并我国的贪欲野心，美国对我国一向持以公正、维持的立场，大总统因此而主张联美拒日，固然持之有故，但这毕竟是假于外人之手的被动之举。此番交涉徒劳无获，便是成例。月波以为，拒签和约断不会成为国际联盟将我国拒之门外的理由，相反，我国虽暂无与日本人抗争的实力，但我国誓死不屈、力争自主的态度却会给我国赢得尊重和支持，中日重开交涉的机会一旦应运而生，山东主权的归期就指日可待。”
总统还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学生们却已经被激怒了，第二天的中午就在天安门门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愤怒的学生们挥舞着纸旗，高喊着口号，集聚在金水河畔。朱光然——北京大学惟一来自雍阳的学生——突然跳到金水桥头，尚未张嘴说话，眼睛里却先冒出了悲愤的泪水。
“同学们！我们的外交以失败而告终，但我们绝不能因为失败而屈服。我们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断送，我们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低头。同学们，到东交民巷去，叫那些出卖我们的洋人看看我们有着怎样的勇气和决心吧！”
这事很快就惊动了总统府。可是，警察总监奉命来到天安门劝阻示威学生时，却受到了示威学生的冷嘲热讽。示威学生浩浩荡荡地开往东交民巷，打算把四份山东问题意见书分别呈递给英国、美国、法国和意大利大使馆。荷枪实弹的巡捕很快就把示威学生阻挡住了，因为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中国人从本世纪初起就失去了自由出入东交民巷的权利。经过交涉，巡捕的头目只允许示威学生的代表进入东交民巷。这是一个礼拜天，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大使馆都以大使先生外出休假为借口，拒绝接受山东问题意见书。只有美国大使馆接受了山东问题意见书。
当总统意识到示威学生的下一个目标是赵家楼胡同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时，就立即命令警察前去保护，因为曹汝霖在袁世凯时期担任过外交部的次长，曾对日本政府的“二十一条”唯唯诺诺。警察出发前，总统又向警察下达了一道命令：不准携带枪械和警具，务必文明对待示威学生。不料，徒手的警察却还是激怒了学生。朱光然爬上墙头，带头跳进了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已经躲藏起来。当一个人被推到大家面前时，虽然谁也不认识这个人，但谁都认为这个人正是他们正要搜来教训教训的曹汝霖。混乱中，也不知谁先动的拳脚，这个人痛苦地叫了一声之后，便在雨点般的拳脚中抱头倒在了地上。示威学生后来才弄明白，被他们痛殴一顿的并不是曹汝霖，而是驻日公使章宗祥。场面越发混乱起来。后来，有人放起了火。当持枪的警察和军人赶来时，曹汝霖的住宅已经火光四现，浓烟滚滚。在警察的驱赶下，示威学生很快就被驱散了。
可是，朱光然再一次爬上墙头准备逃走时，却没能逃脱，全副武装的军人毫不费力地把他拽下了墙头，然后就狠狠地把他贴在了墙壁上。作为警方怀疑的肇事者，朱光然和另外三十一名示威学生被关进了监狱。发生在这一天的一系列事件，很快就被报纸称之为“五四运动” 。
第九章（4）
王月波那时正在办公室写着第三份顾问书，准备再一次建议总统拒签和约。消息传来，他为之一振，因为他再一次建议总统拒签和约的理由，正是以国内反应为基础的。国内反应在他的分析中还是一种可能的时候，可能的事情却已经发生了，犹如一场及时雨，转眼之间便把他枯瘦的建议变成了健硕的诤言。所以他第二天去居仁堂送顾问书时，一方面认为示威学生纵火伤人无法无天，另一方面却又认为这是危机压迫之下的必然反应，只要危机尚存，民不畏法的事件就会接二连三地发生。他试图使总统相信，只有拒签和约才能防患未然，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但徐世昌却顾不上和他讨论这个问题，请他马上参谋的事情是如何以总统的名义下达一道命令，这道命令不能袒护示威学生，但却要极力主张严惩示威学生的段祺瑞无话可说，另外还要为下一步释放被关押在牢房里的涉嫌事件肇始人的三十二名示威学生制造一点舆论，目的在于迅速平息这一事件。看过三十二名示威学生的名单，他才知道朱光然为何昨天晚上没有像往常一样来虎坊桥他的家里吃晚饭的原因。事实上，他还没想出眉目的时候，徐世昌就拟好了一道命令。这是一道奇怪的命令，既没有为曹汝霖和章宗祥鸣冤，也没有责怪示威学生，只把警察总监及其手下的警察训斥了一通，指责他们调度不当，防范无措，在这一纵火伤人的事件面前难咎其责。读完这道命令，他忍不住笑了起来，但徐世昌却不高兴了。
“学生性质未定，当一心读书，岂能意气用事而干涉政治，焚屋殴人，扰乱公安？此乃权宜之计，暂保一时，如若再犯，本总统为国家计，再无庇护之理。因此，今后京师各校学风务必严加整饬，防患未然。”
果然，三十二名示威学生被释放的第二天，徐世昌又下达了两道命令，一道是公开指责示威学生扰乱治安并要求有关机构亟力整饬学风的命令，另一道则是为了挽留已经提出辞职请求的曹汝霖就把曹汝霖的不幸说成因为国家才受累的命令。事实证明，这两道命令顾此失彼，不但没能防患未然，反倒使学生们忿忿不平，因为这两道命令很容易使学生们产生误解：既然曹汝霖是因为国家受了累，那么累及曹汝霖的示威学生又是因为什么才累及曹汝霖呢？难道爱国有罪吗？于是，刚刚安静下来的学生又纷纷走出校园，奔走相告之际无不怨恨政府颠倒黑白的指责。学生们终于串联起来，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一方面要求政府挽留引咎辞职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另一方面通电全国请求支援。
他这时正在办公室里写着第四份顾问书，还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在顾问书中建议道，总统挽留曹汝霖的同时，还必须挽留教育总长傅增湘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为作为教育界的巨子名流，他们所谓的引咎辞职，与其说是替示威学生承担责任，不如说是火上浇油，学生可能会再一次涌上大街，给政府制造更大的麻烦。他第二天就把顾问书送给了总统。可是，当学生联合会开始以罢课运动威胁政府而安福系国会议员却在公开指责政府姑息迁就肇事学生的时候，从总统办公室一连下达的四道命令中，他没有看到挽留傅增湘的字眼，只看到了挽留蔡元培的命令。他正迷惑不解的时候，王揖唐得意洋洋地告诉他，傅增湘引咎辞职并不是一件坏事，反倒是天赐良机，参议院副议长田应璜接替傅增湘入主*指日可待。王揖唐还吐露秘密似地说自己曾和总统商议过此事，总统已经同意田应璜出任教育总长。他暗吃一惊，拔腿就去了总统办公室。
“任由傅增湘、蔡元培辞职已是火上浇油，”他对总统说，“如果再允许田应璜出任教育总长，简直就是引火烧身，学生必会因为憎恶安福派而抵制田应璜，从而再生*，*一旦生生不息，大总统左右为难，上下受制，必难以自主其政。望大总统三思。”
“身为大总统，既已同意田应璜掌管*，岂能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学生若是执迷不悟，执意干涉政治、扰乱公安，本总统系国家安危于一身，必以国家利益为重，绝不再姑息迁就。”
“*肇始于巴黎和会我国外交的惨败，归根结底，*为学生的爱国之心所激发，总统务必体谅之后再予裁夺。”
“我何尝不体谅学生的爱国之心。可他们毕竟是学生，当专心读书，以备国家将来之用。不过，月波先生，*一旦生生不息，本总统固然难以自主其政，可引火烧身的却未必就是本大总统。”
徐世昌镇静自若的的态度使他意识到，学生给政府制造一点麻烦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当别的什么人成为众矢之的之后，总统则可以通过以退为进的策略达到自主其政的目的。正因为想到了这一点，尽管北京的街头第二天就出现了罢课学生的身影，但他却没像往常那样替总统担惊受怕，而是若无其事地呆在家里，一边喝着茶，一边读着报纸。政府尚未答复学生联合会的要求之前，他甚至还悄悄安排了自己的上海之行。他并不担心总统在无人顾问的情况下会做出愚蠢的决定，反倒担心学生自己乱了自己的阵脚，使*半途而废。离开北京前的一个晚上，他和朱光然一边吃饭一边讨论时局的情景使他的妻子十分惊讶，因为在此之前他总是以长者的口气拒绝回答朱光然所提出的任何具有政治色彩的问题，而只肯在学问上指点迷津。
“这么说，”朱光然说，“月波大哥，只要学生联合会坚决持以不达目的就誓不罢休的立场，政府迫于压力，就极有可能答应学生联合会的全部要求。”
“仅有此举尚不足以做到这一点，”他说，“学生联合会还应放眼全国，激愤国人，只有如此，政府才会痛下决心，学生的政治要求才能如愿以偿。”
其实，学生联合会这时已经决定派出代表南下宣传，*注定要从北方蔓延到南方。他只身一人离开北京时，就恰与一队南下的学生代表坐在了同一列火车上。但他并没有直接去上海，而是拐向了湖南的衡阳。除了坐镇奉天的张作霖，驻屯衡阳的吴佩孚是他另外一个军界朋友。他虽没和吴佩孚结为金兰兄弟，但他和吴佩孚的友谊却不亚于金兰兄弟，何况吴佩孚是一个投笔从戎的秀才，相同的科举经历和诗画兴趣曾使他们一见如故。
当他出现在军营时，吴佩孚吃了一惊，怀疑他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离开北京，一定担负着特殊使命，来到衡阳的目的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立场，说服自己承认由安福系一手炮制的国会，支持徐世昌行使总统权力。在为他接风洗尘的酒宴上，吴佩孚一张嘴便就他去年发来的那封电报十分委婉地谈了谈自己拒不承认徐世昌总统的理由，想以此打消他的念头，避免发生伤害彼此感情的龃龉。然而，吴佩孚发现，他既非安福系的说客，也非总统的密使，只身一人来到衡阳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看望朋友。于是，吴佩孚迷惑起来。
“贤弟既非安福派之人，去年为何亲往汉口帮助安福派贿选国会议员？恕愚兄直言，安福派祸国殃民，腥闻天下，贤弟此举分明就是助纣为虐！这莫非是谣言，愚兄误听误信了。”
“子玉兄所言不虚。月波素来主张政党之争，憎恶派系之分，欣欣向往的是堂堂正正的法政。可是，安福既成一派，又速成恶势，月波如若不有所奉迎，为国忠谋的机会就会被安福派一笔抹煞。月波之苦，苦在孤掌难鸣；月波之乐，乐在终能以总统顾问的职责为国家消弭内忧外患而出谋划策。不先图谋其位，何以图谋其政，有其位方能谋其政嘛。”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九章（5）
吴佩孚对他的表白一言未发。但当他谈起北京的*时，吴佩孚察觉到，他拐到衡阳看望自己的目的原来是要自己相信：在京城里掀起*的人绝非无事生非的纨绔子弟，而是感时忧国的莘莘学子，但是总统如果不能自主其政的话，莘莘学子就会遭到*。他离开衡阳的第二天，吴佩孚公开发表了一份声明，一方面反对当局下令**，一方面支持学生拒签和约的要求。
他抵达上海后才从报纸上看到了这个声明。北京学生重新走上了大街，恢复了街头演讲活动，*愈演愈烈。然而正如他的担心，*很快就遭到了*。他抵达上海的当天，当局拘捕大批北京学生的消息恰巧传到上海，上海随之就爆发了罢课运动。范嘉言在上海开办的两家商号分别叫裕丰祥和隆福祥。他在裕丰祥百货商店找到范嘉言时，范嘉言刚送走一批动员商人罢市的学生，正呆坐在司账先生的背后。罢课学生除了动员商人罢市，还成功地潜入日本人的纱厂，秘密动员那里的中国工人率先*。范嘉言倒不担心罢市会给自己的生意造成什么损失，只担心日本纱厂的技术工人会在*风潮中流失，因为他花了整整半年时间才和两家日本纱厂的三十名技术工人达成了秘密协议，他们一旦流失，他就不得不再花费很大的力气重新秘密招聘纱厂须臾不能离开的技术工人。这是一种准备。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节省时间，以便于他胜诉有望的时候就能率领着他们直奔雍阳，让风传已久的一座纱厂马上变成现实，叫流言灰飞烟灭。可是，当他把自己的担心告诉王月波时，王月波却认为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他都不应该考虑时间问题，因为和慎昌洋行对簿公堂之前，他首先应当准备的是耐心，而不是技术工人。
“慎昌洋行既然敢于毁约，那就一定有恃无恐，目无我族，必以百般刁钻的理由诉诸公堂，与其对垒，如不首先持以耐心，便先输了一仗。”
他先是打消了范嘉言的顾虑，接着就开始为范嘉言物色律师。他俨然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在租界内外忽隐忽现。经过整整三天的明察暗访，他在公共租界的一家律师事务所结识了约克先生。约克先生出生于巴黎，毕业于牛津大学，是一个资历很深的律师。他向约克先生介绍慎昌洋行毁约的来龙去脉时，约克先生以为他是一个会讲英语的富商。后来，约克先生发现他精通法理，就一再刨根问底，他才小心翼翼地透露了自己的一项学历。起初，约克先生像受到了愚弄，脸色难看极了。当约克先生意识到自己一旦接受范嘉言的委托，至少在半年之内无暇代理其他讼案时，这才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善解人意地笑了起来。
“显然，”约克先生笑道，“就这一桩讼案而言，王博士并非不能代理，而是没有足够的时间代理。王博士一定还另有身份，当然，我指的是王博士的官方身份。”
约克先生用汉语说完这话时，范嘉言吓了一跳。王月皮反倒镇定自若，脸上毫无慌乱之色。他守口如瓶，到底也没有透露自己的官方身份。范嘉言由于事先已经得到他的提醒，也没在这个时候透露他的官方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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