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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南北朝:宋齐北魏的纷争史-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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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浩对于北魏前期政权的发展与巩固,功不可没。他本人虽为一文弱书生,却总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拓跋氏在军事扩张中多次采取他的建议,几无失策。对于北魏的制度,他的影响则是在思想的层面上,是隐性和渐进的,他重视推广儒学,并着力于像汉人一样选贤拔才,这些举措都是能波及数代的。很多人认为,崔浩心存汉室,不热衷于南征,而力图促使北魏政权向其他方向扩充,这其实是一种汉文化的惯性思维方式。崔浩从小受到的教育既然是汉人的传统文化教育,他的言行不管是出于主观还是客观,自然会对汉族、汉文化有利。鲜卑人本无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崔浩想从汉文化的角度出发,为鲜卑人写史,其结果只能是悲剧。崔浩的被杀,归根到底源自文化的冲突,它标志着北魏前期的汉化潮流遇到了暂时的阻碍。然而,对鲜卑贵族们而言,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要想生存于中华世界之中,在文化上就别无选择。历史之车轮,轰隆碾过,大势之所趋,无人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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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南北狼烟再起(1)
崔浩被诛的那年恰好在公元五世纪的正中间,整整一个世纪以前的后赵乱亡、冉闵发动的大屠杀(参见《纵横十六国》),恍若昨日,昔日高鼻深目的胡人惨遭灭族,今天便轮到了北方最为显赫的几大汉人士族。历史对人们,总是开着不大不小的玩笑,轮回也好,报应也罢,相似的情景一次又一次的出现。一百年前是慕容氏大举南侵,一百年后就变成了南北世界的一场大对抗。
  崔浩被诛的四个月前,北朝皇帝拓跋焘与南朝皇帝刘义隆,几乎同时想到了向对方开战。首先动手的是拓跋焘这个“战争狂人”,刚刚从对柔然的战事中调整过来,他便将刀锋指向了淮水南北的宋国国土。
  南朝自元嘉七年(公元430年)的那次北伐失败(参见《元嘉之治》)后,已有整整二十年没有和北方的邻居在战场上过招了。宋文帝大概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加之二十年来的治世局面,异己权臣一个个都被他消灭,让他颇为得意,以前的失败归因于年轻不懂事、考虑不周到,可以通通忽略不计,现在正值有为之年,所以要好好做几件功劳可以盖过历史上那些明君英主的大事。盖吴起事的那次,他就有了想法,苦于那时没把北伐的事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准备不充分,才没有马上付诸行动。这回北魏的军队首先出动,他便想好了方针对策——保存实力,待机反攻。他给淮、泗前线的各部将领下令:“如果魏军兵少,就各自坚守;如果兵多,就带上老百姓,一起退到淮南的寿阳。”
  拓跋焘亲自率领骑兵部队,呼啦啦来了十几万。宋国边境线上侦察的卫兵情报搜集工作极为不力,前线各城发现魏军时,双方距离已经相当近了。南顿(今河南项城西)、颖川(今河南禹县)的太守收到情报,惊恐万分,立即弃城撤退。
  魏军长驱直入,便杀到了悬瓠(今河南汝南)城下。驻守在悬瓠的是行汝南太守(行即为代理,行使的意思)陈宪,魏军还未入境时,他被寿阳的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派到这里。时间紧迫,陈宪来不及撤退,也没收罗多少兵士,整座城中只有区区不到一千人。拓跋焘的大军很快就将悬瓠城团团围住。
  魏军数量百倍于城内守兵,拓跋焘本以为可以轻松拿下,没想到竟然碰了钉子。陈宪人虽少,斗志却很高,击退了一拨又一拨的攻城魏兵。魏军在城外四周修筑高楼,对着城里疯狂射箭。城里的士兵想了个办法,一人拿一块门板,要行路取水时就背在身上,魏军的乱箭竟也没起多大作用。拓跋焘又下令改用冲车,冲车顶上装个大钩,专门拖拽城墙,悬瓠的南城很快就要坍塌了。陈宪也有对策,又在里头再修一道内墙,外面又竖立木栅栏,全力阻挡,冲车这一招又失灵了。魏军只好仗着人多,死命攻城,宋军在陈宪的号召下奋勇苦战,以一当百,攻城的魏兵完全没辙,尸首越堆越高,到最后,后头上来的魏兵直接踩着前头人堆积的尸山,就能冲到城头与宋兵短兵相接,战况无比惨烈。
  悬瓠城对于守兵生死攸关,而对于攻势不止的对手而言只是一座可有可无的城池。拓跋焘的战略方针不明确,十万大军被几百个人拖在淮北,损失上万。宋国这边则赢得充分时间,两路救兵分别从彭城、寿阳出发,一路往汝阳,一路往悬瓠。彭城的一路由武陵王刘骏负责,把北魏前来掠民的拓跋仁打了个措手不及,辎重被烧,军队失散。不过拓跋仁也算精明,很快就探清楚宋军后继不足,回师反击,将宋军打得大乱,得了不少马匹和武器。
  寿阳的一路则由南平内史臧质和安蛮司马刘康祖统领,拓跋焘的殿中尚书任城公乞地真领兵阻击,被宋军斩杀。北魏两边都没捞到好处,拓跋焘无奈对手下部众说:“淮南那边看来是来了大部队了,弄不好还会有奇兵,再不退兵怕是要中了敌人的诡计!”一摆手,撤军。
  这场防御战很意外地没有大的损失,宋文帝本已膨胀的信心大大增强。前线情报工作的滞后、接触战的劣势等一系列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都被悬瓠的这场一对一百的守城战的光芒所遮掩。偏巧这个时候拓跋焘不知哪根筋出了问题,让人送来了一封挑衅意味很浓的书信。
  拓跋焘这封信,被全文收录在《宋书》的《索虏传》中,《魏书》的《岛夷传》则不见收录,我猜测可能原因有二:一、书信的内容可能不为魏国史官所记载;二、从北魏一方看来,这封信的内容并不是十分体面、值得大书特书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丢脸的。而对于敌国刘宋而言,这样的言辞正好能够显现北魏皇帝的傲慢、狂妄、外强中干,用来鼓舞本国军民的士气,大约再合适不过了。
  拓跋焘一开篇就指责刘义隆大搞间谍战,还侮辱战俘(可惜那时候不能开个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品位太低。所谓“观此所行,足知彼之大趣,辨校以来,非一朝一夕也”。
  接着他便质问刘义隆支援联络北魏国内的“恐怖活动头头”盖吴,是搞“国家恐怖主义”:你这家伙如果还是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自己来取我的国土,却总是用钱财引诱我国边民,这可是偷鸡摸狗的行径!我如今才得了你多少土地,哪里比得上你得到的边民数量多?(这就是胡搅蛮缠了,天下者,有德之人取之。老百姓自然是愿意去富庶繁荣的地方,这是人之常情,用战争以外的手段来得到更多人民的拥护,总比战争手段要来得代价小,也要长久一些。拓跋焘一生戎马,没能好好坐下来思考治世的政策,或多或少地忽视了经济手段对于国家昌盛的重要性。)
  

九 南北狼烟再起(2)
下面他又说:你要是想保全国家,还想坐江山呢,就把长江以北都割让给我,我可以把江南赏给你住。不然的话嘛,那就快下命各地严阵以待吧,来年秋天我自当亲自前往攻取你的扬州,到时候想要活命可就由不得你咯。当年我向你讨要珠宝,你不给我,如今正好取几颗髑髅,充当珠宝也不错啦。(嚯!口气好大,凶残野蛮哪!)
  然后拓跋焘就开始夸耀自己的武功啦:你当年北通蠕蠕,西结赫连夏、沮渠蒙逊、吐谷浑,东连冯弘、高丽,这些个国家,我都消灭了(这句又是过分,柔然、吐谷浑和高丽都没有被北魏彻底消灭,而且活得都比北魏还长呢)。看看他们的下场,再想想你,你以为你能独存么?
  最后露出鄙夷之色:我去攻打你的时候,你打算怎么办呢,最多不过筑个城自守罢了。你那里下点小雨,水就漫过胸了,你还能在水里射我不成?我这趟去取扬州,可不像你搞小动作,你那些间谍啥的,我抓了也都放回去了,世人眼睛亮,明白得很呢。你那些功臣,一个都容不了,哪里配跟我比?你总想着跟我打一仗,我可不傻,也不是苻坚哦,打算什么时候打呀?我白天就派骑兵包围你,晚上就离你百里宿营;你的百姓要是降我呢,就把他们带回北方,要是不听话嘛,就统统杀死(的确是残暴无比);附近要有粮食,我就先一步吃光了啊,让你的军队没吃的,看你能挨几天?你们这些南方人擅长偷营,我也知道,所以宿营离你百里之外,你就算每三里安排一名探马,首尾相接,也不够你排的,看你怎么能暗算我。你以为我要攻你城的时候呢,我也不近城围你(算是吸取了攻城战失败的教训吧),就引水灌城。哦,对了,我知道你老爹时代的旧臣,都已经给杀绝了,那些人如果还健在呢,虽说老了点,但好歹还能出谋划策。如今你给杀绝了,岂不是天助我也?其实我也不用大动干戈,我这里有些会法术的婆罗门,派几个小鬼去把你绑来就行了!
  拓跋焘的信,字里行间充斥的是侮辱取笑的话,却恰恰体现了他虚弱的一面。全文基本上是在夸耀自己怎么怎么能干,怎么怎么能打胜仗,偏偏忘了“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大道理。关于战功,说得越多,就越显得拓跋焘对于刘宋用兵的无把握;关于战术,讲得越详细,就越显得自己“黔驴技穷”,聊以自慰而已。这些文字起不到恐吓震慑的作用,倒是在客观上有点示弱、聊以壮胆的意思,或者说拓跋焘这时还是对南朝比较忌惮的(数年之后,南朝因为皇室相争而大乱,北朝对南朝的最后一点忌惮就不复存在了)。
  书信大大刺激了南朝的君臣,将对抗导向了对撞。两位统治者在他们统治的最后几年,都犯下了类似的错误,于是,一场原本应该十分精彩的大战,从一开始就变了味,逐渐演变成为乱糟糟的灾难。
  

十 王玄谟的失败(1)
其实不管有没有拓跋焘的这封挑衅信,宋文帝都是打算发动大规模的北伐的。他身边的大臣自然是投其所好,徐湛之(他在刘义康倒台后认识到###的残酷性,从此便紧跟皇帝的路线,宋文帝也渐渐宠幸他)、江湛和王玄谟这几位都是一个劲地鼓吹北伐必胜论。这里头最积极的就是彭城太守王玄谟,经常在宋文帝面前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地神侃,宋文帝给侃得热血沸腾,感慨道:“观玄谟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狼居胥山位于今天蒙古北部的肯特山,西汉霍去病大破匈奴,封此山以祭天。宋文帝久居深宫,听了王玄谟吹的牛,就飘飘然想远追强汉的武功,真有点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辛弃疾的词“元嘉草草,封狼居胥”,指的便是这个典故。与权臣韩侂胄的北伐相比,元嘉年间的北伐可以说是由从上到下一群糊涂蛋所发动的,留给后人的唯有笑柄而已。
  看看宋文帝身边都是些什么人就知道了,一见皇上有封禅之意,御史中丞袁淑马上就说:“陛下英明神武,以大军席卷河北,然后封禅于泰山,臣愿上封禅书,以庆贺这千载之合。”很有点“千秋万代、一统江湖”的味道。
  宋文帝做足了明君的美梦,便于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秋天召集群臣,提出大举北伐,让大家尽快统一意见。大臣们从实际情况考虑,提出了不少异议。左军将军刘康祖认为时日已晚,不如等到来年再动兵。宋文帝居然说:“北方魏虏暴政,各地起义军此起彼伏,如若再等一年,岂非让那些心向朝廷的义士们心寒么,不行!”仿佛天下苍生等着他去早日解放。
  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曾经受过檀道济的举荐,是当时刘宋国中为数不多的知兵之人。宋国国内的诸蛮反叛,他统军平叛,屡立战功。沈庆之对宋文帝进谏,说:“我军以步兵为主,魏军以骑兵为主,势难匹敌;檀道济两次用兵无功,到彦之北伐失利。如今的王玄谟等人,怕是还不如那两位将领,我军的强盛,也比不过从前,恐怕出师不利,反而受辱!”
  宋文帝不以为然地说:“魏国窃据我国的河南地区,与小丑无异,我军往日没打胜仗,是有别的原因的:檀道济是养寇自资,居心不良,到彦之是中途生病,运气不佳。魏军所倚仗的只有马匹,今年夏天河水满涨,我军只要泛舟北行,拿下础x、滑台这两处易如反掌,打下这两处后,我们就有了粮草百姓的资助,再拿下虎牢、洛阳,也不成问题。等到了冬天,我们的城池也修固了,魏军的骑兵胆敢过河,管叫他有来无回。”
  沈庆之还是觉得不妥,坚持反对。宋文帝便让旁边的徐湛之、江湛与沈庆之辩论。沈庆之打仗虽强,口才不行,也说不过这些人的大道理,末了气愤地说:“治国如治家,耕田的事要询问农民,织布的事得请教婢女。陛下今天讨论的是北伐之事,却跟这伙小白脸、书呆子商量,这哪能搞得好!”宋文帝大笑,也不理他。
  其他反对的人也有那么几个,比如太子刘劭和护军将军萧思话,宋文帝一概不听反对意见,下令各地宋军整装待发。
  拓跋焘听说刘宋要来###,又修书一封,送来几匹马,说:“两家彼此和好已久,也算做个邻居嘛,而你却贪得无厌,引诱我国边民,实在可恶。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争夺天下者,又何止你我二人,你何必斤斤计较?(这倒是句大实话)最近听说你要来,如果能到我的中山或者桑乾川,那就随你来吧,你来我也不迎,你走我也不送。如果你是厌倦了那边的宫廷生活,可以来我平城住嘛,我就住到你的扬州去,咱们换一换。你都快五十岁的人了却足不出户,你出个门,还不跟三岁儿童一样,哪里比得上我们鲜卑人,从小在马背上生活。我也没什么东西送你,就送十二匹猎马,再加上一些药材。你来我这里马力不足,可以骑我给的马,水土不服,可以吃我的药。”
  与前一封信一样,这封信也是纯属多余。宋文帝在收到信后,立即下诏书,北伐!
  虽然宋文帝在诏书中宣扬的声势浩大,颇有百万雄师之感,但真正发动的北伐军只有五路:第一路是主力水军,由青、冀二州刺史萧斌统帅,王玄谟与沈庆之、申坦一正两副为先锋,率领一万只船沿黄河西进;第二路是太子左卫率臧质的东宫禁兵,加上骁骑将军王方回、建武将军刘康祖和右军参军事梁坦的十万步骑兵,直取许昌和洛阳;第三路由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刘骏统领徐、兖等州士兵,第四路由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统领荆、豫等州士兵,从东西两翼并进;第五路在最西面,由雍州刺史随王刘诞率领中兵参军柳元景、振威将军尹显祖、奋武将军鲁方平、建武将军薛安都、略阳太守庞法起等将攻打弘农和潼关。另外,江夏王刘义恭坐镇彭城,节度诸军。(宋国的各路统帅除宋文帝的亲信外,全部都是他的儿子(三子刘骏、四子刘铄、六子刘诞)或者弟弟(刘义恭)。可见这时候宋国的兵权已经牢牢掌握在刘氏宗室手中,这本是宋文帝希望看到的局面,却也给他身后潜在的内乱埋下了定时炸弹。)
  皇帝的动员令一下,反倒暴露出宋国准备不足的软肋。首先是供给不足,没办法,发倡议,上至王公、妃子、下至富民,捐献金帛、杂物以备军用;接着军中又报告兵力不足(搞笑啊,原来号称十万的军队都是纸糊瞎造的呢),好,发动青、冀、徐、豫、兖、南兖六州(南兖州在徐州以南,今天的苏北一带)民丁,每户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军令一到,十日之内全部装束好聚集到广陵或盱眙待命,另外又募集武艺精湛的壮士,加以赏赐;再来有司报告军费还不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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