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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宋史 作者:高天流云-第2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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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著名的对程圣人的不敬事件。
  话说圣人程颢在熙宁变法的初期还是王安石的手下,关于怎样变法才能成功,两人经常商量,有时程颢会去王安石的家里。某一天,两人坐谈,突然间王雱从内宅出来了,只见他披头散发光着脚,手里拿着一顶女人戴的娇艳型帽子,问他老爸,你们谈什么呢?(雱囚首跣足,携妇人冠以出,问父所言何事。)
  这个形象就足以给王安石父子定罪了。不说古代,就是现代开明社会里,父亲长辈们在谈正事,儿子衣冠不整,手里拿着非常私密化的东西出现,这是什么样的家教?更何况没经允许就直接插话,问长辈们聊天的内容。
  王安石,身为首相、大儒、名臣,家教到了如此地步,御史们可以有活儿干了,直接弹劾他家教不严,房楣不修,就算不到罢免的程度,也从此没脸做人。
  可是绝的是,王雱问了之后,王安石居然回答了。他老老实实地讲:“因为新法推行不利,正和程君商量对策。”
  王雱大笑,“这有何难,把韩琦、富弼的脑袋砍下来,悬挂闹市,新法自然推行顺利。”
  王安石长叹一声:“儿子,你说错了。”
  这里我们不说王雱的办法是对是错,当然我们都知道他是对的。前面早已分析过,自古没有不流血而成功的变法,不颠覆而达到的利益重新分配。我们跳过这一段,直接看下面的故事发展。
  王安石家教混乱,程颢看不下去了。他是圣人,最见不得的就是世间伦常次序的颠倒,非法不良的事件发生。
  他正襟危坐,对王雱训斥道:“方与参政论国事,子弟不可预,姑退。”这时圣人的威力出现,王雱如被当头棒喝,灰溜溜地走了。
  这段逸事一直被当成真事历代流传,其实根本不值得一驳。看程颢的身份是什么,他只是王安石当年变法前派往天下调查各地的农田、水利、赋役等情况的8个人中的一个,再以后,是制置三司条例司里的办事员。小官而已,在宰相家里能坐着谈话都是优待,有什么资格训斥宰相的长子?
  从另一方面考虑,不以官职,那么以学识、以年龄论,他是王雱的长辈,所以才能说出这样的话而王雱不得不听。只能以这个角度来说事了,只此一原因,再没有其他。
  可是那时程颢根本不是什么圣人,连他的老师周敦颐都只是一般货色,拿什么在王安石父子面前抖架子呢?再说两者的年龄,程颢生于公元1032年,王雱生于公元1044年,只相差8岁,程颢顶多是个大哥哥,从哪儿也论不出个长辈来。
  如果程颢真的说了上面那句长者谈话,小子速退的话,王雱能一个耳光抽过去,你是哪门子长辈,真是皮痒犯贱!
  不过凭良心讲,这件记载在《宋史·王安石父子兄弟本传》里的“史实”,和程颢的本质无关,仍然与《邵氏闻见录》有关,与邵伯温的人品有关。
  仔细查资料,王安石在熙宁二年二月当上了参知政事,八月程颢当上了条例司官,第二年五月政见不合罢免;
  熙宁二年至四年时,王雱在江南当官,程颢就有在王安石家里论政的事,王雱也不在京城。直到熙宁四年时,王雱才进京当上了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这时程颢已经被踢出开封,到外地当官了。
  两人没见过面,哪来的交谈,哪来的争执,哪来的训斥呢?至于“囚首跣足,携妇人冠”,这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想了,邵伯温一心一意盼着王氏父子绳捆索绑名誉扫地,蹲监牢吃死人饭。想了做不到而已,写进书里意淫一下也是好的
  之后的历代史书居然也就信了。
  回到事发现场,吕惠卿的行为无论怎样解释都是挑衅,王雱的愤怒里夹杂着大量的屈辱感,这让他忍无可忍。宋朝的大臣们过个年都能给子孙们赚来些恩荫,有很多的衙内都是以这条路走上了官场。
  官做到了王安石的地步,长子还是自己考上的进士,已经非常少见了。这时只是个龙图阁学士的头衔,居然被以前的下属,现在的叛徒给搅黄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回到家里,默不作声。集中精神去想,他一向强势做人的父亲,为什么就没有反击呢?他想不通,为什么要纵容一个叛徒!
  事情的发展让他越来越难受了,王安石不仅纵容吕惠卿,还对之越来越亲近,两人渐渐走得很近,从外表上看,和当初同心协力改革时非常像。随之而来的,是帝国的事务处理得越来越顺畅。
  这样的局面,是王安石、宋神宗都非常渴望的,可惜,被一件小事给打断了。
  御史台有个官儿名叫蔡承禧,他仔细查阅了当年国立大学(国子监)的考卷,发现了个很有趣的事。考官名叫吕升卿,一个优等生名叫万通。这两人一个是吕惠卿的弟弟,一个是吕惠卿的内弟。
  这还用调查吗,一定是徇私舞弊、走裙带关系。蔡承禧以这个罪名把吕惠卿给弹劾了。说来这也是无奈,吕惠卿好端端地做着副宰相,就算要立自己的山头,也没耽误过正常工作,自己也没犯什么错误,怎么能把罪名算到他的头上?
  吕升卿自己有官职,万通是国家大学的学生,都是成年人,可以自己去负法律责任嘛。可这就是儒家哲学的好处,一个人首先要讲的是道德,身为兄长,弟弟们犯的错也有你管教不严的罪。
  吕惠卿想了想,好吧,辞职。
  他辞职的请求被宋神宗驳回了。理由非常亲切,爱卿有大才,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你不可以走。你要全心全意地配合王安石。
  这样的话很温暖,吕惠卿说了些酸溜溜的话,比如王安石这次复相之后不爱办公,很可能是因为我,我走了他就会变正常之后,就回去继续上班了。说到底,他是个非常有才,心灵敏感的人,这也是改革集团内部的通病,需要官职上的重用,更需要经常性地抚慰沟通。
  蔡承禧的弹劾到此告一段落,吕惠卿回到政事堂见到的仍然是和蔼可亲的王安石,只是他不知道,甚至蔡承禧都不知道,刚刚发生过的这一幕被一个人看在了眼里,他悄悄走了出去,一个想法在他心里生成,没和任何人商量就做了。
  王雱,他去见了邓绾。
  邓绾现在是御史台长官,身为宋朝第一御史,他掌握的各方面的资料是最全最丰富的。从理论上讲,只要他想弹劾谁,理由总会有,办法总会有。
  王雱找到了他,只问他一句话。继续跟吕惠卿,还是回来?邓绾想都没想,回来。
  这就是邓绾的本质,前面谈到他发迹时,曾经分析过他貌似粗鲁,实则精明的手段。可是直到这时,他的本质才彻底曝光。当年他曾经说过一句超级经典的话,有人骂他无耻,只为当官时。他回答:“笑骂由汝,好官我自为之。”这句话被当成他的罪证,千年来无数人鄙视。
  可他最恶劣的行径,直到这时才做了出来。
  王安石走,他跟吕惠卿;王安石回来,他立即就卖了吕惠卿。王雱跟他说,蔡承禧那些料根本办不成事,要找出吕惠卿本人的错来。他立即就给出了答案。
  几年前,吕惠卿兄弟曾经合谋在南方,向华亭县(今上海松江县)的富户强借了500万贯钱,还曾在秀州勾结知县张若济强买民田。
  这是罪恶,不再只是劣迹。王雱笑了笑,很满意,他拿着资料走出御史台,去找另一个人,吕嘉问。这是改革集团里又一个骨干,由他和邓绾一起提出立案,专审吕惠卿兄弟害民犯法。
  王雱的目的达到了,各方各面迅速行动了起来,开始倒吕行动。进行得也非常顺利,立案、调查、上报,很快材料就交到了国家领导人宋神宗的手里。
  当时神宗的心情非常恶劣,正和王安石吵架。原因是老天爷又一次出来搅场。
  当年十月,天上出现了彗星。沉寂了很久的反对派又站了出来,用天变来说事。宋神宗一如既往地紧张,找来王安石,说据反映,老百姓近来很苦啊,连彗星都出现,是不是我们真的做错了?
  这种话在近6年以来简直成了宋神宗的碎碎念,王安石烦不胜烦,所以回答得也火暴了点:“老百姓连祁寒暑雨都要抱怨的,不必顾恤!”
  宋神宗觉得郁闷,我是仁君耶,我抱负远大,我纯洁崇高,我不同意人民的观点,可我誓死捍卫人民说话的权力!根据这条真理,他反驳道:“不能让老百姓连祁寒暑雨的抱怨都没有吧!”
  王安石二话都没有,我病了,我请假。
  宋神宗立即软了,爱卿别生气,更别生病,只有你才是帝国的救星正说着王安石已经开始往外走,这时他终于听到后边宋神宗的声音变得冷淡平静。
  ——爱卿,回来看看这是什么。
  王安石回头,看见宋神宗递给他一份文件。上面写着吕惠卿一长串的罪名,他不解,为什么给他看这个?宋神宗笑而不答,又递给他另一份文件。
  这一份上,写着王安石“违命矫令,罔上欺君。”
  王安石的头一下子就大了,这8个字是致命的罪名。前一份文件上吕惠卿的只是些贪财的小错,这8个字却是做臣子的最大罪名。恍惚间他看了下文件署名,赫然写着吕惠卿。
  他实在是搞不懂,吕惠卿怎么突然间这么疯狂,这不是跟他分大小,这是要争个你死我活。正思量间,又听见神宗慢悠悠地问了句。
  ——爱卿,这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
  不知道。王安石老实回答。他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宋神宗没再追问他,只是意味深长地说,那就回家仔细想想吧。
  一路上,王安石想了很多。事情肯定不是片面的,吕惠卿被弹劾、吕惠卿弹劾自己,这两件事同时发生,必定有内在的联系。
  回到家后,真相大白。王雱把经过都告诉了他。王安石越听身上越冷,他生平第一次感到了无力和失败,真真切切地知道,终于众叛亲离,无力回天了。这和他第一次罢相时不同,那时他和皇帝有默契,与亲信们同心同德。
  有“护法善神”,有“传法沙门”。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王雱不解,他不懂为什么他的父亲变得这样低沉。王安石一一给他解释,他才知道自己错到什么地步。王安石第二次拜相,首先“传法沙门”韩绛变了。他受不了吕惠卿的霸道,才请回了王安石,可是王安石重新当政,他又从根本上和改革唱反调。
  他劝王安石不要再用那么只盯着“利”的官员。王安石摇头:“既不喻于义,又不喻于利,却居位自如。”这是变法的根本,不去追求实际意义上的利润,又不回头走从前的老路,去追求虚无缥缈的义,这个官还怎么当呢?
  韩绛选择不当,他辞职了。
  变法派中坚人物只剩下了吕惠卿,这就是王安石一直容忍他的原因。为了大局,领导有时也得迁就下属,与整个天下大事相比,王雱的龙图阁学士的虚名,甚至王安石本人的尊严,能算是什么呢?
  可惜年轻的王雱只遗传了王安石的聪明和脾气,却没有父亲的博大胸怀,被一时的愤怒遮住了眼睛。他以为支使邓绾搞小动作很隐蔽,殊不知吕惠卿也党羽满朝,弹劾奏章刚递上去,马上就被他知道了。他选择第一时间反击。
  于是新政集团彻底内讧,一二号首领两败俱伤。
  一片死寂,父子两人都陷入了沉默。王安石在失望痛苦中没有意识到他正犯着一个更惨痛的错误。他没料到他的儿子会背着他做出上面的事,更没有料到儿子在知道底蕴后,会变得怎样。
  王雱是个走极端的人,他不原谅别人的错误,更不原谅自己的错误。伤心惨于伤身,世上有种人会被心情杀死,王雱就是其中一个。
  当他知道坏了父亲的大事,甚至让国家命运都改变之后,他病了,急火攻心得了背疽。这是当时的绝症,很快就病危了。在病中他知道了自己斗争的结果。他赢了,吕惠卿被贬出开封,到陈州去当地方官。从此之后,新旧两党都视其为眼中钉,再没能重回权力高层。
  目的达到了,却没半点的兴奋之情。
  王安石独立朝臣之巅,他仍然是宋朝的第一臣子。首相,大权在握,可是纵目四望,再没有一个并肩同行的人。这样的彻底,还得感谢邓绾。他把王安石可能存在的帮手都铲除了。吕惠卿贪污夺田案被上纲上线,一大批改革派中上层干部被牵连进去,一起赶出京城。
  其中就有三司使章惇。
  做完了这些,邓绾仍然意犹未尽,他清醒地意识到了一个总原则。有王安石才有一切,才有改革派,才有他邓绾。为了保住官位,他向神宗建议,为王安石及其家属在京城修建大宅第,好在京城永久定居。之后为王雱请命,这个杰出的年青人应该破格提拔,为国效力。
  神宗看着这种报告,心里不由自主地对王安石产生了反感。王先生,这是你授意邓绾做的吗?如是,你怎会是这种人品;不是,你所选的人怎会这样自私狭隘!
  他没对王安石说三道四,君子终身不出恶言。只是把邓绾的奏章拿给王安石看。王安石的感觉就是宋神宗刚才的感受,惭愧、羞赧,自己一生操守洁白无瑕,连敌对的保守派们都说不出污点来,却接连因儿子和下属蒙羞。
  ——邓绾有失国体,请黜落。
  这是王安石的回答,他只能就事论事把邓绾贬官。至于因这些事而起的误会、恩怨、荣辱,只有听之任之,让岁月帮助咀嚼,凭每个人各自不同的心性来消化了。


第二十三章 巅峰悄然退
  心灰意懒,却不能归去田园。宋朝的南方突然间有外敌入侵。王安石就算再烦,也得先把帝国宰相的职责尽到。
  南方这次的问题不再是叛乱,而是地地道道的被入侵。敌人是之前的附属国,非常乖,非常可爱的交趾,即今越南。
  往远里说,它一直是我们国家的领土。往近里看,直到仁宗朝的末年,甚至神宗朝熙宁八年改革派内斗以前,它仍然是宋朝的臣子。看两者的关系,从宋仁宗开始,赐它的首领李乾德为特进、检校太尉、静海军节度使、安南都护,封交趾郡王。
  神宗时再加官到同府仪同三司。这样的对待,换来的是李乾德的一份报表。说他身为宋朝的忠实臣子,为宋朝办了件好事。占城国(今越南东南部)一直没向宋朝进贡,他实在是看不过眼,一生气,就给灭了。
  多么感人。只是几个月之后,郡王就变成了皇帝。李乾德称帝,帝号为“法天应运崇仁至道庆成龙祥英武文尊德圣神皇帝”,国号大越,改元宝象,又改称“神武”。
  没什么好说的,这就是越南的传统。国家小,资源少,特别穷,可从来都不自卑,一定要向中国看齐,甚至要超过才会满意。这从古代、现代的一大堆两国交战史上都可以证明。
  这次的入侵,在交趾方面有个说法,不叫侵略,而是预先防御。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个非常感人的口号,他们是为宋朝人民谋富利来了。说预先防御,给出的理由很好玩。因为宋朝在南方边疆大力发展经济,积极训练士兵,让他们不安了。
  于是就发兵。
  这个理由不是不能成立的,只是要看清自己是谁。交趾是辽国的话,说这样的话,做这样的事就不奇怪。可那是东亚地区最大最强的辽国,而且就算是辽国,近70年来也只是威胁,从来没敢发过什么兵。区区一个弹丸小国,说出这种话,办出这种事,只能认为他们是发疯了。
  至于改善宋朝人民的生活,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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