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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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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附近的劳教农场(1)
《劳动教养条例》开始实行的头一两年,并没有“教养期”这一说;强调的是“谁改造好了谁走人”。但是“改造好了”这句话好说而不好解释,标准更难确定。被送来“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们,多数是北京市各院校的青年师生。他们抱着“认真改造”之心,真的打算:在劳改中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清河劳教农场
清河农场,在京山铁路茶淀车站附近,是闻名于世的劳教农场。
它虽然地处河北省宁河县,但却划归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管辖,所有人员都是北京市户口,一律使用北京市票证。这叫“飞地”。北京市劳改处拥有的飞地,除了清河以外,远在东北的黑龙江、吉林,西北的青海,还有很多。
1958年在清河农场“西荒地”,由教养分子一口气建设起来的581、582、583、584、585(以年代编号)共五个分场,出现了热火朝天的“土方大会战”的盛大场面。这些知识分子白面书生决不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窝囊废,而个个都是体力劳动的能手。“大战七里海”的时候,教养分子们(许多人还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干起活儿来,扁担一抬儿要抬四五百斤土,每人一天要做十几方土方,最高劳动量能做四五十方!汗流浃背、埋头苦干、特别能吃,一天要吃五顿饭。
一年两年过后,清河农场只见人进来,不见人出去。许多教养分子刚进来的时候,“锻炼改造”之心强烈,劳动起来不要命,一心只希望表现良好,争取早日出去,重新工作。但是三年四年又过去,劳动强度越来越大,解除教养的希望却越来越小。于是产生了逆反心理:反正干得再好也出不去,还不如不干。结果是“老号”们闹情绪,新进的教养分子一听居然有人教养了四、五年还出不去,也失去了“改造好”的信心。
50年代的劳教所,真是人间地狱。吃的是麸子面窝头,而且只能吃半饱,床铺上臭虫、虱子成堆,一条统铺上要睡二三十个人,一人只有二三十厘米宽的铺位,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比叫花子都不如,更不如监狱里的正式囚犯!
起初在劳改队里,吃饭一向是不定量的;1959年开始,劳改队实行粮食定量,接着又搞什么“代食品”,开始是“瓜菜代”,后来是“野菜代”,一天吃不到几两粮食,各中队天天死人,还不许说是饿死的。出既出不去,吃又吃不饱,于是这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一群,开始磨洋工、泡病号,宁可到死气沉沉的病号队去饿死,也不愿意出工干活儿累死。
终于宣布了每个人的“教养期”
形势的发展,逼迫当局不得不另出高招:终于在1961年5月24日在各教养单位开会宣布了每个人的“教养期”。最短的教养期是半年,当然这不过是徒有其名的,实际上并没有或极少有人会得到这样的恩惠,而最长的教养期,则为三年。
但是这种教养期不像判刑那样从逮捕的那一天算起,而是不管已经教养了多久,一律从1961年5月24日算起。
教养期一宣布,人们哗然,大喊“不合理”。特别是1957年年底第一批进来的人,都已经教养了三四年了,又要从头算起,讲理不讲理啊? 但是身在囹圄,有理没理,只能听人家说,你要是反对,立刻送进“小号”即禁闭室,去喝那每顿一两二钱五(原规定十六两老秤二两)的棒子面稀粥,离鬼门关更近了,谁敢哪?
“潜伏爪牙忍受”,定期一年半、两年的陆续“解教”,最后定期两年半的人也在1963年11月24日把行李搬到了就业队去。七中队教养大院剩下72个定期三年的“老号”戏称为“孔夫子门生七十二贤”。
1964年5月24日,三年到期的那天,突然宣布要开展“拔白旗”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调来36名未获“解教”的右派分子,叫他们相互揭发、展开批斗。
即便是最长的教养期,到1964年5月24日,也算是个“尽头”。糟糕的是,天有不测风云,“拔白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了;1966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卫兵来了。1969年林彪下了“第一号战备疏散令”,把劳教农场的大批“二劳改”集中到山西去。由于说不清的原因,他们中间许多知识分子,直到1978年才摘帽,1979年底才得到解放、改正,终于创造了教养14年、改造22年的空前绝后的记录。这里必须说明,“摘帽”、“平反”和“改正”是三个不同的概念。60年代所谓“摘帽右派”还是右派,属“三等公民敌我人内处”待遇;后来的“平反”是从前有“反骨”后来削平了不敢再“反”了,但历史记着这笔老帐,属“二等公民犯有前科”待遇;1979年的“改正”则原来是正确的完全搞错了,彻底把颠倒的是非放正过来。
为数不少的右派知识分子在荣获“改正”之前就归天了,有病死的、累死的、饿死的、被红卫兵小将们打死的、还有自杀身亡的。如清华大学右派陆浩清精神分裂、死于疯人院;北京大学右派郑光地在1963年“强制就业”后不久,于1964年10月1日在北京北海玉带桥效法屈原投水自沉。此后那古色古香的一米高的白玉石桥栏杆被拆掉,换上比人高的护栏,以防止再有诗人重蹈覆辙。
解教摘帽、强制就业
1962年10月,清河农场所有未解除劳教的右派分子统统集中,到大兴县团河农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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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附近的劳教农场(2)
在此之前几个月,已经有一批从东北兴凯湖、北城子和北京劳改局管辖的其他农场(也都是飞地)调来的右派分子,共约400人(一说320人),编为“二大队七中队”,分作4个小队。
从各地押送来的右派分子们,经过灾害饥荒时期,个个被折磨得面黄肌瘦,几乎脱了人形。有的是用担架抬下车的,如原清华大学物理系右派谭天荣;有患严重肺病的,如杜高;有的是送进太平间就要火葬而又活过来的,如吴弘达。从前这里叫“三余庄”,生活条件稍强些,有人戏说:“这里是全国文化程度最高的农业单位”。
集中来的“右派分子”开头都以为当局要网开一面,会在某一天宣布摘除大家的帽子,并分配适当的工作。这些“右派分子”们经过“反右批判”,有许多人确实从思想上承认了错误,痛定思痛,下定决心要在劳动中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他们保证:如果当局这时把他们放出去,一定都会兢兢业业努力工作,成为最听话的干部。
但是“中央政策要宽大”的传言,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而烟消云散了。新的小道消息说:打算给右派摘帽的主意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出的,但不合时宜;特别庐山会议之后,毛主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刘主席提出给右派分子摘帽,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不但被毛主席否定了,刘主席还因此受到了批评云云。
提前重返社会的希望落空,大家又把希望寄托在“按期解教”上。好在短则半年,长则两年,到1964年5月24日之前,就要统统解教了。
解除教养最早的是从维熙(原《北京日报》郊区版记者,写过一些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落实政策后写了不少以劳改生活为题材的中长篇小说,热情歌颂劳改政策的英明伟大,被奉为“大墙文学之父”,并荣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作家出版社总编辑)、李乃忱(老戏剧家,原北京人艺首都剧场副经理兼后台主任)等五个“表现得最好”或问题本不大的右派。从维熙靠拢政府,劳动积极,又担任小队长,表现最突出,所以能光荣获得第一批“解教摘帽”的特殊恩遇。
但是“解除教养执行通知书”上却写明“解教摘帽、强制就业”八个大字。这时已有“新政策”下达:解除教养的右派,既不许重返原单位工作,也不准回家自谋生路,而是必须“强制留场就业”。户口落在农场当“合同工”,每月工资27元,最多加上几块钱补贴。
“就业”当然是大好事,但前面一加上“强制”二字,滋味儿可不怎么样了。下班后外出要请假,没有人身自由;信件要主动送检,没有言论自由;离真正的“公民”还远着呢。当时对“劳改罪犯、教养分子和强制就业人员”统称“三类人员”,都还是专政对象。
从维熙因为妻子张沪在清河农场教养女队,所以他在“强制就业”一中队种了一段时间葡萄以后,就主动申请到清河农场与爱妻张沪“团聚”去了。两人工资合计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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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的右派分子
冯雪峰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同志,被打成右派后,名义上受到第6类处理。开除党籍,工资从7级干部(322元)降3级。但仍在10级(218元)的线上,名义上还能享受高干待遇。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里,当了一名普通编辑。他居住多年的家址:苏州胡同小院,不得不搬迁;公家配给的全部家俱同时全部让出。冯雪峰搬到梯子胡同一个狭窄拥挤的集体宿舍。此后几年里,他选编、校订了《文艺辞典》和《郁达夫选集》、《郁达夫文集》、《新文学三十年集》(短篇小说卷)等。1961年,他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但仍属于“另册”中的摘帽右派。1965年,冯雪峰62岁,下放到河南农村搞“四清”运动。
陈企霞
《文艺报》副主编陈企霞,即所谓“丁陈反党集团”中的“陈”。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受到第2类处理: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取消了原行政 10 级的高干待遇 (月薪218元),监督劳动。每月只发给个人生活费 26元。他卖掉了藏书,作家协会通知他搬家,搬到崇文门外作协原司机和公务员们住的3号院内。一家八口人只住了3间小房,他们只好睡上下床。不久,陈企霞就被送往唐山柏各庄农场监督劳动。他每月只有26元的生活费,自己都不够用,也就无法养家,5个儿女只好靠着他妻子的工资勉强度日。后来,作家协会才答应再给他的5个子女每人每月10元生活费。
唐达成
唐达成(19—1999年)原名唐挚,50年代原在《文艺报》编辑部工作。月薪90多元,他的爱人马中行毕业后月薪62元。
唐达成在“反右派斗争”的自我批判中写道:“我和我爱人每月有一百五、六十元的收入,本来应该过得很宽裕了,可是我却每月入不敷出,于是我写一些稿字填补这种由于追求享受带来的赤字。我用稿费买了手表。收音机,星期日经常上馆子,可是这还不能使我满足,我又希望自己有电唱机,有一笔存款以保障自己可以过资产阶级似的生活,……从到《文艺报》(编辑部)以后,我对陈企霞、丁玲、冯雪峰就是抱着个人崇拜和感恩知遇的心情的。因为我觉得他们器重我、培养我,比如,送我到文学研究所学习,让我参加编辑部的一些重要的会议,经常让我写文章等等。……我的一鸣惊人的思想也完全支配了我,我写了不少所谓‘反对颠三倒四教条主义’的大小文章,其实这不过是我在沽名钧誉的思想支配下,在大风大浪的时刻,企图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反教条主义(其实就是反党)的勇士,以博得人们(实际上只有右派)的称赞罢了。一直到我写了攻击周扬同志的理论文章时,除了我自己的反党思想以外,在我灵魂深处也怀着借此事轰一炮,籍此一呜惊人的丑恶动机,为了达到卑鄙的个人目的,我甚至不惜明目张胆地向党进攻,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早就发出了腐臭的名利观念,就是这样终于使我走向毁灭的道路。”
唐达成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后,1958年被送往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改造,每月只发生活费(26元);1960年初调回北京在西郊八大处的机关农场,又转到河北怀来县的作协农场劳动。1961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降级降薪,月薪降为70元;安排在《中国文学》编辑部工作。不久下放到山西省话剧院。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下放到太原钢铁厂劳动改造。1979年平反,调回北京。
冯亦代
在《中国文学》编辑部工作的翻译家冯亦代,原在西城区三不老胡同,住一套3间大房,有很大的藏书室。被打成右派后,被“勒令”搬家、扫地出门。搬到一间不足10平方米,只能容1床1桌2椅的小屋。只好把原有的丰富藏书卖给旧书店,仅有少量珍爱的书籍塞进两只木箱,放在床底下。后来总算成了“摘帽右派”,才搬进2居室。
报刊编辑部的右派分子(1)
北京《人民日报》编辑部,有29人被划为右派;章伯钧、储安平主持的《光明日报》编辑部,有20人被划为右派;徐铸成主持的上海《文汇报》编辑部,有21人被划为右派;而被称为“重灾区”的长沙《新湖南报》和《湖南农民报》编辑部,有54人被划为右派。
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新湖南报》社,抓出了“党内右派小集团”和“同人报右派小集团”。报社除了行政经理部门未抓右派以外,整个编辑部143人,有54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其中包括前社长、副总编、编委、部主任;此外还有20人被划为“中右”(所谓中间偏右)。长沙《新湖南报》社有13人属于“情节严重、态度恶劣”的第1类,被送去劳动教养,且先后有6人被判刑入大狱;有16人属于“态度好或情节不十分严重”的第2类,撤消职务,送农村或农场监督劳动;其余25人均受到“开除公职或撤职降级、开除党团籍”的各种处分。连一些早已调离报社编辑部的同志也未能幸免。湖南报的优秀新闻工作者骨干被一网打尽。不少人妻离子散,有的迫于生计,流落街头靠拖板车为生。直接蒙冤屈死的7人,还有一些人受株连而身亡;新闻工作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平反后,柏原等同志回忆录中的一段话,可以代表当时一些右派分子的心态:
毛主席讲了“五不怕”:一不怕被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有谁不怕呢?常言道,形势比人强。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环境跟现在大不一样。那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人们崇敬共产党,崇拜毛主席,到了迷信的程度。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如此,知识分子也差不多,不能设想党和毛主席也会犯错误。在政治运动中,如果不幸成为审查对象,即使受了莫大的冤枉委屈,也要尽力把自己往错误方面想,尽力克服抵触情绪。还相信,总有一天党组织会弄明是非,那时必定沉冤昭雪,从而还我清白。即使审查自己的人显然抱有私心和偏见,也要把他们看作党的代表,予以服从。这就是1957年反右斗争中知识分子普遍的心态。迷信的人们,在偶像面前必然是软弱无能的。这些人面对党和人民的名义便都老老实实地低下头……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圣谕一下,就知道在劫难逃了。所谓“错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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