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中日-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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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今天，日本东大寺还存有这一国书的抄本，日本人称之为《蒙古国牒状》。
　　但是在当时，什么是“大蒙古国”？该国能使“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又是何时发生的事情？至于国书开头对日本最高统治者称呼为“日本国王”——虽然在日本国内天皇早已成为幕府傀儡，但外人竟以“国王”称呼之，这种*裸的降格怎能让幕府高层接受？
　　国书中对日本“自古小国”的称谓，无法避免地伤害了幕府高层的自尊心。
　　高丽使团在递上忽必烈国书的同时也附上了高丽国书，说明本国是奉蒙古皇帝严令，不得已而行此事。在他们的国书中，高丽国王这样奉劝日本：“皇帝欲和贵国通好，非求贡献之利，只是想以无外之名高于天下耳。若得贵国报音，则必厚待之。其实与否，等通交之后，当可知。其遣一介之使，以往观之何如？惟贵国商酌焉。”
　　一面是大蒙古国皇帝的严词恐吓，一面是高丽国王的耐心劝诱，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镰仓幕府除了表示愤怒而外，一时也拿不出好的主意来。幕府以不敢擅专为借口，将忽必烈的国书立刻上奏京都朝廷。就这样，国书从大都被带到高丽，再被送至九州又送达镰仓，而后来到了京都。
　　京都公卿们的闭塞程度与镰仓幕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自从白江口之战被唐朝击败之后，基本上就没经历过像样的外部压力，六百多年过去了，虽然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历经改朝换代，但京都朝野上下从来没有想过天下之大，除了日本、宋朝以及高丽等小国，还有别的足以改变历史的政权。
　　日本偏安数百年，对欧亚世界的风云变幻，从没有清晰的了解，并且也懒于去了解。
　　天皇朝廷看到国书后更加震惊。日本关白近卫基平在日记中这样形容京都朝廷当时的反应：“此事，国家之珍事，大事，万人惊叹无外”，被公卿们称为“当世天下无双的大事件”。
　　朝廷公卿意见不一。他们虽然对“大蒙古国皇帝”呼日本天皇为“国王”表示愤怒，视为非礼，但也只是在这一点上有共识。一部分人认为国书有无礼之处，应该不予回复。但朝廷参议藤原长成还是草拟了一份和解国书并抄寄给了幕府。
　　但十八岁的镰仓幕府新“执权”北条时宗（1268～1284年任职）不予批准。
　　就这样，高丽使节在日本滞留半年之后，再一次空手而归。
　　但随着对大陆方面的了解日渐增多，日本方面逐渐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京都朝廷准备在这场危机中有所作为，天皇下令各大寺庙神社修法“降伏异敌”，他所能做到的也仅此而已；镰仓幕府也通报关西、九州、四国等地的御家人：“蒙古人插凶心”，有窥伺日本之志，所以要提高警惕，做好各自管辖区域或自领内的防备工作。
　　这就是日本在获知蒙古威胁后所做的所有筹备，这种只是象征意义的动员让日本在几年之后吃尽苦头。
　　高丽宰相李藏用奉命来到大都，向忽必烈解释。此时，忽必烈已经有了征讨日本的清晰计划，他对李藏用说道：“尔等不知出军将讨何国，朕欲讨宋与日本耳。今朕视尔国犹一家，尔国若有难，朕安能不救乎。朕征不逊之国，尔国出师助战亦其分也。尔归语王，造战舰一千艘，可载米三四千石者。”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三　忽必烈很生气（5）
李藏用已经预感到战争无法避免，但他还是极言高丽国内已到了兵穷财尽的地步，不能按照规定交付船只，但他的辩解毫无用处，最终不得不答应忽必烈的要求。
　　公元1868年8月，高丽国王上奏忽必烈，声称经过多方征调，仅得万人，但船舰等已委沿海州郡，营造千艘。大都方面在10月派出人员对高丽的征兵造船情况进行视察，他们还巡视了全罗南道，意在考察地形，以便他日选择出征日本的前沿基地。
　　由于忽必烈此时的战略重心在中国大陆，他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和平的手段解决日本问题，由于高丽多次的虚与委蛇和从中阻挠，他也许根本不相信“日本国王”见到过自己的国书。对日本的第三次诏谕发生在公元1268年9月，在高丽人潘阜的陪同下，大蒙古皇帝的代表黑的使团终于第一次真正踏上了日本的领土。
　　他们这一次的运气甚至比高丽人更坏——甚至不被容许滞留日本。在返国途中，黑的等人害怕回到大都后无法向忽必烈交差，便顺手抓住了两个对马岛渔民，一个名为塔次郎，一个名为弥次郎，把他们带回大都。这两位本来默默无闻的历史“小人物”幸运地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了中国、日本、朝鲜三国的历史典籍中。不仅如此，他们还做了一次高规格的海外旅行：在大都，他们受到忽必烈的温和款待，还战战兢兢地游览了雄奇壮丽的宫殿。而后这两位渔民经过高丽回到日本。
　　忽必烈的目的很明显，希望通过这两个渔民向日本传达和平信号，他不认为自己真的有必要对这个海上小国大动干戈。
　　但是，镰仓幕府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天皇朝廷倒是起草了复牒：“案其事情，蒙古之号于今未闻……（两国）外交中绝，骊迁翰转，奥传乡信，忽请睦邻。……抑贵国曾无人物之通，本朝何有好恶之便。不顾由绪，欲用凶器；和风再报，疑冰犹厚。圣人之书，释氏之教，以济生为素怀，以夺命为黑业。何称帝德仁义之境，还关民庶杀伤之源乎？……故以皇土永号神国，非可以知竞，非可以力争，难以一二，也乞思之。”
　　这份用词考究，由京都朝廷“文章博士”亲自起草的复碟，试图对“大蒙古国皇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没任何有损“国体”之处。
　　但即使这样的一份温和回复也再次被镰仓幕府否决。受其影响，为答谢高丽人送还日本渔民，以“日本太宰府守护所”名义发给“高丽国庆尚南道安东道按察使”的一封感谢信也被停止发送。
　　幕府的强硬很难说有什么现实依据，摆出这样的姿态之后，也并没有什么像样的对策。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武家政权的强硬特质，以及北条氏的现实处境。北条氏虽然通过“执权”这一位置获得了本家在幕府中的领导地位，但却始终没有能力最终取代幕府将军成为武士集团在法律意义上的“主公”，本身地位不稳固，就使得它无法以明确的态度应对外部事物，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以“不回应”来应对。
　　忽必烈的对日态度日益明晰，公元1270年，他一边在中国大陆对南宋进行不间断的军事压制——到这一年，蒙古军团围攻襄阳已长达两年，却还没有丝毫胜利的迹象，这场惨烈的攻守战前后共历六年之久；一边于当年2月、5月先后两次致书日本，但事情的发展毫无进展可言，仍然是忽必烈方面“令必通好大朝”，日本方面“皆不报”。

三　忽必烈很生气（6）
公元1270年年末，忽必烈再次择廷臣赴日。这一次，他所选派的特使是已经汉化的女真人赵良弼。赵良弼在任江淮宣抚使时，主张中国应待日本以亲藩之礼，这个建议一度被忽必烈采纳。赵良弼以年迈之躯请行，持书赴日，忽必烈计划派兵三千护送，但赵良弼仅择数十人随从。
　　公元1271年9月，赵良弼抵达金津岛，日本人看到蒙古使船，便有持刀准备围攻者，赵良弼反而轻装舍舟登陆。在被太宰府官员以“陈兵四山”的方式“保护”起来之后，有人来“问使者来状”。
　　《元史》记载：“良弼数其不恭罪，仍喻以礼意。太宰官愧服，求国书。良弼曰：‘必见汝国王，始授之。’”
　　日本太宰府官员回答：“我国自太宰府以东，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大朝遣使至此，而不以国书见授，何以示信！”他们要求赵良弼交出国书。
　　但熟知中国历史的赵良弼质问道：“隋文帝遣裴（世）清来，王郊迎成礼，唐太宗、高宗时，遣使皆得见王，王何独不见大朝使臣乎？”所以他坚持要求直接面见日本天皇。
　　而太宰府坚持要求代为传送，双方就这么僵持着。
　　赵良弼前后在日本逗留了八个月之久，在日期间他还与南宋在日势力有过接触，这种接触不可能是友好的；此外，他还对日本进行了细心的考察，在他的记载中，有日本群臣爵号、州郡名数、风俗土宜、国家防务等情况，具有重要的一手情报价值。
　　公元1272年春天，折回高丽的赵良弼再赴日本，他觐见日本天皇的要求再次被太宰府拒绝。
　　赵良弼返大都后将之上呈给忽必烈。这位汉化官员的考察结论却与忽必烈的战略意图大相径庭，赵良弼认为兴师动众*日本，就等于是用宝贵的民力和财力去填无底的巨壑，“不宜以有用之民力对日用兵”，应该保持两国和平态势。
　　历史上记载，他曾先后三次劝谏忽必烈不要派兵攻打日本，忽必烈虽然认定赵良弼是治国之栋梁，并且倚为肱股大臣，但这一次，他不可能采纳他的意见。
　　这个时候，中亚汗国又向他的政治权威提出了挑战。
　　第二年，日本朝廷终于决定正式写下拒绝“通好”的国书，京都朝廷先将拟定的草稿送到镰仓，等北条时宗认可后，派遣使者送往高丽，高丽再转呈至大都。
　　日本的强硬态度，终于激起了忽必烈以武力征服日本的野心，但是就在忽必烈下定决心之时，对马海峡却出人意表地平静了下来。
　　高丽发生了激烈的反蒙斗争——“三别抄”起义。
　　“三别抄”占据着高丽南部海岛，这是忽必烈东征的必经之地。
　　早在公元1271年，为了争取援助，“三别抄”甚至给日本写了求援信，请求与其联手共同对抗蒙元。
　　就是在这一年，忽必烈正式建国号大元。
　　但无论是京都的朝廷还是镰仓幕府，对“三别抄”的请求都是置之不理。
　　日本并不想引火烧身。
　　“三别抄”一方面是抗蒙势力，另一方面也是反抗高丽政权的军事力量。
　　公元1273年4月，元朝驻高丽统帅忻都、洪荼丘与高丽将军金方庆联手，将反抗力量成功*，从而控制了与日本之间的海上通道。
　　两个月前，经过六年之久，元军终于攻陷了南宋重镇襄阳城。
　　元朝在济州岛设立招讨司，将之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
　　6月，元、丽将军凯旋高丽首都开京，而忻都则马不停蹄回到大都复命。
　　7月，洪荼丘、金方庆也被召至大都。
　　征日具体事宜已经开始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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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元军首次东征——日本胜得莫名其妙（1）
公元1274年正月，金方庆回到高丽，向国王传达了元世祖忽必烈的造舰命令：共需造舰九百艘，其中大舰可载千石或四千石者三百艘，由金方庆负责建造；轻疾舟（快速舰）三百艘，汲水小船三百艘，由洪荼丘负责建造，并规定于1月15日动工，限期完成。
　　同年，高丽国王崩，世子即位，元世祖忽必烈把皇女嫁给高丽新国王。这位高丽国王在位期间曾先后十四次入大都朝拜。
　　高丽王不敢怠慢，征集工匠役夫，责令限期造出所需船只。由于伐木造船，大树被砍伐殆尽，山林荒废；役夫大量被征，导致田地荒芜，一时之间，国内民众怨声载道。高丽王害怕过重的负担导致民变，请求每船留五十人，其余放归乡里事农。工匠数量减少，但完成任务的期限并没有变更，赶工期所制造出的船只，遂按高丽船式而非南宋船式建造。
　　6月，九百艘军舰如期完工。
　　元世祖忽必烈遂任命征东都元帅祁都、右副帅洪荼丘、左副帅刘复亭，统帅蒙汉军两万人、高丽军五千六百人，加上高丽水手六千七百人，共计近四万人，从高丽南部港口出发，直指日本。时值公元1274年，是为元朝至元十一年，日本文永十一年，所以这场战争被日本称为“文永之役”。
　　元朝联军的核心部队是蒙古军团，该军团军纪严整，每十人、百人、千人、万人各为一个战斗方队。此外，元朝的火器技术在当时处于领先水平，曾以其震恐欧亚大陆。
　　公元1274年10月5日清晨，对马岛的八幡神宫突然遭遇火灾。面对如此不详的突发事件，对马岛陷入严重的不安之中。
　　这种不祥的预感最终成为事实。
　　下午五时左右，两天前从高丽出发的元朝四万联军部队，搭乘九百余艘船只，在对马岛海面出现。
　　一时间，元朝红色的军旗笼罩海面。
　　一直对蒙古入侵保持警惕的对马守护允宗助国父子立即带领八十骑兵星夜驰往，组织抵抗。允宗助国在第二天早上派通晓日、汉双语的使者前往联军阵营，打探对方此来用意。使者来到蒙古军帐，旋被斩杀。
　　随后，双方展开激战，但由于众寡悬殊，允宗助国及其嫡子、养子共十二人战死，对马守护军全部被歼，几个小时后，元军顺利攻占整个对马岛。
　　之后，元军一方面布兵占领对马岛，一方面派出军舰在其近海寻歼日军，兵锋指向壹岐。
　　允宗助国的部下小太郎和兵卫次郎两人侥幸逃出对马，把元军袭来的消息传到博多。
　　10月14日下午，元军数百人从壹岐西岸成功登陆。
　　壹岐守护代平景隆率御家人百余骑顽强抵御。虽然在壹岐方面日军防卫力量有所加强，但是元、日军事装备并不在一个等级，蒙古人的箭弩有效射程超过两百米，而日本方面却无法做到。日军借助有利地形经过一番防守，终于在第二天彻底战败，平景隆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抵抗。
　　壹岐防军也驰往博多，报告战败的消息。
　　对于这一场战斗，日本《八番愚童训》有翔实的记载：“十四日申刻，壹歧岛之西，见蒙古人舟，其中二艘计四百人，向东扬赤帜，其时守护代方平内右卫门慰经高及御家人百余骑驰往抵御。蒙古之矢可射及二町之远；而守护代方则不能。且敌方异国人大集，而守护代方人手不足，因退入城中自害。同十八日，平内右卫门下人宗三郎前往博多早报上情；此际蒙古人船已到达镇西筑前港。因以此情驰报京都。”

四　元军首次东征——日本胜得莫名其妙（2）
16日，元军已逼近肥前沿海岛屿及西北沿海一带。肥前是日本九州西南沿海地区的古地名，包括今天的长崎和佐贺两县。位于该地的佐世葆军港，至今仍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重要驻地。
　　蒙古军轻取对马、壹岐两地之后，于10月20日部分高丽部队在日本九州登陆；元军主力并没有在肥前登陆向纵深发展，而是经由海路向博多湾方向前行。
　　九州大宰府守护所成为元军新的进攻目标。此前，大宰府西守护所少贰兼任“三前二岛”守护藤原经资先后接到元军进攻对马的战报，已将战报向镰仓幕府报告，并进行了积极的防御。而战报在10月17日方送到镰仓幕府，18日至京都朝廷。
　　第一次元军征日战争，日本方面的前线总指挥，是藤原经资。
　　根据《北肥战志》的记载：当九州各地的日军向博多集结之时，途经之地恰发洪水，萨摩、大隅、日向、丰后、肥后等方面的军队不能渡河，通过临时架起简易桥的方式，日本兵力方才得以向前线集结。
　　20日清晨，元军主力部队在九州博多湾登陆之时，日本方面已在该地聚集了总计十万两千人的海岸防卫部队。
　　前一天晚上已在此布阵的五百名日本骑兵，并没有趁元军登陆之时进行半途截击，而是待其登陆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