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中日-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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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滞留下来的江南军的命运，各国史料可以说众说纷纭。
　　公元1281年，是为中国元朝至元十八年，日本弘安四年。所以该次战争又被日本称为“弘安之役”。
　　丧师辱国的范文虎回去后无法交代，于是撒谎告诉忽必烈：“赴日之后，本欲进攻太宰府，不料暴风突袭，集结残部组织战斗之际，万户厉德彪、招讨王国佐、水手总管陆文政等不听节制，仓皇逃逸，臣不得已收拾残军回到高丽，尔后就地遣散。”
　　元世祖对海洋也是陌生的，但他清楚海洋的脾气与草原和陆地肯定是不同的，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只有相信范文虎的谎言。
　　一年之后，即公元1282年，在日本沦为奴隶的一名江南军士兵历经劫难逃脱回国，向元世祖忽必烈说出了风暴之后的实情：“诸将各择坚好船乘之，弃军士十余万人于山下”。不久，又有两名士兵也逃回国内，所述与前者相差无几。
　　元世祖忽必烈震怒，下令将范文虎等征东诸将治罪，独赦张禧。
　　

六　元日关系“政冷经热”
忽必烈无法咽下征日失利这口气。并且高丽国王因为倭寇侵扰频繁、沿海受害严重，上书忽必烈，要求元朝派军队进驻沿海，加强防御。
　　公元1283年，忽必烈计划再次发兵攻取日本，甚至在人事上做了新的安排：命阿塔海为日本省丞相，与彻里帖木儿右丞、刘二拔都儿左丞募兵造舟。淮西宣慰使昂吉儿上言请求罢兵，礼部侍郎刘宣认为东征“重困民力”。
　　臣子们的谏言并非只是建立在防止民变这一点上。
　　在中国南方，有一批南宋遗民再次举起反元旗帜，确切地说，这批反元力量在五年前就已经开始活动，只不过这一年兵力大增，多达十万众，他们将这一年的年号定名为“宋祥兴五年”，连续进军崇安（今福建崇安）、浦城（今福建浦城），并围建宁府。到了公元1283年冬天，这批义军军力更是增至二十万。以至于大元朝廷惊呼：“福建归附之民户几百万……十去四五”。
　　与此同时，在清远（今广东清远）一带的另一批义军更是敢于称王反抗，并自设丞相、招讨等职，兵力也多达十万众。
　　于是，元朝开始忙于应付中国南方的人民起义。
　　窝阔台大汗的直系后裔海都等人更在北线发起进攻，公然挑战忽必烈的蒙古大汗权威。
　　公元1284年，忽必烈考虑到日本崇尚佛教，派遣王积翁与僧人如智前往日本再次出使，不料同行的人中有不愿前往者，他们共同谋杀了王积翁，这批使团根本没有到达日本。
　　两年之后，面对棘手的南亚事务，忽必烈的征日欲望再次被搁置，他自己说：“今交趾犯边，宜置日本，专事交趾。”
　　日本再次免于忽必烈东征蹂躏——大陆各地对这个超级帝国的抵抗分散了忽必烈的注意力，这一点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忽必烈并没有最终放弃征服日本。
　　在第二次东征战争结束十一年之后的公元1292年，元又向日本发出了牒状，并付上了高丽国的国书。同年3月，忽必烈甚至向琉球派遣出一支船队，他似乎打算对前两次的作战计划和登陆地点进行调整。
　　第二年2月，元朝又在鸭绿江至耽罗岛的海路上设置驿站，并直接从元朝派专人负责，忽必烈甚至从中国南方运粮十万石至江华岛。
　　但是在公元1294年，忽必烈死了。
　　元成宗大德二年，即1298年，江浙省平章政事也速答儿上书请求用兵日本。元成宗答道：“今非其时，朕徐思之。”
　　这位新的皇帝与其前代有所区别，在位之时，他试图改变整个国家战略，停止对外战争，专力整顿国内军政。他在汉族顾问的建议下，限制诸蒙古王势力、减免赋税、新编律令，使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同时，他还发兵平叛西北，与笃哇、察八儿等西北诸王达成和解，持续数十年的西北战乱得以平息。
　　公元1299年，元成宗派遣中国高僧一山一宁赴日宣谕，但日本却将这位高僧扣留下来大加崇信并封其为国师，对元朝的和解意愿不作答复。结果元成宗这种颇费心机的行为，只是在中日文化交流上留下了积极的一笔。
　　在元朝的整个“后东征”时代，元日关系有着鲜明的“政冷经热”特点。
　　在商业方面，作为中国正统王朝的元朝，其对外政策与前朝南宋是有相似之处的，即都实施开放型的贸易政策，这一点为中日贸易得以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尽管元朝两次东征日本都没有达到既定目的，但元朝皇帝为了表明自己与几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帝王们一样，对周围各国有着有形或无形的支配权力，还是积极地吸引日本来华贸易，甚至为了劝诱日本来朝，对待日商甚为宽大。
　　公元1292年，日本商船来到中国要求贸易，地方官得知日本船上配有武器，恐有不测，但慎重起见还是上报大都，元世祖忽必烈一方面命令元将防卫，一面仍准许日船正常贸易。
　　后来，由于日商中确实存在挑衅生事者，因此元朝要求日商随船携带武器必须上缴市舶司，待返程时再归还。由于获利甚丰，日本的商船依然非常积极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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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战争给幕府埋下危机种子（1）
忽必烈东征，除了给日本带来一股让其沉醉六七百年的“神风”，对当时的日本政局影响还远远没有结束。
　　虽然镰仓幕府主导下的日本武士取得了所谓的抗战胜利，但镰仓幕府本身却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一方面，幕府无法按照传统“恩赏”有功武士。按照武家传统，御家人的“本分”在于一心“奉公”，而幕府则要公平“恩赏”，恩赏物资不外乎土地和人口。哪怕是国内战争，由于政敌被打倒，其庄园也会被胜利者没收，比如“承久之乱”之后，北条泰时通过流放公卿，将他们手中的土地赏赐给作战有功的御家人。
　　“文永”、“弘安”两场战争，确是在本国领土上进行的防御战，没有土地来源。由于御家人与幕府的紧密关系，暂时可以通过政治荣誉等方式予以表彰，但是被动员起来的诸多地方势力却不可能满足于这种虚文。再者，御家人之下还有他的利益圈子和仆从，御家人就只好侵占大量公地来“恩赏”自己的部下，而那些被侵占的公地不可能得到幕府的承认，被称为独立于幕府体系之外的新型利益体，这导致幕府对全国大小土地的控制力逐渐下降。在政治上则表现为统驭力的被削弱。
　　北条氏加强控制的措施，又加剧了各级武士的不满。对幕府不满的下层武士和庄民联合起来组成“恶党”，反抗幕府统治。有些御家人甚至还会与非御家人联合，表现出地方势力坐大的倾向。
　　“恶党”的存在，给幕府以极大威胁。从文永、弘安时期开始，镰仓幕府就曾多次发出过“恶党*令”。
　　另一方面，对抗元军来袭的两场战争耗尽了幕府的财物储备，幕府不但无力奖赏有功御家人，甚至连御家人所耗费的巨额粮饷都无法提供，因而御家人只能层层爽约，大批中下级武士因此破产。但与此同时，又有一大批商业百姓、实力派庄园主在战争中膨胀、获益，他们大量借债给御家人以及各级贫困武士，从而成为独立于幕府经济系统之外的另一股力量。
　　领导日本成功抵抗元军的北条时宗于公元1284年去世，时年仅三十四岁。北条时宗戴着一顶“明主”的桂冠离去，却给后继者留下一堆难以收拾的烂摊子。
　　很快，日本于公元1285年11月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霜月骚动”，名为“骚动”，实为内战。整个镰仓都被卷入战火，幕府将军的府邸也在战争中被焚为灰烬。镰仓幕府的统治岌岌可危。
　　为挽回御家人的颓势，改变各级武士的贫困状态，镰仓幕府不得不做出饮鸩止渴之举，于公元1297年强行颁布《德政令》，规定禁止买卖、典当御家人的领地，非御家人和商人已经取得御家人的土地必须无偿归还原主，并且此后不再受理有关向御家人贷款问题的诉讼。
　　《德政令》引发经济动荡，商人抬高物价，御家人从此告贷无门，陷入更深程度的困顿。御家人的贫困没落加速了御家人制度的崩溃。
　　忽必烈发动东征日本战争五十年后，即公元1333年，各地豪族举起反幕大旗，再次掀起一场国内混战，最后一代幕府执权北条高时自杀，镰仓幕府宣告灭亡。
　　把忽必烈东征日本放在元朝整个国家战略的变更轨迹上来看，其实并不具有特殊性——无论是战争结局还是战争方式。
　　元朝与东征日本几乎同时进行的，还有征讨安南、占城、缅甸等行动，也都没有实现既定的扩张意图，甚至在有些地区损失惨重。比如对占城国（越南南部地区）一战，由于其国王囚禁元朝使节，元兵在大将唆都率领下，从广州出发，乘战船一千艘，经海路进军。但占城国坚壁清野，退入丛林，元军虽攻陷其首都，但归路和粮道却被切断，撤退途中，元军几乎全军覆没。

七　战争给幕府埋下危机种子（2）
蒙古帝国最后一次对外扩张，是对爪哇王国（印尼爪哇岛）的远征，这个岛国对于元朝来说，比日本更小也更远。元朝派出兵团二万人、战船五百艘，最终只是促成了爪哇国的改朝换代，并没有获得更大的实质利益。远征爪哇失利之后，元朝的对外扩张基本宣告停止。
　　中国大陆事务的复杂性，导致历代统治者没有足够的精力再去扩张——包括忽必烈——他在表示要打造出“黄金王朝”之后，在无形中就不得不接受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影响，“中国式”政治伦理再结合中国特有的地理、民情，对历代统治者都极富说服力和感染力。
　　也正因为忽必烈推崇汉文化，在事实上放弃了“草原蒙古”，致使四大汗国与元朝本身逐渐脱离宗主国关系。
　　若干年之后，忽必烈的后人们发现，逐步去掉扩张性格的帝国却拥有着基本稳定的国土。
　　《元史？地理志》这样记载元朝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它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本雏形。与汉、唐极盛时期的疆域相比，元朝不仅在国土面积上大大超越，而且在控制程度上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帝国行省制度影响至今。
　　忽必烈以及其后代的身上无法去掉蒙古人的特性，元朝人被官方分成四类：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实行等级管理。严格来讲，这并不是“民族”分割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被元帝国征服时间的早晚所制定的等级。
　　伴随着战争杀戮和事实上的民族与地域歧视；中国南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对元朝的正统性表示认同。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各民族的文化甚至血脉再一次相互大融合——许多汉族人来到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又有大量进行内迁。中华民族中一个新的子民族——回族也开始形成。
　　元朝留给中国历史的遗产远远不止这些。
　　最终，元朝像其他王朝一样，走进了史册。
　　对中国人来说，它成为一段复杂且特殊的记忆——公元1368年，元大都被徐达、常遇春两位将军攻陷；公元1388年，蓝玉将军在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成功挫败残元势力，将“北元”朝廷成员俘至南京城。
　　“昔胡汉一家，胡君主宰；今胡汉一家，汉君主宰”——明朝登上了历史舞台——这句话可以看作是明太祖对忽必烈以及整个元朝的历史定位。
　　第三章　明万历“抗日援朝”战争——一场准现代国际战争
　　***16世纪末，在朝鲜半岛上发生了一场涉及中、朝、日三国，规模空前、耗时七年之久的准现代国际战争。这场战争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军事大国倾国进行的拉锯大战。“抗日援朝”大战，对中国大明王朝国运、朝鲜民族命运以及日本政治走向的事实性影响，要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往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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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抗日援朝”战争
16世纪末，在朝鲜半岛上发生了一场涉及中、朝、日三国，规模空前、耗时七年之久的准现代国际战争。这场战争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军事大国倾国进行的拉锯大战。“抗日援朝”大战，对中国大明王朝国运、朝鲜民族命运以及日本政治走向的事实性影响，要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往的想象。
　　时间：
　　中国史书称“万历朝鲜役”或“万历日本役”
　　朝鲜史书称“壬辰、丁酉倭乱”或“壬辰卫国战争”
　　日本史书称“文禄　？　庆长之役”或“征伐朝鲜”
　　战争发生地：
　　朝鲜半岛及其附近海域
　　牵涉国家及区域：
　　中国（大明王朝）、朝鲜（李氏朝鲜）、日本（丰臣秀吉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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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本特色的改朝换代（1）
公元1336年，日本镰仓幕府覆亡，武士贵族足利尊氏取而代之，开创出一个全新的武家政权——“足利幕府”。
　　这一年，在中国是元惠宗时代，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当时还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并且时刻遭受着饥饿和贫穷的折磨。
　　远在中亚，一个名叫帖木尔的成吉思汗后人出生，此人在成年后创立帖木儿帝国，其后裔又在一百九十年后南下印度建立莫卧儿王朝。
　　“足利幕府”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二个封建军事政权。足利尊氏之孙足利义满于公元1378年在京都室町建造了一处名为“花御所”的豪华邸宅，并在此处理政务。因此，足利幕府又被称为“室町幕府”。
　　虽然同为武家政权，但室町幕府在政权组织形式上与镰仓幕府有很大的不同。在镰仓幕府时期，“守护”在地方上只有军事权力，对于地方经济的干预程度并不大。但在室町幕府时代，守护的权力开始坐大，对土地税赋进行插手甚至全面掌控地方军、政、财大权，演变成“守护大名”。室町幕府的历代将军实际上成为松散联邦的军政首脑，将军的权力直接覆盖范围只限于直属领地。这种体制，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作“守护大名领国制”。
　　“守护大名领国制”的出现，使得中世纪日本的政权模式与中国大陆政治体制的差别越来越大。而与中世纪西欧的政治经济体制，即“军事封建制”的相似性进一步增多。虽然日本的封建制与西方的军事封臣制在连接上下的纽带上有重大区别——西方是契约关系，日本多以个人忠诚为纽带——但都缺乏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央政府，这一点与传统中国的官僚帝国体制有很大的不同。
　　对于室町幕府的将军们来说，没有建立起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并不是根源于什么既有的政治理念，更不是他们不想，而是做不到。
　　室町幕府在决定重大事件的时候，往往通过召开“重臣会议”，以征求强力的守护大名们的意见，甚至将军职务的继承也要获得守护大名们的商议通过。虽然将军们也进行过“削藩”战争，并且一度有所进展，但是最终不仅未获成功，将军反而引来杀身之祸。
　　公元1467年，日本爆发“应仁之乱”，守护大名们相互争斗残杀，战争持续整整十年之久，除九州等部分地区外，日本大半国土被席卷到战争的烽火中去。
　　战后，繁华京都化为一片焦土，将军宅邸“花御所”也成为废墟。不仅幕府将军权威扫地，退居为政令只在京都一地有效的小政权，而且将军分封在各地的一大批守护大名的威信也急剧下滑，原本辅佐守护的“守护代”和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