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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南北朝:宋齐北魏的纷争史-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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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义宣天生舌头比别人短一截,说话不利索,站在演讲台上面对数万士兵,一紧张,忽然就犯毛病了。讲到高潮之处,演讲词变成了“当年项羽失败了无数次”,底下将士一听,无不忍俊不禁,笑了起来。刘义宣脸面丢尽,也不想整顿军队了,魂不守舍地回到内屋,每天只与妻妾亲热,不愿见任何人。几天后,刘骏新任命的荆州刺史朱修之逼近江陵,刘义宣从十六个儿子选了最喜欢的儿子刘慆,并选出五名爱妾,想出城逃跑。左右的侍从没人搭理他,到了晚上刘义宣走投无路,又跑了回来,找了间空房子呆着。
  城里的竺超民见了这么没出息的王爷,真是冒火得要撞墙。他也不守城了,派人把刘义宣投入监狱,等着官军来接收。刘义宣开始还享受与五名爱妾共狱的待遇,但很快爱妾就被狱卒迁走。刘义宣于是说了最后一句悲天恸地的话:“平常那些苦都不算什么啊,如今和爱妾们分离,才是我人生最大的苦楚……”
  朱修之的军队进入江陵,下令将刘义宣及其十六个儿子全部杀死。按照《宋书》和《南史》的刘义宣本传的说法,则是刘义宣事先就死在了狱中(郁闷失望而死,倒也合乎常理)。刘劭、刘骏、刘义宣,英雄刘裕的后代们,竟然一个更比一个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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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拓跋濬的中兴(1)
与烂人刘骏同时期的北魏皇帝拓跋濬,虽然知名度不高,在北魏历史上却是位相当重要的皇帝。在我看来,南北朝北强南弱的局面的最终形成,正是在拓跋濬时期。有趣的是,他在位期间对外用兵的次数非常之少,对南朝宋国勉强算有三次小规模的边境接触战,对柔然用过一次兵,其他都是些小打小闹的平叛活动。军事力量的对比,最终体现的是综合实力的对比,拓跋濬一朝所起的作用,就是积累实力。
  拓跋濬即位时摆在他面前的北魏帝国,形势很窘迫。拓跋焘末期连年用兵,国库亏空严重,地方上各族之间的矛盾也很大。拓跋濬是先皇嫡孙,皇位本不该有什么争议,但由于是通过政变上台的,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稳固。年轻的拓跋濬刚一上台,拥立有功的骠骑大将军拓跋寿乐与尚书令长孙渴侯就因为争权,把朝中搞得乌烟瘴气。拓跋濬果断地将这两人赐死,稳住了朝政。不久,他又暗中诛杀了两个叔叔拓跋谭和拓跋建。关于这一点,《魏书》里语焉不详,只说这两位王爷薨于同日。不过有线索表明这两人可能也参与了废立活动,为了防患于未然,拓跋濬先下了手,行迹还算机密,没有波及其他人员。(宫廷政变每每引发大规模的杀戮,最坏情况是像刘宋那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大打出手,北魏的这次在拓跋濬的处理之下勉强挺过了危机。)
  北魏境内的零星叛乱依然不断。第二年,长安的征西大将军、永昌王拓跋仁等人又造反,失败后自杀。拓跋濬势单力薄,当务之急是提拔一批他能够充分信赖的官员,支持他的源贺、陆丽等人自不必说,都被晋爵为王。这还不够,毕竟这些鲜卑人打仗厉害,搞政治决策,统治华北地区还欠缺能力,他选用了许多汉人儒生补充他的决策层。其中最有名的便是耿直忠诚的高允。
  高允一直为拓跋濬的父亲拓跋晃出谋划策,是几代下来的老臣了,拥立拓跋濬他也有功劳。但是拓跋濬不知为何并没有给他升官,高允也缄口不言,还做他的著作郎。前文说过,拓跋焘大杀以崔浩为首的史官,唯独高允侥幸未死。魏国的著史机构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拓跋濬让高允牵头,在和平元年(公元460年)重新恢复了史官。
  有好事之徒劝拓跋濬大修宫室,高允进谏说:“臣听说太祖皇帝(即拓跋珪)平定天下,才在都城修建了宫殿。当时的营造工作,无不是在农闲时节进行的。如今我们建国已久,宫室齐备,永安前殿(即正殿)足以会见天下众臣,西堂温室(即内宫)足以安置圣驾,高台楼阁也足以观望远近。若是要修建更壮丽的宫殿,应该放慢速度,不可仓促而行。采集材料搬运土石的杂役就要两万人,加之老小供饷,这么着也得四万人,半年建完。古人说得好:‘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妇不织,或受其寒。’况且发动几万人,损失可谓巨大。希望陛下仔细思量。”拓跋濬很敬重这位老臣,听从了他的意见,不再大兴土木。
  高允说话直,有时并不考虑听者的立场和心情,乃至拓跋濬也经常受不了他。拓跋濬并不责罚他,实在听不下去了,就让左右把他给扶出去。高允锲而不舍,又跑回来要求再见拓跋濬。拓跋濬拗不过,也知道他是好意,就屏退左右,与他单独面谈,对他推心置腹。
  有一次,拓跋濬感慨地对群臣说:“君主与父亲是一样的,父亲有了错误,做儿子的怎能不当面指出呢?你们啊,应该学学高允,他才是真正的忠臣!朕有了错误,他常能正面直言,即使是朕不爱听的话,他也敢侃侃而谈,绝不避就。你们这些人在朕左右多年,从来听不到一句正经话,只顺着朕的意思吹捧,乘着朕高兴的时候求官乞职。说得不好听点,你们每天的工作不过是在朕身边站站而已,如此都能做到王公,而高允呢,他用写史的笔匡扶国家,才不过是个著作郎,你们难道不觉得自愧吗?”于是他下令把高允提升为中书令。
  这时司徒陆丽进言道:“高允虽然深蒙陛下宠待,但他家境贫寒,妻子儿女都无以为生。”
  拓跋濬生气地说:“你怎么不早说,今天看朕提拔他了才说是吧!”当时就带领群臣一同前往高允家中探视。
  高允毫无准备,当然是“原样奉呈”在皇帝面前。拓跋濬几乎不相信眼前的景象,这位朝廷大员的住宅居然只是茅草盖顶、几间平房,再无其他漂亮的建筑了。走进屋中,只见炕上堆的是麻布被子、粗陋棉袄,厨房里也只剩一些咸菜。拓跋濬对众人叹道:“自古以来清贫之人,恐也莫过于此啊!”便赐他丝帛五百匹、粮食一千斛,并任命他的长子为绥远将军,长乐太守,即刻上任。高允多次上表推让,拓跋濬根本不理他,并且更加重视高允,对他不直呼其名,而尊称为“令公”。皇帝起了头,其他人有样学样,从此“令公”美名,远播四海。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高允的时代,北魏还是实行百官无禄制的,一般官吏有家产的还好办,否则就必须另找谋生手段,才能养家糊口,这也是北魏初期官吏多贪的原因之一(其实即使是高俸禄,高待遇,又何尝不是贪者居多呢)。高允家里穷,所以一直让自己的儿子们上山砍柴,用以自给。这样一位清到根子上的官员,没有人会不肃然起敬吧。)
  高允在南北朝时期是寿命极长的一位,他从拓跋焘时起就受召为官,一直活到拓跋濬的孙子、也就是后来的孝文帝元宏在位时期,屡次告老还乡而不得,享寿九十八岁而终。所谓“无欲者长存”,高允的一生正是最好的注脚。
  

十七 拓跋濬的中兴(2)
对于各地官员,拓跋濬的措施是对治理的成果进行考核,强调赏罚分明;对于平民百姓,他也很愿意搞“形象工程”,每年都要下到地方上去观察了解风土人情,多次下诏减轻免除不必要的赋税和徭役。就这些举动而言,他几乎不像是出生于戎马大漠的鲜卑部族,倒更像一名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汉人皇帝。
  太安元年(公元455年),他派遣尚书穆伏真等人巡行各地州郡,下诏明确指出巡查的目的:
  “农不垦殖,田亩多荒,则徭役不时,废于力也;耆老饭蔬食,少壮无衣褐,则聚敛烦数,匮于财也;闾里空虚,民多流散,则绥导无方,疏于恩也;盗贼公行,劫夺不息,则威禁不设,失于刑也;众谤并兴,大小嗟怨,善人隐伏,佞邪当途,则为法混淆,昏于政也。”
  不管是地方上出现哪种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当地官员的渎职与疏忽,需要惩罚、罢黜,甚至处死;各方面都符合标准的,执政优异,予以褒奖。同时地方上有冤屈的,有罪行的,可以向巡查申诉;如果巡查收受贿赂,断察不平,则可以上诉到皇帝这里来,严厉杜绝官官相护的现象。巡查的效果不错,扫除了不少地方上的积弊。
  北魏在拓跋濬的治理下从起初的一片萧条渐渐转向兴旺。最明显的一点变化,是头几年各地零星的叛乱活动,到其统治后期几乎绝迹了。为了进一步缓和矛盾,安抚广大人民群众,拓跋濬恢复了被拓跋焘取缔的佛教,信佛的人当然是开心得不得了了。(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经历的破坏算是最多的,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每次倒下之后的重建,反而比以前更加兴旺发达,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
  复佛后的第二年,拓跋濬骑马出巡,忽然一头撞上一名和尚。和尚害怕,连呼“罪过”。拓跋濬喝退上去抓人的左右侍从,对他笑道:“此乃吾马识善人,哈哈!”他认定这是上天要他结识的牛和尚,便把和尚迎入宫中,奉以师礼。
  这名和尚的确是个高僧,他法名昙曜,因为听说皇帝开禁,所以就恢复身份,从中山赶往京城。拓跋濬喜欢听讲佛法,常召昙曜入宫详谈,说到激动处,自然动了心。在昙曜的鼓动下,他仿效敦煌的莫高窟,在平城西面的武州塞(今山西左云至大同西)凿山开窟,一共五窟,分别镌建一尊佛像,这便是今日大同云岗石窟的前身——昙曜五窟。自此以后北朝佛教日益兴盛,成为名副其实的佛教国家。
  拓跋濬在位十四年,是北魏一朝正中间的十四年。北魏没有中宗,若把这个庙号授予给拓跋濬也不过分(他本人的庙号是高宗)。在他去世的时候,北魏制度完善和全面汉化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他的皇后冯氏与长孙元宏日后的作为,实际上正是完成了他生前所未竟之事。这些后话,我们留待第三部《明主昏君》中,再细细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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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沈庆之广陵平乱(1)
消灭了叔叔刘义宣以后,刘骏认定天命归他,谁再想造反夺权,一律杀掉。他把刘义宣的女儿全部召到宫里,改名换姓,册封为妃嫔,供他享乐(刘义宣诸女也是毫无感情的动物,父亲被杀,依然安心侍奉仇人)。其中最为受宠的是他的次女,笑起来尤其迷人。刘骏把她封为淑仪,假称是大臣殷琰的女儿,以掩人耳目。这位“殷淑仪”宠冠刘骏后宫,无人能及,后来两兄妹还生下一子,在刘骏诸子之中排行第八,起名刘子鸾,也是万般宠爱,自不必提。
  好色之外,刘骏也极其贪财奢侈。史传他“为人机警勇决,学问博洽,文章华敏,省读书奏,能七行俱下,又善骑射”,用现在的眼光看,相当之聪明。但他却不知自省,不把才智发挥到重要的地方。他喜欢和大臣们玩赌博游戏,大臣们也乐得让他赢得爽,这样就可以得到赐封的官衔。刘骏一朝大兴宫室,铺张浪费十分严重;同时他又喜欢拿国库里头的钱去赏赐,凡是看着顺眼,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宫女侍卫,发下去的财物都不在少数。这样日复一日,国库怎么可能不亏空?不过刘骏也有对策。他定下规矩,地方上的刺史官吏卸任回到京城建康时,都要向朝廷上贡财物。有些官吏在地方上搜刮得不少,以为满足皇帝要求的数量也就够了,可是刘骏不干。他收完官吏孝敬的财物之后,又笑容满面地把他们留在宫中,与他们赌博,一直玩到掏光他们的口袋,才肯罢休。这样的流氓皇帝,跟他讲什么道理都是不中用的。
  所以不如索性造反,献身尝试者大有人在。
  首先是刘骏的十弟武昌王刘浑。人如其名,这家伙也的确够浑的。孝建二年(公元455年),他十七岁,刘骏给他的官职是在襄阳当雍州刺史。他闲来没事,就和身边一帮文人起草文檄,自称楚王,又立年号永光,把底下的幕僚玩伴封为百官。说起来就是小孩子还没长大,玩玩而已。可是有心人(当然是有心升官者)可不这么想,他的长史王翼之得到了这份文檄,秘密交给了刘骏。刘骏大怒,把他贬为庶人,之后就勒令他自杀。
  这是属于游戏人生的,或者说没事找事型。有些人就比较识相,比如刘骏的七弟建平王刘宏。文帝活着的时候最宠爱他,但是他这个人谦恭内敛,也明白政治这东西,你实力不行的时候只能装孙子,所以在刘骏朝中比较受信任。他“运气”也不错,体质差,很小的时候就大病小病不断,结果在大明二年(公元458年)就一病呜呼,得以善终(这种政治混乱的时候,从政之人能够一生平安就值得烧高香了,有时候早病早死反而成了好事)。
  当然也有真正图权谋逆之人——刘骏一向忌惮的六弟竟陵王刘诞。
  刘诞其实是很有作为的一位亲王。元嘉末年的北伐战争中,他的表现中规中矩,也很受文帝重视。###刘劭和刘义宣的战争中,他都站在刘骏一边,出了不少力。我们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他的这些行为都或多或少有为自己谋私利的目的。
  刘诞给自己大造府第,虽然规模不可能有皇帝的宫殿大,但建筑极尽精巧,园林极尽优美,在当时也是出了名的。更有甚者,他在自己府第中聚集了各方的文武英才,还配备精甲利器,招致了刘骏的猜忌。刘骏派他去做南兖州刺史,到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北)上任,对他进行观察。
  刘诞自然也明白哥哥的意图,他以北魏常入寇边境为名,修治城防,聚粮整军,把广陵搞成了一个军事基地。广陵离北方的边境线还远得很,刘诞这么一搞,连民间都开始盛传刘诞要举兵造反了,南面的朝廷不可能不作出反应。
  大明三年(公元459年),刘骏对刘诞摊牌,他令有司上奏刘诞所犯之罪,贬其爵位为侯。然后任命义兴太守垣阆为兖州刺史,让他带着羽林禁军去广陵上任,乘隙袭取刘诞。按理说这件事情安排得很周密,应该能迅速成功,可不知是否因为没有打点好,负责开门内应的典签不小心把垣阆的行动计划透露给了刘诞的手下。刘诞收捕了典签,大闭城门。垣阆天亮进不了广陵城,反遭到刘诞手下精兵突然出城袭击,全军溃败,垣阆也被杀死。
  刘骏只好下诏内外戒严,任命身边最为信赖的将领沈庆之为南兖州刺史,率领大军###刘诞。刘诞闻听风声,就派人强行焚烧广陵外城的民房,把居民都赶入广陵城,然后闭门自守。(仅从刘诞的这一行为就能看出,他即使能当上皇帝,作为也不会比刘骏英明多少,刘氏一家子的基因已经坏掉了。)
  沈庆之兵临城下,刘诞还没体会到敌人的强盛,不可一世地鄙夷说:“沈先生都满头白发了,何苦来这里送死呢!”
  沈庆之道:“朝廷认为阁下太狂妄无知了,不足以劳烦那些少壮派军官。”
  刘骏担心刘诞狗急跳墙、投奔北魏,命令沈庆之切断他的逃路。沈庆之把营寨迁到广陵北面十八里的白土,同时豫州刺史宗悫、徐州刺史刘道隆、兖州刺史沈僧明等人,都领兵来助,大军几乎包围了广陵城。
  刘诞见状,心中没了底,就留了自己的中兵参军申灵赐守广陵,自己带了几百名亲信出城北抄小道逃跑,沈庆之派部将武念追赶。刘诞才走出十几里,随从就不愿意走了,纷纷请战。眼看沈庆之的追兵就要追到,刘诞号召不动大家,只得鼓动他们的斗志,与他们又返回广陵。
  

十八 沈庆之广陵平乱(2)
战战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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