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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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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淋的现实。夏志清说：“七巧是特殊文化环境中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女子。她生命的悲剧，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引起我们的恐惧与怜悯；事实上，恐惧多于怜悯。张爱玲正视心理的事实，而且她在情感上把握住了中国历史上那一个时代。她对于那时代的人情风俗的正确的了解，不单是自然主义客观描写的成功；她于认识之外，更有强烈的情感——她感觉到那时代的可爱与可怕。张爱玲喜欢描写旧时上流阶级的没落，她的情感一方面是因害怕而惊退，一方面是多少有点留恋——这种情感表达得最强烈的是在《金锁记》里……七巧是她社会环境的产物，可是更重要的，她是她自己各种巴望、考虑、情感的奴隶。张爱玲兼顾到七巧的性格和社会，使她的一生，更经得起我们道德性的玩味。”（《张爱玲小说述评》）
《倾城之恋》写一个破落户之家的离婚女儿白流苏住在娘家被兄嫂无情地赶出家门后与一位世故的老留学生范柳原恋爱的故事。流苏唯一的生路是要找个人——生命的靠山。她结识了范柳原。“男人是一片空虚的心，不想真正找着落的心，把恋爱看作高尔夫与威士忌中间的调剂。女人整日担心着最后的一些资本——一三十岁左右的青春——再另一次倒帐；物质生活的迫切需求，使她无暇顾到心灵。”白流苏在“情妇”的泥淖里滚了几个滚，最后由于香港的陷落，才使她摆脱了靠不住的命运，奇迹般地出现一个平凡的大团圆——她和范柳原真的结婚了。“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移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十年八年。”命运把他们驱赶到同一个方舟上，也只能如此地共患难了。傅雷评论说：“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因为是传奇，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炼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好似六朝骄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倾城之恋》给人印象，仿佛是一座雕刻精工的翡翠宝塔，而非莪特式大寺的一角。”但作者在描写刻画小民的社会心态与艺术表现上是成功的，小说毕竟是那个时代历史大树上一枝动人的风景。
傅雷对张爱玲的长篇《连环套》有着十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这部小说内容贫乏，作者错失了最有意义的主题，丢开了心理刻画，单凭想象，逞着流转如踢踏舞似的笔，不知不觉走上了纯粹趣味性的路。主人公“霓喜和两个丈夫的历史，仿佛是一串五花八门，西洋镜式的小故事杂凑而成的。没有心理的进展，因此也看不见潜在的逻辑，一切穿插都失掉了意义。”另外小说的语言也袭用了连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家也觉得厌恶的旧小说的滥调。傅雷很为这位天才青年作家惋惜，他觉得《连环套》不应该出自《金锁记》的作者之手，张爱玲没有理由倒退。当然那时的傅雷没有看到作者的全部作品，但就客观地说，对她的肯定、赞扬和批评都是爱护的。傅雷是张爱玲第一个真正的批评家。为了傅雷的这篇批评文字，张爱玲写作《自己的文章》予以还击。“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年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她认为“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力是快乐的，美是悲哀的，两者不能独立存在……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她把悲壮比作大红大绿的配色，把苍凉比作葱绿配桃红，而后者是一种参差的对照，她喜欢参差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既然是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出力来。”人是不能挣脱时代的梦魇的。她只能表现这样一个时代，用她喜欢的参差对照的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以此给予周围现实一个启示。“我甚至只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关于《连环套》，作者也进行了辩护，但许多年后，她在《张看》序言里，对这个夭折的长篇也诚恳地进行了检讨。这里大段引用，完全为了从中了解张爱玲的创作思想。《自己的文章》是研究张爱玲的一把钥匙。
婚姻与恋爱是张爱玲那个时期小说的主要内容。用傅雷的话说，“遗老遗少和资产阶级，全部为男女问题这恶梦所苦。恶梦中老是淫雨连绵的秋天，潮腻腻，灰暗，肮脏，窒息的腐烂气味，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烦恼，焦急，挣扎，全无结果，恶梦没有边际，也就无从逃避。零星的挫折，生死的苦难，在此只是无名的浪费。青春，热情，幻想，希望，都没有存身的地方。”整个的社会都没有希望，每个人的心受着重压。在她的小说里也时时浸入一些轻松的笔调和俏皮的口吻，傅雷说这像磷火一样的闪烁让人分不清这微光是黄昏还是曙色。
夏志清教授在论及张爱玲的小说时说：“一般青年女作家的作品，大多带些顾影自怜的倾向，但在张爱玲的作品里，却很少这种倾向。这原因是她能享受人生，对于人生小小的乐趣都不肯放过；再则，她对于七情六欲，一开头就有早熟的兴趣，即是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都在注意研究它的动态。她能和奥斯汀一样地涉笔成趣，一样地笔中带刺；但是刺破她滑稽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出她的‘大悲’——对于人生热情的荒谬与无聊的一种非个人的深刻悲哀。张爱玲一方面有乔叟式销售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青年作家，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张爱玲的小说世界，上起清末，下迄本世纪抗日战争，其社会层面深刻而广远。无论古今中外，一个作家诗人，所以能够成为文学史上代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大作家，作品能够流传百世，成为人类文化的财富，都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个人条件的。“时代”造“英雄”，是一个朴素的真理。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的一个侧面。凡是张爱玲不受功利诱导而从艺术规律本身出发创作的作品多具有艺术的生命力。《秧歌》和《赤地之恋》尽管曾使有的评论家和读者痛快一时，把它们说成一朵花，其实政治终究不是艺术。批评家应该站在“艺术”的立场，那才是科学，才是真正研究家的艺术良心。不论哪一位作家，试图以创作解释、点化政治的，都不会成功。关于《赤地之恋》这部小说，她后来说过：“《赤地之恋》是在‘授权’（missioned）的情形下写成的，所以非常不满意，因为故事大纲已经固定了，还有什么地方可供作者发挥的呢？”（据水晶著《张爱玲的小说艺术》第27页）我们检讨张爱玲创作中的某些作品所以能够在中国新文学史和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除了她真实地、历史地再现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些深刻的层面、一些活生生人物的命运和人性中的“原始”光辉之外，在技巧上和语言上都表现出一位真正的艺术大师的水平。诚如胡适之教授所说的，她的小说细致、忠厚、平淡而近自然，应该说小说就该具有这种品格。夏志清教授还说：“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是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作家，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实而又宽厚的历史家。她同奥斯汀一样，态度诚挚，可是又能冷眼旁观；随意嘲弄，都成妙文。”还说“张爱玲的讽刺并不惩恶劝善，它只是她的悲剧人生观的补充。人生的愚妄是她的题材，可是她对于一般人正常的要求——适当限度内的追求名利和幸福，她是宽容的，或者甚至可以说她是赞同的。这种态度使得她的小说的内容更为丰富——表面上是写实的幽默的描写，骨子里却带一点契诃夫的苦味……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隽永的讽刺，一方面是压抑了的悲哀。这两种性质的巧妙的融合，使得这些小说都有一种苍凉之感。”
就中国而言，张爱玲在现代心理分析小说创作方面有着承上启下之功。她的《金锁记》、《茉莉香片》等都是这一流派的代表作品。
有人说“苍凉、荒远、淡漠，一直是张爱玲的写作风格；自嘲、讽喻、调侃也始终是她的笔路。”又说她的作品是人性矛盾与时代错乱的倒影。这些观点不无道理。“苍凉”是张爱玲最喜欢用的一个中文词汇。她的童年、少女时代、青年时代和日后的人生道路确实布满了苍凉，因此她的作品不可能不是苍凉的。但也许这就是张爱玲时代的生活和历史的底色。张爱玲富有爱心和正义感，她作品中的这种温馨的宽容及其爱憎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她在上海外滩看见警察打人便写了《打人》：“我向来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不看见。然而这一回，我忍不住屡屡回头望，气塞胸膛，打一下，就觉得我的心收缩一下。打完之后，警察朝这边踱了过来，我恶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里飞出小刀子，很希望能够表达出充分的鄙夷与愤然。”（1944年6月《天地》）文章虽短，却透露出作者“人性”道德中的光辉。
张爱玲远离祖国，却是一个走过乱世的爱国者。她一生写小市民的心态、坎坷命运，表现社会群体中同历史纠缠得最紧的那部分人的故事。她爬过的格子成为历史的碑文，横在东方的天空下，述说悲凉而苍老的文化。
走在我自己的国土，
乱纷纷都是自己人；
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
补丁的云彩的人民……
一切已经过去。我们的文星已经在中国大陆再度亮起。二十世纪的“张迷”就要走进二十一世纪。这时候，——1995年9月中秋节前夕，张爱玲踏着明月，独自梦回上海滩，——用热泪洗刷那些苍凉的记忆，让东方的最新风景涤荡自己孤独的情怀……
1995年3月27日——9月19日
柳溪
阎纯德
“不幸，是一所最好的大学”；“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出现的”
这些名言，我默默地写在女作家柳溪的名下，作为她半生坎
坷、黑暗中追求光明的写照，作为她半生奋斗、逆境中创造真理
的总结……
——摘自1982年3月22日手记
一
我选择春天去天津访问柳溪。
在她的书桌上，花瓶里插着一枝刚刚折来的杏花。我知道，从苦难中走出来的柳溪，其心境比春天还美。
年已六旬的柳溪，满面红光，神采奕奕，谁会想到她就是苦海中勇敢的舟子，从无边的惊涛骇浪中划到阳光灿烂的彼岸。
我盯着她那满头乌发……她见我心中有疑，便说：“大概你以为我的头发是染的吧？”我点点头。她笑了：“不是的。很多人都以为我染了头发，其实不然。我的头发至今所以不掉不白，这完全是苦难逼迫的。不少人，因为突然的打击或灾难，头发可以在几天之内脱落或变白。我是在跌入深渊之后，下决心自强不息的。……我终于从绝望中挣扎出来，寒夜中重新认识了人生，于是承受了生活给予的光明和温暖。这种认识，就是苦中求乐的追求精神。”
这种精神，是青春，是创造，是柳溪创作的生命。
二
许多中外大作家，其作品无不含有自己的生活，即多有自叙传的成分。我读着柳溪的《生涯》、《四姊妹》等作品，从吉悒兰、高婕等众多的人物中，不仅听到了爱与恨谱成的命运交响曲，还印证、辨析了她苦难的一生……
1924年，中国北方，没有热，没有光，没有鲜丽，乌云迷漫，一片黑暗，生活窒息，是荒凉与寂寞，是废弛了的地狱……
军阀正在混战。中国历史在苦难中跨过了一个新起点……
这一年，农历四月二十二日（公历5月25日），正是北方农村桃李芬芳的季节，一个穿着那个时代最流行的喇叭上衣、留着燕式刘海儿的满族旗人女子，激烈的阵痛之后，在中国最古老的民间接生婆的侍弄下，那个呱呱坠地的女婴就是柳溪。柳溪降生了，但是刚结婚一年多、年仅三十三岁，慈爱善良、粗通文字，能写“夫君见字如晤”信件的母亲，却因胎衣未下，而丧生在九泉之下。
母亲悄悄地离开了人间，无私地把生命交给了柳溪。但命运却无情地把柳溪留在残酷的荒原。那个时代，对她来说，不是绿洲，没有奇花异草；柳溪说：“别的孩子一生下就幸福地生活在慈母的襁褓之中，而我，人生的种种不幸好像是随着我的诞生而来的。”
柳溪原籍河北献县，乳名慈恩，本名纪清亻先。其父是清朝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总纂官、《阅微草堂笔记》作者纪昀（晓岚）的六世孙，他擅长绘画和诗词，因不满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而逃亡。
柳溪丧母之后，三岁时有了一个漂亮的继母。“有后娘就有后爹”，这句话虽不是绝对的真理，确是生活中屡见不鲜的事实。从此，柳溪好像便与噩运结下不解之缘，不幸，总是不时地纠缠她。她像女作家庐隐小时那样，被家人视为灾星，永远承受着虐待、侮辱，在她的记忆里，童年是冷酷无情的，既没有灿烂的阳光，更没有温暖的怀抱。她总是在饥饿、寒冷和恐怖中生活。她的外祖父用滚烫的烟袋锅打她的脑袋，恶狠狠地咒骂道：“八败星转世！妨死了你妈，一辈子活该命苦！”她的祖父用鸦片烟枪指着她说：“就是这个妨人的东西，让她妈做了披发血鬼，不能进咱家的祖坟，当了游魂！”
她生在书香门第，但没有过那种本该文明的“待遇”。她像一个小佣人，从来没有坐到桌旁和大人一起吃过饭。她总是含着眼泪，躲在远远的角落里，羡慕地望着继母和父亲，亲昵地逗着咿呀学语的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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