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1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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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回忆这件事，感到难为情。我们这一代青少年，刚刚开始寻觅真理，就在混乱中迷航了。当我到工农中间，经过十多年的磨练之后，我才明白当时轻率狂妄的指责，是多么幼稚无知。1978年夏天，一个作家访问团来到哈尔滨，我去看望一位诗人。她把我亲切地介绍给他同屋的艾明之的时候，我脸红了，惶惑不知所以。我很想问他，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干过的那种蠢事，你会原谅吗？我犹豫了好久，终于没有说。因为老一辈文学家需要的不是忏悔，而是永远不再重复那种可怕的年代。　　　　
　　在那疯狂、是非颠倒的最初年月，她在学校狠批“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狠批“封、资、修的大毒草”，回到家里，却帮助父母把所有“封、资、修”的书籍转移出去；她日夜提心吊胆，怕有人抄她自己的家；批判别的“黑六类”子女，她照样不肯落后，但又怕批到自己头上；社会上破一四旧”、“大民主”的轰轰烈烈的气氛，使她产生对斗争的渴望，但又痛恨和担心斗争到自己家庭的头上。　　　　
　　她和当时的青少年一样，参加了红卫兵的大串联、大检阅。她扎着短辫，背个黄书包，整天在外边东奔西跑，抄大字报，听大辩论，看批斗会，喊口号，光阴就在这种狂热中白白地溜走了。　　　　
　　妈妈不愿女儿这样混下去。有一天，妈妈教过的一个女学生在农场劳动时卜水救人牺牲了，妈妈便带着女儿前去采访，女儿的心灵被触动了。她为英雄写了一首诗，题目叫《你只有十六岁》，在报上发表出来。这首诗体现出十七岁的张抗抗初步形成的人生观：一个人的生命要为人民发光。　　　　
　　当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阶段，青少年可干的事情不多了，她便开始从家里保存下来的书籍中寻找精神寄托。从书林里，她认识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并爱上了他们。对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她是硬着头皮读完的，因为她不喜欢这部书。　　　　
　　书本上的东西和现实生活的矛盾，使她深深陷入苦闷之中。她决定离开城市，离开家，到外边去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　　　　
　　1969年，她得到父亲的支持，来到外婆家附近的水乡插队。妈妈从“牛棚”里偷偷带给她一张纸条——“我的小鹰长大了，你飞吧，飞到高高的蓝天中去练翅膀……”　　　　
　　富庶而美丽的水乡没有给血气方刚的女孩子带来欢乐，为争工分吵架，为种自留地奔忙，很快就使她厌倦了。当支援边疆农场的名额一下达，潜伏在心里的远走高飞的思想，一下子活跃起来。她迫不及待地报名去黑龙江，踏上了冰天雪地的征途。　　　　
　　火车开动了，月台上下一片哭声，她却没有掉泪，书包里藏着从家里偷来的一本书——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　　　　
　　前面是什么呢？她想着——自然是铺满鲜花的无边无际的大草原，在上面打个滚，花粉会落在唇上……　　　　
　　　　　　　　　　　　　　　　　　四　　　　
　　然而，现实是严峻而复杂的，在边远的黑龙江也是一样，她厌恶在艰苦和困难面前怯懦退缩的人，同时，也为当时恶劣的生活环境而感到不满。生活中为何有那么多虚假丑恶的东西呢？它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她说：“天真美好的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矛盾，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充斥当时文坛的文化专制主义……这一切，都使我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但却找不到答案。”　　　　
　　正因为她善于思考，她才能从痛苦中自拔出来。　　　　
　　1971年9月，林彪倒台时，张抗抗正在杭州探亲。尽管人们沉浸在兴高采烈之中，但政治空气仍然咄咄逼人。不过，她毫不灰心，坚信春天一定会来临的。第二年年初，她写了一篇散文，叫《北大荒早春的歌》，表达了当时从痛苦中挣扎出来的复杂情感。　　　　
　　1972年夏天，她在砖厂劳动的时候，以她亲身的经历，写成了短篇小说《灯》，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这是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它也确像一盏灯，使作者自己在北大荒朦胧的黑夜里看到了光明，使她认识到重新学习创作是有可能的。　　　　
　　当时，农场生活中可以利用的业余时间是不多的，别的女孩子都在织毛衣，她却削铅笔；人家扯皮聊天，她却作笔记；每逢假日，连队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出去串门玩耍，她却趁此良机静静地写上几天。　　　　
　　冬天，她参加伐木队，进了久已向往的东北大森林——小兴安岭。每日清晨，她起得很早，事先磨好斧子，上山就拼命地干起来，一天任务半天完成，余下的时间就看书写作。那黑暗的帐篷，杨木杆儿搭成的床铺，烤不干的棉（革兀）（革拉），对她都是那样亲切。当湿的树杆儿在她枕边萌出嫩芽的时候，诗情画意便从她的笔端流了出来，她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散文《大森林的主人》和短篇小说《小鹿》。　　　　
　　四年过去了，她在农场种菜、压瓦、伐木、搞科研，当过通讯员……生活中有过艰辛曲折，学习和创作也有过酸甜苦辣。写字没有桌子，只好趴在炕沿上写，垫在膝盖上写。后来捡到一张人家不要的破炕桌，她在桌面上贴上鲁迅像，又包上一层透明的塑料布，每天作笔记，好像鲁迅先生时时都在望着她。她的业余创作，也遭到某些人的中伤和诽谤，什么“名利思想”，什么“成名成家”，常常扣在她的头上。她咬着牙，顶着别人的白眼写去。农场没有书读，读文学书还会惹麻烦，她就啃《中国通史》。只有回到杭州探亲的时候，才算回到书的乐园里。父母想尽办法借书，一家人互相传阅、朗读，并且争论不休。在假期里，她如饥似渴地读完了《红与黑》、《欧根·奥涅金》、《高老头》等许多名著。在家庭的和谐气氛中，一切不愉快的遭遇都烟消云散了。优秀的文艺作品不断治愈她心灵上的创伤，也敲开了她的心扉，使她变得更加聪明和更加顽强。　　　　
　　经过生活的磨练和文学作品的熏陶，她的个性越发鲜明了。一位女友曾推荐了本《简·爱》给她看。在那位女友看来，她类似简·爱那种依靠自己的力量与命运搏斗的女性，为了追求平等与自立，她可以忍受最大的痛苦，做出崇高的牺牲。但是抗抗却说：“我不否认这一点，我愿意做一个个性顽强、意志坚定的人，但我最喜欢的小说，却是哈代的《苔丝》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这两个女性为反对封建的传统习俗和邪恶势力所作的斗争，使我震惊，也使我深深受了感动。我敬佩她们为争取自己的幸福不惜一切代价的勇气和信念，喜欢她们那种丰富的感情，复杂的内心世界。作为叛逆的女性，我认为她们要比简·爱更彻底。”　　　　
　　张抗抗所处的环境与同龄人相比更多几层苦痛。在新中国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因为父母蒙受冤屈，她也跟着倒霉。来自学校社会的伤害，政治上的不平等，使她过早地承受了精神压力；而在北大荒的　　
　　日子里，除了饱尝所有知青的苦难之外，因为她是一个结了婚，又离婚，有了孩子的女人，生存环境的恶劣，精神上的折磨达到了极点。然而磨难愈烈，抗争愈强，事实正是这样。她不甘于命运的摆布，敢于追求美，追求爱，追求光明，拼搏向上。十年内乱的那些困难日子里，她从来没有被压垮，也没有被淹没。　　　　
　　　　　　　　　　　　　　　　　　五　　　　
　　“四人帮”以“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招牌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埋葬了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也蹂躏了一切优秀的作家。爱好文学的青年想要写书，只能在荆棘中悄悄地向前摸索。她明知走上这条道路的后果，但在她二十出头的时候，已被强烈的创作冲动得不能自已了。　　　　
　　她学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做为自己的宗旨，来到北大荒以后，总想把在农场的生活和战斗经历描绘出来。从回973年夏天开始，她着手准备素材，酝酿提纲，想试一试自己的才能和力量。　　　　
　　1974年春天，她回到杭州治疗甲状腺囊肿。病情稍有好转，她就全力以赴，投入长篇小说的创作，两个月写书二十多万字。稿子还没有誊清，就因劳累过度高烧不退，又住进了医院。一天，她正在堆满书的床头量体温，两个陌生人拎着一筐苹果走进来了。他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特地从上海赶来，安慰病人静心养病，并悄悄向她母亲要去了原稿。很快，出版社向农场给她请了创作假。她出院以后，用三个月的时间，写完了第二稿。接着，又去上海修改定稿。一部长篇小说，从初稿到出版，仅仅用了一年时间。　　　　
　　“编辑谢泉铭和陈向明是两位严格的老师，常常是前一天改完的一章交给他们，第二天又退回来。他们的文学修养高，又善于辅导，不断启发我挖掘生活素材。这是我一生中永远怀念和感激的两个人。　　　　
　　这部描写知识青年在黑龙江农场生活的长篇小说，取名《分界线》。它反映了张抗抗在这个历史阶段所抱有的一种政治信念。这种信念是长期的正统教育所形成的。她在生活中看到年轻人在逐渐分化，每个人都面临着新的抉择；农场办场中存在的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和知识青年中那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纠葛在一起，出路究竟在哪里呢？作者试图用自己的政治信念给复杂的生活作出一个答案。她在作品中赞美了脚踏实地、大搞农场建设的人。主人公耿常炯是个实干家，他在战胜涝灾、洪水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品质，是可贵的高尚的。在今天的四化建设中，仍然需要创作这样的青年典型。　　　　
　　1975年小说出版后，她写过一篇《在生活的激流中》的创作体会，强调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主题是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是对“主题先行”一类文艺理论的有力反驳。　　　　
　　关于这部作品的缺点，她自己说：“这部小说最大的误差，似乎不是它反映的生活是否真实，而是它仅仅凭着青年人一种善良的愿望，去呼吁人们分清真理与谬误的界线，而作者本人对这种界限也是分不清的。我在小说中鞭挞了口头革命派，但作为具体的人物形象，却是不准确的。我批判了一个固步自封、因循守旧、不懂生产而又看不到青年力量的负责干部，但我无法从根本上指出这种错误的根源。这部小说出现在历史转变的前夕，由于个人思想认识的局限性，它没有揭示出生活中矛盾冲突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够真实的……也许我那时过分重视了‘浪漫主义’，而使人物过于理想化，这是极左文艺思潮时期文学作品的通病，应引为教训。”　　　　
　　《分界线》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为“练笔”，作为长篇创作的甘苦尝试，这对张抗抗是重要的。但在文学的文本意义上，《分界线》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虽然小说中的人物塑造、语言、结构等等，都有她自己的特色。这部作品，大概很少有人注意到，因这部《分界线》，正像很少人关注谌容的长篇《万年青》和《光明与黑暗》一样。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张抗抗的崛起，也不是一日之功。　　　　
　　这部小说出版以后，她在创作上就写不下去了。文坛上的种种怪现象，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使她苦恼，使她难以动笔。她说：“我祈求社会进步，希望变革，对旧的传统势力无所留恋，希望看到针砭时弊的文学作品。可是，这种变革的希望在哪里呢？我摸索、寻求，一遍遍，一次次，每到那不可逾越的高墙面前，只有退回来……”她在不断地解剖自己，探索社会，这个时候，她不晓得：她距离真正的“分界线”，已经不远了。　　　　
　　　　　　　　　　　　　　　　　　六　　　　
　　她回到农场不过三个月，她所祈求的变革真的到来了。“四人帮”的垮台，迎来了祖国的新生，她也迎来了创作的新生。　　　　
　　1977年初春，她在《黑龙江文艺》上发表了散文《迎新》，表达了祖国和人民在经历十年动乱之后，迎接新时代来临的激动心情。　　　　
　　这年6月，她离开生活了八年的农场，进了省文化局在艺校开办的编剧学习班，学习创作。她说：“两年中，我除读了一些古典名剧和近代优秀剧目以外，没能写出一个拿得出来的剧本。第二学期，我尝试写了个电影剧本，第三学期写过一个多幕话剧，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看来不单纯是技巧问题，而是我的创作思想没能突破禁区，还在老框框里打转转。”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给我国的文学创作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许多老中青作家都在展翅飞翔。新形势的发展鞭策着张抗抗。在北京、上海、杭州的良师益友常常写信给她，给她带来各种新鲜思想。她的父亲，对于女儿的创作思想比别人有更多的了解，他尖锐地批评女儿，指出她的弱点。对此，她说：“我是一个固执己见、自信而又骄傲的人，对这种批评经常不服气，就在信上同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场论战持续了很多次，最后，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用心良苦而技法蹩脚的画匠，总想回避模特儿本身的缺陷，把他杨得太美，结果反倒不像。”父亲抓住了女儿的要害，女儿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弱点。终于，这位年轻作家的创作思想有了新的飞跃。她在给友人的信上写道：“我们常说要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某些本质方面，可是我们的小说中所描写的现象，都是虚假的，变了形的现象，还能反映出什么本质呢？我们就这样背叛了生活的现实，成了一个说谎的孩子。”对于她过去的创作，她说：“这些习作虽然有一定的生活气息，但却过于浅浮。”　　　　
　　不到三十岁的张抗抗，经历了社会主义的非常时期，终于跳出无形的圈子，思想上注入了新的血液，于是，创作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一思想革命的标志，就是《爱的权利》的诞生。　　　　
　　农场八年，条件是艰苦的，“但最艰难的不是物资生活条件，而是那种令人窒息的环境，自己对于文学事业的热爱得不到理懈的环境。我从谣言和中伤中走过来，伤害我的人有的是因为忌妒，有的却是当时那个年代的必然。我由此深深憎恶扼杀一个人纯真的愿望和感情的那种世态，《爱的权利》就是从我自己这种感受出发写成的。”关于这篇小说，她还说：“‘爱’是个范围很广、含义很深的圣洁的字眼。我的同伴们都有过对于自己未来的甜蜜的梦，他们有过自己的爱好、兴趣、愿望、理想。但是，这十几年来，许多人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忍痛抛弃了它们。人们常常不能去爱自己所爱的人，不能去爱自己所爱的事业，爱情与社会的冲突、与环境的冲突，依然顽固地存在着。甚至因为爱人民、爱祖国，所做的一切事都会被罗织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最普遍的、最可悲的是，爱情竟成了可以用物交换的廉价的东西。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并没有立即恢复他们对生活的热情，愤怒和眼泪依然存在，阴影并未在人间消失。这到底是为什么？频繁的政治运动，人们几乎忘记了自己热爱生活、憧憬未来的权利。阴影不驱散，新时期阳光便透不进那些创伤深重的青年人的心胸。我是用我心中对‘四人帮’及封建残余的仇恨来揭示这个主题的。在塑造舒贝时，我倾注了我心中全部扩新时代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