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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全三册)-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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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竟被尊为皇后,阴差阳错,使她走上巅峰。当初如果如愿以偿地分发到赵国,不过仍是一粒微尘。
  弟弟窦广国四五岁时,被人掳去卖掉,一连转卖了十余家,最后卖到宜阳(河南省宜阳县),替主人到深山伐木烧炭,山忽然崩塌,压死一百余人,只窦广国死里逃生,跟随主人前往长安。听说皇后新立,姓窦,又是观津人。窦广国虽然四五岁时就离开家乡,但仍依稀记得县名姓氏跟姐姐的模样,还记得有次跟姐姐爬到树上采桑叶,失足掉下来。就用这件往事,上书给皇后,请求相认。
  这件只有姐弟二人才知道的往事,使窦皇后震撼,随即召见窦广国,询问一遍,又问:“还记不记得其他儿时事情?”作为验证。窦广国说:“姐姐被强夺进宫时,跟我在旅社诀别,讨了一盆水给我洗头,洗过头,又喂我吃饭,饭罢姐姐才走。”陈述未了,窦皇后把弟弟抱到怀里,泣不成声。侍奉在左右的随从和官员,都匍匐在地,陪着哭泣。
  这项传奇背后,隐藏着中国人的命运,即令在所谓“汉唐盛世”的西汉王朝,男孩被掠为奴,女孩被迫入宫,人民都诉告无门。上帝特别用窦家姐弟二人的舞台式喜剧,显示人间悲剧的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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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释之的利口
南阳(河南省南阳市)人张释之,当骑兵禁卫官(骑郎),十年没有升迁,准备辞职回家。袁盎知道他的贤能,向刘恒推荐,擢升当皇家礼宾执行官(谒者仆射)。有一天,刘恒游逛御花园(上林苑),张释之随从,参观虎圈。刘恒向御花园管理官(上林尉)询问禽兽数目和其他饲养情事,提出十余个问题,管理官结结巴巴,回答不出。虎圈管理员(虎圈啬夫)在旁代替应对。刘恒询问得十分详尽,打算考查他的能力,管理员随问随答,十分敏捷,无有穷尽。刘恒说:“一个负责的官员,难道不应该这样?管理官不过是个混饭吃的家伙罢了。”吩咐张释之:擢升虎圈管理员当御花园总管(上林令)。停了一段时间之后,张释之问刘恒说:“陛下认为绛侯周勃这人怎么样?”刘恒说:“忠厚长者。”张释之又问:“东阳侯张相如这人怎么样?”刘恒说:“忠厚长者。”张释之说:“周勃、张相如都是忠厚长者。他二人谈话时,口舌迟钝,有话说不出口,岂有管理员那张利嘴多言善辩?秦王朝一向重用条理分明的人,认为挑剔细微,明察秋毫,才是高手。发展到最后,都成了表面文章,而没有实质。在上位的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政府遂逐渐瓦解而终于崩溃。而今,陛下因为管理员能言善道,就给予不次升迁。我恐怕天下起而效法,竞相在言语上下功夫,而不注意本身工作。下级受上级的影响,比影子来得都快,擢升或贬谪,不可以不谨慎。”刘恒说:“好极!”遂停止擢升管理员。
  史实俱在,御花园管理官可是一个典型的脓包。而虎圈管理员事先并不知道皇帝会向他百般盘查,而竟能对答如流,显示他的专业精神,和对自己的工作全心投入。张释之竟攻击他“利口”,还举出周勃、张相如木讷寡言作为例证,看样子开国功臣陈平、陆贾、郦食其,都成了坏胚。就职责上的事务,作出条理分明的简报,怎么能叫“利口”?依张释之的诠释,一问三不知才是好官,这真是官场混混的福音。就在下文,刘恒询问他有关秦王朝所以衰亡的原因,张释之口若悬河,一一回答,如按他的标准,正是在逞“利口”。为什么不结结巴巴,回答不出?焦点应在于他回答得有无错误,如果没有错误,为什么怕天下效法?恰恰相反,正要天下效法。
  张释之在思考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向刘恒说出这番似是而非的道理,似乎有其内情。御花园是皇帝皇后常去的地方,总管必然来自皇亲国戚的推荐,管理员的后台,当然要弱得多,张释之不得不接受强者的请托,或者乘机伸手一摸强者的马屁。依官场的运转规律,这位管理员即令当上总管,他也干不了多久。现在,既然当不上总管,他的管理员位置,也可能不保。管理官那个脓包绝不允许一个几乎夺走自己职位的干才,仍在身边。
  只有刘邦才能用度外之人,刘恒没有这种能力。西汉王朝政府建立还不到40年,政治活力便已僵化,以后就更难突破。
  

偷窃祭庙玉环
有人偷了刘邦祭庙(高庙)门上的玉环,被捕。刘恒震怒,交司法部(廷尉)审理,张释之按照“偷盗皇帝祭庙律”论罪,应当法场斩首。刘恒大发脾气,说:“这家伙胆大包天,竟然敢偷先帝(刘邦)祭庙的东西,我交给司法部,就是要诛杀他的家族,你却拿法律顶我,不是我敬祖的本意。”张释之脱下官帽,叩头请罪,说:“法律这样规定,我就这样判决。对于犯罪,应该看轻重大小,作为惩罚的根据。如果因为偷祭庙的一个玉环就诛杀他的全族。万一没有知识的愚民,挖了长陵(刘邦坟墓)上一抷土,陛下将用什么更重的刑罚惩处?”刘恒报告薄太后,批准原判决。
  中国帝王是世界上礼仪最多、日常生活花样最复杂的一种动物。非洲有些君主,可能比中国帝王更残忍,但是却没有中国帝王那么多禁忌,使人民动辄得咎。这种制度由嬴政先生创立,以后层面日益升高,到了明王朝,遂累积成为一项毒瘤,使中国人民受到致命的伤害。刘恒先生在帝王群中,算得上是一个明白人,可是在用别人的血来展示他的尊严和孝思时,却跟其他帝王一样的心狠手辣。祭庙上一个玉环算屁,甚至刘邦的坟墓又算屁,动了一下竟企图杀人全族。
  传统文化中,没有人权,只有君权。后来帝王灭绝,而文化延伸,就成了只有官权。我们迄今面对的,仍是这种困局。
  

大儒和奴才
刘恒召见河东郡(山西省夏县)郡长(守)季布,打算任命他当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有人打小报告,说他虽然有担当,却喜爱饮酒,难以接近。刘恒犹豫不决,季布留在宾馆一个月,刘恒竟打消原意。季布向刘恒抗议说:“我本没有功劳,幸蒙宠爱,使我当河东郡长。陛下无缘无故,把我叫到京师(首都长安),一定有人言过其实地向陛下推荐我。我既然应命前来,陛下没有什么吩咐,又打发我回去,一定有人在陛下面前说了谗言。陛下因一个人的称誉召唤我,又因一个人的诋毁而改变主意。恐怕天下有见解的人,会看出陛下的见识深浅。”刘恒沉默不语,内心惭愧,停了好一会,才说:“河东是我最重要的一个郡所以特别要你来了解郡情。”
  王夫之曰:“由于一个人的称誉而征召季布,由于另一个人的诋毁而遣返季布,天下人自然看出刘恒的深浅。不过,那有什么关系?领袖权威在握,岂在乎天下不知道深浅,才能维持?季布愤怒于他的被遣返,而向上质问领袖,以逞一时之快,他之没有能力担任最高监察长,至为明显。使他喜好饮酒而难以接近的缺点,完全暴露。刘恒的过失,在于轻率地征召季布,不在于轻率地遣返季布。对高级官员谨慎任命,而勇于改正自己的过失。听到报告,延迟了一个月,终于查明对季布的指控并不是诬陷,沉默很久之后,才说:‘河东是我重要的一郡,所以特别要你来了解郡情。’正是培养部属的羞耻之心,并不是内心惭愧。如果是惭愧的话,应该是惭愧轻率地征召季布,自恨没有知人之明。”
  王夫之认为,季布愤怒于他的被遣返,而向上质问领袖,以逞一时之快,他之没有能力担任最高监察长,至为明显。我们的看法恰恰相反,季布愤怒于被遣返,而向上质问领袖,他之有足够的能力担任最高监察长,至为明显。所谓“逞一时之快”,是王夫之千年后的判断,不知有什么根据?“领袖”是何等的厉害角色,胆敢顶撞,轻者丢官,重者丧命。而季布却无畏地提出抗议,这种胆量,足以把奴才活活吓死,正是最高监察长应具有的高贵素质。依王夫之之意,大概要季布像狗一样驯服。主人吆喝一声即来,再吆喝一声即去。委屈不敢申诉,困惑不敢请求解释。任凭有权大爷摆布,除了叩头外,不出一声,才算合格。在“大儒”这种践踏自己人格的教育下,官场中到处都是软体动物。类似季布有个性的质问,遂成为绝响。
  

周勃之狱
绛侯周勃失宠,回到他的封国(绛县【山西省侯马市东】),每逢河东郡(山西省夏县)郡长(守)、民兵司令(尉)下乡巡视各县,抵达绛县时,他都惊慌失措,恐怕负有特别使命,对他行刑,所以经常身披盔甲,在家人全副武装保护下,才敢出来接见。不久,有人检举周勃谋反,刘恒下诏交司法部(廷尉)调查。司法部立即逮捕周勃,审讯逼供。周勃紧张恐惧,对被指控的各项罪行,张口结舌,不知道如何分辩答对。审讯官员开始对这位失势的宰相诟骂凌辱。周勃家人向审讯官员贿赂黄金2万两,审讯官员才答应指示生路。审讯时,在记录口供用的木简的背后,书写:“由公主作证”(请公主出面证明冤枉)。昌平公主(名不详)是刘恒的女儿,嫁给周勃的嫡长子周胜之。薄太后也认为周勃不可能谋反,刘恒朝见时,薄太后用头巾摔刘恒说:“周勃除掉吕家班,身怀皇帝玉玺印信,控制北军(野战军)重兵,不在那时候谋反。而今住在一个小小县城,却去谋反,天下岂有这种怪事?”正好,刘恒看到司法部呈上来的周勃的口供,抱歉说:“我没有肯定他谋反呀,已经调查清楚,就要释放。”于是派人“持节”,赦免周勃,恢复他的爵位跟采邑。周勃出狱后,对人说:“我曾经率领百万大军,怎知道狱吏有那么大的权威?”
  周勃跟韩信、彭越有同一的遭遇,属于“有人检举型”。这个“有人”,是隐藏在高位的杀手,韩信的“有人”是刘邦,彭越的“有人”是吕雉,周勃的“有人”当然是刘恒。唯一不同的是,刘恒目的不在杀他,而只在灭一下他这个“忠厚长者”的威风,叫人瞧瞧谁是老大。然而,周勃如果没有黄金2万两,如果儿子娶的不是公主,几场苦刑拷打下来,他就无法避免“攻破心防”、“坦承不讳”、“自动招认”了(贯高先生那种铁石人物,是人间异数,我们敬他、爱他,为他垂泪,但不能希望每个人都是他)。铁证如山的供词,摆在公案之上,刘恒包管跟嬴胡亥对李斯的醒悟一样:“他妈的,原来是真的呀。”即令薄太后扔砖头,也救不了他的命。周勃死里逃生,是一个特殊的个案。这种个案在历史上寥若晨星。
  周勃以盖世奇功——没有他的拥护,刘恒仍在他的代国喝米汤。但到了最后,却被吓得几乎神经失常。全身披甲,家人武装,能挡住什么?只要一纸逮捕令,还不是俯首帖耳,乖乖上道。但周勃惊恐失措,身不由主,可看出事情发生前,山雨欲来风满楼,已使他感觉到大祸将至。把一个元勋逼成这个样子,刘恒固然苛刻,但也是专制政治使然。一个人的安全,不系于自己的无罪,而系于所谓“领袖”的高兴或不高兴。
  周勃最后叹息:“我曾经率领百万大军,怎知道狱吏有这么大的威风?”人,一旦陷入狱吏之手,犹如老鼠陷入响尾蛇的毒牙,除非“二万两黄金”,就难逃劫数。没有身受其害的人,根本不知道世上还有这种劫数。身受其害的人,呐喊嘶叫,又得不到响应,这是中国人的耻辱!
  

《治安策》
梁国(首府定陶【山东省定陶县】)亲王师傅(太傅)贾谊(贾谊原当长沙王师傅,不久调任梁王师傅),上奏章给刘恒(著名的《治安策》),刘恒采纳贾谊的建议,其中之一是:培养臣僚节操。以后,西汉王朝高级官员们一旦有罪,都自我了断,而不接受刑事审讯。
  贾谊向刘恒上《治安策》时,才二十几岁,不过大学一年级学生而已,竟写出这篇见解深刻的政治评论,诚是一位奇才。《治安策》原文,已不可得。司马光在残篇中,摘录他认为重要的部分,连“六个长叹”,都不能完整。
  西汉王朝初叶的封国过于强大,贾谊早就发现是灾祸之源,不但指出它的危险,更提出具体、也是唯一可行的建议。——在稍后,西汉政府便完全依照贾谊的建议实行:把亲王的儿子群全部分封,用他自己的骨肉削弱他自己的国土,不但没有怨言,反而欢天喜地。贾谊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可惜他遇到的不是刘邦,而是刘恒,不能立即采纳,徒使天下千万人民,在七国之乱中(参考前154年),为这个君王的苟且因循,流血丧生。
  根据贾谊的分析,指出个人的品德修养并不足以扭转环境的压力,这种思想是一种对儒家学派礼教万能的挑战。然而,贾谊基本上仍是儒家,所以他仍排斥“法治”。这种“法家”和“儒家”的争论,经贾谊把它抬到金銮宝殿之上,希望用政治力量达到目的。然而二者并不冲突,犹如鸟之有两个翅膀,才能飞翔,不应引起争论的事,竟引起争论,主要原因在于每一个翅膀都自命不凡地认为另一个翅膀是邪恶的,有了它不但不能飞,反而会被跌死。没有它不但能飞,反而飞得更高更漂亮。不久,儒家学派获得政治支持,大获全胜,然而却发现如果不使用法家那一套,国家就要稀烂,遂出现一系列的“外儒内法”的政治家和政客。
  贾谊攻击公孙鞅(商鞅)的手段,是传统的“一手遮天”模式,信口雌黄。公孙鞅的罪恶在于他轻侮人权和建立绝对专制。除了这一点(这一点可是最重要的一点),他的其他建树,可与日月辉映。贾谊形容他:“遗弃仁义,排除恩德,实行了两年,秦王国的风俗,开始败坏。”大笔一挥,历史竟翻了一个倒栽葱。事实上,公孙鞅变法两年,秦王国向文明世界作了大大的跃升,风俗日益美好。姑且举一个例子:秦王国那个落后地区的人民,父母妻子儿女,都是挤在一个大炕之上睡觉(炕,土制的床,床中有坑道,可用火烧热,冬天跟电毯一样),公孙鞅严令他们分居。媳妇公公并肩而坐,贾谊已大跳其脚,而媳妇公公睡在一个床上,难道反而成了“仁义”?公孙鞅下令禁止,难道就是“背弃仁义”?就是风俗败坏?
  贾谊对于尊贵官员们在审讯过程中,或在牢房之内,所受到的屈辱,特别重视。但却提议:士可杀不可辱。导致一个残酷的发展:高级官员们一听说要吃官司,不但不准去公堂之上替自己辩护,反而必须马上自杀。咦,人,固不可辱,更不可杀。不仅对尊贵的官员如此,对卑贱的平民也应如此。贾谊竟然认定低阶层的差役之辈全是无耻之徒,窃窃自喜他已跻身于统治阶级,使人失望。在此之后,凡受到诬告的官员,不允许申辩,只允许自杀。对拒绝自杀而要求澄清的人,往往痛加抨击。因为目的不在保持人格的尊严,而在保护皇帝的荣耀。
  司法如此黑暗,人权受到如此可怕的蹂躏。上自皇帝,下到贾谊,没有听到他们说一句谴责和改革的话,反而出主意使冤狱更深。中国知识分子似乎跟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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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之治
纪元前173年,西汉王朝(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皇帝(五任文帝)刘恒(本年30岁)下令:侯爵的娘亲(列侯太夫人)、侯爵的妻子(夫人)、亲王的儿子们,以及部长级(二千石)以上官员,不准擅自逮捕人民及擅自征收税捐。
  刘恒这项命令,证明了一件事:中国人即令生在被歌颂的“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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