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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宋史 作者:高天流云-第2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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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在封建时代是无比重大的事情,新旧两党不管是谁,必须放下恩怨全情投入。尤其是当权的新法集团党魁,比如蔡确。王珪死后,出殡的主持人,山陵使这个职务非他莫属。想想神宗皇帝这一生对你们多么的情深义重,你们好意思在丧期里添乱吗?
  于是大家用心办丧事。
  丧事过后,天下和谐,所有参与的人,不管新旧党,都升了官、发了赏。而且时间到了年底,都忙了一年了,连皇帝都死了一个,大家是不是也要休息一下呢?
  于是蔡确、章惇、韩缜、司马光都回家各自过年,准备好年假过去后,再较量。注意,以上这些都是惯例,想当官,想做事,都得按着这套程序走。
  只是时间走到了下一年的正月里,新党集团发现自己真是太蠢了,不知不觉之中,都是按着官场的规矩办嘛,也没什么感觉,怎么就掉进了司马光的陷阱里了呢?
  新年伊始,改年号为“元祐”。开门第一件事,旧党集中火力猛攻首相蔡确。这位一直走位飘忽,在新旧两党之间左右逢源的顶级大佬,突然间焦头烂额,怎么也没有想到,毫无征兆的,他居然大祸临头了。
  其实他是有些预感的,也做了些努力来挽回。他很清楚,在之前哲宗即位的问题上,在邢恕的鼓动下,他抢了高太后的风头。这实在很不妙,可是无论在谁的心里,也没把这事看太重。
  因为宋朝太宽松了,别说稍微抢抢风头,就是当面让皇帝难堪,也没见有啥后果。只是事情总会出现的,什么样的奇迹都有第一次。很不幸,蔡确拿到了这个历史性的大奖。
  这个大奖是他在宋史里排名超级靠前的资本,他的遭遇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他的人生落幕的过程,是之后新旧两党死掐,不死不休,一次次比谁更狠的开端。
  一个要命的借口。
  事情从宋神宗的丧事开始。其实山陵使这个职务是不难当的,首先它是个暂时性工作,从出殡到入墓,这个过程只要顺利走完,就大功告成。至于危险,几乎可以忽略。因为惯例上这个职务只有已死皇帝的首相才能担当,而且丧事结束,该首相按例就要辞职。所以无论怎样说,有什么样的恩怨,这都是一个结束了。句号划完,人生归零,谁会去在乎、为难一个辞职了的人?
  就算是他的敌人,也会轻轻地放他过去。毕竟官场有它的游戏规则,其中之一就是,哪怕该敌人彻底倒台,可以安全地去踩上几脚泄愤,注意,千万别踩。第一坏了自己的名头;第二小心报应。谁都有马高蹬短的时候,这时落井下石,当心自己哪天也走低了。
  山陵使、马上退休的首相,在这种双重保险下,还是出了事。旧党里新上任的台谏官们抓住了他三大错处。
  一、身为山陵使,应该率领群臣为神宗守夜。可是除他之外,大臣们全在,唯独这位主角整夜不知去向。
  二、出殡当天,他应该与神宗灵柩寸步不离。可是他一会儿向前狂奔数十里,一会儿再向后狂跑数十里,中间还消失过一段时间,不知去了哪里,让人怀疑他是不是穿越了。
  三、神宗安葬后一个多月了,他还是不辞职。不说首相之职不辞,就连山陵使的职务都一直挂着。不知他要干什么。
  以上三条,足以定出个大不敬的罪名。我们也要承认,这三条罪行真是不怎么光彩,太失职、太轻率、太不着调了!
  只是历史上还有相对应的别的说法。蔡确守夜当晚失踪了,可小哲宗却有和他谈话的历史记录;出殡当天他没和棺材走在一起,甚至骑马回城了,去干了什么呢?某些资料显示,他和高太后有过交流;至于说啥都不辞职,看着是恋权不放,格调不高。
  可这是过年期间,放大假好吧。
  总而言之,各说各的理。专注在蔡确的身上,他本人是被突然打击,没有心理准备的。他心里一直很有底,因为之前他曾经补救过。
  他在新皇登基的重大日子里,提出了一个非常和谐的建议,给高遵裕复职。高遵裕是高太后的娘家人,在五路伐西夏之战中,他像一个西夏人的卧底一样把西北军团玩残疾,当然也相应地得到了一点点的处罚。他被降职了。
  蔡确以首相身份向高太后求情,在这样美好的日子里,连大牢里的罪犯都能特赦,何况本朝这时第一衙内高大将军呢?让他官复原职吧。
  多么好的同志,想领导之所想,做领导心里的事。通常这样做了,哪怕先招来的是领导的呵斥,事后也会得到领导的欢心。
  所以最开始时高太后冲着他怒吼时,他仍然不怎么害怕,尽管高太后吼得非常有水平,揭开了宋史里一些没人知道的细节内幕。比如说,当年高遵裕搞垮了西征,神宗当晚绕床叹息,整夜不眠,加重了病情。这条史料就是在这时公之于众的。
  可是之后蔡确的心就沉了下去,因为高太后骂完了人、做足了高姿态之后,并没有复高遵裕的职。这才是关键,说明了她一来不原谅高遵裕,二来绝不领蔡确的情。
  她记仇了。
  直到这时,谁也不知道她记仇能记到什么程度。蔡确得用一生的代价去做只照明灯,照出她的真面目,给别人提个醒。
  新年伊始,蔡确被罢免首相,贬职陈州。这个处罚是很重的了,从惯例上讲,已经罪责互抵,可以重新做人。蔡确也是这样想的,他在元祐元年早春的寒风中走出京城时,心里有失落也有些轻松,看结果,虽然丢掉了首相位子,可也躲开了麻烦漩涡,很不错。
  只是,这才是一个开始,不仅是他的噩梦,更是高高在上的太皇太后高氏的噩梦。不久之后,宽松、仁爱、慈善、文明的宋朝将变成一个超级苛刻、残酷、恶毒、不讲半分情理的梦魇世界,谁也别想在这个世界上有好日子过。
  强如高太后也别想躲过臣子们的反攻倒算!
  这时旧党一片风光大好,司马光的节奏让新党瞬间失去了党魁,借这个威势,他终于对王安石新法里的核心部位下手了。
  ——青苗法、免役法、将官法。
  这三项是重中之重,直接影响国计民生。同时由于它们在新法里的地位,只要它们还在,王安石的新政就仍然运转,宋朝政治的主体,仍然是王安石、宋神宗的印迹。
  司马光日思夜想,一定要在极短的时间里把它们废除。因为他实在是等不起了,新年刚过,形势空前大好,他的身体却迅速地衰弱了下去。他清楚,自己快死了。关于这一点,历史上通常给出的答案是司马光无时无刻地不在为宋朝担忧,加上十五年不停地写书累的。
  不成立。
  说到为国家分忧,司马光无论如何也超不过范仲淹,也没见范仲淹把自己忧死;说到写书,更是笑话。这个活儿的确很累,《资治通鉴》类的历史书的写法更累。它要收集、翻阅、分类、鉴定海量的前人资料,还要融会贯通,总结出自己的见解。我身为一个历史写手,深知其中的苦乐。
  但是司马光不同,他是官方修史,经济、资料、人员都配备充足,说来根本就不是他一个人在奋斗,而是一个小分队一起合作。比之前司马迁、班超等历史前辈强太多了,试问那些人都没有累死,司马光为什么累到这步田地?
  排除他个人身体太糟之外,只有从他的心灵深处查找原因。是怨毒、愤恨、不甘、绝望、等待等负面情绪在十五年之间每时每刻地噬咬着他的灵魂,才让他心力交瘁、百脉俱废。
  同时,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一旦得势,就对王安石新法废除得这样凶狠彻底的原因。
  痛并亢奋着,这是司马光在元祐元年正二三月间的心灵写照。他很快就要油尽灯枯了,为了成功,必须和时间赛跑。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要对新党不可思议的凶狠。司马光连续写了两篇奏章,都是针对“免役法”的,内容很复杂,目标很明确,他要求宋朝全境各州县必须在五天之内废除免役法,恢复募役法。
  这个消息传出去,宋朝人的脑子全体爆炸了。宋朝有多大,这样的疆界,这样众多的官员,要怎样调配、实施,才能在五天之内完成这个目标?
  役法与税法,是国家的根本。现在要换掉1/2的根基,居然只给了五天的时间!这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在历史上除了应付亡国级别的战争,从来没有这样颁布法令的。五天把开封城里的命令传到帝国各处边境都不够用。
  那么说,司马光真的疯了吗?不,他才没疯,从始至终,他都是一个少见的精明人。作为一个老官僚,他非常懂得下级的心理动态。要把握住这一点,才能让名义上本该积极执行的各种命令生效。比如说这次的五天期限。
  新法、旧法之争太敏感了,几乎每个帝国官员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要怎样统一?答案是不可能统一,人类的心灵从来没有哪怕区区两个是能够完全契合的,那么就要去强制。像王安石当初推行新法,是有宋神宗支持,才能强行推出。
  这时司马光要反手,也必须得有不寻常的招数。招数有两点,第一就是不讲理。我只给你们五天,不干就滚蛋,等着挨整穿小鞋。根本就不给下边人反驳打折扣的时间。第二是皇宫里的支持,他同样得到了。
  伟大的高太后在看到五天期限之后,心花怒放,喜上眉梢。司马爱卿真是空前的妙人,做人做事就是让哀家喜欢。
  传太皇太后懿旨,废免役法令即日起生效!(即日行之)
  眼看着国家元首、辅国重臣联手发癫痫,绝大多数的大臣都选择了沉默。事情是明摆着的,连首相大人都被整垮了,剩下的人去蹚这浑水还有意义吗?
  政治是种理智的游戏,身家性命更是现实的东西,大家都是聪明到能当大官的人,自然明白怎样做。只是还有一个人是例外的。这个人的一生从来没有所谓的“聪明”过,他只干自己想干的、应该干的事。
  章惇。
  他是这时新法集团仅存的宰执人员了,可以说是最后的一面旗帜,他不出面,兴盛了十多年的堂堂新党就会安乐死,而这是种难以想象的耻辱!
  章惇在一次朝会上当堂和司马光辩论,两人你来我往吵了起来。其结果就是章惇捅了一个超大的马蜂窝。从开始章惇就很尴尬,一个年轻力壮的壮年人和一个随时都可能倒毙的糟老头儿叫唤,那样子简直逊毙了。同时还被不停地打扰,提醒他吵架时要注意风度,以免让垂帘背后的太皇太后不愉快。
  这真是见鬼,居然成了这次国策大辩论的胜负标准。章惇竟然输在了态度上。当年的辩论实录是存在的,实在太长,没法搬上来,我们只看旧党的另一位领袖吕公著的原话,就会知道章惇受到了怎样的刁难。
  ——“惇所论固有可取,然专意求胜,不顾朝廷大礼。”
  既然说得有道理,可见对国家有利。在这样的大原则面前,居然怪罪章惇有求胜的心理!
  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有罪名了,可以群起而攻之。由司马光推荐上来的各位言官老大纷纷跳了出来,又有用武之地了,打倒了蔡首相,再撂倒章枢密,想想都让人兴奋!
  顺便说一句,宋朝在言官的管理制度上是非常健全的,比如言官是监管宰执人员的,那么言官与宰执恰好是亲戚的话,就必须得有一方辞职。
  这时言官里的范纯仁、范祖禹都是司马光的亲戚,章惇之前也点出来了,可高太皇太后、司马光就是不理会。注意,不是拒绝,而是装糊涂。
  如此这般,章惇也倒台,被赶出京城。做完了这些之后,旧党内部都松了口气,觉得大局已定,可以轻松些过日子了。他们错了,事实马上会让他们清醒,有圣人、清廉、公正、博学、博爱等正面美誉的司马光党魁的真面目有多么的狰狞。
  别说是敌人,就算是党内朋友,都被他气得发昏、吓得发抖。
  章惇被赶走之后,新法集团一败涂地,中高层的办事人员,如吕嘉问、邓绾、李定、蒲宗孟、范子渊等人一股脑儿地都被贬到外地。
  旧党扬眉吐气,司马党魁威武!15年之后大振神威,把新党连根拔起,实在让人佩服。激动之余,他们不自觉地向司马光身边靠拢,认为在这样的大好局面下,实在应该献出自己的一份力来,让形势好上加好。
  这些人的代表是苏轼、范纯仁、韩维。想表达的想法,集中在免役法废不废、怎样废、废完了用什么代替上。
  先说范纯仁,他是范仲淹的二儿子,以当年的道德标准、文化标准来衡量,他是一个完人,他拥有一颗平衡之心。
  这种罕见的心灵源自于宋朝300年间第一人范仲淹的家风。范仲淹一生从贫苦到大臣、从文臣到武将,走过了一个完整的人生,由此也带来了他包容大度、不偏不倚的心灵。拥有这种心灵的人,当官时怜悯百姓,做平民时保持自尊,平素里温文尔雅,有外敌时却冲在最前线。
  传到第二代之后,范纯仁保持了父亲的一些特性,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风格。如果说范仲淹的心灵是温文、恢弘的话,那么他就是温文、仁厚外加一点点的愚蠢。这点愚蠢是很可爱的,它甚至是范家的传家特质,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明明知道要得罪权贵也要忠于自己的心灵,甚至明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也要为国分忧。
  所谓“在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
  好了,说得有点多了,范纯仁的平衡心灵觉察出司马光的行为有问题,他跑去提了个醒。说废除免役法是件好事,但是要看怎样去做。太急了会让基层一团糟,老百姓无所适从。尤其是实施废除法令的人,要是选不好,会造成大面积的混乱。
  平心而论,这是常识。当年王安石改革时,免役法是他和宋神宗反复研究了两年多才逐步实行的,先京郊再河北,然后才推广到全国。他司马光可好,五天之内全国都改!
  这种急躁程度简直是疯子才能想出来的。
  所以范纯仁要提这个醒,也觉得但凡有点理智的人都会答应。可是他错了,司马光这时的状态、心灵都绝不能以一个正常人的标准去衡量。
  这个醒提得毫无作用,司马光理都没理,彻底无视。
  苏轼第二个登场。说实话他上来时司马光没想到会听到不同意见,想当年小苏同志是坚定的旧党新锐,和王安石斗得火花四射,多少年后都是旧党人士心里永恒的闪电嘛。
  可是十多年过去了,苏轼已经变成了苏东坡,人的经历决定心灵,苏轼从最初的一步登天的小地主,贬到外地成政治犯,回归土地沉淀灵魂,这一步步走来,他对事物的看法和从前截然不同了。
  这也是他和司马光的最大区别,司马光从地主到贵族,哪怕是归隐洛阳,都处于人文之巅享,受世人的膜拜,从来就没有身份上的变化,他的心灵从始至终都是纯正的士大夫阶层。
  可惜这一点我知道,读者知道,宋朝元祐元年时的苏轼却不知道。从他后来的表现来看,他把这时的司马光仍然当作一个纯正的学者、公正的长官来对待的。
  苏轼摆事实讲道理,把他流放在全国各地的实地经验告诉司马光,说免役法也好,募役法也好,其实各有利弊,没有哪个是十全十美的。真正衡量起来,基本分不出好坏,差不多,只看着眼点在哪个受益阶层。
  这时司马光沉默不语。
  苏轼满腹经纶荡漾,大段语录涌了出来。忽然间从两个具体法令过渡到法令改变的根本上,他想在原始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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