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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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哪一方面也不能写，从未写过的缘故，但更苦的是从未接到过　　
　　这样的信，好像不写就不好意思再看见她。所以苦思结果，我选　　
　　了士兵这一范围的。　　　　
　　《总退却》写的是抗战中的士兵的转变及退却时的愤懑和失望。葛琴亲自参加过“一二八”上海抗战，和十九路军受伤的战士有比较多的接触，对那些战士的同情与感怀；对见死不救、卖国殃民的卖国贼种种罪行的憎恶和仇恨充满胸膛，便情不自禁地写起来了。　　　　
　　接着又在《现代》、《文学月报》、《夜莺》、《文季月刊》、《国闻周报》、《大公报·文艺》等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闪烁》、《罗警长》、《犯》、《蓝牛》、《枇杷》、《逃》、《一天》等。葛琴三十年代的作品都是反映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和他们的抗争的，属于“左翼文学”、“新现实主义文学”的范畴。　　　　
　　三十年代中期革命进入低潮，葛琴的生活也十分不安定，陷入困境，她回忆说：　　　　
　　　灾难和贫困突然把我击落到一个极困苦的环境里，而孩子　　
　　苏苏又在这时死去，一切的不幸都同时向我压下来，我只得离开　　
　　上海到偏僻的农村去，在生活鞭子的残酷打击下焦头烂额地奔　　
　　波着，几乎把写作的兴趣完全丧失了。一直到一九三三年冬天，　　
　　重来上海，才又继续写了几篇，那时一位挚友劝我把稿子集起　　
　　来，出一个小册子，同时他答应帮助我出版，这才重新提起我的　　　　
　　勇气，于是把旧稿整理一遍，想请鲁迅先生替我看一下。　　　　
　　1933年12月，一个寒冷的下午，葛琴和几位朋友到四川北路内山书店去看望鲁迅。她在1937年出版的《总退却》后记中，追记了访问鲁迅的经过，今天我们读起来，仍然十分真挚、感人，字里行间洋溢着她对这位良师的崇敬。　　　　
　　一路上，我怀着满腔的惊悦或惶惑，以为把这样幼稚的作品，去请教那样一位当代文学家评阅，也许会遭到轻视和拒绝吧！但是事情完全出我预想，当我们走入内山书店时，他从一只火钵旁边站起来，很亲热地招待着我们，他听了我的来意之后，把稿子大略翻了一翻，说内中有几篇他已经看过的，接着便恳切地鼓励我，继续写作，并且立刻允许为我作一篇序。　　　　
　　　他完全不像一个老人——虽然他上唇上是留着那么一抹浓　　
　　黑的胡须，他更没有一丝名人的架子。那天我们在咖啡店里谈了　　
　　两个钟头，我完全不感觉有什么拘束的必要，他很起劲地说着文　　
　　学上的各种问题，和不断地给予我们热烈地鼓励（我们可以想　　
　　起，那时上海的出版界，是在怎样一个沉闷的状态中），他的说话　　
　　就和他的文章一般的有力，是那样充满着比青年更勇敢的情绪，　　
　　当我们从咖啡店里出来的时候，除了满意以外，更惊愕中国现在　　
　　还有一个青年的老人。　　
　　　过了一个星期，序文就写好了，当我第二次去见他时，他很　　
　　关心地询问我的生活状况，又对于私人信件上作了一次令人难　　
　　忘的帮助。这时，从流露于他脸上那种真诚的表情，我才认识这　　
　　位被人家骂为冷酷刁刻的人物，才是最伟大的热情者。　　　　
　　鲁迅的序文，写于1933年12月25日夜。序文前半部分，追述了中国小说发生、发展的历史，以及对小说的看法和意见；后半部分是鲁迅对葛琴创作的评价，见解精辟、透彻，犹如画龙点睛。　　　　
　　深切的期望，热情的鼓励，严格的要求，重新点燃了葛琴的创作热情，不管生活如何困顿，道路如何坎坷，她铭记着鲁迅的教导，积极投身革命文学活动，她参加了1936年6月15日以鲁迅为首的六十位作家签名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要求抗日，拥护统一战线政策，并不遗余力地坚持写作。　　　　
　　葛琴在《总退却》后记中回忆道：　　　　
　　　那时——一九三四年，正是出版界最黑暗的时期，要靠写作　　
　　维持生活，几乎是不可能，于是我被掷回农村中去，整天躲在村　　
　　屋的窗子下，但是那时我对于创作的兴趣却没有减低，每每想起　　
　　鲁迅先生和好友们热切的鼓励，使我从生活的深渊中燃起无限　　
　　的勇气。　　　　
　　鲁迅爱护作家，特别扶植女作家的成长。对当时的一位剧作家赞扬葛琴说，文艺界有了新生力量，有些生气和希望了。1932年以后几年中，葛琴一直与鲁迅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鲁迅有时在经济上对她慷慨相助，葛琴每年都把自己家乡的新茶，通过弟弟葛桂芬送往内山书店，再转给鲁迅。　　　　
　　鲁迅为《总退却》所写的序言，由于当时世道的艰难，生前没能出版，在他逝世后才开始付排，葛琴怀着无限的悲枪，写了后记，作为对良师的悼念。　　　　
　　“一二·九”运动之后，抗日救亡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正在逐步形成。团结抗日的共同信念，缩短了人们认识上的差距，联络了作家的感情。1936年春，葛琴邀请邵荃麟、王惕之、蒋牧良、张天翼、叶以群、吴组湘、刘白羽等党内外作家云集了山，畅谈写作。　　　　
　　丁山位于美丽的太湖之滨，是有名的鱼米之乡。这里的物价比起大都市上海、杭州等地便宜得多，又可以稍稍躲避一下敌人的盯梢。因此左翼作家，把丁山作为创作根据地，来来往往。丁山是葛琴的故乡，地熟人也熟，有关事情都由她一手包办，伙食办得很好，顿顿有鱼虾，餐餐有鸡鸭，这对于穷困惯了的左翼作家们，是多么大的享受呀！　　　　
　　丁山集会，其中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个人的创作计划，进行写作；并通过自由讨论的方式，对作品进行分析和评价，提高创作水平。大家各抒己见，情感交融，一位老作家回忆这段往事时，仍然十分留恋。他说：“当时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但和后来的批评不一样，那时的批评，使人感到热乎乎的，越批评越觉得自己对革命有用。”他还说：“葛琴当时也写了几篇，其中有一篇叫《窑场》，对别人的意见，她虚心听，态度严肃、认真，她不大批评别人”。　　　　
　　讨论和写作之余，作家们还常常乘小船在广阔的太湖上荡漾，高唱《国际歌》，畅谈苏联——列宁，畅谈理想、未来和前途，这对于长期被白色恐怖包围的作家们，在精神上是多么大的解放，又是多么富有诗意呀！　　　　
　　全面抗战爆发后，葛琴和荃麟已结为夫妇，他们没有贪恋于新婚的欢乐，更没有沉缅在琐碎的家庭生活之中，而是为组成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到处奔走呼号，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随时准备转移；哪里需要哪安家。每到一地，他们总是按照党的指示，跟当地坚持地下斗争的党组织相配合，办报纸，编刊物，组织民众，并且通过刊物团结大批文艺青年和文化人，指导并培养了大批青年工作者。　　　　
　　1937年冬，荃麟和葛琴接受党的派遣，率领三十多人的战时抗日政治工作队，冒着风雪，到了龙泉。为扩大宣传舆论阵地，荃麟任县教育科长，葛琴任县审编办公室主任，并主编《龙泉快报》、《大家看》，在他们的努力下，小小的龙泉山城，当时竟有十余种铅印、油印和石印的报刊发行。强有力的政治宣传，广泛深人的组织发动，在龙泉山区各界人民的心里，播下革命火种，点燃了民族解放的火焰，使交通闭塞的龙泉城，出现了从来未有的勃勃生机。　　　　
　　皖南事变前夕，浙东的政治空气已经充满了浓重的火药味，浙江一带的反动派，迫不及待地抢先向共产党地下组织下了毒手。当时，葛琴和荃麟正在金华。一天清晨，有人来通知葛琴说，党的特委机关被破坏了，要他们赶快离开金华。当时在一起的共有七个人，经过商量，决定分两路走：一路经沦陷区，绕道上海，找新四军；一路走大后方，经福建去桂林、重庆。葛琴、荃麟和另外一位同志走第二条路。三个人分别装扮成医生、护士、药剂师，葛琴化名何桂贞。途中的遭遇十分惊险。三个人到达江山时，天色已晚，经别人帮助，住进了乡城的客栈，客栈的老板是自己人，所以对他们照顾得特别周到，蚊帐、被褥都很齐全。刚刚饱餐之后，准备美美地睡上一觉时，查夜的宪兵闯进了他们的住处。照例先询问了姓名、籍贯、年龄和职业，然后就倾箱倒筐地搜查，匆匆地看了他们的假身分证，马马虎虎地盘查了几句之后，在小皮箱里发现一张葛琴在家乡宜兴读中学的毕业文凭，上面的姓名和身分跟假身分证上的完全不符，却贴有一张葛琴过去的照片。按照惯例，如果宪兵们发现了这一点，他们立刻就会遭到逮捕，葛琴急得出了一身冷汗，却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边等待搜查，边吃着桃子。不知是那镇静、沉着的神态起了作用，还是查夜的宪兵多喝了几杯，精神有些恍惚，葛琴竟轻而易举地躲过了这次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搜查。当他们把所有的东西收拾完毕后，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宪兵虽没有再来，但睡觉是完全落空了，于是他们决定赶搭去浦城的商车，在茫茫的黑夜里，又开始了艰难的行程。　　　　
　　到达福建后，葛琴和荃麟就在永安城西一个叫虾蛤村的小村子暂时定居下来。经人介绍，葛琴在《现代儿童》杂志任主编，当时她怀孕在身，行动一天比一天困难。他们在虾蛤村住了约半年，待她分娩满月，健康恢复到可以乘坐长途汽车时，就离开福建到桂林去了。葛琴去桂林，是接替聂绀弩编《新垦地》，她一路上风尘仆仆，怀里又抱着出世不久的婴儿，精神却十分饱满。不久，她做了《新垦地》的编辑，选稿、定稿，十分繁忙，还得哺育婴儿。　　　　
　　1944年夏，日本军队占领衡阳，逼近桂林。在这紧张的时刻，葛琴协助荃麟把组织的资助和温暖，送到许多人身边，冒着生命危险送走一批又一批进步文化人士，然后自己一家才撤离桂林。那时，敌机整天在桂林上空轰炸，火车站里，车上车下，挤得水泄不通。荃麟的肺病又发作了，发着高烧，葛琴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搀着病重的荃麟，四岁的女儿牵着母亲的衣襟，拚命地挤上了一节敞篷火车的尾卡。正在这时，敌机用机枪追着人群扫射，葛琴一家在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　　　　
　　在重庆，葛琴与郭沫若等文化界进步人士一起联名签署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陪都文艺界致政治协商会议各会员书》和《陪都文化界人士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等宣言，表达要求民主建国的意愿。　　　　
　　1946年，抗日战争已经结束，周恩来派荃麟从重庆去武汉做文化工作，葛琴也随同前往。当时，计划在武汉创办一种报纸。形势的发展，使得荃麟的工作不得不转入地下，但他的肺病仍未痊愈，政治环境和生活条件都十分恶劣。他们住在中山路侧小巷道内的二楼木房里，楼梯摇摇欲倾，楼房四面通风，由于天井较小，房子显得黝暗。到武汉不久，葛琴生下第三个孩子，刚分娩几天，就自己忙着下地做饭了。一次，一位朋友的爱人到葛琴家去，看葛琴在产期未得到休息，很同情。回家特意炖了一只老母鸡，当晚给葛琴送去。送云时，正逢中原解放区的几个同志在座，葛琴用送去的鸡汤招待那些解放区的同志。　　　　
　　产期过后，葛琴任《大刚报》副刊主编，拿极低的工资，以掩护荃麟在家养病。荃麟也为她编的副刊出主意、组稿、改稿、写稿，使得那个副刊成为替人民说话的阵地之一，并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了一个重要的进步文化阵地。　　　　
　　1946年以后，武汉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葛琴和荃麟经常在“虎口”里帮助同志们转移。一位死里逃生的作家回忆说，“那时，我上了敌人的黑名单，被通缉，从河南逃到武汉，找到葛琴和荃麟。葛琴像亲姐姐一样照顾我，我好像从一个阴森冰冷的地方来到了温暖的家。一天夜里，我下了夜班，刚刚睡着，觉得有一个人轻轻地摸着我的头，我抬头一看，一位穿旗袍的人，正是葛琴大姐，站在我的床前，焦急地告诉我，荃麟要你马上转移，明天上午敌人要逮捕你。夜三时左右，葛琴化了装，一直把我送上码头，我安全地转移到了南京。她对我的深情，我终生难忘”。　　　　
　　内战的炮声隆隆地在人们的耳边震响，国民党在国统区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血腥屠杀，为了保存大批有生力量，1946年12月，葛琴和荃麟又接受周恩来的派遣，去香港主持文委工作。　　　　
　　去香港以前，葛琴把小琴及弟弟送回了山老家。刚一到家，就被当局发现了，葛琴的一个学生（当时也是特务组织的成员）出于同情，马上跑来报信，告知敌人对葛琴盯梢，并且要逮捕她。葛琴的父亲急中生智，当机立断，迅速赶到南京，搞了一个名片，说葛琴是某某报（陈立夫办的报纸）副刊主编。当时正赶上当地小学开运动会，国民党县党部的绅士们都来参观运动会，葛琴买了些礼物，携带名片，佯装拜访，绅士们信以为真。她趁此机会，连夜坐小船，离开了阔别多年的家乡，转道上海赴香港。　　　　
　　许多在国统区无法生活下去的进步文化工作者，被迫到了香港。这是一个表面上繁华，而对这些人来说，又是完全冰冷的世界，许多人都很不习惯。葛琴和荃麟在政治上保护他们，生活上关怀他们。一位东江游击队的双枪手，名字叫阿林，在战斗中负伤后，到香港去养伤，她的公开身分是葛琴家的保姆。葛琴想方设法照顾她，还多次英勇机智地对付英国巡警的搜捕和特务们的钉梢，直到这位双枪手安全转移。　　　　
　　葛琴在香港从事妇女统战工作，任南方局文委委员，还担任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编委。她与冯乃超等四十多人联名签署了《香港文艺界呼吁政府停止内战制止暴行》宣言，还参加签署了《揭露倾销伪片罪行影剧界联合抗议书》和香港文化界《拥护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等宣言。她经常以笔作武器，直接参加战斗。这时期，她在《大公报》、《华商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政治性杂文，起了战斗鼓舞作用。　　　　
　　随着形势发展，他们在香港最后一年的担子更重了。1948年底，准备在北京筹备新政协，建立人民政府，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他们在香港除了组织和输送留港的一些民主人士，文化、文艺工作者到解放区外，还联络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工作者，避免他们受到反动派迫害，设法帮助他们离开险区。　　　　
　　经过二年多紧张工作，胜利地完成了周恩来交给他们的任务，怀着无限的喜悦，最后撤离香港，回到了日夜思念的“家”。　　　　
　　建国后，葛琴曾担任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专业编剧、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在繁忙的工作中，仍坚持写作，并注意发现、培养文艺新苗。　　　　
　　　　　　　　　　　　　　　　　　三　　　　
　　葛琴从1932年开篇写作，到“四人帮”夺下她手中的笔，先后共写了五十万字，大约出版十几本中、短篇小说集及电影文学剧本，散见于各报刊杂志上的散文、小说、杂文，共一百多篇。　　　　
　　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黑暗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