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 作者:高天流云-第2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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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中有座小山，山上建有“采药圃”。山下有小河，盖了座“钓鱼庵”。其他的只是些竹篱茅舍，院中最值钱的是他近5000卷的藏书。
　　他把此院叫做“独乐院”，意思就是明确地告诉外界，他不与众人同乐，专心读书写史，院外的所有事都与他无关。至于那个地洞，因为他是西北人，窑洞冬暖夏凉，住起来是非常舒服实用的。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思量司马光这个人，他是与众不同的，有太多的疑团让人看不清。其中之一就是他十五年的洛阳生活。为什么他要这样清苦，连住所都这样简陋？
　　说没钱是不对的，他写《资治通鉴》是官方投资，宋神宗给了他一笔超级庞大的专项资金，每年还有特别赏赐。那么是他一直简朴，受苦受罪习惯了吗？也不见得。
　　从他一生的事迹来看，他言行不一，不存在高深隆重的道德。要解释他在洛阳城中的生活表象，只有一个原因，这也是他与富弼、王拱辰等人截然不同的地方。
　　富、王等人是彻底的养老，在政治上、在恩怨上都抛开了。司马光的心里却有一团熊熊燃烧的大火，他一边写着书，一边关注着天下局势。王安石、宋神宗每做一件事都看在他的眼里，很快全世界都会知道，他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唯有清苦、唯有严刻，才能让自己保持住足够的状态，去等。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可是前途却遥遥无期。王安石会倒台吗？七年之后他等到了；宋神宗会改变政策吗？八年以来始终不变。
　　他很老了，神宗却那么年轻，希望在哪里连《资治通鉴》都写完了，天下仍然是改革派的天下！
　　怎么办，继续等。司马光坚信，他在十五年之间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意义的，不仅会让他成名，更会让他达到王安石、宋神宗所必须仰视的巅峰。
　　他做到了。在中国这个礼仪诗书至上的国度里，一位超级学者的魅力是无限的。人们在潜意识里相信，一个人有多大的才，就会相应地有多大的德。
　　一部空前绝后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确立了司马光光芒万丈的形象，有这本书在，他万古不朽；同时在当时也让全天下注目。
　　他的声望高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第一，在个人声誉上，全天下人不再叫他的名，或称他的字，而是统称为“司马相公”。
　　相公，泛指一切曾经在东西两府任职的宰执人员。比如范仲淹、韩琦、富弼、王安石这样的人，才可以领受。查看司马光的履历，他在归隐洛阳之前，只是被提名去做枢密使，可惜没上任就被改革派搅黄了。也就是说他根本没资格，但老百姓认可了。
　　第二，他占住了地利。
　　西京洛阳是块宝地，在历史上仅次于汉、隋、唐三代都城长安。自古以来公卿缙绅聚居在这里，其富裕程度，对周边的影响，并不比开封差太多。司马光在这里是太阳，所有人都围着他转。每当他写书写累了，就坐着车离开家门，去找朋友。
　　他的朋友是富弼、文彦博、邵雍、程颐、程颢、席汝言、王尚恭、赵丙、刘凡、张问、张焘、刘恕、范祖禹等人。看看这些人的身份吧，不是顶级高管，就是一方大儒，这些人聚在一起，随便写写诗唱唱歌，就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每当这时，洛阳城中都万人空巷，簇拥着司马光的马车，去看传说中的各位名士。
　　这样的盛会，在北宋史上非常有名，叫做“耆英会”。
　　年复一年，作品出来了，声望隆重了，王安石罢相了，宋神宗病死了司马光如日中天！
　　他是宋朝还活着的最有影响力的人，无论谁当皇上，都没法漠视他。而他也在积极地寻求机会参与国家大事。在元丰初年，吴充当宰相时，他跳出来想参与。眼看风头不对，立即又潜回去了。
　　八年之后宋神宗去世，他一个外地的闲散半退休大臣，本来没资格参与丧事，甚至国家也没有邀请他出席，他想了想，决定挤进去。
　　注意，这是违规的。比如王安石，这是真正的前宰执，与宋神宗一生利害无法分割的大臣，不被邀请，也不能随便进京。可司马光就来了。
　　他的马车刚到城门边上，就被卫士们发觉了，顿时全城轰动。老百姓都拥了出来，围观、欢呼、赞美、挽留，他就是当时最绚烂、最璀璨的明星。可是该明星被吓坏了，面对都城的空前人气，司马光二话不说，调转马头就跑，直接跑回老家洛阳。
　　什么神宗不神宗的，爱死不死，我的名誉这样大，已经高过警戒线了，必须躲过这风头！可是身为巨星有时是很无奈的，他前脚刚到老家，还没在独乐园里喘匀了气，开封城的追兵就到了。
　　北宋第一贵妇，高太后的私人代表，内宫供奉官梁惟简梁大太监驾到。先是向司马光致歉，官方考虑不周，准备不足，吓着您这位国宝了，特此慰问。接着代表太后、代表新皇帝向司马光请教治国之道，您看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是什么呢？
　　机会，盼了整整十五年的机会终于还是来了！司马光有太多的话要说，经过缜密思考，他拟定了一系列的行动步骤。由点及面，最开始的一步是把现有的朝臣、以往的政治完全打倒。
　　历时十五年之后，司马光的第一篇奏章这样开始——“近年以来，风俗颓敝，士大夫以偷合苟容为智，以危言正论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达皆罪在群臣，而愚民无知，往往怨归先帝”
　　皇宫深处，高太后手捧这样一篇奏章，脸色开始变得灿烂。好，非常的好，把熙丰年间所有的成就都抹平了，把她亲生儿子一生的事业彻底贬低。做得实在太好了！
　　召司马光进京。
　　司马光和吕公著一起回的开封，起步的官职就是门下侍郎。任命刚刚下达，他的第二篇奏章也发表了——著名的《请更张新法》。
　　从名字上就点出，从此割掉熙丰新法的草。这篇文章很出色，真实地反映了司马光的心声，他开篇就把王安石骂了个狗血淋头。
　　——“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遂致民多失业，闾里怨嗟。”之后长篇累牍向各条新法排头砍去，把它们比作社会毒瘤，一定要尽快铲除。
　　这篇奏章是面旗帜，高太后读得神清气爽，看到了恢复旧法的曙光。多年来被压制在地方上只能喃喃咒骂的反对派们更是眼前一亮，觉得终于看到了反攻倒算的希望。可是现实是无奈的，不管司马光有怎样的抱负，高太后有多大的权柄，神宗留下的领导班子还在，蔡确、韩缜、章惇乃至于中层的干部人员都是新法集团的，这些人站在一边嘻嘻哈哈地看着上蹿下跳的司马光，只觉得很好玩。
　　大家上眼看哈，看一眼少一眼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司马光。十五年前被王荆公、吕惠卿等前辈赶到洛阳码字的老古董，不知还能活多久，又跳出来咬人了。
　　针对这种现象，老谋深算的司马光没生气，他的表情变得更加神圣，提出了一个大公无私的建议。太后，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请下令大开言路，让天下人畅所欲言吧。
　　高太后心领神会，好，这样才公平。
　　这条命令一下，全国各地的奏章雪片一样飞向了开封城，司马光得逞了，全是赞同他结束新法的。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熙丰新法只是十五年间的事，之前传统的士大夫阶层积累了多少时代的底蕴，基本上能在朝廷里当官、说法、写奏章的人，都在他们的范围之内。
　　借助这种舆论，司马光趁势把变法前被赶出京城的同党都召回了开封，把他们一个个安插进了重要部门。刘挚、赵彦若、傅尧俞、范纯仁、范祖禹、唐淑问成为台谏，把持言官口舌；吕大防、王存、孙觉、胡宗愈、王岩叟、苏轼、苏辙进入六部，随时候补中枢；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韩维等元老为国家咨询政务，像元老院一样地位超然。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司马光就准备就绪，要对新法开刀了。
　　上面的举动新法集团都看在了眼里，他们终于意识到，危险到了。这人能成为新法教主王安石的终生大敌，是相当地不好对付的。
　　紧张之余，他们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既然在权力上没法对抗，那么就从礼教上寻求力量。正好反对派们时刻都标榜自己是君子，那么孔夫子的戒律是不是要遵守呢？
　　——“父死，子三年不改其道，可谓孝也。”
　　这是最起码的对亡父的尊重。现在登基的是哲宗小同学，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立即就改变神宗的政治纲领吧。而三年，这对政治来说是相当漫长的时光，足以让很多变数发生。
　　这个说法正中要害，刚刚还张牙舞爪的反对派们都沉默了，天大地大孔夫子最大，他说的每句话都是最高指示，谁敢反对？而“孝”字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要素，敢在这上面含糊，那就真的国将不国了。
　　但在司马光的身上无效，他的脸都绿了，三年，他都等了五个三年了，现在他连三个月都不能再等了！那么怎么办？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作为一个名义上的纯儒，一个道德上圆满无缺的完人，他虽然不能修改这句话，可并不妨碍他弄虚作假。
　　他提出了个口号，我们废除新法，并不是“以子改父”，而是“以母改子”，是以神宗亲爱的妈妈高太后的名义进行的。
　　并且特别注明了，虽然是改动了神宗的法规，但并不是说神宗有什么错，错都在王安石、吕惠卿，神宗是被他们蒙蔽欺骗的。
　　这是不是在隐晦地说，神宗很笨、很好骗呢？
　　抛开这个不讲，“以母改子”本身就是个大笑话。查遍儒家经典，只有“女子在家从父，无父从兄。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司马光是从哪儿翻出来个“以母改子”的呢？
　　况且登基的是小皇帝哲宗，高太后只是垂帘听政，一个摄政者而已，她凭什么去干扰国政，篡改儿子的法令？仅仅以她是母亲的角色？
　　无论哪一条，都说不通。可司马光觉得理由足够了，高太后更觉得充分得过了头。在她心里，这件事只要经过了探讨，都是对她尊严的挑战。难道她想干什么，还要谁来批准吗？！
　　司马光如愿以偿，真的在神宗死亡三个月之后，就对新法动手了。
　　头一刀砍向了“保甲法”。要看一下他废除法令的原文，才能知道什么叫丧心病狂、胡言乱语。
　　摘抄主要原句——“自唐开元以来，民兵法坏，戎守战攻，尽募长征兵士，民间何尝习兵。国家承平，百有余年，戴白之老，不识兵革。一旦畎亩之人，皆戎服执兵，奔驱满野，耆旧叹息，以为不祥。”
　　这是中心思想，第一，他说中国人有一百多年不练兵了，所以也就没必要再练。为什么呢？这不单是愚蠢的惯性思维可以解释的，要结合奏章后面的结束话，才能知道他把本族人看成了什么废物。
　　这时重点看第二点，从“国家承平，到以为不祥”这一段，这是他之所以要废除保甲法的理论依据。因为到处都是练武的人，让乡村的老头儿们很不安，觉得不吉祥，所以要废除。
　　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会气得四处乱窜，就算他不是什么史学大宗师，仅仅以他四十年以上的官龄，都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蠢话。
　　国家大臣思考重大国策，居然要以农村的平民老头儿的喜乐为依据，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人类社会什么时候进步到这种地步了，北宋真的是人间的天堂？重大国策会让基层的老百姓举手表决？相信当时每个人都心里有数，可司马光硬是要这样说，还有些人，比如高太后居然能听进去，并且照此实施知道什么叫无耻了吧。
　　和下面两段原文对比，上面的这个又不算什么了。
　　下一段，司马光谈到了钱——“朝廷时遣使者，遍行按阅，所至犒设赏赉，縻费金帛，以巨万计。此皆鞭挞平民，铢两丈尺而敛之，一旦用之如粪土。”
　　这简直是睁眼说瞎话。作为一个史学大宗师，他应该连三代以上中国历朝历代的文献资料都了如指掌，那么为什么宋朝本代的资料他会选择性失明呢？
　　之所以要实行保甲法，为的就是消减军队，减少军费。虽然保甲法实行中也有支出，但都由皇宫里神宗的封桩库、消减兵源节余的军费里划账，没动用户部的一分一厘。这怎么能算是浪费呢？查一下具体的明细。以熙宁四年为例，节约军费160余万贯，保甲法支出130余万贯，还多出了30万贯的富余。
　　这只是京城附近的统计，放之于全国，节余数字会更惊人。保甲法是费钱，还是省钱，还用争论吗？
　　最后一段，在看之前，请大家深呼吸，别被气晕过去。原文如下——“彼远方之民，以骑射为业，以攻战为俗。自幼及长，更无他务。中国之民，大半服田力穑，虽复授以兵械，教之击刺，在教场之中，坐作进退，有似严整，必若使之与敌人相遇，填然鼓之，鸣镝始交，其奔北溃败，可以前料，决无疑也。”
　　这是唯人种论了，中国人就是种地的，不管怎样训练，都没法和异族人相比。因为人家天生神武，从小练兵，我们再怎么练，只要一个照面，立即全体卧倒仆街，一点别的可能都不会有。


第十二章　还有比这更恶毒的言论吗
　　司马光也算读过书、研过史，中国人在北宋之前，甚至就在北宋初年，什么时候比异族人弱过？不说燕赵习武旧地，就以农民为论，中兴宋朝最强的武将岳飞本人就是农民，之后明朝戚继光等人的军队里，农民更是骨干力量，甚至近代新中国成立，也是由农家子弟打下来的天下，农民哪点给中国丢过脸？相反，坏中国大事的，倒全是由司马光所力挺的禁军、厢军所造成的。
　　他的这种言论，是对整个中华种族的蔑视，是对已往所有历史的大不敬，可深深地得到了高太后的共鸣。她所需要的国民就是一群懦弱的奴隶，只有这样，她才会能活得轻松、活得自在，觉得世界真是和谐。
　　保甲法就这样被废除了，宋神宗、王安石苦心经营的不费钱、不误农的全民皆兵政策，已经实施了十五年，让两代人习武成长的政策，就此破灭。几十年之后金兵突破边关后长驱直入，直抵开封城下，灭亡北宋时，任何一个有理智、有记忆的中国人都应该知道恨谁。
　　司马光这个败类，如果有保甲法在，国家的希望就不会仅仅局限在开封城内那些糜烂的禁军身上。
　　当年新法登台是有步骤的，这时废除新法仍然有先有后。司马光是有头脑的，他先废了保甲法，卸掉农民身上的武装，下一步才能让农民回到水深火热的旧时代里。
　　废除方田均税法。
　　一个时代结束了，农民成了从前的农民，地主变成了以前的地主。
　　这只是开始，司马光的动作非常快，难得的是节奏感保持得妙到毫巅。要动手，先雷霆万钧，把新法集团打懵，保甲、方田均税两法废除之后，市易法、保马法也相继作废。
　　这四项搞定之后，帝国的军、政、商、农四大支柱都面目全非。蔡确、章惇大怒，这是图穷匕见，上来就分生死！
　　可是他们一步慢，步步慢，刚想着反击，司马光的节奏感决定了一切。你们很生气是吧，很想咬我是吧，慢来！
　　帝国这时有件压倒一切的重量级事务要办，要以举国之力去办，根本就没半点精力留下来吵架——给宋神宗发丧。
　　这在封建时代是无比重大的事情，新旧两党不管是谁，必须放下恩怨全情投入。尤其是当权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