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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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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是一支铁军，也是一支文化军队，在各部门的领导中，有不少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菡子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创作组里学习过写作，而她的老师就是该组指导者、著名作家聂绀弩和诗人（长诗《捧血者》的作者）辛劳；稍后，又有作家丘东平。当时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是诗人，也写小说，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军部秘书长兼文委书记李一氓，是创造社的文艺理论家。他们都很重视文艺和宣传。那时李一氓曾以笔名德谟在《抗敌·文艺专号》上发表社论《我们的艺术和我们的艺术家》，号召在意识、决心、生活、习惯、经历、观念或行动上都是前进的、向上的、集体的、有力量的新生的作家艺术家们，为了革命事业，从无名而成名起来，从不成熟而成熟起来。这种环境和条件，加之领导的提倡与重视，就成了作家成长的土壤和因素。
在硝烟迷漫的战斗岁月里，菡子一直坚持业余文学创作。她“长期深入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建立了亲密的血肉联系，同时领会了民间语言的美妙之处，学会了掌握语言艺术，从而用文学描写的艺术语言来反映群众的生活、思想、感情和斗争，在文学创作的基本功上下了苦功。”（黄源《前方·序》，载1984年《收获》第一期）这条艰苦的路，使她的文学创作最终取得了成就。
1939年初，菡子到军队里写的第一篇小说《干部地方化——几个人物的描写》，经聂绀弩过目，改名为《群像》，发表在黄源编辑的新四军的《抗敌》杂志上。在写作上，作家丘东平曾给她不少指教：“写战场，要避开枪炮之声，主要写场面、气氛和情绪；创作要有自己的艺术个性，人家写过的，你就不要写……”这些经验之谈，一直是她艺术上的苦苦追求。
菡子转战淮南后，担任战地服务队队长，随战斗部队出入枪林弹雨之中，积极参与开辟新区，建立人民政权。1942年至1943年，是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但她作为新四军的一名女战士，坚持参加游击队的活动，与战士同生死，共患难，她编过《前锋》报，担任《淮南大众》社长兼总编、淮南妇联宣传部长等职。
战争是残酷的，但是人民和正义以战争夺得新生。战争的岁月，如同一条长河，一直在她心里奔腾、闪耀。她多次自豪地说：“我是一个小兵。埋在我心里最宝贵的东西是兵的生活，是战士生活的回忆，部队是我最早的革命学校，伟大的革命战争赋予我们艺术生命，在那最艰苦而光荣的时期，我们在党和部队的扶持下，拿起了笔的武器。”每当她想起当兵的日子，她就仿佛年轻了许多，思想就又像大战前夕，充满了求战的激情，希望在全体的胜利中，也有自己一份战果。
战争，锻炼战士。菡子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战士。她爱读书，即使在战后短短的间歇，也不曾放松。在敌后游击区，她有幸借到一位爱国人士的《鲁迅全集》，从此她走南闯北，背包里总有几本鲁迅的著作相伴。她不仅读，还做札记。菡子说，由于鲁迅的作品，“两三年中使我的生活有了充实感，带着它就像战士带着武器一样。”鲁迅，影响着她的一切，成了她永生的导师。
大文豪高尔基也是菡子的崇拜者。她把《童年》里的外祖母当作自己的亲人，同时把自己的苦难经历视为“有意识地生活”，坚信只有勇敢迎接暴风雨的人，生活才有意义，也才能创作。
1943年至1944年，她还在中共淮南区委党校参加整风学习，这是她接受考验、认识社会、观察生活的良机。那时，她流着泪躲在被单里默写高尔基的旅伴和丹柯的故事，从中汲取经受考验的力量。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梦寐以求的和平。中国又被推进血泊之中。菡子，在这场历时三年的战争中，冒着炮火，随大军转战于苏北、山东各战场。最终，于1949年，在上海欢呼的人群中，她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五
菡子，是烽火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女作家。1946年她加入华中文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她不仅为《抗敌》报、《前锋》报、《淮南日报》、《淮南大众》、《新华日报》写过大量有情节、有人物的通讯报道，还写了一些风格朴实、思想艺术上有一定成就的小说，而当时她的文名也主要表现在她的小说创作上。
1984年2月，春节期间，我两次访问菡子，在谈到小说时，她说：“我的小说创作还没有开始……”这话自然是她的谦虚，也是她壮志“未酬”的表达——我知道，她心里酝酿、构思多年的长篇小说，还没有开始创作。
菡子是从小说创作转而走上散文写作的。在她走上业余文学创作最初的二十年里，先后写作短篇小说三十余篇，编入《群像》、《纠纷》、《和平博物馆》、《万妞》和《前方》等短篇小说集或小说散文集。
两万多字的《纠纷》，是她创作的第一篇成功之作，写于1945年12月淮南黄花塘。这篇小说曾在 1946年半年内出版了两个版本（其中一种由她自己题写书名，封面是她最喜欢搭配的颜色——浅灰和深红，由吕蒙设计；另一种六十四开本，由主管华中新华书店的叶籁士重印），延安、上海的报纸转载过，其他解放区也出过单行本。1948年，这篇佳作与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等二十六篇，一同编入延安“人民文艺丛书”，并获二等奖。菡子在《小书——〈纠纷〉》（1982年1月25日上海《书讯》第50期）一文中说：
对于《纠纷》的联想是有趣的。 1945年8月10日，在淮南抗
日根据地，是我第一个从译电员手里拿到日本投降的消息。……
接着我还把朱总司令的命令转领导。……当时还很年轻的我，举
着话筒，尽量严肃地传达：“我命令——”……于是一切都变了，
不久我就出现在新四军二师进军蚌埠的队伍中。哪知形势急转
直下，由于蒋介石的阻挠，我们又退回原地。我到了古城一带。同
时听到类似《纠纷》的故事。回到师部，整整下了四天的雨，我围
居斗室（一个土炮楼），这大约是我入伍后最闲散的几天，我一口
气写完了《纠纷》，作为无事可做的补偿。我的两个好友到我的住
处躲雨，我给她们念了半宿。很明显，我接受的是赵树理的影响。
这段话，作者向我们透露了《纠纷》成文的经过，这对深入了解她的创作不无好处。
《纠纷》写的是楼港小来顺子的大大（爸爸）被土匪吓死后，撇下来顺姊妹四人和妈妈。当家人一死，便像黑了天，生的希望破灭了。寡母幼子，于是请了浑身是力气、精明能干的刘二。刘二是从河南逃荒去的，肯吃苦，脾气好，是“手指头伸在他的嘴里都不敢咬的老实人”，“是天底下难找的有良心的好人”，他在哪一家干活，就把哪一家当作自己家。他担起了来顺家的千斤重担。天长日久，如一家人，来顺妈怀了孕。但一连两胎，生下的孩子都被迫活活卡死。人言可畏！来顺妈总是三魂像丢了二魂，走路低着头，自觉比别人要矮三尺，曾想自寻短见。那时已有抗日民主政府，但还没有“婚姻法”。来顺妈和刘二的事算不算犯法？众说不一。楼港的“人王”楼志清，从爷爷起，在旧政府里是世代连任“老甲长”，十六岁便认土匪头子为师父，坏事做尽，人人怕他。楼志清利用宗教势力和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思想，来破坏来顺妈和刘二的结合。为了达到目的，他耍了种种花招：“告状”、串联、假传圣旨，煽动宗族情绪、“先下手为强”、造谣生事等，但乡干部识破了他的阴谋，给群众做了大量工作，“纠纷”才得以解决。人们喝了他们的团圆酒。最后，福顺老爹的话道出了这篇小说的社会深意：“我们今天吃到刘二和来顺妈的团圆酒，也是吃我们穷人的团圆酒……”这团圆是穷人翻身作主的表现，是人民给自己造的福。
《纠纷》所反映的婚姻问题，同“五四”时期一些知识分子为争取婚姻自由并不完全相同。比如那时的这类“问题小说”，问题是提出了，但并没有解决，其结局往往是悲剧。鲁迅、郁达夫、庐隐、许地山，以及后来的巴金等许多大作家的笔下，都描写过婚姻恋爱这个重要的社会题材。但那些作品的主人公，虽然多以造反的英雄面目出现，而他们的最终归宿似乎并无二样。在中国作家中，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情况就很不同了，主人公终有一个多少人为之牺牲、追求的美好结局。主人公命运的变化，当然是时代使然，这是文学的飞跃。
菡子曾说，1943年“在党校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我下决心只写‘使不识字的能听懂，粗通文字的人没有一个难字’的东西。”那时她在学习群众语言方面下过苦功，《淮南大众》就是她实习的园地。《纠纷》是她用口语写的小说，是民族化、大众化的成功尝试。它同赵对理的《小二黑结婚》一样，以崭新的艺术形式出现在文坛，反映重大矛盾和斗争，热烈歌颂人民新政权、新事物，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
那几年，菡子还以同样朴素通俗的艺术风格发表了表现军民关系、人民以生命支援新四军的《家庭会议》，人民群众团结一心、进行自卫的《转折点上》，歌颂人民英雄神枪手的《七十七枪》等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以被列为“展开了农村反封建斗争的惨烈场面”（见周扬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的报告）的作品之一的《纠纷》为其代表，是菡子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阶段。此间，作者在思想上、艺术上、语言运用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以后的创作的打下了基础。当然，这些作品也不是无疵可指。小说是以人物形象的刻画为其基本特点的，没有人物形象的塑造，就没有小说。菡子的小说里出现了众多的人物，但不少人物形象不够饱满，描写、刻画还欠集中。但她的起步是坚实的，《纠纷》一篇的价值，就足以预示作者的才华将要开拓的前途。
六
远方尚有隆隆的炮响，火光欢呼着为大地洗礼，为新生歌唱。
黎明时分，菡子出现在黄浦江畔。被帝国主义反动派苦苦蹂躏的大上海，终于在1949年，乘春风投入人民的怀抱。
菡子作为军管会人员，先后在上海纺织系统的三个工厂工作，和二人姊妹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日日夜夜，那篇名为《综丝事件》的小说，便是她入城后第一篇反映工业题材的力作。小说通过工厂处理废品，军管会由于官僚主义、粗枝大叶，处分干部不当，与厂方发生矛盾。最后军管会弄清了问题，主动作了检查，深刻认识了“三十年革命就是为了争取民主，不要等我们掌握了政权，自己就不民主起来”的深意，表示以后要直接参加生产管理、学习管理，加强团结，于是提高了共产党在工人心目中的威信。这篇小说写于解放战争刚刚取得胜利，接管城市工作刚刚展开，而我们又对城市管理生疏、不少工人群众、职员正在观望的1950年，因此这篇小说颇具典型性，是一篇现实性很强的好作品。
1949年她出席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翌年被选为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就任华东妇女联合会宣传部副部长。 1951年，作为以冯雪峰为团长的第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赴莫斯科访问，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的庆祝活动。回国不久，1952年春，菡子便随作家巴金等奔赴冰天雪地、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坚持了最艰苦的坑道生活，参加了著名的上甘岭等几次战役。她在《在朝鲜，我也要做一个诗人》（《和平博物馆·代后记》）一文中写道：
我时常觉得我正生活在一个最理想的环境里——一个崇高
而优美的精神世界。这里的人们有最亢奋的热情，最顽强的毅
力，最深切的同情赠和责任心；这里充满了青春、友谊和对祖国
及人类深厚的感情。在这个世界中，我很自然地和大家融和在一
起，整天张着友好的眼睛，乐意答应每一个人的差使，可是我还
是做得太少，有时也插不上手，我曾因此而深深地不安。
这是她白雪般纯洁无暇的精神境界，向人们昭示无私和崇高，为读者留下闪光的作品。她的作品不是访问记，而是亲临其境的真实感受。她亲眼看见战士们如何用自己的鲜血写下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美好诗篇。她的第一篇战地通讯《在胜利的前沿阵地上》在《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后，相继发表了写她在坑道见闻的《和平博物馆）。英雄郑小强怎样从岩顶跳进敌人堆里，拉响了手雷以及《从上甘岭来》等十余篇散文、特写和小说，使她成为当时国内十分被人注目的女作家。她的《在观察的位置上》写朝鲜中线战场的大门口——五圣山的观察所，《松树下》写卫生员小李，《激渡》写前方渡口激流中的水上英雄，《亲人》写孤儿张永强对祖国亲人的挚爱和对侵略者仇恨的高尚情怀。在这些作品里，主人翁都是普通而伟大的战士，他们的战斗生活、英雄事迹、美好的心灵，深深地感动、教育着人们。菡子爱那些牺牲的或还健在的“最可爱的人”，并“愿意永远作我们主人翁实际存在的见证人”。黄源说，菡子“在这小规模的场地和普通战士身上。典型地塑造这些英雄人物，不论是郑小强、金卫明，都是具有特征的、真实的、性格生动的英雄人物，通过这些英雄人物反映出我们人民的伟大精神：最高度的自我批评精神，最动人的革命英雄主义，最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前方》序）菡子笔下的战斗描写绘声绘色，恰到好处，并不多用笔墨，对她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写得有血有肉，充满感情，感人至深。
1953年，中国正在建设中向前，这时，她向正在为召开全国第二次文代准备大会工作报告的冯雪峰请假，在“写吧，写吧！做一个作家起码要留下三百万字！”的鼓励和“写文章不一定在文艺界，绝不能做脱离人民的文人，更不能在小圈子里混，这将一事无成”的告诫下，她告别首都，兴奋地到安徽农村落户、深入生活，先后担任过两个大型水库的政治部主任、工程队党委书记及水库党委委员。战士的性格使她习惯于集体生活，在青山绿水间，她找到了自己的岗位。1956年，她上调北京，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兼大型文学杂志《收获》编委。翌年底，她又回到安徽，担任省委宣传部宣传处长、《安徽文学》编委，参加农村工作，在基层蹲点。
高山上的劲松，都经过雷电风雨的无情洗礼；一个人，大约只有经过磨难才会使之成熟，坚强有力。1959年9月中旬，菡子以莫须有的“右倾反党”罪，被“车轮战”苦苦斗争了五个昼夜，当时身上即使有一千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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