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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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多年春风秋雨，斗柄转移，但只有她那躬耕不辍的身影，在孕育未来和光明的园地里闪动。被视为“小儿科”的儿童文学，她始终不渝地把它认作神圣事业。虽然，被小读者呢称为“云姊姊”的黄庆云硕果累累，可她却说：“我算不上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只是一个儿童文学的探索者……”　　　　
　　她探索着，创造着。在时间的长河里，她有自己的航线；在生命的运行中，她有自己的轨迹……　　　　
　　　　　　　　　　　　　　　　　　一　　　　
　　一个作家，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踏着他们散落在生活里的足迹，便能找到他们创作心理的脉搏。　　　　
　　我问过黄庆云的生活；她给我讲述了一部历史：一个动荡的时代，一个动荡的家庭。祖父本是一位到南洋做工的贫苦农民，结果暴富而归，便在广州置买家业，成了大户。可是他不到四十岁就下了黄泉，接着家道中落，连房子也只好变卖。黄庆云说，她是亲眼看着那个偌大的家庭像一座冰山一样瓦解的，正如巴金在《家》里描写的那样。这个变故，自然是时代的原因：帝国主义资本挤坍了华侨实业，以及民族解放思想和共产主义意识对人们的影响。而她，则在“既不算寂它，也不算幸福”中送走了童年。一个参加革命的姑姑惨遭杀害后，全家只好出走香港。这对只有六岁的黄庆云来说，说不上留恋，只有朦胧的恐惧和迷惑。在人的一生中，童年虽短，却是宝贵的，记忆犹新的。“我似乎没有合乎规格的童年。我的父母成天都为生存而忙碌，从来没有关注我的童年。我很小就学认字，是外祖母教的。大约四岁左右，就认识几百字了。父母的谈话我不懂。当他们注意到我的存在时，便让我读那令人厌烦的四书五经。但也有本一叫我感兴趣的书，那是《史记》，我把它当作传奇来读……”　　　　
　　童年，是一幅纯洁、明艳的画，永远镶嵌在她的记忆里。在她的身边，那些小伙伴多是穷苦的孩子。住在她家楼下的孩子是打绳的。他们一天到晚手执打绳工具，从这边到那边为妈妈打绳，背后还背着比自己小四五岁的小弟弟。那个跟妈妈到三楼的男孩子，小小的便干起大人的活儿了，她那时就想：“若没有他，我们家就吃不上饭，喝不上茶……”还有许多孩子，都有大人一般灵巧的手，有的包陈皮梅，有的装酸柠檬……这是他们的童年，和她不一样。可也有一样的时候：虽然他们的家庭彼此没有来往，但童年的黄庆云与那些穷孩子却共有一个大沙堆，那便是共同的乐园了。他们有时一起抓石子，有时捡贝壳，有时“煮小饭”——就算是过家家了。这些小伙伴给她印象最深的，是那些打石的孩子。那时香港到处开山，爆破之后，一些女人和孩子再用锤子将石头敲碎。他们的十个指头都用破布包着，可是锤于常常砸破自己的手指，弄得满手都是血。“有一个藤厂的学徒，住在我家对面。”黄庆云回忆说，“他的工作是洗藤条、破藤条，而他常被师傅用藤条抽打得鲜血淋漓。他挨打的时候，哭得叫人揪心；师傅不在的时候，他唱歌唱得令人兴奋。他真是一个奇怪的人……”她还有一些同学，有的是织毛衣的、绣枕头的、织灯笼的，还有的是做小媳妇的。黄庆云在他们眼泪里浸泡着，于是那块纯洁的心田，便生出对罪恶的控诉，对弱者的同情；人类最善良的感情——人道主义，就在这时慢慢滋生。　　　　
　　“在我很小的时候，好像从每个小伙伴的背后，看到他们都拖着一条尾巴——他们的家庭和他们所处的社会。这些都化成信息，投进我不大开窍的脑子里，而后来，又是一呼即出的人物。”黄庆云的总结，是她童年生活的主要方面，自然是她日后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基础。　　　　
　　黄庆云的父亲曾留学日本，读专科学校，回国后当过绘图员、测量员、教员，还做过小生意，经常失业，可他是个逆来顺受的好好先生。妈妈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也当过教师、小职员，店员。可是这么一对，性格截然不同，一个慢，一个急，一个柔，一个刚。父亲是个乐天派，天塌下来当被盖；妈妈却忧柴忧米，事事操心。妈妈只让她和姐姐努力读书，怕“玩物丧志”，连玩具也不给，小狗、小猫、小鸟更不许养。没有玩的，姊妹俩便以看别人劳动为乐：看菜农挑水浇地，竟要等到人家把池塘的水挑干才走，可池塘是永远挑不干的；在街上看小店里包粽子，也是要看到不包完不离开。对于幼小的黄庆云来说，世界是新奇的，充满了幻想和色彩。　　　　
　　五岁那年，黄庆云有个故事，那完全属于她的独创。她从小胆子就大，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一天她走过钻石电影制片厂，人家正教学员练习表演“偷视”，她也站在那里看热闹。有人也招呼她试试表演，她竟得了一百分。人家问她要不要学电影，她一口答应了。可是那时她连个名字还没有，只有个乳名“妹妹”，于是人家便给她起了个名字“黄梅”，并且，几个月后这个名字竟在电影学习班的证书上出现了。在学习班里，有一次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哭泣”二字；这时，一个青年学员走到表演台上，手里拿着一件血迹斑斑的灰色长衫，边哭边诉，——他哥哥在沙基游行示威时，被帝国主义枪杀了。他伤心的哭　　
　　声，感染了所有的学员，黄庆云也第一次跟大家一起，流着泪，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几十年后，她不止一次描写沙基惨案，成了她作品中的重要故事。以后，她在《爱河潮》里拍过一个镜头，在儿童故事片《小循环》里，也拍了几个镜头。爸爸妈妈知道后，她的艺术生涯也便结束了。但这一段有趣的生活虽然很短，却是她写作生涯里很长的一章。　　　　
　　黄庆云有个姐姐，可以说是她唯一朝夕相伴的“朋友”。亲姊妹间的最大乐趣就是互相讲故事，总题目是《两姊妹》。内容是姊妹俩如何帮助穷困的家庭做事，主人公就是她们自己。她回忆说：“我们把看到的一切劳动——种菜、烧火、上山砍柴、打石子、包粽子，都编进故事。有时姊姊讲，有时我讲，讲完一段又一段，没完没了。凡是我们在一起，就秘密地抢着讲，晚上下了蚊帐不睡觉，窃窃私语，甚至上厕所也一起去——为了讲故事。到了他们能用字写的时候，就用算术本子那小格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来；到了对画画有兴趣的时候，又把那故事一套一套地画成连环画；在没人看见的时候，我们还演出……”这些最简单的故事，是她们生活的复述、童心的创造，是黄庆云文学之路的起点。　　　　
　　大自然是性灵和诗的源泉，人类从那里走向生活，走向社会。　　　　
　　有一年，爸爸在新界租了一个小园子，不仅种些青菜，还养些羊、鸡、鹅和鸽子，还有条看门的小狗。这地方可真是黄庆云梦想的天堂：田野，山丘、蓝天、日月星辰……她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羊由她看管，鸡鹅鸽子小狗也都是她的部下。像小马那么高大的母羊带了一只羊羔，小羊吃母羊的奶，她也学着小羊去吮母羊的奶。她带着小羊去爬树，教小猪沿木杆，让小狗听她讲故事。于是，那《两姊妹》的故事更丰富了：她从飞着的浮云，想象到更多的事物；晚上，睡在床上，听窗外的风声，河上的水声，野兽和飞鸟的叫声，那草棚外的世界，便走进了她的心。那时，她还没有上学，妈妈只是教她一些唐诗及浅显的课文，而大自然才是她最亲最爱的老师。在这里，她写下平生第一首诗：　　
　　　　　　红红旭日东方升，照过小园缘材庭；　　
　　　　　　花露已干人亦醒，羊儿觅乳一声声。　　　　
　　　　　　　　　　　　　　　　　　二　　　　
　　童年是迷人的，但像梦一样过去了。七岁，她离开新界的田园风光，进入香港城市，读了三年私塾式的学校和一年英文学校。1931年，正值日寇侵入东北，她刚十一岁，又随家搬回广州，考进中山大学附属中学。高中分甲部和乙部，她想甲一定比乙好，于是考高中时就填了甲部，谁知甲为文科、乙为理科，因此1935年升大学时，只好考文科。　　　　
　　黄庆云一生对科学都有浓厚的兴趣，但从小就偏爱文学。她喜欢《东方杂志》，七八岁就读了夏习尊翻译的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其中“少年笔耕”、“五千里寻母”等使她感动得流泪不止。茅盾和鲁迅的小说，也是她爱读之书。十五岁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后，除了文学，还爱国画。名画家高创父、赵浩公，都教过她。在春睡画院看到黎雄才的一幅画，上题“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她觉得诗意盎然，就把它临摹下来。大学师生画展时，大剧作家洪深教授看中了此画，非买不可，而黄庆云便送了他，并选了他的戏剧课。他为抗日筹款而导演了《汉奸的子孙》，黄庆云和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学参加了演出。那时高创父鼓励她学画，洪深鼓励她演戏，而她心里却酝酿着另一件事——鲁迅提出的“救救孩子”和“解放我们的下一代”。在大学里，“我总觉得有一项重要严肃的工作摆在自己面前，就是要为下一代做些事情。”做什么？她一点也没有想到写作。虽然，那时她读过张天翼和叶绍钧的童话，入大学时也在广州一家小报上发表过一篇童话（可是连稿费都不敢取，怕人家知道是自己写的），但她没有想到要当作家。她很少去写古典诗词，关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只有《民族诗人屈大均》一种。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对古典文学的态度，与我对自己出身的那个与没落的封建家庭很有关系”。“救救孩子”如何去救？她那时的理论是从传统的意识里解放出来。其实，当时的结论有二：其一，中国必然一代比一代好；其二，障碍历史的潮流，用传统的观念毒比和奴化儿童。墨索里尼狂叫“谁有青年，谁有希望”，日本在教科书里宣扬如何去攫取中国东北；可是在中国，却宣传“二十四孝”，“尊孔读经”。这不可思议的事实，“促使我像爱罗先河一样，”黄庆云说，“大声疾呼，叫孩子们像小老虎一样，冲出狭小的笼子，寻找迟来的春天。”　　　　
　　1938年，广州陷落后，她又到香港，借读于岭南大学。这是她严肃地选择自己道路的时候。大教育家陶行知深深影响了她，认为他的教育事业是伟大的、最富有理想的。读了邹韬奋的《民主与教育》，黄庆云便简单地理解为，“只要从教育上给第二代以启发，他们就能冲破旧的传统，创造出一个进步的崭新的世界。”因此，她便立志要做一个小学教师，要创造性地、全心全意地做一名塑造孩子灵魂的艺术家。　　　　
　　除了钻研教育理论，这时候，她还到儿童中去，给他们讲故事，做报告，参加当地的儿童剧场运动。她讲的故事，如《古代英雄的石像》、《秃秃大王》等，都是能启发儿童反抗传统意识的。但她有时也讲一点儿坏故事，目的在于诱发孩子们的鉴别能力。孩子们很不满意那些坏故事，尖锐的批评向她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必须有新的儿童文学。至此，她有了为孩子编写故事的想法，这是她跨进儿童文学大门的第一步。　　　　
　　香港大学的马鉴，创办小童会，收容流浪儿童、擦皮鞋的、捡破烂的，她常到那里讲故事，还给孩子们办起一个小小的图书室，指导他们阅读。这来自社会底层的孩子，他们的年龄虽小，却过早地做了社会的牺牲品，对社会有着较多的了解，许多童话的故事都不适用，于是黄庆云不再述而不作，开始自己编起故事使他们听了快快活活，热爱人生，相信将来，增长斗争的勇气。于是，黄庆云写出第一篇童话《跟着我们的月亮走》，把一个富有同情心、快活的月亮和那严厉的墨守成规的太阳作对比，将童话和社会生活拉在一起。此后不久，岭南大学曾昭森教授邀她主编《新儿童》半月刊，这个机会，给了她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儿童文学事业的可能。她的理想光芒都注进了这个杂志，体现这理想的，就是她写的童话、故事以及和孩子通信的“云姐姐信箱”。　　　　
　　大学毕业后，连当个小学教师的希望也没有捞到的黄庆云，命运驱使她从“另一条道”走向儿童文学，她从研究儿童文学，到写作儿童文学。那时，她是一个领公费的研究生，每天要用两个小时帮助教授搜集资料或整理笔记，当主编是业余的。这个刊物，始终得到在香港大学任教的许地山的特别支持，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还在为《新儿童》写童话。黄庆云深受这位大作家的影响。　　　　
　　“在这个刊物里，”黄庆云说，“我的作品开始就具有愉快的基调。因为我写作的时候；总是想到有个孩子在听我讲故事。而我接触的孩子，都是快乐的，向往光明的，哪怕在恶劣的环境里，也是乐观、积极、满怀希望的。因此，我在作品中常常写的是弱小者的胜利，‘低下’人的智慧。而我又想，女孩子又是孩子中的‘弱者’，地位较低微，所以，可爱、聪明的女孩子，便常常是我故事中的主人翁。”这使人想起她的童话《七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一个小妹妹，却打倒了力能拔山的巨人，救了七个哥哥。她的童话集《月亮的女儿》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作品。　　　　
　　　　　　　　　　　　　　　　　　三　　　　
　　《新儿童》半月刊的诞生，成为黄庆云生活的重大转折，它像一个路标，揭示它了她一生。　　　　
　　她的儿童文学创作，就是从《新儿童》开始。那时她对中国、外国的儿童文学和民间传说研究十分热心，于是中国的叶圣陶和张天翼，外国的安徒生、狄更斯、爱罗先河、亚米契斯，以及诗人史蒂文生和鹅妈妈的故事，都对她产生了影响。在写作上，她很快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总是带有浪漫主义和人道主义色彩，调子是明朗的、愉快的。这时期，她写了许多童话、故事和诗歌的小册子，收入“新儿童丛书”。　　　　
　　黄庆云用一颗爱心来编杂志，以启发儿童的智慧和对人生产生新的理想。那时她写作的范围很广，童话、故事、诗歌、名人传记、科学知识、游戏活动，甚至连谜语都由自己亲自写作或设计。这一杂志特辟了一个同孩子们通信的信箱，在海内外影响较大，至今不少人还记忆犹新，1980年还有成人读者从美国写信给她，建议在香港《大公报》或《文汇报》上重设这个信箱。因为孩子们在信里都称她“云姊姊”，所以这个信箱就叫作“云姊姊信箱”了。她每天都收到几十封来信，信中询问的问题极多，科学的，社会的，什么问题都有，于是这信箱便成了科学知识、社会问题的通信和讨论园地。不仅孩子爱看，大人也爱看。“这样探索的结果，使我得到一个启发，”黄庆云回忆说，“孩子虽小，但是可以让他们了解一些社会问题使这个社会小细胞从小就了解社会、关心社会并奠定改造社会的决心。”她的诚恳，唤起了幼小心灵的强烈共呜。　　　　
　　当《新儿童》办得蒸蒸日上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该刊迁到桂林。从湘桂大撤退，到“八·一五”光复，曾经停刊，1945年冬又在广州复刊。翌年遭禁后，又迁香港出版。1950年后，先由广西省文教厅接办，改名《少先队员》，后又在广州出版。她一直作为总编辑，兢兢业业，把阳光播种在等待开发的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