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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文化-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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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日子。残酷的身世际遇使蒲松龄对黑暗的现实社会充满孤愤与不平，或许正是因此，才创作出不朽名著《聊斋志异》。
相传：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期间，为了采集故事，每天清早携带一把烟叶和一个磁罂，磁罂中盛着茶叶，到十字路口铺下芦席而坐，见到有人经过就邀请其坐下歇息，在闲谈中搜奇索异。当听到新奇的故事后，他便回去改编成作品。经过将近20载的整理，《聊斋志异》终于完成。
据说：《聊斋志异》完成后，当时的文坛领袖王渔洋（字子真，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省新城县人，清初著名诗人，官至刑部尚书）曾专程去拜访了3次，蒲松龄始终避而不见。有人问起其中的缘由，他说：“此人虽风雅，终有贵家气，田夫不惯作缘也。”
后来，王渔洋想出三千黄金买他的手搞，蒲松龄不肯。王渔洋又多次托人去说，蒲松龄见其一片诚意，就叫人送去作品令其品读。王渔洋接到书稿后一口气读完，其间做了若干条眉批，并题诗一首，然后送还。题诗为：“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称赞《聊斋志异》的传奇性、趣味性，并用李贺（公元790—816年，字长吉，山东省昌谷人，中唐著名诗人）的“秋坟鬼唱鲍家诗”来盛赞《聊斋志异》的底蕴。
《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收录了小说、故事、传奇等500余篇。蒲松龄自20多岁时开始创作，至40岁时初集成帙，以后又进行了一定增补，直到花甲之年才辍笔，前后历时40余年，可谓花费了毕生精力。
《聊斋志异》包含蒲松龄对黑暗社会的全部认识和体会，也代表其最高文学成就，堪称一部生动多姿的生活教科书。在作品中，蒲松龄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愤怒的控诉，揭露、批判了从皇宫到地方大小官吏的昏庸、贪婪、谄佞的丑恶嘴脸，将其比作吃人的虎狼。如《梦狼》中写道：“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此外，对于罪恶的科举制度，他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彻底揭露了科场弊端。蒲松龄笔下的试官不是营私舞弊、贪污受贿的“糊眼主司”（见作品《春来》），就是不学无术、香臭不分的“游神耗鬼”（见作品《于去恶》）。
第六章 齐鲁英杰（36）
蒲松龄在大加揭批之余，还在书中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和希望，塑造了一系列理想中的人物：他们敢于向恶势力抗争，冲破帝制礼教的束缚，谋求幸福的新生活；他们正直无私、助人为乐。《席方平》写的是：席方平为父伸冤，受尽城隍、郡司、冥王设置的种种磨难而斗志不减，后来到二郎神前告状，不仅为父雪了仇冤，冥王、郡司、城隍也被一一治罪，席方平取得了最后胜利。席方平这种威武不屈的斗争精神正是蒲松龄刚正不阿性格的化身，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他崇高的理想和希望。
作为我国文言短篇小说最高成就的代表，《聊斋志异》博采中国历代文言短篇小说及史传文学之所长，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描绘鬼狐世界，形成独特的艺术特色。
首先，《聊斋志异》中的作品，情节离奇曲折、富于变化。例如篇幅较长的《促织》，虽然描写现实生活中的事，但也有小儿魂化蟋蟀的奇幻情节。全篇情节曲折多变、波澜迭起、缓急交替、层出不穷、愈转愈曲，而且曲中有幻、幻中有曲，充分表现中国短篇小说注重情节的民族风格。
其次，《聊斋志异》在刻划人物时，或通过人物的声容、笑貌与内心活动，或通过自然环境的衬托，或通过生动、准确的细节，从正面、侧面、反面等不同角度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往往寥寥数笔就能形神兼备。比如描写婴宁，作者抓住她爱笑、爱花的特征反复渲染，使婴宁天真无邪的性格跃然纸上。
再者，《聊斋志异》的语言也很有特色，既具有文言的简练、典雅，又不失小说语言的生活形象。比如描写冯相如见红玉从墙上窥视：“视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固请之，乃梯而过”。简短的语言描写了人物的外貌、心理和活动，表现出少女情窦初开时的娇态、冯相如的执着和热烈的爱。
蒲松龄才华横溢，在创作上做过多方面尝试，一生著作甚丰。除了《聊斋志异》外，还有400余篇散文、900余首诗、100余阙词、通俗俚曲十几种、杂著数种、戏剧三部。现有《蒲松龄全集》传世。
鲁迅曾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两书中，对蒲松龄的传世名作《聊斋志异》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赏，称其“描写详细而委曲，用笔变幻而熟达”，“说妖鬼多具人情，通世故，使人觉得可亲，并不觉得可怕”。事实上，《聊斋志异》作为我国古代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不仅为当世人竞相摹仿、改作，就是在今天仍有借鉴的价值。
二、甲骨文的发现者：王懿荣
王懿荣（公元1845—1900年），字正孺、廉生，福山县（今山东省福山区）古现村人，我国近代金石文字学家、甲骨文的发现者和爱国志士。
王懿荣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祖父王兆琛为嘉庆二十二年进士，官至山西巡抚，生前著有《正俗备用字解》、《眄棠书屋文集》等。其父王祖源，道光二十九年拔贡，官至四川成绵龙茂兵备道并署四川按察使司按察使，曾汇编《天壤阁丛书》。王懿荣自幼在家乡读书，先后受业于母舅谢琴南、谢虞臣，表伯张墨林等人。15岁时随父亲进京，并拜翰林院编修崔清如与礼部主事周孟伯等人为师。
青年时的王懿荣虽饱读诗书，在科举考试的道路上却一直不顺利，连续7次乡试都名落孙山。在此期间，王懿荣“笃好旧椠本书、古彝器、碑版图画之属”，尤其潜心钻研金石文字之学，曾为了搜求文物古籍，四处走访，足迹遍及山东、河北、陕西、河南、四川等地，“凡书籍字画、三代以来之铜器印章、泉货残石片瓦无不珍藏而秘玩之”。自同治元年至光绪七年（公元1862—1881年），王懿荣先后拜访当时著名的收藏家、金石文字学者潘祖荫、吴大澄、巨鹤泉、缪荃孙、陈介祺、王孝禹等，经过19年的努力终于撰写完成《汉石存目》、《南北朝存石目》等书，一举成为当时著名的金石文字专家。
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36岁的王懿荣考取进士，从此走上仕途。1883年任翰林院编修，1894年升任侍读，并入值南书房。曾三任翰林院庶常馆教习，三为国子监祭酒，“诸生得其指授，皆相勉为实学”，时人称“太学师”。
王懿荣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在于发现了甲骨文。甲骨文是中国商王朝时期，古人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一种文字，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最早、体系较完整、较成熟的象形文字，距今已有3600多年的历史，大多为王室遗物，上面详细记载着当时的天象、历法、家业、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内容。
关于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目前存在两种说法：第一种，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王懿荣得了疟疾，家人到药店抓了一副中药，其中有一味药叫“龙骨”。 王懿荣发现上面刻有刀痕，与铜器铭文颇为相似，急忙到药店挑拣那些刻有文字的“龙骨”，并高价买回。后经考证断定为商代文字，是商王室的“档案”。另一种说法，一些古董商知道王懿荣是鉴别文物的专家，就将从河南安阳出土的龙骨带到北京，请求王懿荣鉴定。王懿荣审定为“殷商故物”，于是高价收购。
甲骨文的发现轰动了中外学术界，把中国汉字的历史推到公元前1700年的殷商时代，开创了文字学、历史学研究的新局面。
王懿荣发现甲骨文时，正值八国联军入侵，并进攻天津威胁北京。身为四品京官的王懿荣正奉命出任京师团练大臣，负责率领兵勇保卫京城。两个月后（1900年），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清朝统治者慌作一团纷纷逃命，慈禧太后也挟带光绪皇帝逃往西安。危急时刻，王懿荣作为文官仍竭尽全力筹划保卫京城事宜。
1900年7月20日，八国联军攻入外城，王懿荣亲自率领兵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败回。回到私宅的第二天清晨，得知侵略军已经攻入内城，王懿荣不禁万念俱灰，写下了绝命词：“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然后投井殉国。
王懿荣死后家道中落，他的儿子将家中收藏的甲骨卖给了王懿荣的好友、《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刘鹗根据对这些甲片的研究，写出甲骨专著《铁云藏龟》，使世人眼界大开，研究甲骨文从此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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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齐鲁先贤遗迹（1）
齐鲁文化博大精深、影响深远，一些先贤圣者的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甚至还影响了世界。而先贤圣者的遗迹自然是国人思想的寄托之所、民族文化的肇源之地。
第一节
曲阜三孔：孔府、
孔庙、孔林
山东省西南部有一个拥有众多孔姓人口的县级市，那就是有5000多年历史的“东方圣城”——曲阜。“千年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素王”，曲阜之所以能够享誉全球，与孔子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孔子是伟大的哲学家、中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文化逐渐成为中国的正统文化，并成为东方文化的基石。山东曲阜是孔子的故乡，至今仍然留有孔府、孔庙和孔林（统称“三孔”），是总占地约3500余亩的庞大建筑群，是纪念孔子、推崇儒学的表征，历代建筑的精华，也是集丰厚的文化积淀、文物珍藏、科学艺术价值、悠久历史、宏大规模为一身，名闻天下、内涵丰富的文化类遗产。
一、孔府
孔府又叫衍圣公府，位于曲阜城中，是孔子后人居住的府第。据史书记载，汉元帝曾封孔子的12代孙——孔霸为“关内侯，食邑八百户，赐金二百斤，宅一区”。在北宋的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宋仁宗封孔子的46代孙——孔宗愿为衍圣公（在中国的帝制社会，衍圣公属于享有特权的大贵族，宋代时相当于八品官；元代为三品官；明朝初年为一品文官，后为“文官之首”；清代时可以在紫禁城内骑马，在御道上行走），宋徽宗时封为世袭“衍圣公”，孔府因此得名“衍圣公府”，这一称谓也流传至今。
如今的孔府基本为明、清年间的建筑，占地约49万平方米，共有厅、堂、楼、轩等463间，前后九进院落，属于最为典型的中国贵族门户之家，有“天下第一人家”的美誉。由于孔府为孔子嫡孙的官署，孔子后人向以“礼门义路家规矩”相标榜，所以，孔府建筑自然受到儒家礼仪的制约，留有儒家宗法制度与伦理观念的烙印。
孔府建筑沿用了中国传统的前堂后寝制度，前堂分为官衙、东学、西学，是处理公务与会客的场所；后寝有内宅、花厅等，是家族生活的场所，最后是花园。
孔府的整体建筑中贯轴线，左右对称，成三路布局，中路为主体建筑，官衙与内宅、正房与厢房、中门与边门的界限分明，体现了等级与地位的差别，也是对礼教与宗法原则的秉承。
来到孔府门前，最先看到的是红边黑漆的大门，大门前的左右两侧各有一只两米多高的石狮。大门上方的中间悬挂着一块蓝底金字的匾额，上面书写着“圣府”两字。大门两旁的明柱上悬挂着一幅蓝底金字的对联，上书“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据说：这副对联是清朝大学士纪晓岚的亲笔手书，文佳字美，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孔府在帝制社会中的显赫地位。
穿过狭长的庭院，便来到了孔府中路的第二道门，俗称二门。此门始建于明代，门楣上高悬着明代诗人、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的手书“圣人之门”的竖匾。正门两侧各有一座腋门、一间耳房。在帝制年代，正门很少打开，人们都要走腋门，以此显示府第的庄严。
进入“圣人之门”， 迎面是一座小巧玲珑、造型独特的屏门。据史书记载：此门建于明代，为木质结构，四周均没有与垣墙连接，而是独立于院中。门楣上悬挂着明世宗赏赐的匾额，牌匾上写着“恩赐重光”四个大字，因此，此门又被称为“重光门”。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七章 齐鲁先贤遗迹（2）
进入重光门，首先映入眼帘便是院中的台基，台基的后面是非常宽敞的正厅，也就是所谓的孔府大堂。当年，衍圣公就是在此接见官员、审理重大案件、申饬家法族规的。厅堂共有五间，进深三间，均为灰瓦悬山顶，檐下为交麻叶斗拱，极具明代风格。在厅堂的正中央是绘有流云的八宝暖阁，正中间摆放着一把太师椅，椅子上铺着虎皮，椅前为狭长高大的红漆公案，上面摆放着文房四宝、印盒与签筒等物品。
正厅的后面是二堂，也叫后厅，是衍圣公接见四品以上官员的地方。除了悬挂着“钦承圣绪”和“诗书礼乐”两块大匾外，旁边还立着几块石碑，其中有慈禧太后手书的“寿”字碑和“九桃图”、“松鹤图”等石碑。这些都是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衍圣公孔令贻与其母、其妻前往北京为慈禧祝寿时所得到的赏赐。
二堂的后面是一个不大的庭院，院中有两棵挺拔的苍桧，在六个石雕盆内各立着一块奇形怪状的太湖石，院子的北面是三堂，也叫退厅，是衍圣公接见关系亲密的官员与处理家族内部纠纷和处罚府内仆役的场所。
过了三堂便来到孔府的内宅，也称为内宅院。想进内宅需要过一道禁门——内宅门，此门戒备森严，任何外人不得擅自入内。但是，为了保持内宅与外界的联系，在内宅门设有两种传事的差役：差弁和内传事，共有数十人，轮番在门旁的耳房内值班，以便随时向外和向内传话。
通过孔府内宅可来到处于整体建筑最后部分的孔府花园，此花园虽然又叫铁山园，但园内并没有铁山，只是在花园的西北隅有形似山峰的铁矿石。据说，铁矿石是孔庆容在清嘉庆年间移入花园的，他从此以“铁山园主人”自称。据记载，孔府花园修建于明代的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是在重修、扩建孔府时修建的，由长沙的李东阳（公元1447—1516年，字宾之，号西涯，明长沙府茶陵州人，当时为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国史总裁）负责监工设计。嘉靖年间，严嵩取代了李东阳的地位而成为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他又帮助衍圣公扩建重修了孔府和整修花园，并从各地运来奇石怪岩、名花奇草使孔府花园更为壮观。
如今的孔府花园占地10余亩，其中有山、水、林、曲桥、水榭、花坞、喷泉等景观，还有乘凉花厅、水中石岛、赏月凉台、读书坛屋、敬花神的石坛等。最为奇特的是，园内有一株400多岁的柏树，此树共有五枝，中间生有一株槐树，所以被人们称为“五君子柏”、“五柏抱槐”，有诗称赞：“五干同枝叶，凌凌可耐冬。声疑喧虎豹，形欲化虬龙。曲径阴遮暑，高槐翠减浓。天然君子质，合傲岱岩松。”
二、孔庙
孔庙又叫文庙，是供奉和祭祀孔子的地方。由于历代王朝都极为尊崇孔子，全国各地修建了许多的孔庙。在众多孔庙中，尤以孔子的故乡——曲阜的孔庙规模最大、时代最早。曲阜孔庙位于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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