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 作者:高天流云-第22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这是开封城里的好朋友、驸马都尉王晋卿的小道消息，告诉他抓他的人就快到了，能跑就快跑。
　　苏轼愣了一会儿，苦笑一声。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真要是皇帝抓人，能跑到哪儿去？何况自己跑了，这一家老小怎么办？
　　他索性穿好官服，静等官差上门。之后的事就是御史台抓人流水线操作，苏轼被押解进京，等待他的是御史台的审问。更确切地讲，是李定的怒火。忘了说，李定这时就是御史台的长官。
　　面临大险，苏轼的心灵是与众不同的。临走前，他看着自己的第二任妻子，也是王弗的妹妹王润之笑了，一边为妻子抹去眼泪，一边说：“夫人，前朝真宗年间有位隐士名叫杨朴，应召入宫。真宗问他能否作诗，他说不能，可临行时夫人给他作了一首。你想听吗？”
　　王润之点了点头。
　　苏轼笑道：“呵呵，听好。‘且休落魄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吟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夫人，今日我也进京，你不能像杨夫人那样写首诗为我送行吗？”
　　苏轼越潇洒李定越喜欢，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不然折磨起来还没意思呢。苏轼一路车马颠簸进了京城，住进了乌台大院。
　　乌台，就是御史台。这名字有来历，从汉朝起就这么叫了。一来是说当时的御史台里有很多的柏树，上面住着很多乌鸦；另一说嘛，就跟御史们的职业有关。这帮人到处挑错，谁见谁烦，还惹不起，于是统称他们为乌鸦嘴。
　　办公的地方，也就随之变成了乌台。
　　乌台大院里关的全都是官儿，像苏轼这样的地方领导还算不上高规格。只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他被特殊照顾了，审讯由御史台最高长官李定偕同舒亶、何正臣等新法集团同僚共同进行。


第九章　昼夜不停
　　先说白天，李定等人轮番轰炸，要他把写过的所有诗词逐字逐句地解释，哪一个敏感词如果绕不过去都有抄家的危险。这种场面其实很常见，我们民族每个时代都在做这样的事，20世纪里也有。当时多少大人物竞折腰，弯下去就再也没挺起来过。
　　苏轼不一样。宋朝对文人超级宽松优厚，只要天上还有太阳，在大庭广众之下，审讯的尺度就都能保持住。最起码能让他说话，于是李定等人就都郁闷了。
　　苏轼居然能把自己的文字狱扣到新法教祖王安石的头上。
　　他的诗里有一句是“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蛰，指潜藏、隐秘、冬眠等意，特指僵硬中还没复苏。李定等人抓住了这个毛病，问苏轼说现在圣明天子在位，只有飞龙在天，你居然写了龙潜藏在九泉之下。你说，这个蛰龙是什么龙？老实交代。
　　苏轼一笑，王安石有句诗：“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我诗中的蛰龙，就是这个龙李定等人的脸一下子就黑了。蟠，指弯曲缠绕，很憋屈的状态，用在龙身上同样不是啥好词。
　　还审什么？散会！
　　当天苏轼得意扬扬地晃回单间牢房里，一干御史大老爷凝固在审讯室里集体大喘气。这场景的确是很牛，很不常见，不过只是一会儿后，御史们的脸色就都缓过来了，一丝丝阴险恶毒的微笑浮上了水面。
　　白天你狠，晚上看谁狠。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时，乌台大院里的在押犯们突然间集体惊醒，个个吓得发抖。他们听见一阵阵鬼哭狼嚎的呼疼声此起彼伏，仔细听，还能辨别出那个喊疼的人有很浓重的四川口音。
　　没错，苏轼被人黑了，上演了宋朝版的监狱风云，被人在黑夜里轮番痛打。估计旁边少不了李定的低声怒吼：写啊，你倒是再写啊，让你蛰龙、蟠龙，现在你给我先蛰着蟠着吧这件事被当时同样押在御史台的另一位官员记录了下来。
　　这基本上是真的，最大的根据是苏轼的身体状况。在入狱之前他很健康，出狱之后苏轼腿疮痔疮、流行传染病、咳嗽、臂仲、赤眼等病几乎得全了。而他仅仅入狱两个多月而已，如果真有宋朝传统上善待士大夫的规格，他无论如何也到不了这步田地。
　　事实上他能活下来，都是方方面面，除了皇帝本人之外几乎所有顶级权贵集体努力的结果。
　　先是各界名流，苏辙、王亚卿、王巩、章惇等人，这些人官职不高，可都是影响很大的名士。他们为苏轼请命，愿用官职、身家担保；再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如司马光、张方平、李清臣、范镇、陈襄、刘攽、李常、孙觉等人。他们影响巨大，往往可以左右皇帝的意志。可惜都没说到点子上，以张方平为例，他差点把苏轼给帮死。
　　张方平给神宗写了封信，由于早就退休了，得由当地的官府转交，可是这事太敏感，官场上没人敢接。他就派自己的儿子张恕亲自带进京去敲登闻鼓交给皇上。
　　可惜张恕胆子太小，在鼓旁边转悠了半夜，还是悄悄地走了。苏轼出狱后很久，看到了这封信的副本，当时吓得舌头伸出来半天缩不回去。旁边人不懂，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解释。直到有人把信让苏辙看了，才知道答案。
　　张方平在信里说苏轼是天下奇才，绝不可杀。这完全是帮倒忙，苏轼有什么罪，不过是名气太大，影响到朝廷的声誉罢了。这时再说他是奇才，完全是火上浇油，逼着神宗动刀子。
　　真正能一语道破天机、洞悉神宗心理的，还是那个誉满天下，同时也谤满天下的人。他远在江南金陵的隐居荒山里，给神宗寄来了一句话，决定了苏轼的生死。
　　王安石。
　　他不当首相很多年了，在金陵人们时常会看见一个衣着简单、沉默寡言的老人骑着一头驴，从来不去管驴往哪边走，到哪里都一样，随遇而安。
　　王安石像一个完成了所有愿望的信徒，把自己的有为岁月都献祭给了国家，然后无欲无求，漂泊于天下。事实上他这次为苏轼求情，是离休后唯一的一次参与国家事务。
　　他对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这句话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皇帝考虑。神宗心性好高，重视后世名声，如果真的杀了苏轼，会让后世怎样评价呢？还算是太平盛世吗？
　　神宗的心动了，恰巧在这时，皇宫发生了件大事情，他的奶奶曹太皇太后得了重病，马上就要不行了。神宗很爱她，决定大赦天下，为她祈福。
　　老太太摇了摇头，不必赦天下，只赦苏轼一人足矣。他是个老实人，不会背叛朝廷的，你不要被小人利用。事情到了这一步，神宗已经提不起再修理苏轼的兴致，无论出于哪方面原因，都没必要再追究这个书呆子了。
　　两个多月以后，苏轼出狱，他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做团练副使，不许擅自离境，不许参与任何公务，基本上就是一个领些工资的保释犯人。
　　苏轼活了，他走出监狱时发誓：“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从此之后再也不作诗、不属文，更不与其他文人唱和应答了。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让饱受惊吓的亲友们放心，从此过上安稳平静的生活。
　　来到黄州之后，生活向苏轼展示了另一面。在这之前，在老家眉山时他有父母照顾；进京之后名满天下，有欧阳修那样的文坛宗主罩着他；反对变法时与王安石作对，身后有司马光等权臣大佬撑腰；哪怕贬到了杭州、密州、湖州，他的官也是越做越大，从通判变成了知州。
　　可是乌台诗案之后，他成了监外执行的罪犯，除了一份工资之外，所有的政治权利完全被剥夺，由于得罪的是皇帝，也谈不到什么前途。
　　就连怎样才能填饱肚子都成了问题。最先出事的是工资。北宋的官员们拿到的工资并不都是铜钱、布匹、粮食这些硬通货，这是只有京城里的顶级大佬们才有的待遇享受，各个地方上的官员们的工资绝大多数都是些实物，想变成钱，就得自己想办法去折换。
　　比如这时的苏轼，他的工资由公家造酒用过的袋子来顶替，每月领到后得自己卖出去，才能到市场上买米买面回家过日子。
　　堂堂苏学士变成小商贩，怎一个屈辱了得。可是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很快地这份单薄的工资不足以养活苏轼人口众多的家庭了，他这时有一妻一妾四个儿子四个儿媳以及孙子若干仆役几个，全都靠他吃饭，这么多张嘴靠那些旧酒袋子，很快就会被饿死。
　　困境中苏轼做出了之前他死都不会选择的生路，他的一个姓马的朋友替他向州里申请到一块城东的荒地，大约50亩，由苏轼自己耕种。
　　这是什么，这是农民，回想从前他反对免役法时的话，尽管他这时与纯粹的农民有区别，可终究要干同样的活儿了。这是报应，也是上天的恩惠，它让苏轼切身实地地体会到了从前他所蔑视的阶级的痛苦。
　　而他这时不觉得痛苦，只要能平安地活下去，就足以让他满足。
　　从这时起，他开垦荒地，种植庄稼，满足于更快乐于自己是个农民，他给这片城东的坡地取名为“东坡”，并且以这两个字为自己重新命名。
　　他叫苏东坡了，中华民族几千年里文学天赋能排进前五的大天才躺在长风茂草里，躺在无限宽广浑厚的大地上，彻底脱离了名缰利锁，他的心性提升到了另一个新的层面。
　　在黄州的第三年时，苏轼有感而发，写下了几行字——“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矣。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
　　这纸随手写下的小感，是排名仅在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之后的千古第三行书《黄州寒食帖》，在这个意义上，它奠定了苏轼宋朝第一行书大家的地位。
　　从另一方面说，这也是苏轼的悲哀。他想安静，可是超人的天赋让他不断地创作，直到让天下再次想起了他。五年之后，从京城传来了一个消息。
　　帝国最重要的任务落在了他的肩上，神宗皇帝想让他修国史。
　　国史，是记录某个朝代某位皇帝一生功罪成败的证据，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谁想研究那段历史，就必须首先从国史下手。
　　因其重大，所以要交给最可靠的人去管。在北宋，从来都是由当朝首相来兼职这份工作。可是这一次，神宗居然要用苏轼这个败坏朝廷名声、给新政抹黑的人负责。
　　这理所当然让一个人愤怒了。王珪跳了出来，他太没面子了，就算没有才华、没有个性，可也不能这样羞辱他吧，好歹他也是在位的首相。
　　王珪这个人是很不简单的，在历史里他被严重地低估了。大家都记得他是三旨宰相，上朝取圣旨，在朝接圣旨，下朝已得圣旨，是个把首相干成了秘书的人。这不对，他是开启了北宋灭亡的潘多拉盒子的人，从最开始到最关键的两步，都由他释放出了那个空前绝后的妖孽。
　　这样的人怎么会没有脾气、没有个性呢？
　　这一次，为了阻止苏轼，他很阴险地翻了个老皇历，还是苏轼的那首蛰龙诗，他把苏轼定性为一个反贼。试问世上只有皇帝才可以称龙，苏轼的诗里居然也有，这不是造反是什么？
　　现在看这个罪名太搞笑了，实在白痴。可是在当时没人笑得出来，一旦成立，苏轼是要抄家灭族的。而且根据官场游戏，没人敢这种浑水，一不小心成了同案犯，小心造反会传染。
　　可是仍然有人站了出来，苏轼在朝廷里还是有一位好朋友的。不管这个人在历史中的评价如何、与苏轼的政治见解是不是抵触，在苏轼的心里，这人永远都是个可以共患难的兄弟。
　　章惇。
　　在这种时刻，章惇站出来为苏轼辩白：请问首相大人，你确定除了皇上，臣子都不用“龙”字作诗吗？你信不信还有人用“龙”字做名字呢？
　　王珪不示弱，这种关头一定要坚持。结果两人你来我往，在金殿上吵了起来。只是吵了好半天，才发现皇上很淡定地坐在上边，似乎想着别的心事。
　　王珪觉得不妙，有人造反了，为什么皇上不生气？五年前他不是这样的，当时把苏轼连关带贬，摁住了狠狠暴打，杀一儆百的效果非常好。可是现在正在乱想，神宗说话了。
　　诗人作词，不是这样论的。苏轼自己咏他的桧树，跟朕有什么关系（彼自咏桧，何预朕事）？何况古人有荀氏八龙，有南阳卧龙，用龙字做名字的忠臣有很多。让他去修国史吧，你如果执意反对，就用曾巩。
　　都下去吧。
　　王珪和章惇退了出来，他用心地揣摩着神宗的态度，总觉得有些古怪。可是他身边的章惇还在火头上，还不想放过他。
　　章惇压低了声音说：“相公，你是想灭人家一族是吧？”
　　王珪摇头道：“当然不是，这是舒亶的话。”诬陷不成立，这时要低调。想来以他首相之尊，章惇也会见好就收吧。
　　却不料章惇的回答居然是句骂人话：“舒亶的唾沫你也吃啊？”（亶之唾亦可食乎？）痛快淋漓，牙眼相报，一点虚伪的假面都没有。这就是章惇的风格。
　　抛开这两人的争斗，在他们身后，神宗的表情一直是平淡的。是的，他变得古怪了，和五年之前就像两个人。那时他明明知道苏轼没有反心，可也不会轻易放过，他要抓这个典型，好让自己的形象变得完美，哪怕是超级天才也别想毁坏他一星半点。
　　那时的心，高高飘扬在九天之上，复熙河、平荆蛮、征交趾，无往不胜，眼看征服西夏，汉人二百多年所没有的辉煌就将在他的手里重现，怎能不使他自尊自爱？可是这时，永乐城一战败了，输掉的不止是战争，更是他的信心，甚至他的健康。
　　苏轼的诗就算真反又怎样，全身健康时指甲劈了会大喊大叫，觉得是件大事。可连胳膊都断了，区区指甲的问题还是事儿吗？
　　所以什么龙不龙的，都提不起他的兴致。这时他坐在高大堂皇的金殿上，觉得孤单凄凉。真的没有人理解他为什么要让苏轼，或者曾巩来修国史吗？
　　难道这些天天匍匐在他脚下的臣子们都是瞎的，看不到自己的健康急剧恶化，仅仅37岁就早生华发急着修国史，是想亲眼看到自己的生命变成史实，不想在死后有所牵挂啊。
　　“我好孤寒！”神宗的健康以34岁为分水岭，在那之前，他几乎出满勤，每天都要临朝工作，从来不生病。34岁那年，是宋元丰四年，正是五路伐西夏，先胜后败。
　　举国伐谋，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神宗一下子病倒了。病得很重，可他年轻，很快身体就开始恢复了，能重新工作了。只是时隔不久，就传来了另一个噩耗。
　　永乐城沦陷。
　　这个打击是致命的，只在一夜之间，神宗的健康就崩溃了。他“早朝当廷恸哭，宰执不敢仰视；涕泣悲愤，为之不食”。他是心思太重，对自己要求太高的人，无论如何都没法淡化失利的阴影，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一直郁郁不乐。
　　谁能想到，这居然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三四年。命运日向他接近，宋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九月的一天，他在集英殿里大宴群臣，刚刚举起酒杯，突然间群臣发现皇帝的手僵硬了，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下一瞬间，酒杯倾斜了，里边的酒都洒在了皇帝的衣襟上。
　　神宗失去了对身体的自控力，病情再一次恶化。痛苦中，有一次他忍不住呻吟：“我足趺疼痛。”又一次，他叹息说：“我好孤寒！”
　　皇帝做到了这样，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可敬还是可怜。这时他才年仅3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