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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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一个严冬的深夜，漆黑，寒冷，北风呼号。十五岁的赵清阁，闪着酸涩的泪花，默默地同祖母告别，悄悄逃出信阳老家，搭上驶往开封的夜车，结束了一生中仅有的家庭生活，开始了离乡背井颠沛漂泊的个人奋斗生活。　　　　
　　瘦骨伶仃的赵清阁，跑到开封，站在官僚富豪的姨母面前。姨母瞪大惊奇的眼睛，发出冷酷的逐客令：“你这是叛逆，我不能赞同，给你钱，立刻回去！”　　　　
　　赵清阁希望得到起码的独立和自由，家庭没有使她屈服，亲戚也挡不住她。她知道姨母的钱不是怜悯，不是同情，更不是支持！她把那几块银元摔到地上，头也不回，拂袖而去。　　　　
　　生活的现实启发她思考，她觉得必须自己杀出一条路来。她的性格中又多了倨傲顽强的一面。　　　　
　　从此，赵清阁投入时代的洪流，把青春贡献给中国的新文艺事业，始终不渝。　　　　
　　　　　　　　　　　　　　　　　　二　　　　
　　没有经过专门训练，赵清阁居然考上了河南艺术高中，而且后来还得到助学金。这对一贫如洗的女学生来说，首先是有了吃饭的地方和较安定的学习环境。由于酷爱唐宋诗词及李清照、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作品并受其影响，她开始写诗，用它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她第一次向开封《民报》投稿，就得到发表。那是1930年的事，赵清阁只有十六岁。　　　　
　　在艺术高中，主课是绘画和艺术概论，同时也学音乐。赵清阁绘画是从这里起步的。经过两年扎扎实实的科班训练，她能够画西洋画素描和国画。学校教务长谢孟刚是位音乐家，他不但亲自指导弹琴，还讲乐理，讲作曲，赵清阁跟他学了不少东西。校长焦端初忠于艺术教育事业，爱护学生，经常接济穷孩子。赵清阁向他借了不少书，短短时间她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基于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她的创作欲望越来越强烈。那时，她写的诗和散文不只是抒发个人感情，也赤裸裸地抨击旧社会黑暗，但她还不晓得写文章“拐弯抹角”在那时的重要性。　　　　
　　两年后的春季，赵清阁高中毕业，进入河南大学中文系旁听，一面学习，一面在救济院贫民小学校教书。在贫民学校，她接触到受苦受难的下层群众，常和贫民孤儿在一起，思想又产生了变化。虽然她这时还不明确阶级这个概念，但贫富悬殊造成的社会罪恶，已使她感到不平和愤慨，她朦胧地向往革命，也试探着用笔进行战斗。这时，她主编《新河南报》的文艺周刊和《民国日报》的妇女周刊，并常给《河南民报》、《新河南报》和上海《女子月刊》写稿，对贫富悬殊、妇女解放。穷孩子受教育等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并揭露反动统治的黑暗。她还用自己的钱救济学生，帮他们寻找出路，受到学生们的爱戴。赵清阁这种即使带点稚气的正义行为，也触怒了救济院的老爷，她被视为危险分子而被解雇，报社也向她提出警告。政治上渐渐受到威胁，开封呆不下去了。　　　　
　　在师友的鼓励协助下，赵清阁离开了河南，于1933年奔赴上海。在那里，经过考试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插班，跟既是画家又是作家的倪贻德教授学习西洋画。绘画是主课，画笔下，也显露出她的思想。她曾在毕业刊上发表过《高尔基画像》的素描，该刊对这幅画评价甚高，说是：“鲁殿灵光，弥足珍贵。”但身为美专学生的赵清阁，却更勤于写作，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成了黄心勉主编的《女子月刊》的基本撰稿人。她还在上海天一电影公司任该公司出版的《明星日报》编辑，继续半工半读。　　　　
　　这段生活十分紧张，白天上课学画，晚上呆在摄影棚里，找材料写报道。她在这儿认识了摩登剧社的左明、复旦剧社的洪深等左翼剧作家，他们是“天一”的导演，对赵清阁影响很大。赵清阁还参加了“美专”的学生会，偶尔还到闸北工厂教女工学文化。深入下层，使她对上海殖民地的生活逐渐有了些了解和认识，更具体一点地向往革命，希望创作出进步的有分量的作品。　　　　
　　这时，赵清阁看到丁玲所写的，以中国十六省水灾为背景，反映农民苦难及斗争的著名小说《水》，颇受感染。联想到家乡河南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农民逃荒的悲惨景况，她不禁动笔写下了短篇小说《旱》。连同当时她创作的短篇小说《祖母》、《强盗》、《穷人》等，一并由上海女子书店结集为短篇小说集《旱》，于1935年出版。据《女子月刊》的广告介绍：这本集子是“暴露现实社会的黑暗面的”。正因为这本书暴露了黑暗，它问世不久，就被反动当局禁止发行。这是赵清阁创作上第一次受到的挫折。　　　　
　　赵清阁给鲁迅先生写过信，寄诗文求教。她没料到，鲁迅先生很快就回了信，并约她谈话。1935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左明陪她去看望鲁迅先生。这位二十一岁的女青年，在伟人面前十分激动，平时本来不爱说话，现在就更张不开口了。鲁迅先生慈祥的目光，温暖的手，使她放松了许多。鲁迅先生鼓励她写散文，因为散文也是既抒情又讲究辞藻美的。这是鲁迅先生爱护年轻人的一贯作风。解放后，许广平曾同她回忆起二十年前的印象，说赵清阁与萧红不同，萧红是活泼的女青年，而她却学生气很浓，缄默文静，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性格。在赵清阁的文学生涯中，这虽只是暂短的一瞬，但给她留下了深刻的教育和记忆，给她的鼓舞力量也是巨大的，永恒的。　　　　
　　一个深秋的傍晚，赵清阁走出“美专”大门，沿着菜市路（今顺昌路）尽头的小河，漫步踱过打浦桥。小河里的水污浊不堪，不时散发出一阵阵腥臭气味，两岸堆满垃圾。她伫立河边，拿起画笔和速写本，灵感已经爬上心头，正准备画点什么。忽然一阵凄厉的哭声冲进她的沉思。小河对岸驶来一只木船，船头放着一具棺材，一个披麻带孝的妇女伏相啼哭，上岸后，她一面烧纸钱，一面哭诉，一个五六岁瘦骨如柴的男孩，拄着根哭丧棒站在妇人身边，畏缩地瞪着眼睛。这凄惨的情景，使赵清阁禁不住走过桥去，向船夫打听，得知这妇人在生计艰难的关口死了当家人，这对她说来就如同塌了天！妇人安葬了死者，牵着孩子在枢棚前叩了头，哭着上了船。船驶远了，“未亡人”依依不舍地立在船头眺望枢棚。那枢棚前的纸钱灰烬随风飞扬，四周回复了黄昏时的寂静。赵清阁目睹这一切，心情又难过又激动，她提笔速写了荒草丛中新搭的枢棚。但她觉得这是一张空洞的画稿，于是把它撕掉了。但打浦桥的惨剧仍在她的心中索绕，不久，便写下短篇小说《打浦桥》，后来收在她的第二个短篇小说集《华北的秋》里（1937年，上海铁流书局）。　　　　
　　小说发表后，赵清阁感到打浦桥边受伤的心仍然得不到平复，她觉得只有把那时的情和景抒写无余，把文字变成生动的画面，她才能得到满足，她认为小说局限了艺术形象的生动化，从此，便产生了写电影文学剧本的欲望。　　　　
　　为了给“天一”电影公司写宣传稿，赵清阁经常到摄影棚看拍戏，有时帮助导演做场记。一天夜里，著名剧作家洪深来这里导演戏，他向演员反复讲解剧情，分析角色，这使赵清阁受到启发，明白了电影所以感人，是剧本的艺术形象经过再创造，使之更深刻、更生动地再现出来，于是产生了强大的感染力。这使她又一次想起《打浦桥》，如果将小说写成电影剧本，拍摄出来，纸上的艺术形象活生生地再现出来，那该多好！她把这个愿望告诉了洪深先生，并表示愿意向他学习写电影剧本，洪深答应了，还鼓励她不但要作一个专业女电影编剧，最好也作导演。这期间，她结识了欧阳予情、应云卫、陈凝秋、袁牧之、陈波儿、安娥、王莹等许多进步电影、戏剧家，从他们那里，思想上受到影响，文艺上学了不少东西。1979年2月，赵清阁写了一篇名为《我怎样从写小说到写电影剧本》的创作回忆录，载于香港《海洋文艺》（1981年3月号《艺谭》转载，题为《我喜爱电影文学》），生动地记述了她转向写剧本的过程。　　　　
　　1935年，在赵清阁即将毕业的时候，美专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西画课堂上，一位生病的女模特儿发着高烧，一动不动地摆着姿势由学生画她，由于时间太长，她颤抖了起来。这时一个贵族娇小姐不耐烦地叫嚷起来，有的纨绔子弟便用擦炭笔的馒头块砸她的乳房和臀部。模特儿无法忍受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侮辱，请假离开了课堂。她这一去就再没有回来，只把自己的儿女留给了这个黑暗的世界。后来，毕业作品展览会上，贵族小姐画的“女模特儿”经别人的帮助修改，得到展出。赵清阁看着这幅画，泪水夺眶而出，她知道，这位小姐的画和文凭是一条生命换来的！赵清阁平日目睹许多人间惨剧，这次又遭到使她的心灵最受刺激的事件，她的不平之气，终于爆发，愤笔疾书，写下了她文学生涯的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模特儿》。　　　　
　　“美专”毕业以后，赵清阁再回到开封，受聘在母校艺术高中教书。那时正值暑假，她写了些针随时弊的杂文，其中有两篇闯了祸。一篇是揭露一个军阀强行抢婚的事，一篇是抨击西餐馆用女招待变相卖笑。后一篇是从不尊重女性人格的角度批判旧社会，没想到这篇文章伤了当时的地方当权者，因为那个馆子是他们开的，于是政治迫害临头了。　　　　
　　一天深夜，几个军警借口查毒品抄了赵清阁的家，一封有名的“赤色分子”——田汉的信和《资本论》一类的书，成了罪证，连同日记都被抢走。第二天一大早，下着蒙蒙雨，又闯进四个军警，宣称赵清阁是共产党的嫌疑犯，把她塞进了车子，逮捕了。　　　　
　　在戒备森严的河南绥靖公署的军事法庭上，两边站着杀气腾腾的士兵。刘峙这个显赫的大官，居然亲自驾临，审问一个写了几篇文章的弱小女子！老师、同学、报馆编辑，都为她担忧，为她申请具保。反动派没有根据，又不释放。她在狱中艰苦地熬了几个月。最后多亏初中时代的陆老师，设法营救了她，他是一个革命的好心长者。　　　　
　　出狱后，赵清阁好不容易甩掉盯梢的特务，又回到上海。上海女子书店经理姚名达聘她担任总编辑，兼任《女子月刊》编委会委员。　　　　
　　监狱冷酷的生活折磨了赵清阁的身心，她患了初期肺病，思想也消极起来，这是她生活道路中的低潮时期。　　　　
　　　　　　　　　　　　　　　　　　三　　　　
　　“七·七”事变爆发，“那时在灵魂深处我被燃起了光明的火把，整个中华民族为历来对日本仇恨而抑郁的心都开始奔放了！没有人不是自然而然地站到一条战线上来，为同一‘抗敌’的目标而奋斗，没有人不怀着最大希望，与胜利的信念。”这是赵清阁1938年在散文《汉川行》中的一段回忆。是抗日战争的烽火又把她带进了新的天地，虽然贫病交迫，但找到了生命的积极意义，生活、创作都发生了巨变。　　　　
　　这年2月她来到武汉，参加了新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华中图书公司主编宣传抗日的《弹花》文艺月刊（后来又主编《弹花文艺丛书》，出版过老舍、洪深、欧阳山、安娥、陈瘦竹等作家的作品）。7月，武汉吃紧，为继续办好《弹花》，她不得不乘船离别武汉，奔赴大后方重庆。《弹花》第一卷六期、第二卷一二三期上连载的她以“赵天”为笔名写的散文《汉川行》，描述了这段艰难的漂泊生活。她写道：　　　　
　　　一周前还和王莹再三的声明：无论武汉吃紧到如何地步，我　　
　　都不离开，最后退步只有回到前方的故乡——信阳、潢川去工　　
　　作。可是，这话竟成了泡影，为什么呢？自然是《弹花》的问题，自　　
　　从政府下个疏散人口，各印刷所纷纷迁移后方，作家们越走越　　
　　少，书店也不负责发行了，一切的一切，都是鬼子的轰炸给处于　　
　　绝境。　　
　　　但我终究不忍心使之停顿，想到创办时的万般艰辛，自己遭　　
　　受了种种的困难才干起来，虽然没有多大效果，可是至少，出版　　
　　以来每期总有几百本轮流在加倍数目的第一战区与第五战区的　　
　　前方战士们手里翻阅着，使他们在火线上还能得到些后方同胞　　
　　从文字上所表现的鼓励和慰劳，这对于他们是精神上的食粮，是　　
　　武力的后盾，可以令他们感到安悦、兴奋，更乐于去和鬼子拼了。　　
　　只有这一点，《弹花》就有必要生存在这个大时代里……我要继　　
　　续扶植她成长，我不能放弃这个责任……　　　　
　　这里不仅表达了赵清阁热切的心情，也反映出她坚持宣传抗日的工作，把《弹花》办下去的决心。在这长篇散文里，赵清阁生动、具体地描述了汉川行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特别突出地记录了沿途人民群众和国民党中的爱国官兵、残废军人的抗战情绪，同时也揭露了当时国统区的政治腐败与黑暗。　　　　
　　这时，戏剧工作者纷纷从事救亡演剧活动，话剧成了最受群众欢迎的文艺战斗形式，尤其独幕剧和街头剧是锋利的轻武器。赵清阁为了宣传抗日救亡，积极投身到剧本创作的战斗中去，写出不少富有爱国主义思想，表现反帝斗争的话剧。如五幕话剧《女杰》（“弹花文艺丛书”之二：1941年，华中图书公司）是取材于一篇新闻报道，反映了太湖抗日游击斗争的事迹。剧中一个叫金花的女侠，抗战中自任领袖，组织义勇游击队，她的爱国热情，坚强忠勇的性格，使她在游击队里颇有威望。队中许多忠贞报国、武艺高强的英雄好汉，都有鲜明的性格。剧中还塑造了一个叫杨祥生的地痞流氓，“青皮帮”头子，这个十足的汉奸，犯下了累累罪行，最后受到人民的惩罚。四幕话剧《潇湘淑女》（又名《忠义千秋》，1944年，商务印书馆），是描写北方某城被日寇侵占前后，爱国绅士彭相如、养女淑青等人忠心报国，反对投降，打击汉奸走狗的故事。《此恨绵绵》（1943年，新中华文艺社）是根据英国女作家勃朗特《呼啸山庄》改写的五幕剧。时间地点挪到了三十年代末的中国。这个发生在抗战背景下的恋爱故事，揭示出现实的黑暗，又指出了青年人的出路。四幕悲剧《雨打梨花》（又名《活》，1943年，妇女月刊社）描写著名外科医生高维克和夫人贾曼玲在“八·一三”抗战发生后，把私有医院贡献国家。高医生身患不治之症，忍痛支撑，亲自为受伤将士治疗，贾曼玲的表弟舍生忘死，奋勇抗战。戏中他们发生了一些误会，但在崇高的目标下，在生离死别之中，又互相谅解了。赵清阁在自序里写道：“在自己的几个剧本里，我是比较喜欢《活》……我喜欢《活》，并不敢说《活》好。《活》是一个偏于心理描画，丈艺性稍重的‘温’戏。她既没有热闹的场面，又缺乏所谓‘噱头’，我老老实实地表现了激发爱国思想与抗战情绪的主旨，而未在‘生意经’上有过分的着眼。这一点，假如你不用戏院老板的眼光看她，或许你同我一样，也很喜欢她。”从这里，也可以多少看出赵清阁写戏的意图和风格。三幕话剧剧本《反攻胜利》（1941年，正中书局）的前面有一段作者说明：“本剧演出约共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