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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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据我国经济学家估计的数字：大跃进期间，全国经济损失约人民币1200亿元（合今12000亿元）；十年文革浩劫，全国经济损失约人民币5000亿元（合今50000亿元）。
　　1955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但是到1980年下降为；196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跟日本相等，但到了1980年只相当于日本的四分之一。
　　中华民族再一次错过了“经济腾飞”的大好机会。总不能轻松地道一声“付出了学费”一笑了之罢。但除了扼腕叹息、痛心疾首，平民老百姓还能再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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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的货币收入（1）
周恩来总理1976年1月8日去世后，身边工作人员整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的工资收入和支出帐目。　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节余部分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别无其他进账。而支出的项目比收入的项目要多一些，大体有这样几项：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零用费（购买生活用品），特支：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费。
　　（一）周恩来、邓颖超的收支情况
　　从有记载的1958年算起，截至1976年，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18年间共收入工资元。
　　用于补助亲属的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这两项支出占总收入的1/4。这说明两位老人对有困难的同志给予补助，体现了关爱。比如说，给周总理开车多年的司机钟步云，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遇难，多年来周总理、邓颖超都关心着他的家人。得知他的女儿结婚，邓颖超给她送去300元作为结婚的费用。在20世纪60年代这300元可不是小数了。邓颖超经常这样讲，拿自己的钱补助同志，也就节约了国家的钱，这些同志就不会再向国家申请补助了。
　　周总理的月薪元和邓颖超的月薪元，合起来是元，在当时领导人的收入中，不算少。五位政治局常委的工资都是一个级别，而夫人们的收入就不等了。1984年4月，邓颖超曾对亲属们说：“定工资时，蔡大姐（蔡畅）是3级，我是5级，到他这儿就给划到6级……就因为我是他的妻子。”邓颖超讲这些事的用意，是在教育后辈。她深有感触地说：“名人之妻难做。你们是名人的侄儿侄女，也同样难。你们只有好好严格要求自己谦虚谨慎，做好本职工作。”
　　周总理和邓颖超没有亲生子女，经常把剩余的钱拿出一部分来补助他人。他俩除每月应缴纳的党费外再多余的钱，积蓄够5000元就交党费。周总理去世后，两人合计积蓄元。这以后，邓颖超个人还交过3000元党费。20世纪80年代，随着工资的调整，邓颖超收入增加，1992年7月最高达到过元，她仍然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仍然帮助有困难的亲属和工作人员，对执勤部队进行生活补助，捐赠希望工程、亚运会等。
　　1992年，邓颖超去世后，工作人员遵照她的嘱托，把她所有的积蓄，包括已购买的国库券550元，共计元，全部交了党费。
　　（二）周恩来总理廉洁自律
　　衣着——在人们在印象中，周恩来总是那样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殊不知，他仅有的几套料子服装，大都穿了几十年，有的破损了，织补后继续穿。有一次，他穿织补过的衣服接待外宾，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套“礼服”早该换换啦。他笑笑说：“穿补钉衣服照样可以接待外宾。”“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也不要紧，别人看着也没关系。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至于他穿用了几十年破旧的睡衣，皮凉鞋和第一代上海牌国产手表等已作为珍贵文物，存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饮食——周恩来的家常饭菜很简单，主食经常吃些粗粮，副食一般是一荤一素一汤。他规定的工作餐标准是四菜一汤的家常饭菜。他说：“四菜一汤既经济又实惠。”他在外地视察或主持会议，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不搞特殊，离开时一定付清钱和粮票。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其他领导干部也这样做。一位专机机长的回忆，颇为传神地反映了他在饮食方面的律己要求。有一次，这位机长看他吃饭，掉了个饭粒在桌上，他连夹两次才夹住放进嘴里，笑着吃了。
　　住房——建国初期，周恩来搬进了中南海西花厅，一住就是26年，直到他去世。西花厅是乾隆年间修建的老式平房，潮湿阴冷。身边工作人员于心不安，多次提出修缮，但他坚决不同意。1959年底，趁他和邓颖超出差外地时间较长，对西花厅进行了保护性维修。他回京一进门就惊讶地问：“这是怎么回事？谁叫人们修的？！”他还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按照他的要求，撤掉了新添置的地毯、沙发、窗帘、吊灯等陈设。事后，对这次“修房风波”，他主动在国务院仁义上作了三次检讨，向到会的副总理和部长们说：“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的这个错误。”
　　用车——周恩来对自己乘从的轿车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后来他经常乘坐的专车是红旗轿车。他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欢国产车。”国家进口了一批国级奔驰车后，有关部门想给他换一辆。他不同意，严肃地说：“那个奔驰车谁喜欢坐谁坐去，我不喜欢，我就坐‘红旗’车。”在用车问题上，他公私分明，毫不含糊。他去理发，看病，探亲访友，看戏等，都算作私人用车，总要叮嘱身边工作人员照章付费，从工资中扣交。
　　（三）周恩来总理的请客送礼
　　周恩来个人请客吃饭一律自费。他的客人很多，有来西花厅拜访的、谈话的，还有来请示工作的。每当快要吃饭时，他总说：“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我请客。”他请客吃饭，一般都是简朴的家常饭菜，不大吃大喝。1952年初夏，他邀请冰心夫妇俩到西花厅做客，共进晚餐，吃的是四菜一汤，而惟一些的好菜是一盘炒鸡蛋。冰心回忆说：“这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总理的膳食竟是这样的简单，高兴的是总理并没把我们当作外人。”
　　

周恩来总理的货币收入（2）
周恩来不收受馈赠礼物。1961年春节前夕，他收到家乡淮安县委托人捎来的莲子、藕粉等土特产，当即委托办公室回信，并寄去100元钱。信中说：“周总理和邓颖超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有一次，他过去的一位老警卫员给他捎来一筐新鲜桔子。他问清值25元钱后，让寄去50元。他说：“多余的钱让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这样以后他就不再送了。”
　　（本文根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人民公仆周恩来》、《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我们的周总理》等综合整理）
　　

林彪、叶群、陈伯达窃夺文物记录
“文革”的许多遗留问题是糊涂账，但也留下一些史料。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不久，北京文物部门职工写下了一些原始材料，揭发林彪陈伯达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窃取文物的罪状。摘录如下：
　　（一）来北京市文管处的人物、时间、次数
　　叶群本人来过文物管理处三次。第一次来没取走文物。第二次取走最多，到库房见什么要什么。第三次来之前一星期就打电话告知：“首长要来”。
　　林彪、叶群的随员来过155次。这只是根据窃取文物的单子（发票）统计的，全数要在300次以上，因为有时一天来两三次，另外在书房的次数还未计算在内。最后一次是1971年8月10日。（注：文中所谓发票是指廉价购得文物的单据。）
　　陈伯达来了80多次，最早一次是1967年5月同戚本禹一起去琉璃厂原文物清理小组，1967年8月搬到府学胡同后，来的次数就多了，这个数字也仅是从单子上看。
　　叶群秘书××来，陈伯达介绍：“××来拿东西让他拿走，记在我的账上。”在1970年8月才知道是给叶群取走文物的。平时××说“给最（高）首长拿的”。……
　　（二）来文物管理处窃取文物的清单
　　林彪、叶群取走文物字画1858件，图书5077册，笔134支，纸1451张，本159本，唱片1083张。有的没收钱。收钱的共计元。按国内收购价应为3431661元。其中珍品118件。
　　陈伯达取走文物432件，字画127件，图书5355册，笔159支，纸13卷。……
　　其他如黄永胜等人窃夺的文物则一般在数百件。
　　（三）文物作价的情况
　　革委会成立后，陈（伯达）说：“我该（欠）你们几百万了。”在书店买一部分书作价多了，陈说：“你们还让我吃饭不让。”管理人员去市委请示，得到的答复是“文物别超过20元，书别超过5元。”
　　（四）窃取文物的一些具体情节
　　林彪秘书说，“领导”需要一些东西，到别的地方买不合适，从你们这里拿，你们代办。不是文管处的业务范围的东西也让给找，如唱片、钢琴、八音盒、裱画、做砚台盒、刻字，甚至痰盂、泡菜坛子、裱画案板、石头等等。正如邱会作的老婆讲：“你们这里什么都有。”邱会作要泡菜坛子，邱的老婆孩子来要钢琴，林（彪）要鱼缸。
　　史料解读
　　阅读前文引述的原始材料，有些情况特别值得注意。
　　——林彪当时权倾天下，他本人是不可能亲自露面来窃取文物的。出马的都是他的老婆叶群和林、叶的秘书。
　　——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除陈伯达是文人外，其他都是武人，他们却都一致对文物古书发生了兴趣。他们的一致，并不是都懂得鉴赏，而是一致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宝物，很值钱，所以值得收藏。
　　——林彪倒台以后，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有四句诗批判林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1967年到1970年，正是他们的“革命声威”最显赫的时候，但恰恰就是这几年，也正是他们疯狂窃夺国家文物的时期。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一伙极“左”派贪官。
　　——说林彪集团是窃夺文物或盗取文物，一点不假。虽然他们拿走文物时也交了点钱，但“书几分一本，文物几角一件”，“文物别超过20元，书别超过5元”，这不等于白拿吗？连陈伯达自己有一次都说：“我该（欠）你们（文管处）几百万了。”这伙人也知道自己的行为见不得人，因此行动起来鬼鬼祟祟，着装和乘车时也格外诡秘。
　　——林彪贪占文物的胃口相当大，是大批量地搜刮。北京市有若干存有文物的处所，这些藏宝的处所都成了他们的目标，无一例外地被他们搜刮过。
　　——从林彪这伙贪官的心态看，他们窃夺文物时都抱着一种心理：“我打下江山，江山就是我的”。在他们眼里，文管处就像自家贮物的仓库一样，想拿什么，就拿什么，随意支配，根本不受什么文物管理制度的制约。正像林彪秘书说的那样：“领导需要一些东西，……从你们这里拿，你们代办。”（录自报刊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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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上海的大学生活（1）
（当时大学生李璜叙述）1962年我生于上海，1979年高中毕业考入大学。当时上大学是不收费的，住宿也不要钱，唯一的要求是把家庭户口里面自己的“粮油关系”由派出所开证明，转到学校。生活困难的同学每月还有十几至二十几元的补助。当时班级里有差不多一半的同学，拿到不等的补助。另有一部分同学是“老三届”，他们是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考入大学的，还继续领取基本工资，每月大约30—40元。
　　那时母亲给我每月30元生活费，包括一日三餐，买书和生活、学习用品，算是比较宽裕的。当时学校食堂的饭票，是一斤上海粮票加1角6分钱。早上，二两一个的淡馒头一分半一只，一两一只的肉包子5分钱一只（两年后涨到8分钱，为此同学们作了坚决的“斗争”，一连几天都不去买，食堂无奈又降至5分钱）。午餐和晚餐，最贵的是排骨加蔬菜，1角8分，其余荤菜全是1角多些一份，蔬菜一律3分钱；汤是不要钱的，可以随便盛。
　　至于书价，现在看来是非常低的，一般的教学参考书都在1元左右。80年我曾买过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才3元4角5分。现在看来，便宜得令人难以想象。
　　学校礼堂每星期天晚上放电影，基本上是外面电影院尚未上映的。一般是8分钱一张票，好一些的译制片1角钱。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常相邀去看话剧，听音乐会，似乎从未因票价太高而看不成的。
　　那时的交通费也便宜。电车票分4分、7分、1角、1角3分四档，汽车票分5分、1角、1角5分三档。周末回家，从位于城西的校舍，回到位于城东的家，乘电车化1角钱就可以了。
　　二年级时，我们六个同学在国庆节放假时到普陀山玩了三天，船票、门票、吃、住、拍照（当然是黑白的），每人一共才化了21元。因为太便宜了，至今印象深刻。
　　（写于1999年12月15日）
　　1980年北京的官方价格
　　面粉每斤1角8分，普通大米每斤1角3分，大米（粳米）每斤2角，食用油每斤8角5分，猪肉每斤8角7分—1元，鸡蛋每斤8角2分—9角8分；牛肉每斤6角9分，羊肉每斤7角1分，大白菜每斤3分，元白菜每斤6分，土豆每斤7分，西红柿每斤7分—9分，黄瓜每斤1角3分，牛奶（订户价）每千克6角6分，　棉布每尺2角8分，洗衣肥皂每条3角3分。
　　可见，1980年间北京“一块钱”官价大约折合今人民币7元。
　　1980年北京一个家庭的生活
　　赵定军（女）现在是一位编辑、作家。她生于1951年，两岁时因患小儿麻痹症而致右腿残疾。到16岁初中毕业时赶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天下大乱。
　　1969年，她不满18岁就进了北京市某印刷厂，当刻字的学徒工。第一年，每月只有16元生活费，第二年18元，第三年21元；直到第四年满师，每月才能挣到33元。到第五年（1973年）正式定级，每月能挣到38元6角。这个数目的工资，她一直拿了14年。
　　自从参加工作后，她一直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因为家里弟弟妹妹还小，按照家里的要求，她每月要交给家里10元钱。在工厂里一天吃三顿饭，每月又要化去10元左右。这样，她每月就只剩18元钱了。这18元钱，她要买牙膏、牙刷、卫生纸等生活用品，还要买一些书和笔之类的东西，每月所剩无几。从20岁学徒期满一直到结婚，她的全部存款只有200元。
　　丈夫的家境更困难。兄弟四人他排行老大，两个弟弟都在内蒙插队，一个小弟弟上学。他每月工资41元3角，除了要交给父亲10元以外，还要工作9年期间，他只给自己买了一辆自行车。所有存款也只有200多元。
　　1979年准备结婚时，把两人的积蓄全加在一起，不足500元。小夫妻俩没有一点外援，也不想去借钱，只能处处精打细算。花了300多元，买了一个小衣柜，一张双人床，一张写字台，一张圆桌和一些锅碗瓢盆等日用品。没有钱请客人们吃饭，就花了100多块钱，买了点糖，烟、点心和瓜子，招待大家。存款就花光了。
　　两人结婚时都快30岁了，但是单位还是不能分配给他们住房。只好向同事借了一间14平方米的屋子，是在牛街的筒子楼。就权且算是临时的新房吧。
　　再说说他们的结婚“礼服”。她穿的是一件花格西服，是用11元钱的一块布料，请姑姑给做的。丈夫穿的裤子，是一条旧裤子烫了烫；上衣是件花21元上海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