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中日-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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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火绳枪传入后一年之内，日本剑工与铁匠开始规模型复制葡萄牙枪。
　　当时日本正处于战国时期。三十二年以后的公元1575年，织田信长、德川家康联军在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武田胜赖的骑兵队时，就组织了大规模的火枪队参加战争。从此以后，枪成了不可缺少的新式武器，日本战国时期的武将们竞相组织枪队。
　　仅仅经过五十年，到丰臣秀吉时代，火枪在日军中的配备已非常普遍，根据日本史料记载，侵朝战争前，日军装备火绳枪的部队高达六万人。可以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战争就是靠火枪完成的。甚至有种说法是普及程度超过欧洲军队。
　　这种枪械的普及性配备，在黑泽明的《影子武士》、《乱》等日本战国题材电影中都有着艺术性再现，场面蔚为壮观。战国日军对盔甲也有着很高的重视程度，与“元日战争”年代相比，当时的日本盔甲得到长足发展，已全面弃用藤甲。盔甲队伍在进行全面防护的同时，也受到西洋盔甲制造方式的巨大影响。日本盔甲质量的飞跃得益于欧洲技术，日本刀源于中国“唐刀”，到了战国时代，日本盔甲与日本刀因为制品精良，反而成为一种重要的外贸商品。
　　日本商船由于与“南蛮”的频繁基础，较早受到葡萄牙帆船制作技术的影响，在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之前，就有地方藩主模仿制造这种欧式战舰。为了备战朝鲜，丰臣秀吉特意委托欧洲传教士购买两艘葡萄牙式最新战舰，并加以仿造。在首次投往朝鲜前线的战舰中，有仿葡萄牙式军舰五百艘。但是从后来中朝一方与日军的海战结果来推断，日本军舰在实战中并不具备优势，这是因为日本对火炮技术的运用还不够重视。
　　

二　中朝两国战前实录（1）
公元1368年，元末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在南京建制，大明王朝诞生。
　　称帝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就派遣使臣去到日本、高丽、安南、占城等国，通告他们明朝政权建立，希望各国来使奉明朝为正朔。第二年；其他地方均派使节来朝，唯不见日本使节。
　　当时日本正处在南北朝时期；双方都自称正统；激烈对抗，都没有理睬明太祖的使团。同时；倭寇掠夺中国东南沿海。
　　明太祖再次派出特使，在国书中斥责日本既不通好，又纵倭骚扰明朝疆域，并称日本为“倭”，执政南朝的良怀亲王恼怒之下杀死明朝五名使者成员。但因为日本国内开始发生不利于南朝的动向，良怀亲王接见了明太祖派出的另一批使团，并于公元1371年派遣僧人祖来等九人奉表入贡明朝，同时送还被掠中国人七十余名。第二年，明太祖与日本北朝也建立了关系。公元1374年，日本南北两朝使团先后抵达南京，遣使入贡。
　　至此；中日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改变了宋、元两朝官方交往的空白。
　　后来；宰相胡惟庸谋反，他派人与日本良怀亲王取得联系，企图合谋刺杀朱元璋。事情败露之后，有大臣提议远征日本，以示惩戒，但明太祖朱元璋认为：“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但决定永远不准日本再来中国进行贸易，并把这一点写在《祖训》当中。
　　公元1401年，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向明朝主动送交了“日本准三后道义，上书大明皇帝陛下”的国书，请求重开两国间正常化往来。这一举动得到日本商人们的支持。第二年，明朝皇帝的诏书送达日本，确认足利义满的服属请求，诏书中称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源道义”。随后，足利义满向明朝回复了题为“日本国王臣源上书，臣领旨”的国书，表示接受册封。明朝皇帝则赐予足利义满“日本国王之印”的金印，并给予一百道“勘合符”，规定日本每十年进贡一次，以此开启了持续一百一十五年的中日“勘合贸易”。足利义满还答应明政府的要求出兵打击倭寇。
　　但是，足利义满对明朝的臣从态度遭到很多臣僚的非议，由于他在室町幕府属于强势将军，在位期间尚能服众。他死后，甚至其子足利义持都对其对明政策进行大力批判。
　　公元1392年2月2日，明朝所发布禁止海上贸易令，这便是明朝的海防政策的基础性文件。皇帝之所以实行这种政策，是因为他害怕臣民会勾结外人向他的统治发起挑战。
　　市舶司是明太祖按照宋、元两代的成立建立起来的，在宁波、泉州、和广州设三个港口，实行“勘合贸易”，官方先是把“贡品”清理出，其余私人贩卖货物则要课税，官员有权优先挑选货物，非官员也可以购买，但需要在指定官员的严密监督下进行，纯私人的不受监督的贸易被视为非法走私。
　　这就把许多商人的正常贸易活动置入地下状态。公元15世纪中国沿海海盗活动之所以横行，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明朝对海上贸易和国家间的关系采取了消极、恐惧的态度。
　　明朝政权本就属于内向型排外经济体，这一点既源于其农业政权的性质特征，又因为该政权在军事和政治上缺乏双重安全感；再次，明朝刚刚完成打击倭寇战争，朝野双方一方面对日本来华人员持有恐惧感，另一方面又有蔑视感，在有些情况下，即便是持有日本政府颁发“朱印状”的商船也无法入港。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二　中朝两国战前实录（2）
但是，明朝对外关系的大幅收缩，却为葡萄牙人的活动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在公元16世纪初的南亚、东南亚，葡萄牙扩张东来，他们不仅占据了印度果阿，又强占了马来半岛的满剌加（马六甲），这股外来势力打破了亚洲原有的格局，对明朝建立的朝贡体系形成了冲突。并且来往于中、日之间，从中谋得暴利。
　　紧随其后的公元16世纪中叶，西班牙人也在菲律宾登陆，成功占据马尼拉，成为西方国家在海外扩张过程中楔入东方的又一个钉子。
　　公元1582年，大明万历首辅张居正去世。
　　同年，日本战国枭雄织田信长被刺。
　　从表面上看，大明王朝江山依旧，但张居正之死导致帝国中兴改革全然终止，他所倾心任用的有所作为的官员大都遭到贬斥，可谓人亡政息。万历皇帝大权在握，但他不仅没有能力继续张居正的改革，而且将皇权的自私发挥到极致，在他身边，不再存在任何制衡，不仅没有了张居正这样的强权人物，而且由于太祖时代就废除宰相，也缺乏最基本的体制制衡，如此一来，明朝皇帝就如脱缰野马，在声色私欲方面越走越远。
　　在此后的政局中；从宫廷到朝野，从君臣之间再到同僚，暴戾、争端和消极成为政治常态，严重侵蚀着庞大的大明帝国。
　　朝鲜半岛高丽王朝末期，中国处于元明交替之际。高丽上层有“事元”或“事明”的争议。因高丽王室与元朝皇室有姻亲关系，其稳固地位的有效维持需要依赖元朝。而权臣李成桂有意取代高丽国王而自立，遂主张“反元事明”。政治利益的争执导致巨大政争，政争又引发政变。
　　公元1388年，李成桂将军在表面上尊奉高丽国王命率军征讨明军之时，在半途上发动军变，撤回军队，占领高丽首都开京（今开城）。四年之后，高丽王朝正式结束。
　　在李成桂兵变成功以右丞相身份独揽高丽军政时期，就通过独尊儒术、削弱佛教等措施，逐步完成了新旧两朝的意识形态替代工作，使得新政权在心理距离上与明朝的距离越来越近。
　　李成桂罢黜高丽末代国王的第二天，就派出特使来到南京，请求明朝皇帝予以册封。此后，他又为自己的新王朝提供了两个备选名称，并请明太祖为替代选用一个。明朝皇帝最终选择了朝鲜二字，李成桂在公元1393年3月正式下诏启用“朝鲜”这一国号。
　　明太祖宣布了十五个“不征之国”，此举不仅标志着中国基于现实，正式承认“普天之下”除了本国之外还存在其他政治体，而且以“南京宣言”的形式向世界宣布：不会以武力的方式将其他国家领土纳入到明朝统治之内，意味着太祖试图在自己的主导下，建成一种和平的国际新秩序。
　　从此，中原王朝在实践中不再将与周围属国的关系视为国内各地区关系的延伸，也不再用解决国内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处理这种关系，而是采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即封贡体系或宗藩关系。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不仅较早地步入封贡体系，而且一直是这一体系的典型，对后来中国全面确立封贡体系具有示范意义。
　　朝鲜王朝建立之初，李成桂更是积极推动与明朝建立封贡关系，在他即位之初的半年里，就先后九次遣使赴南京。明太祖不仅正式承认了朝鲜政府，而且明确阐明了中国的对朝态度：“我中国纲常所在，列圣相传，守而不失。（王氏）高丽限山隔海，僻处东夷，非我中国所治。”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二　中朝两国战前实录（3）
明朝为朝鲜所提供的安全保障，不限于本国对朝领土没有欲望，还包括在朝鲜遭遇第三国入侵的时候负有援助义务这一点。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两国宗藩关系具有“战略同盟”的意义。这种同盟关系体现在两国贸易上，也表现得比较特殊。当时，明朝特别允许朝鲜可以购买明朝严禁出口的硝黄、火药等。
　　得到明王朝的安全保证之后，与明朝奉行德化外交相辅相成，朝鲜积极主动地奉行“事大”政策，使双方之间的封贡关系更加牢固和深化。“事大保国”成为朝鲜世代王室遵循的不变国策。
　　朝鲜王朝发展到公元15世纪末之后，惯于太平、老于世故的功臣勋旧后裔把持国政的情况日益严重。他们无寸功之有便可做人上之人，吟诗作对和消极保守成为他们主要的日常生活内容。另外一股通过儒学选拔得到晋升的势力与他们形成有力抗衡，这便是“士林”。两派之间的党争内讧此消彼长，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未停息，此间还夹杂着暴君的酷政，以致朝纲紊乱。此等乱象严重阻碍了李氏朝鲜的发展。
　　到了公元1567年，宣祖李昖继承朝鲜国王位，士林大臣挫败勋臣势力，在政争中占居上风，但士林内部又发生分裂，裂变出所谓的西人党和东人党，二者前后交替把持政局。由于国家土地兼并已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朝鲜王朝经济和政治跌入全面危机时代，几乎导致政权瘫痪，内耗依然无休止，边防涣散也就在情理之中。
　　朝鲜国王虽然将丰臣秀吉意欲侵略大陆的消息飞报北京，但其国内对于这样重大的事件也没有激起足够警惕，只是派出三名官员巡视半岛南部三道，以作“备倭”之举，但官员们借助修缮城池之机大肆搜刮，引起当地人民的强烈不满，怨声载道。当时朝鲜的名将申昱和李镒虽然作战勇猛，但赴各地视察武器时，只重视弓刀，对火器却十分轻视，不屑地说：“难道它们能百发百中不成？”
　　日后日军登陆入侵并连下城池之时，朝鲜武备已废弛多时，“人不知兵二百余年”，全国300多个郡县大多数没有布防，朝鲜政府才意识到危机的严重，但是为时已晚。
　　公元1591年7月，北京从朝鲜国王李昖那里得到丰臣秀吉打算入侵的消息。与此同时，明朝政府从琉球国王尚宁和赴琉球中国商人的报告中，也获知了这一消息。甚至被倭寇掳掠到日本的江西吉安人许仪也通过自己的渠道向明朝传递了这一情报——许仪在萨摩行医二十余年，当他得知丰臣秀吉企图出兵“侵朝征明”的消息后，立即派其弟子朱均旺给福建巡抚送去密信，告知日本的备战事宜。
　　奇怪的是，明朝政府对于来自朝鲜、日本和琉球三个渠道的情报，并没有引起太大注意，除命兵部移文朝鲜询问外，只向沿海哨卡下了道注意海防的命令，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军备。
　　公元1592年，自公元1368年太祖朱元璋创立帝国以来，大明王朝已经历十四帝二百二十四年的统治，帝国正处在大动荡的关头。在帝国北部，前两年发生了扯力克、火落赤攻掠甘、青地区事件，被明朝革除了市赏。此后不久，爆发了宁夏叛乱和播州又反叛。在南部边陲，缅甸军从十年前就开始屡次侵犯云南，至今不休。
　　明朝便是在这种本国政局颇不和谐的背景下，十分被动地拉开了“援朝抗日”战争的序幕。大明王朝一方面为信守对朝“上国义务”，另一方面为御敌于国门之外，浴血奋战七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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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军攻陷朝鲜“三都”（1）
跨海侵占朝鲜，而后灭亡明朝，已经成为丰臣秀吉的既定国策，并开始付诸实施。
　　德川家康等大名对战争前景并不乐观，并且竭力避战。他们认为此举不但会招致糜饷人亏，而且一旦开启对明朝战事，日本将陷入兵疲粮尽的泥潭。在这次侵朝战争中，德川家康虽然拥有雄厚的人力、物力、财力，但只象征性出兵五千人。这种消极态度导致丰臣秀吉大为不满。慑于其实力，德川家康需要通过某种方式表达忠诚。这位被“险恶战国”洗礼出来的日本著名政治家、军事家通过敌我实力分析，向丰臣秀吉提出如下战略对策：陆海并进、以强凌弱、速战速决。
　　丰臣秀吉欣然接受。
　　公元1591年（中国明神宗万历十九年、日本后阳成天皇天正十九年、朝鲜宣祖二十四年），日本正式开始筹备对朝作战。
　　这年正月，丰臣秀吉对各地方大名下达征召动员令：东起常陆，经南海至四国、九州，北起秋田、坂田至中国，临海各地诸大名，每十万石须提供大型兵舰两艘、中型战船五艘。造船所需费用，由丰臣秀吉拨付，但须以预算表呈报，先拨给一半，待船只建造完毕后验收后，再行全额报销；水手方面，每人给两倍俸米，其妻、子食粮另行给付；其他雇用人员的下人、妻、子口粮，也一律给予报销。
　　以上所提及到的船舶、军士、水手等，必须在公元1592年（天正二十年）春，全部集结于摄津、播磨、和泉三座港口。
　　公元1591年3月，陆军作战兵员的征召动员令也下达完毕。
　　丰臣秀吉还命令与朝鲜隔海相望的对马藩组织人员充当侵朝战争向导，四十名通晓朝鲜语的人被征召，充当随军翻译；朝鲜地图也被详细绘成白、赤、青、黄、绿五色作战地图。顾问和臣从建议丰臣秀吉多多征用懂汉语的通译，但丰臣秀吉狂妄地说：“将令彼国使用我国文字，安用外国文字？”
　　查遍史料，也实在搞不清楚，丰臣秀吉的这种自信到底从何而来。
　　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自任侵朝统帅，坐镇名护屋大本营。这时候，他共调集赴朝军队三十万人。他并不打算将这些兵力一次性投入战场，而是以宇喜多秀家为前线总指挥，交给他十五万多人的陆军作战部队，共被分九个军团。再加上素有日本“海贼大名”的九鬼嘉隆旗下有九千水军部队和七百艘各类舰船，以作运兵和海战之用。
　　德川家康、伊达政宗、前田利家、上杉景胜等大名则引领本藩士兵，驻扎名护屋，作为预备部队。
　　出征将领的妻、子被强制送往丰臣秀吉的巢穴大阪，实为人质。
　　公元1592年4月，日本以朝鲜拒绝配合日本攻明为理由，正式发动入侵战争，九大军团分三路齐头渡海。
　　当月12日，第一军团一万八千人渡海至对马岛待命。第二天，从名护屋发出的九部军团出发命令到达对马岛。小西行长率领第一军团渡过对马海峡，于凌晨时分抢摊登陆朝鲜釜山，以迅雷之势突袭朝鲜守军。朝鲜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