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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置信:殷商与腓尼基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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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航海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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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类与人类文明的关系（1）
撇开人类起源问题，海边有什么吸引着人类？在文明初期的古代人们为什么会聚集在海边？有以下几点可以考虑：
在没有生产盐类的蒙昧时期，很可能已经有某些群体认识到生活在海边感觉身体更舒服一些。尽管他们还不知道原因何在，但是他们只能呆在海边身体的不适症状才会减轻一些。甚至这个现象构成一些迷信，但事实上这与他们摄取海生物所带的盐分有一定关系。河流却是淡水，所以无法自然地补充盐分。另外，打鱼和以虾蚌类为生远比在陆地上狩猎简单而方便。最大的好处是，乘船比行走更便捷、迅速。当然所谓船并非今天的船，而是非常简陋的一些工具，甚至是如葫芦等一些原始条件的支持。
人类整体逐渐与海洋拉开一定距离应该是新石器中期的事情。从此时开始，盐类被得到正确的认识，河流开始被开发，水井使用成为可能，盛水的陶器开始出现，最重要的是农业出现了。
农业需要人类退到足够远的内陆去发展耕田。大约1万年到5000年前正是这一文明时期发生关键转换的时期。当他们全部转化到位，中国的“国家时期”开始了，“三代”在4000年前出现。
“三代”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农业已经成为他们的常业，他们开始稳定地生活于黄河中游一带。
仰韶文化被“三代”取代的过程，很可能伴随着东亚地理的巨大变动。比如说，原先生活在“海边”的仰韶距离大海越来越远。或许对于盐类的提取时间与途径会对仰韶文化研究注入新的血液。
我觉得研究人类认识盐与使用盐的过程很可能会揭开一部分人类文明之秘。在古代盐为“白色的金子”。相当长的时间内盐几乎是一种流通货币。盐类实际上也是仅次于空气的一种生命必需品，所以结合海洋在中国大陆上的伸缩研究是个很重要的课题。了解了这个秘密，早期人类为什么喜欢沿海生活就容易理解了。
传统学者认为商业的起源很晚，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商业的起源几乎随着文明的开始就已经存在了，而盐类就是人类最初的商品之一。许多人会被迫主动去寻找盐这个必需品的交换，然后顺便他们后来也交换其它的东西，一些商业网络就会渐渐建立起来，当然最初他们只存在于一些家族之内，我相信某些家族可能会因次而渐渐成为职业商人，故而个别庞大的特殊商业家族会遍布全世界。商业交流促进文明交流，同时也发展了交通工具。
管仲的《管子》相当篇幅谈到经济。管仲多次谈到“利”，“盐利”即为其一。《管子·海王篇》多涉及盐策，这是我国最早的盐政理论。他的理论确立了“盐税是人头税”，并且提出了“盐专卖”政策。
盐类制约并引导着人们在盐源的周围生存，甚至为盐而战。
在美国内战期间，由于北方富盐，南方缺盐，整个美国都必须进口盐。战争后期盐这种特殊的紧缺物品甚至会作为结婚礼物相互赠送，盐成为宝石一般宝贵，某些盐场甚至成为战争争夺的重要制高点。
在认识到盐类的重要作用之后，东亚的古人很可能也发生同样的类似战争，甚至盐成为某些群体的命脉。不过大约5000年前的古人是不怎么喜欢使用暴力的，假如真的有类似的争夺至多是把人撵走了事。
盐的原料来源可分为4类：海盐、湖盐、井盐和矿盐。以海水为原料晒制而得的盐叫作“海盐”；开采现代盐湖矿加工制得的盐叫作“湖盐”；运用凿井法汲取地表浅部或地下天然卤水加工制得的盐叫作“井盐”；开采古代岩盐矿床加工制得的盐则称“矿盐”。由于岩盐矿床有时与天然卤水盐矿共存，加之开采岩盐矿床钻井水溶法的问世，故又有“井盐”和“矿盐”的合称——“井矿盐”，或泛称为“矿盐”。
食盐是维持人体生理正常发育不可缺少的物质，成人体内一般约含钠90 g、含氯85 g，大部分存于体液中。钠对肌肉的收缩、心脏的搏动、血液的流通、神经信息的传递、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新陈代谢、体液的酸碱平衡等都有重要作用。氯既有维持人体内酸碱平衡和渗透压平衡的作用，又是胃液中电解质的主要阴离子，能促生盐酸，帮助消化。成人每天一般需要摄入5～8 g食盐。
人体如果缺盐，轻则倦怠乏力，淡漠无神，起立时晕眩；重则恶心呕吐，痛性肌肉痉挛，水肿，血压下降；极重则木僵，恶心呕吐以至昏迷，血压进一步下降或不可测知。
食盐除作调味品外，尚有调理作用和药理功能：食盐水浴可治疗皮疹、风湿、慢性贫血；肺出血时可服数克盐水止血；在水银、溴、碘、铬等中毒时，服食盐水可解毒。
中国是世界产盐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地区煮海为盐据考证最早起源于山东半岛胶州湾一带，开始于炎帝时期。此法一直延续到明清之际，逐渐过渡到用滩晒法制海盐。
湖盐的生产至少从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已开始，即用人工盐田晒制石盐的生产方法，春秋战国时代“肇始于山西解池”（即今运城盐湖）。
井盐的生产始于2000多年前的秦代，公元前256～前251年李冰为蜀守时已采用钻井汲卤煎盐方法开采利用今四川省双流、成都一带的卤水矿。
中国矿盐（亦称岩盐）的生产历史只有数百年，先是从地面或地下直接采出，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云南省石羔井开始采用斜井开采，到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四川省自贡钻出第一口岩盐井，注水溶解后汲卤制盐，为钻井水溶开采法的雏形。另外，在西藏芒康县、盐井县一带广泛出露盐泉，利用盐泉“汲卤熬盐”已有数百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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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类与人类文明的关系（2）
我国最大的盐矿省为青海省，保有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80％；此外四川、湖北、云南和江西等省盐矿资源亦极丰富。青海省的这一特性或许能够部分揭开为什么新石器时期早期最发达的地区就在青海附近一带。
我国盐矿资源基本分布状况是：东部海盐，西部湖盐，中部井矿盐。我国是世界上湖盐矿产资源极其丰富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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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仰韶文化兴衰（1）
许多人探讨中国仰韶文化的兴盛与衰落之秘。我认为这个探讨必须在正确理解人类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基础之上进行才有可能获得进展。我的看法是，仰韶文明的兴衰因为地球地理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也就是与东亚的地理大改观可能有直接的联系。
仰韶文化位于今天中国最贫困的西北干旱高原山区，让许多人惊讶不已。为什么几千年前该文化曾经会繁荣于此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一旦了解古往今来的沧海桑田，一切就会变得容易理解。
仰韶人曾经生活在距离海湖不远的地区，但在大约4000年前这个时期，地理环境与他们长久适应的环境发生了断裂。海岸从地理“大斜线” 东移，同时又没有及时得到来自中东的技术更新，在与具有海洋背景支持的东部文明碰撞中，仰韶文化终于消失于历史的舞台。
在中东地区也奇怪地经历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文明南移现象，从土耳其以及两河流域南推至稍微后期的埃及。这些都可能也与全球气候变冷有关。大象、鸵鸟等随着这个气候的变化从中国北方南撤，河南、河北现在都没有了大象，如今他们只生活于云南省一带。以往适合农业生产的北纬40℃地区，后来在北纬30℃也可以，所以埃及文明在中东开始大放光彩，在中国地区仰韶文明被南方的黄河文明取代。
仰韶文明的衰落与中东的变化有同步关系。从世界地图上看，仰韶文化的核心区域甘青一带恰好与小亚细亚半岛和两河在接近的纬度，并且在同期他们在东西方同时获得了文明稳定而长久的发展。大约从4000年开始，文明在中东和东亚同时南移。这根本不是一种偶然现象。
在早期渔猎和农业时代，气候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一切都要靠天吃饭。气候的变化会导致一些文明的兴衰。不仅远古如此，对于中国唐朝突然开始的“安史之乱”，有些研究者也认为与当时气温下降有关。它迫使北方的游牧民族南迁。“从8世纪中叶至10世纪中叶，各类寒冷事件频繁发生，秋季冷空气南进的时间提前，春季时间则推迟，相应霜冻与降雪出现的最早、最晚时间都有提早或推迟。从河湖海冰冻现象研究，气候带要比现代南退一个纬度。这种相对寒冷时期一直延续到了五代时期。”这个论点的持有者为西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蓝勇。他认为这是直接影响中唐时期北方变乱的主要原因。
仰韶文化非常典型地代表了中国西北地区的文化，“三代”把中国区域内的文明重心拉向中原和东部。尤其是商朝现在已经被认定为来自山东沿海一带。这一先一后，一西一东，已经给仰韶的兴衰指出了神秘的答案。
中国的文明起源确实可以简化为这两个大的文明版块，仰韶在西部代表了农业文明，“三代”很可能代表了“海洋文化”。尽管黑格尔说封建时期的中国人背离了海洋，但在新石器时代我们或许可以说，是海洋文化打败了陆地文化，东部打败了西部。“三代”的出现很可能可以归纳为海洋文化的胜利，或者“水利文化”的胜利。
在中国最早的文明遗址之间是否曾经有过交流，这是个问题。并且，怎么来定义这个“交流”就是个问题。但无论如何这是个事实：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强烈特色；假如还不能说某些貌似交流的成分是同源，那么起码我们可以说这个交流是很薄弱的。
就仰韶文化与裴李岗之间，“无论是碳十四测定还是类型学研究，都尚未能将该类型与更早的文化（裴李岗文化）衔接上，为我们留下了一片有待于填充的空白。该缺环与渭水和汾河下游地区的早期阶段（半坡阶段）相对应” 。“在陶器风格方面，甘肃、青海地区诸类型与陕西、河南诸类型有着重大的差异：这无需争论，而是从其发现一开始就已被认识到了” 。
以上这些差异可以考虑为在中国之内的东西方差异，其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来自不同的根源，带有不同的语言与原始宗教习惯，这些沟通工具的差异阻碍了他们之间的有效交流。
此时距离中国西域很近的印度河上的哈拉帕文明值得中国人关注。它几乎与仰韶文化的命运一样，在大约4000年前神秘地消失不见。或许在中东的某个地方与中国的仰韶之间存在着一种尚未被我们观察到的相互关联，而这个关联由于世界的巨大变化迅速地导致了一连串的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多米诺骨牌倒塌现象。比如后来的“丝绸之路”的兴衰就曾经导致过沿途几个国家的兴灭。不过哈拉帕文明也可能由于一些水位影响了地理变化。哈拉帕文明距离中国的昆仑山很近，并且与仰韶文化基本同期。可以将其定位为中国某些文化的“过度驿站”进行考察。
中国的本土化过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是无疑的，但是假如只看到这些本土化而看不到突然的文明几次大举进入中国境内也是不客观的，所以无论是强调“西来说”也好，强调本土起源也好，基本的事实还是应该划分清楚的。假如没有这个前提的划分，可能永远只是在做无用功，因为从表面上看似乎“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事实上是有些人没有分清本土化以及突然外来文化的区别。
从这个时期开始看，中国区域内可以有几种划分。一个是南北划分，一个是东西划分，还有一个是东西南北的划分。从目前来看，起码把出现于湖北的大溪文化作为楚文化最早的一个根据地，而把古代文化分为西北、东部与南部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个划分中把东北的红山文化与河姆渡、良渚等东部文化合二为一了。但不能把这个划分与后来的苗、夷、戎、狄对应起来，主要原因是由于时间上有差异。
西部仰韶文化兴衰（2）
从新石器时期最初就已经看出，西北的红陶 仰韶文化与东部的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些主要的差别表现在前者以红陶为主，后者明显以黑陶和白陶为特色，也有红陶出现。并且巨石文化、鼎文化、鬲文化、甲骨占卜、漆器、鸟崇拜，都多来自东部文化，他们通过“三代”而延续至“历史时期”。除了红陶，西北的另外一个特点似乎是双鱼标志，后来成为羌人的一个特色——至今藏族同胞不喜欢吃鱼，或许远古他们有鱼崇拜有关，这需要进一步了解。
夏代是第一个有较多完整青铜器的一个团体，商朝更是进了一步。或许这可以比较明确地告诉我们是什么真正驱逐了“红陶文化”，是科技技术。东部文化比西部整体上更早一步获得这个先手，所以他们战胜了前者。我猜想东部在夏时依然使用了海上通道，而仰韶文化由于海平面的逐渐回落使他们彻底脱离海岸而失去了交通的便利，后来的“三代”对他们造成了海上来路的断绝，最终使仰韶随之气绝于深深内地。
中国东部海洋文明（1）
在中国境内泰山并不特别高大，才1千多米，为什么它会是中国古代最神圣的具有人文价值的大山？从大汶口文化或许已经奠定其神圣地位。东部地区新石器时期主要由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先后组成。
在山东西南与河南比较接近的地区发现了一个滕县遗址，“早于大汶口文化的类型，该类型与后来发现的裴李岗文化有相似之处”。这不奇怪，从地形图上看，那是两处最近的“岛屿”，他们之间应该曾经是一片“湖海”。我们或许需要猜测两地之间是通过舟船之类的工具达到交流的才正确。
苏北淮安的青莲岗文化遗址也有一些自己的特色，时间上早于龙山文化。
迄今为止已经发掘了100处大汶口文化遗址。这些遗址尽管出现于鲁东、皖北甚至豫中，但其核心分布于山东、苏北。并且这些遗址多为墓地，而非居住地。
我对于大汶口文化以及它前后和周围的东部文化的总结是：偏于海洋特色。并且之所以多发掘有墓地而不象仰韶那样有许多的居住地发掘，原因是他们更多地生活在船上，船就是他们的居住地。或者他们的房屋就建立在水上或水边，这一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的居住地会在发现概率上少于仰韶文化，坟墓就不同了。即便在上个世纪，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许多渔民除了必要的采购以及埋葬亲人他们几乎是拒绝上岸的，与岸上的人们几乎成为两个不同的民族。远古时期肯定也有这样的一个群体，为什么如此，或许没有道理，只是传统，也或许深有道理，比如躲避各种可以想象的危险。当然，也不要误以为大汶口文化是纯粹的海洋文化，他们也发展农业，任何一个谋求发展的群体在当时肯定已经意识到农业的不可或缺，所以他们最有可能整体是“两栖”群体。
大汶口人到底来自哪里？这个问题重大而敏感，因为它意味着对东部文明根源的回答。
“严yin 根据对大汶口和西夏侯遗址（山东曲阜）人口的一项研究而推断其居民为波利尼西亚人种，而与同时代的仰韶居民有着显着差异。”但也有中国学者不同意这个结论。
波利尼西亚人是一个擅长航海的民族，否则他们就不会居住在太平洋上的小岛之间。实际上我还认为这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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