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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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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说明，家庭消费除日常开支外，有购买中高档消费品的趋向，但这种趋向也由于家庭经济状况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层次。
目前，欲购洗衣机、电冰箱的人为最多，反映人们在当前家务劳动社会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想用家用电器来减轻家务劳动社会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想用家用电器来减轻家务劳动强度和减少所耗时间的意向。
随着家用电器的广泛使用，无疑会带来新的生活方式，并引起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
（5）上海市虹口区长春街道的家庭生活调查
虹口区长春街道东起溧阳路、西至淞沪铁路、南接横浜河、北达虹口体育场和虹口公园，面积约平方公里。居民总户数是17483户，总人口为64517人，人口密度较高。
这个地区在鸦片战争后就逐渐形成，其中一部分曾经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租界。但不少革命人士亦曾经在这地区居住过。鲁迅的住宅（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就在这个地区，“左联”也曾设在这个地区。解放后，在住宅建设等方面，虽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但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格局。这里是上海比较典型的老的街道、地区。
目前在这个街道内，有市属工厂企业十六家，其中最大的上海无线电八厂有一千多职工。繁华的四川北路贯穿长春街道，再加上街道企业、里弄生产组发展，工商业比较繁荣。
长春街道文教事业也比较发达，有中学三所，小学五年，医院（包括市属医院、部队医院）三所。这个街道居民的文化程度比较高，文盲大大低于市区水平，仅占（市区为），高中程度的占，大学以上文凭程度的占（市区为），知识分子多，是长春街道的特点之一。
长春街道下属18个居委会。就籍贯而言，长春街道的居民主要是由上海人、江苏人、浙江人、广东人组成，但他们的分布是不平衡的。由于人口的自然结合，有些居委江苏籍的较为集中，有些居委浙江籍的为多。以邢一居委来看，江苏籍最多，占，而且多数是苏北（江苏长江以北）籍。余庆坊居委浙江籍居民最多，占将近一半。永安居委则是广东籍为多。由于历史原因，祖籍不同，所从事职业、经济收入、住房、生活条件就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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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83年城市家庭生活状况（4）
就住房条件而言，由于长春街道的部分地区历史上曾是日租界的一部分，花园洋房较多，但棚户区也多，所以住房条件差别很大。山二（山阴路）居委会居民的居住条件最好，每户（居住面积）平均平方米，全都有卫生设备，62 ％ 有浴缸，家家使用煤气。多伦居委则相反，居民住房面积较小，每户平均平方米。
就经济收入而言，不同居委会居民的工资收入也不尽相同。山二居委最高，人均达元，（工资调整前）余庆坊居委最低，人均工资只有元。人均消费支出也不同，邢一居委为元，而山二居委则达元，此差别跟家庭人口数及职业有关。上海市区家庭户口平均人；人均住房面积4平方米。长春街道人均平方米。
（6）上海市杨浦区双阳路的家庭生活调查
上海市杨浦区宁国街道双阳路居委，地处长阳路双阳路一带，整个地段为中国纺织机械厂和五一电机厂所包围，马路对面还有华东建筑机械厂、国棉三十厂等工厂企业。该地区是产业工人居住之地，也有部分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和商业服务人员。
居民中有一半以上原籍在农村和外地城市，其中江苏籍的占调查对象的51 ％ ，浙江籍占16 ％，上海籍的占17 ％ 。
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记载，整个居委共897户（不包括集体户），3514人，其中退休工人531人。居委会共有29个居民小组，分四块集中管理。居民区分为四条弄堂，各条弄堂特点各有不同。
1839弄最早是日本东华纺厂的职员住房区。抗战胜利后，中国纺织器材公司接受了这批房屋，住进了一批老职员。原来约50户，文革前兴建了两幢工房，搬进20多户，现1889弄共77户。居住在这里的成员中，知识分子、职员居多，他们的子女文化程度也较高，77户中就有大学生40名。
1841弄原来是三友毛巾厂的厂房区。1937年“八·一三”战事以后，被日本东华纺厂作为该厂的工人住宅区。这里的住房大多数是平房和简易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修缮作为中国纺织机械厂的工房。住在这条弄堂的200多户人家；大多是轻、重工业的工人。
1887弄原先有一些平房和草房。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在广大农村实行“三光政策”，江苏、安徽等地农民离乡背井逃难来到上海。日本投降后，一些工厂恢复生产招收工人，因而这些贫困的农民就进了煤气厂、纺厂、纺织机械厂工作，逐渐在这里开设一些小商店，诸如布店、小百货店、理发店、酱油店等，有国营的，也有合营的。因而居住此地的大多是劳动人民，包括一些商业服务人员。
现在的1860弄所在地，在30年代还是一片荒地、河沟、坟山遍长野草。当时只有十几户人家在这儿搭草棚住下，种菜干苦力以度生计。解放以后，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十一幢新的工房，270多户家庭搬进了新房。其余130多户住在自盖私房里，三中全会后有80 ％的私房住户都翻建了新房，现在他们都住上了二层或三层的新楼房。1860弄的居民绝大多数来自苏北和安徽，他们都是普通的劳动人民，女同志大多在纺厂工作，他们父辈中的有的是踏三轮车的，有的是码头扛大包的，有的是泥水匠，有的则是拉人力车的车夫。
（本调查工作开始于1983年1月。确定1982年12月31日为调查的标准时间。）
［附录］上海市1982—1983年的物价
1982－1983年间，改革开放初期，“官价”跟“议价”的明显差距逐步靠拢，物价稳中略升，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有所提高。1982－1983年间，官价普通大米每斤1角3分，上等大米每斤约2角钱；１元可以买5—7斤大米；猪肉每斤１元１角－１元２角；１元人民币可以买－斤猪肉； 植物油每斤8角—9角钱，１元可以买—斤植物油；新鲜青菜每斤约６分钱，１元可以买１５斤青菜；棉布每市尺大约3角钱，１元可以买3尺棉布；1982—1983年间上海“一块钱”平均折合今人民币大约6元5角。
（7）南京市秦淮区四福巷的家庭生活调查
南京市秦淮区夫子庙街道四福巷，位于城区南郊，秦淮河蜿蜒其间。秦淮河孕育了南京古城的发展，流经夫子庙地区，形成了著名的繁华闹市。有历史上许多诗人、文学家为之吟诗作文咏叹怀古的记载；也有“六朝金粉”夜夜笙歌的“艳迹”。解放前，夫子庙地区妓院、赌场和烟馆林立。解放后，经过彻底的社会改造，卖淫、吸毒等丑恶现象被清除，绝迹了。目前，这里商店、饭馆、旅社、书场、影剧院相当集中。1981年又设立了全市最大的小五金百货市场和唯一的花鸟鱼虫市场。琳琅满目的各类商品，形式多样的游乐场所，使夫子庙地区成为南京消费、娱乐的中心，许多外地人来到南京，也慕名前往参加游览。每天流动人口达14万，车水“人”龙，十分繁华。
四福巷居民段处于夫子庙地区的西部，由大四福巷、小四福巷、大全福巷和瞻园路中段所组成（以下简称四福巷）。它靠近闹市区而不在闹市区之中。西面毗邻太平天国博物馆（原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的王府）；东面与繁华中心地段夫子庙广场相通；南面不远处有医院、工厂相望；北面是一片典型的老居民住宅区。辖区内，有航天工业部科技干部进修学院、羊毛衫二厂一个车间和散热器厂一个车间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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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83年城市家庭生活状况（5）
1982年人口普查时，该居民段有671户。目前，这671户居民中基层劳动群众居多，祖居百年以上的老住房居多。据统计，调查对象中从事轻重工业、运输业的工人占，商业服务业工作人员占，两者共；此外，科技干部进修学院的宿舍居住着一些中、高级知识分子；大全福巷还有一个军队干部家属宿舍。由此可见，这里既具有南京古都的特色，能为我们探索南京城市家庭的演变提供一个历史的纵剖面；也具有现代南京的某些特点，可以为我们研究城市不同阶层的家庭状况提供一个现实的横断面。
1982年12月，正式进点调查。南京市统计局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了城市家庭200户，进行家计调查。其平均家庭人口数为人，人均月收入为元。我们的调查样本，平均家庭人口数为人，人均月收入为元，相差不大。
［附录］南京市1982—1983年的物价
标准面粉每斤1角2分，挂面每斤2角6分，中等籼米每斤1角2分，食用油每斤7角9分，鲜鱼每斤5角6分，猪肉每斤1元0角6分，鸡蛋每斤6角—8角5分，青菜每斤3分，牛奶（订户价）每千克6角，棉毛衫每件3元3角，洗衣肥皂每条4角3分。
可见，1982—1983年间南京的物价比北京便宜些（人均收入也比北京市低一些），“一块钱” 大约折合今人民币6元7角。
（8）成都市东城区如是庵街的家庭生活调查
成都市东城区梓童辖区如是庵街居民段，接近市中心区，由四条街道组成：如是庵街、藩库街、穿巷子、不穿巷子。整个街道的格局，自民国初年四川军阀杨森修建成都街道以来，至今无重大变化，较多地保留了老成都的特色。
这里的居民户多数是解放前就定居于此的老住户，只有东城区委宿舍、省财政厅宿舍、省汽车配件公司宿舍是解放后新建起来的，居民也是解放后迁来定居的。这种情况在成都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为了对本调查资料的可靠性作一个大致的评估，成都市统计局1982年公布的《成都市社会经济统计资料》中与家庭有关的部分资料进行对比，两个资料的数据接近。
海外报道的中国工资状况（1）
西方人见面谈话，有两件事情不能提：一件是女人的年龄，再一件就是对方的薪金。然而在中国，人们见面常问两件事情，一件是“你吃了吗？” 再一件是“你工资多少钱呀？”
在中国的外国人（特别是新闻记者）从侧面打听到中国职工的工资状况后，都大惑不解。他们从不同角度采写了一些文章。本文收集了1988年的若干报道，综合整理如下——
工资水平的比较
从名义工资来看，无论工人、职员，刚参加工作的一般都在人民币40元至100元之间，工龄较长的中老年职工一般在人民币100元至200元之间。月工资在200元以上的很少，大约占3—5 ％ 的比例，如高级干部（简称高干）、高级工程师（简称高工）、教授等所谓高级知识分子（简称高知），以及名医生、名演员、名作家；所谓“三名三高”。
大体上月工资额最高的，不高于最低工资额的10倍（外资企业又当别论）。工资高的，如果家庭人口多负担重的话，也不一定比工资额低但只需要养活自己的职工好多少。还因为工资高的支出用途相对广些，如雇保姆操持家务等等。即使拿工资额几倍于低工资的人来说，其表面值也只相当于欧美日本最低工资者一天收入的金额。在美国饭店洗碗碟打工者，每日工资为100美元左右，按1988年现行汇率（1美金＝人民币4元）折算，约合400元人民币。在日本东京餐馆洗碗工干8小时可收入约5000日元，折算成人民币，也相当于上海一个工程师的月收入——150元。
国外一个从事简单体力劳动者一天的收入，相当或高于上海从事复杂劳动、脑力劳动者整月的工资。有些外国记者通过这种表面值的对比，发现中国知识分子的收入实在低得不成比例，而在某些重要场合公开向另政府领导人提出这一问题，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待遇鸣不平。
有一封打工者（华人）自美国纽约寄来的信，提到纽约的物价水准以及他的收入简况：“我每天6时半起床，7点钟坐上BUS，8点钟上班，一直到晚上5点钟下班，整理一下工具，洗洗手等最快也要到5半点才能离开；买些蔬菜，到家已是晚上7点半了。8小时工作的劳累与大陆的工作程度是无法相比的，回家后已是筋疲力尽了。”这个低收入的体力打工者自述：“每天85美金的收入，如一个月一天假都不请，可拿到2040美金，然而开销大。青菜要卖1元多一磅，乘巴士每次就要花去1元美金，房租、电、煤、电话费总共要花去500美金，厨房与浴室还是两家合用的，如独用还要更贵，说来惭愧，我的太太看病住院，还要向政府申请免费，实在住不起啊，住一天病房就要600美金……”他们幽默地自称为“洋插队知青”。但将他的日收入按汇率折算，相当于上海中高级知识分子一个月的收入。
可是纽约青菜卖1美元一磅，上海只要人民币3角一市斤，（折算下来还不到7美分，为前者十五分之一）。上海的一般工房，钢骨水泥结构的，每平方米租赁费也只要人民币七八元，折算只2美元上下。在上海上街吃碗盖交面在普通的面馆不到人民币1元，而在日本得花600—70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十来元。
从实际工资来看，从现状来看，上海职工的生活水平低于海外一些大城市。但是一般认为“目前上海人的工资也还算可以，生活也还算过得去嘛！”
中国职工工资水准比较低，这一点是毋庸讳言的，根源在于生产比较落后，经济比较落后。改变这一现状唯一出路，就是要进行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改革。
工资调整和改革
几十年来工资制度变化不大，改革进程缓慢，它关系到千家万户每一个人的最直接最切身的利益，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1987年的一次工资调整，各企业不再像以往那样 —— 同一级别、类别加多少千篇一例、千人一面，而是有的企业大致每人10元，有的14元，有的19元，同一企业相似工种每个职工也可以不一样，比以往是活些了，但始终未摆脱窠臼。
职工的广义工资，一般分成这样几个部分：基本工资（也叫固定工资）、浮动工资、奖金、各种补贴。
基本工资体现学历、职位、经验、工作水平、工作年限、基本生活需要，相对比较固定。人们一般谈起“你有多少工资？”主要是指这部分。所谓“大锅饭”、“铁饭碗”也和它密切相连。除非违法犯罪或请假，这部分工资轻易不会更动；只要人到了单位，干好干坏一个样，到发薪日，照发不误。职工都认为它是十拿九稳，一定程度上千万职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难以充分体现“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原则。
上海人对由此出现铁“干不干，二斤半（粮菜）”出工不出力的人取了个诨号叫“阿混”，还专门编演了一本滑稽戏——“阿混正传”来讽刺。
于是，“浮动工资”、“浮动奖金”应运而生，二者都是针对以往工资制度中弊端的改革措施，它们取决于企业的经济效益与职工的劳动成绩、劳动态度，通过每天每月的考核上下浮动，使职工的收入、利益和企业的兴衰捆绑在一起；和自己做出的贡献紧密结合，上海人叫这是“双挂钩”，又通俗地称它“活络工钱”。
看来是浅显的道理，却要经过漫长的路程，尝尽千般苦楚，才为人渐渐认识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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