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 作者:高天流云-第2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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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清这一点，只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一，要怎样才能结束党争；二，怎样才能在党争中活下去。
　　问题一，党争有二十年了，要结束它，几乎所有人、所有历史书都说要温和、要不偏不倚。具体起来，要像赵佶刚登基时那样，从皇上开始表现出中立、中庸的态度，下面自然平静了。
　　等时间一长，大家习惯了互相温柔，世界自然和谐了。
　　好，按照这个思路推演下去。某个皇帝是中立派，不偏向哪一方，更不打压哪一方。请问下面的大臣们会怎么样，就此安静吗？
　　空口无凭，有实例为证。宋仁宗，这个世界里最仁厚最中正的君主，他对臣子们好吧，可偏偏正是党争的源发点。为什么会这样？庆历新政居然等同于庆历党争，堂堂三百年第一人的范仲淹居然是党派之争的发起人，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人是一种独立思考的动物。还因为宋朝对文臣的超级宽大。这两点把宋朝的大臣们惯得无法无天，平时脑子里想到了就说，说啥也没关系，甚至说得多等于工作努力，那自然是不说白不说。
　　这时要皇帝怎么办，只是温和就行了吗？人家拼着不当官儿了都要说的，一个温和、平衡的态度就能阻止他们？开玩笑。
　　所以，以柔克刚是行不通的，只能以暴制暴。想消除党争，一是长久地、不改变地支持某一方，保持政策不变；二是把两边都打倒，一个不留。
　　只有这样，世界才能安静。
　　蔡京不是皇帝，没法制定方针，作为臣子他只能选择第二条。既然做了，就干票狠的，为了彻底在党争中脱身，他不分敌我，不分新旧，只要是有威胁的，全都打倒。
　　比如章惇、曾布，本来这是两位众所周知的新党元老，甚至是蔡京的老上司，但是为了干净的新天地，蔡京硬塞给他们两张旧党的党票，这就是新标签了，以党争的名义——去死！
　　这样结束党争，蔡京算不上大仁大义，但绝对大智大勇。历史证明，只有这一个办法，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如果还有，非流云所能逆料也。
　　问题二，关于生存的事。党争到了这一步，新、旧两党分别被对方抡倒两次以上，几乎每个参与者都跌倒、爬起、流放、回京、再爬起过，其间无论过程多么惊险曲折，都有一个共同的终点——倒台死亡。
　　无一例外，谁都一败涂地。强如王安石、司马光也没法幸免。
　　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要怎样活下来呢，这是个大问题啊。蔡京是个有心计的人，是个从开始就非常有危机感，向往平安舒适的生活的人。他的零拒绝服务足以证明这一点。有这样的心胸，只要稍微分析一下过往的例子，就会得出一个绝望的答案。
　　身在潮流里，浮沉不自由。不管是做党魁，还是当帮兵，都只是片刻的荣誉、永恒的悲剧！要想活，只有把周围的人都踩在脚下，唯我独尊，才能唯我生存。
　　都是你们逼的！
　　这是种顿悟，产生的后果是蔡京突然间的凶狠。一点预兆都没有，他变成了北宋史上最残忍、杀人最多、不问青红皂白斩草除根害人到死的人。
　　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真切地反映了这一点。
　　前面提到的张商英，新党元老，亲手为他写的拜相制，文字极为褒美。可以说对蔡京非常好了，可是元祐党人碑上就有他的大名。为什么，只因为他有威胁，以张商英的资历、脾气，早晚有一天会反蔡京。那好，只要有可能，就先摁到死。
　　蔡京成功了，如果说北宋官场是一只大罐子，新旧两党无数党徒是毒虫，那么蔡京就是互相咬噬中存活下来的唯一的那一只。他，成“蛊”了。
　　以上只是推算出蔡京变身的经过，下面要说的是蔡京变成了什么。作为祸国殃民毁灭国家级的奸臣，人们总喜欢把他和董卓、曹操等著名反派相提并论。这不对，蔡京并没有活在乱世里，他更没有篡位的心，他所有的欲望都非常浅薄，非常实际。
　　他的狠毒只是出于他的危机感，是被动的应战，而不是主动去害人。后面发生的事，每一件都证明了这一点。
　　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的春天前后发生了一些事，传说这些事，让几个宋朝大佬在另一个世界里有过几段对话。
　　王安石说：“小京，有点过了啊。”
　　蔡京：“首领，我想活下去。”
　　这是关于元祐党人碑的。
　　司马光说：“小京，有点奢侈啊。”
　　蔡京很郁闷，“我想活得舒服些谁让我之前受罪呢？谁让我怕来日无多呢？”
　　这是关于赵佶、蔡京等高级领导人生活水平问题的。
　　生活水平这实在是最小，也最大的事了。说它小，小到了用餐的器具。某一天蔡京上朝，发现年青俊秀的皇帝呆呆出神。主忧臣辱，他当然要问清楚。
　　“陛下，您怎么了？”
　　赵佶羞涩又犹豫，他的面前摆着几只晶莹温润的玉盏、玉盘、玉卮，都是顶级的餐饮用具。他说：“过几天要大宴群臣了，朕想用这些玉器，可是怕人说三道四，说太豪奢。”
　　蔡京笑了，他理解。中国是玉的故乡，自古以来礼器、明器、国之重器如皇帝之玺，都以玉制成，哪一位皇帝身边不是玉器成堆。现在赵佶贵为天子，本身是追求完美的人，在刚刚登基大宴群臣的头几次宴会上，不使用玉器怎么像样？
　　蔡京提了件往事。说当年他出使辽国，辽国皇帝宴请他时，特意拿出了一只玉碗，说是五代时后晋石敬瑭的旧物，不知现在南朝还有吗？
　　言外之意，辽国在炫富，在鄙视宋朝。
　　　说来这也是事实，宋朝虽然为有史以来最富有帝国，但是帝王的生活一直节俭。不仅是生前，以仁宗为例，他连螃蟹都舍不得吃；死后更是节俭得惊人。宋代皇帝的陵墓是正朔朝代里最朴素的，秦有始皇陵，庞大震惊天下；汉有武帝茂陵，也是巨大的群落；唐朝李治、武则天合葬的乾陵，挖山为穴，以唐朝当时举国财富的一半陪葬；明有十三陵，以正朔朝代最微薄国力营造出系统的墓群；清朝更上层楼，康熙、乾隆等人都是从即位之初就开始修坟，一修几十年，落葬时墓穴富如国库。
　　辽国一点不差，源于习俗，他们的墓都修在深山老林里。高官贵人死后身着金镂玉衣，其式样比汉人的更精致，陪葬以丰富著称，每一代的摸金校尉都知道，挖到辽墓等于挖到了金矿。
　　宋帝陵是最寒酸的了，第一修建时间短，每一座都是在皇帝死后才修，最多不过两年就落葬。第二陪葬最薄，只有皇帝用金器，其余的后妃，哪怕到了高滔滔的等级，也只是镀金。
　　所以，赵佶面对玉器时很头痛，既流口水，又怕烫手，不知怎么搞才好。蔡京举的例子有些打动他，辽国用得，难道他用不得？思前想后，还真是用不得。
　　他想起了老爸神宗，当年只是要造一座小台，就被言官们轮番问候了一个多月，那罪受的，就算挺过去，造好了到台上去玩，都没了兴致。
　　那怎么办呢？
　　蔡京有办法，用辽国刺激不成，那么用中华文明的起始源头，最大的经典来证明怎样？他一共说了八个字，让赵佶如梦初醒。
　　《易经》云：“丰、亨、豫、大。”
　　《周礼》云：“唯王不会。”
　　会，发“快”音。意思是说，皇帝的花费根本不用计算，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要达到“丰、亨、豫、大”等富贵繁华的效果才算好。
　　赵佶悟了，他明白皇帝要怎么当了。古人诚不我欺啊，原来早有这样的前辈。是的，一定是这样，要不然为何那么多人争着当皇帝，为何争得头破血流，只因为享受难得，无边无际不必计算的享受！
　　从这时起，赵佶开始了他的幸福生活。以天下养一人，糜全国乐一夫，怎一个快乐了得。回首前尘，这似乎可以命名为几只玉碗引发的悲剧，悲剧之大，要以整个神州的沦丧为代价！
　　　以上只是崇宁三年春天前后发生的事儿里的一件，另一件在当时很不起眼，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三月二十四日，在河南汤阴县，一家农舍里传出了孩子的啼哭声，一个新生命诞生了。传说这孩子的哭声响起时，一只硕大的鸟从天而降，巨大的羽翼遮天蔽日，在农舍上空盘旋飞舞。
　　那是鹰，那是雕，是传说中的金翅大鹏鸟。
　　那家农夫，姓岳。


第五章　国之少年
　　帝国崩溃、延续的种子都在这时种下。引发崩溃的一方是赵佶、蔡京、童贯等人，延续的种子以这位刚刚出生的岳姓孩子为分界，也已经存在这世上了。
　　从这时起，我们要随时留意他们的成长，以最近的距离观察一群挽救一个时代的人，都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的出身，怎样长大，怎样壮盛，怎样凋零或者怎样堕落。
　　　这个刚刚降生的岳姓孩子是这群人里最小的一个，其他的人早已长大。年纪最大的一个姓张，他出生在公元1086年，这时十七岁。西北成纪人（今甘肃天水）。这是一个名将之乡，名将之乡，有时也等同于贫困之乡。天水地理偏僻，物产贫瘠，张姓少年只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他的成长之路可想而知。
　　必将艰难困苦。
　　一般来说这是好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只要熬过这一关，心灵的坚韧程度，操守的坚贞程度，都将牢不可破。可是熬不过去呢，或者说，在熬的过程中让他的心灵受损呢？
　　那就不好说了。
　　在公元1103年的春夏之交，酷烈的西北阳光下，张姓少年默默地低着头，走向了自己的命运。他走进了军营，当了一名弓箭手。
　　没人留意他的名字，偌大的军营，他只是其中一根矮得不能再矮的野草，他的前途？如果一切正常，一切平常，永远都是个兵蛋子。
　　他叫张俊，字伯英。
　　第二大的孩子姓韩，张俊是因为卑微而无人留意，这位韩姓少年却是因为名气太大了，没人敢不认识他。他生于公元1089年，老家在西北的延安（今陕西延安市），也是个平民子弟，这时只有十四岁，却是当地的风云人物了。
　　因为他实在浑蛋。
　　韩姓少年每天快活无比，没家没业，父母双亡，一人吃饱，天地开阔。当然，在他吃饱的过程里，延安当地的老百姓实在是郁闷透了。
　　韩少年天生神力，据传说十岁出头之后，延安当地的成年汉子们就都噩梦了。十岁的孩子，能打得他们头破血流鼻青脸肿，要知道，那可是民风强悍的大西北，往往民间的爷们儿比军队里的大兵都不差。
　　如果单单是暴力还好说，韩姓少年貌似粗鲁，其实精明得让人头晕，这就让人没法活了。不说想骗他，就连拿他开心都很凶险。在他十四岁左右，发生了一件事，让当地人传为笑柄，又都深深地忌惮，面对他时更加小心。
　　那次的事本来应该名留青史，当事的两位主角都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尤其是那位预言家，简直是活神仙一样啊，因为算得准啊。可是事情的发展过程实在是太意外了，让那位预言家没脸留下姓名。
　　那日，有人走近韩少年，说——君当大贵，位列三公。
　　三公，是司徒、司马、司空。自古以来的朝中顶级三大佬。这样祝福的话谁不爱听，况且以后韩少年真的名留青史，成为国之柱臣，一点都没乱讲。
　　可是韩少年一听之后突然暴怒，把那人当街撂倒，一顿暴打，打得遍体鳞伤。
　　丫的敢当面骂我！俺是谁，边远山区一个街头混混，居然三公，我打到你阿公都不认识你！
　　这就是韩少年的风格，他拳头威猛，想搞谁都能让对方头破血流，就算以后面对的是超强民族的超强将领也一样。并且他非常精明且冷静，什么阿谀、奉承、骗局、陷阱，基本上什么歪门邪道都瞒不过他，在以后的生命里，军界、政界两不误，既办了正事，还没倒霉。
　　公元1103年的春天里，韩少年仍然快乐逍遥着，还要再过四年，他才会突然猛醒，厌倦这种无所事事的浪荡日子，跑去军营里当大兵。
　　他姓韩，名世忠，字良臣。
　　第三大的孩子姓刘，他也出生在公元1089年，从资料上没法比较他和韩姓少年谁大谁小，但出于种种原因，包括他的人品问题，从古至今，从来没人把他排在韩少年之上。
　　刘少年是所有国之少年中唯一一个出身名将之家的将门之后，他父亲名叫刘延庆，官衔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保信军节度使。这意味着从小到大，刘少年接触到的都是职业军人，让他以成为职业军人为目标接受训练。
　　这样的出身，系统的学习，他本应该是众少年中最神勇最智慧最职业的一位军人，对国家做出无与伦比的贡献才对。可奇妙的是，教育型的人才永远比不了自我觉醒的人才。
　　因为自我觉醒，自我完善的，叫天才。
　　他叫刘光世，字平叔，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人。
　　上面三人加上岳姓孩子，是三十年之后神州板荡中原沦丧时汉民族最后的屏幕，他们是最强的英雄，各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足以压倒世间其他豪杰。
　　但是一对亲生兄弟除外。
　　这是两位姓吴的少年，他们远远地站在国家西南边疆的丘陵高地之间，护卫着蜀川大地。这是最致命的地段。
　　自古以来，中国各朝代如想统一天下，混成帝王，必须先把长江上游的蜀川征服。如秦朝，得蜀川之后国力大增，再顺流而下，长江沿途地段势如破竹，迎刃而解。三国时，晋先破西蜀再灭东吴，就是这个套路。
　　如果不这么做，就得在长江两岸列阵，强攻硬打，只要稍有闪失，就会像曹操、刘备一样把几十万人马扔在水里。
　　蜀川如此重要，吴姓少年的担子之重可想而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前面四位将军发挥的余地，更没有汉民族得到喘息，重新立国的机会。
　　他们是闪耀在西南边疆的双子星座，一生战无不胜，是二十七年以后，全国精锐都在异族铁骑面前丧失斗志时，与异族最先接战，战而胜之的人。
　　在公元1103年的春夏之交，吴姓少年中的哥哥十岁了，还在老家德顺军陇干（今甘肃静宁）生活，不久后移成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这里距离蜀川大地太远了，他登上最高的山峰也看不到那里，正如他看不到自己后来的命运。
　　他叫吴阶，字晋卿；弟弟叫吴璘，字子挺。
　　综上所述的六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北方人，除了岳姓孩子之外，其余的五个甚至全都是西北人。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他们有着共同的出身，都是帝国西北军团的战士。
　　荣耀的西北军，劳累的西北军，苦难的西北军。
　　奇妙的是，他们的领导却是一个蜀川人。
　　这个蜀川人的岁数很小，只比最小的岳姓孩子大六岁，生于公元1097年，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他是大有来头的，唐朝著名宰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是他的祖先。
　　　在公元1103年的春天时，他只有六岁，却已经是个孤儿。他和别的孩子截然不同，终日沉默寡言，门外的春光，小朋友的打闹都离他很远，他把自己关在房里专心地读书。他要成名，走最正统的路，做最大的官。这是他的理想。不久之后，他会从蜀川出发，沿着当年苏轼走过的路，向京城进发。
　　他会成为国立大学的学生。
　　在那时，他自己都不会知道，以荣耀的文官为目标，发奋努力的自己，会在后半生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