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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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付给。递减至第13个定额以下均按基本稿酬的40　％　计算，付给作者稿酬。
　　这种“按基本稿酬加印数定额付酬”的办法，如一部20万字的书稿，以每千字老人民币15万元的平均标准计算，基本稿酬为旧币3000万元（合今3万元）；通常以１万册为一个“定额”。若印2万册，作者可得稿酬6000万元（合今6万元）；若印4万册，付酬12000万元（合今12万元），约相当于当时一级教授（月薪约300万元）三年半的工资。一些畅销书印数高，则稿酬拿得更多。50年代初作家们的稿酬年收入常为旧币数千万元（合今数万元）以上。
　　“印数定额”制不尽合理
　　叶圣老曾告诉我：1954年9月，出版总署撤消，这一摊工作并入文化部。胡愈老调到文化部，出版工作仍旧归他主管。1957年又反复讨论稿酬制度问题。
　　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陈原副局长认为：“印数定额”制不尽合理。
　　例如曹禺出版了他生平的主要剧作，共60万字，才得稿费11000元（合今11万元），因为印得不太多。有一本小说《迎春曲》，仅20万字，因为印得多，也得稿费11000元。刘白羽的《政治委员》有15万字，印2万册，却只得稿费1800元。
　　沙汀的三本小说，共60万字，得稿酬15000元（合今15万元）。一般翻译书籍的报酬与著作相差无几，甚至超过著作；至于销数特大的翻译书籍，就更比著作报酬高得多。如《我们的切身事业》（翻译小说），37万字，由于商业部号召学习，使本书印数达70万册，译者得稿酬18000元，比名小说家沙汀的三本小说还多3000元。
　　社会科学书籍也有同样现象，如《怎样学习经济建设常识读本》一书，仅5万多字，因为印了150万册，编者拿到稿费7400元。而卿汝楫著《美国侵华史》，两卷共60万字（为前者字数的12倍），但因为印数少，所得稿费不过7000元。
　　陈原认为：书籍印数多少不能完全说明作者所花的劳动力和书籍的质量，因为社会客观因素影响极大。但现行稿酬制度却主要按印数定额计酬，虽有递减率和每千字稿酬高低不同，结果仍造成极不合理的现象。现行稿酬办法既主要受印数定额决定，因此按质量计酬的每千字稿酬率就失去应有的意义。出版社在执行时，一般采取中间偏低的一级，有平均主义倾向，不但作者意见很多，而且确实不能达到提高创作水平的目的。
　　跟历史上的稿酬比较
　　陈原在分析了现行稿酬之不合理处之后，他又说：
　　“社会上有人认为现在的稿酬比不上从前，这是一种误会或者是一种错觉。拿现行的稿酬比抗战前的买稿，现在稿费是高了（每圆　＝　3元）。比抗战的买稿，也高了（那时作家的口号是：争取“斗米千字”）许多。从前的抽版税，付给作者的版税率不超过10％—15％，但目前稿费占总定价往往在10　％　以上：人民出版社％，文学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平均23　％　，解放后一般印数都超过战前好多倍，因此作者所得比过去大为提高。
　　按上述三个出版社不完全的统计，各社几年来出过大约700位著译者的书稿，其中，拿到稿费1万元（合今人民币10万元）以上的：文学家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丁玲田汉曹禺艾青等47人，占％；社会科学家范文澜翦伯赞等2l人，占3　％；自然科学家10人，占％；这些是稿费特多的著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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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２０世纪中叶的稿酬问题（3）
例如作家康濯，1954—1957年四年中他在文学出版社出版四种作品，可得稿酬11822元，平均每年约3000元（合今人民币3万元），如果加上重印书籍及发表其他短文的收入，生活即可达到大学教授的水平。陈原说：凡是有一定写作经历，作品在群众中有影响的作家，只要他辛勤劳动，就能维持中等以上的生活水平。
　　笔者也计算了一下：若从报刊图书的字数稿酬来看，50年代前期著作稿每千字6—18元（新人民币），合30年代银圆2—6圆；而30年代报刊稿酬为每千字1—5银圆；确实略高一些。50年代前期翻译稿每千字4—13元，合30年代银圆—4圆；而30年代翻译稿酬为每千字1—3银圆；也确实略高一些。
　　但是若从书籍的版税标准来看，30年代作者版税率为15％—20％，40年代付给作者的版税率不超过10％—15％；所以，按照版税计算的50年代稿酬，略高于40年代，而低于30年代。巴金、冰心、艾青等老作家从自己亲身的经历，当然是希望恢复“版税制”的。
　　

所谓“要为三万元而奋斗”
1952年，北京通县16岁的刘绍棠发表小说《青枝绿叶》，不仅被《新华月报》文艺版转载，还受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先生推重，编入高中语文教材第三册；1953年入党，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1954年，刘绍棠刚满18岁，就已经在《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过多篇作品，并出版了第二本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同年被保送到北京大学中文系。真可谓春风得意！
　　刘绍棠的朋友从维熙后来回忆说：“在北京的青年作家中，只有刘和我不拿工资靠稿费生活。有一次在闲谈中，我和他都深感一边写作，一边还要考虑饭碗，心神很不安定。刘说如果能有三万元的存款当后盾，利息够吃饭穿衣的，心就能踏实下来，有条件去长期深入生活了。不然，心里总有后顾之忧，影响写作的精雕细刻。”　（引自从维熙《走向混沌》，第11—12页）。当时报导这个会议的记者，以《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为题，断章取义，把刘绍棠谈及有三万元存款就能安心生活、安心写作之说，耸人听闻地变成了“刘绍棠扬言要为三万元而奋斗”。1957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更发表评论员文章《从刘绍棠的堕落吸取教训》还说：“他在北京买了房子住下来做专业作家。”
　　事情是这样的：1956年春，刘绍棠的妻子生了孩子，他就用稿费在中南海附近买了座小三合院。在“反右派运动”前，作家的稿费标准与当时的物价相比，还算高的。小说稿酬每千字分别为20元、18元、15元。出书时，依照苏联方式，3万册为一个定额，每增加一个定额便增加一倍稿费。那时的书的种类不多，所以每种书的发行量也就相当大。
　　刘绍棠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4万字，每千字15元基本稿酬，印了万册，3个定额，（相当于每千字45元），收入人民币1800元（合今1万8千元）。
　　短篇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6万多字，每千字15元，印了4万多册，2个定额，（相当于每千字30元），收入2000元（合今2万元）。
　　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万字，每千字18元，印了万册，3个定额，（相当于每千字54元），收入5600元（合今5万6千元）。
　　中篇小说《夏天》，11万字，每千字18元，印了10万册，4个定额，（相当于每千字72元），收入8000元（合今人民币8万元）。
　　短篇《瓜棚记》仅1万多字，少年儿童出版社印行17万册，6个定额，稿费相当于每千字108元；收入1080元，合今1万多元。
　　仅仅这5本不厚的书，刘绍棠的收入达到18500元，合今18万多元。
　　那时北京的房子不贵。刘绍棠买的“三合院”，住房五间，厨房一间，厕所一间，堆房二间，并有五棵枣树、五棵槐树，也不过2000元（合今人民币2万元）。这就是说，刘绍棠的一篇11万字的中篇小说《夏天》，就可以买4座这样的三合院。
　　当时，刘绍棠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已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广告，定于国庆节出版，印数10万册，此书如果出版，可得稿费万元，合今35万元。
　　这就是所谓“要为三万元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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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艺界提出：创作难出书更难
但是当时文化人对于国家的新闻出版管理制度并不满意。1957年4月底，中共上海市委召开了作家座谈会。文化人铺开底稿，纷纷发言，谈论写作跟领导、出版方面的新障碍。
　　没有写作时间
　　巴金说，以前提一些意见很担心。虽然对事，但总要连到人，因此不想讲。我是专业作家，但是我现在没有写作时间。问题在领导对上海文艺工作并不重视。某些领导同志只要我写别人的人事材料；对创作思想问题、怎样研究中外古今名著等许多重要问题，却没有人考虑。要么就是批评，但只批评，文艺是不会繁荣的。
　　巴金接着说：我看领导没有错，是下面搞错。周总理同意上海搞个文艺俱乐部，下面却批评是浪费。作家协会应该管创作，可是现在只能像机关一样办事务，本身业务没有办法搞。上海城市很大，连外国许多作家也说可写的东西非常多，作家协会偏偏组织会员到东北和别的地方去体验生活，似乎上海没有什么可以写。作协本身就没有考虑到上海这一个城市的特点。靳以也认为如此。
　　出版部门又缺又滥
　　巴金说，出版部门问题很多，没有很好领导，又缺又滥。初中语文课本里有文言的教材，教师备课感到困难，要找教学参考书，书店里就没有。有的书一印十几万册，积压在仓库里。该出的书出得很少，去年大规模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号召大家纪念鲁迅学习鲁迅，可是鲁迅全集只印了二万册，叫了半天“学习鲁迅、研究鲁迅”，但读者要买书却买不到。巴金建议要有计划地出好书。
　　他还说，书籍初版时可以少印一点，经过群众考验，再版时就可多一点。以前出版社私营时期出版、印刷、发行都有配合，如果再有数万存书，出版社就只好关门，现在不要紧，积压多了，卖不出去，可以向银行贷款，他严厉批评这种浪费国家财产的行为。
　　只此一家不能竞赛
　　巴金说，上海文艺出版社本来有几家，现在只有一家，这种局面，要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就很困难。繁荣创作要多出书，作协希望多出书，可是现在出版社的做法是“可出、可不出者，不出”。如果有两、三家出版社，对一部作品这家不出那家可出；现在独此一家，一旦决定不出，则难见天日。同时，对书籍内容的估价，作家和出版社就不同。加拿大一位作家写了一本《白求恩大夫》，民主德国早已翻译，平明出版社出过两版，后来新文艺出版社不接受，说是书中有宣传“个人崇拜”之处，没有写群众。我看不是这样，这个问题可以讨论。
　　巴金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写的《谈契诃夫》，自平明出版社转到新文艺出版社，竟被误作是译著，出版处的书面材料中说，“译者情况尚未了解，出版不出版未定”。这个关门造表的材料是“新文艺”给出版处的，也不研究一下。这说明了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
　　稿费标准不合理
　　傅雷说，现在出版局认为稿费太高。所以傅雷着重谈到了出版中的稿费问题，他说，这是出版业与作家的一个尖锐矛盾。解放前，是销一本书，扣一份版税。最近是：根据固定印数拿钱。10万字一本书一版定额为一万册，每千字10元，印一版，版税是1000元。拿了1000元后，要出到一万零一册时，再有钱。一般创作，一年可二、三版，古典文学名著销一万册要三、五年。再版无期，这种定额数是不合理的。
　　稿费标准也不能一般而定。编写一本通俗读物和化一二十年功夫才能完成的巨作的书，稿酬不能相差太近。作家再生产的过程是漫长的，不可能一本接一本的写，有时候，一二十天写不出一个字，这时候要稿费维持生活。同时，作家自己要有一定的特殊参考资料。所以现在稿费递减率要改变，创作稿费到七版时稿酬打八折，翻译第三版时打七折，这对化费过多劳动的人是不公平的。他特别提到，剧本创作报酬太不合理。一般人认为剧本的字数很少，不排满，浪费篇幅；但这要从作品内容看。剧本上演税也少得可怜。灌唱片的稿酬更少。
　　傅雷指出，这个问题已讲了好几次，现在还没定论，他请中央快一些决定，好使作家安心，特别是今年实行职业化的时候。
　　出版效率不高
　　靳以批评出版效率不高。他说，准备出版的《收获》是双月刊，60天才出一期，但排印和出版一期却要72天，当年韬奋的生活书店两三天就印出来了。出版机构庞大，制度繁琐。独家经营也是个原因。听说有个出版社，校对员一天只校对七千字。巴金同志提得好：有人回家多看了几张校样，评为先进工作者，真是矮子中挑长子。靳以还指出了一些不合理情况，例如《佛子岭曙光》再版2000册，只得到60元稿费。
　　罗稷南说，出版社掌握作品生杀大权的只是几个编辑。他们权太集中，责任太重，不好。希望多有几家出版社，不要一家独断，一花独放。出版书，品种要多些，纸张困难，印数可少一些，不要特别捧一种，不要以个人趣味来决定，应该倾听群众意见。他提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都有长远历史，不能一笔抹杀。以前它们出的古典文学、辞典、工具书和科技书绝版了，现在买不到。出版界一切像是另起炉灶、重新做起，这种做法不好。不能割断历史，抹杀前人的劳动。（摘录上海报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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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酬一降再降（1958…1966年）（1）
但是，上述巴金等作家的意见，丝毫没有被接受。反而变本加厉地降低了稿酬。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前后，对文化人开展拔“白旗”及批判“一本书主义”等政治运动，认为印数定额稿酬制度是形成高薪阶层的基础。到1958年9月，就停止使用这种付酬办法。
　　1958年的《书籍稿酬暂行规定草案》
　　1958年7月，文化部颁发的《书籍稿酬暂行规定草案》才算是正式制定了统一的稿酬标准。当时的稿酬标准是：著作稿每千字为4元、6元、8元、10元、12元、15元。翻译稿为每千字3元、4元、5元、6：元、8元、10元。比1953年的标准有所降低。
　　制定这个标准时的指导思想是体现按劳付酬的原则，要保障作者、译者有一定的收入要相当于大学教授的水平，鼓励创作，又防止稿酬偏高，滋长作者追求物质享受的倾向。
　　但是，这个新标准刚刚实行了3个月后，到1958年大跃进，由曹禺等几位作家联名发表文章，主动提出降低稿酬。但是，也有冰心等人提出取消个人工资，只靠稿酬生活。中国作家中只有巴金是不拿工资，只靠稿酬维持生活的。于是，文化部就在1958年10月10日发出《关于降低稿酬标准的通报》，提出：鉴于“过高的稿酬标准，使一部分人的生活特殊化，脱离工农群众，对于繁荣创作并不有利，”所以希望各地报刊、出版社将稿酬按当时标准降低一半。
　　又过了半年，到1959年3月23日，文化部又发出了《关于降低稿酬标准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如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局（厅），新闻出版局、中央级报社、杂志社、出版社：
　　我部前于1958年10月10日，以（58）文钱出字第593号文，将北京各报刊社、出版社关于降低稿酬一半的倡议，作了通报。这一倡议的执行情况，一般说是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稿酬标准降低以后，有些专业的作者和翻译工作者生活发生困难，没有得到适当的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