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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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她认识了比她小九岁的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位乐天派的青年诗人李唯建。他是一位向着生命的途程狂奔的青年。他们相识不久，由友谊便发展到了恋爱。这时，她从‘重浊肮脏的躯骸中逃逸出来了”，她成了一朵花，一只鸟，一阵清风，一颗亮星；她觉得“前面有一盏光明的灯，前面有一杯幸福的美酒，还有许多青葱的茂林满溢着我们生命的露滴”，“宇宙从此绝不再暗淡了”……似乎是爱情又一次照亮了她！于是1930年秋，她又不顾一切，宣布与李唯建结婚了。他们东渡日本，寄居在东京郊外，努力开垦他们成熟的爱情生活和创作前程。　　　　
　　李唯建（1907．7．10—1981．11．12）系四川成都人。早年与徐志摩、沈从文、邵洵美等人过从较密，曾在《新月月刊》、《诗刊》、《贡献旬刊》、《人间世》等刊物发表新诗和译作。著有英文散文诗集《生命之复活》，长诗《影》、《祈祷》，小品文《唯建的漫谈》和《相思草》，以及译作《爱俪儿》、《英官外史》、《英国近代诗歌选译》、《四川军阀》等多种。曾任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省政协委员，并于1978年应聘为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教授英语。　　　　
　　笔者是在1980年秋天，找到了蛰居四川多年的李唯建和在广东工作的女儿李恕先（原名瀛仙）。原来李唯建一直保存着一箱子庐隐的遗物，包括手稿和照片，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全被洗劫一空，庐隐也被指为“反动文人”。1980年11月16日，李唯建给笔者的信中说：“我于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那时，我热烈地爱着拜伦、雪莱、济慈以及布莱克和泰戈尔的诗，苦苦的探求着人生问题，并写信求教于泰戈尔，后他回信邀我赴印，行至上海，因故未能如愿。1928年重返北平，继续在清华大学读书。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经北大林宰平教授介绍，认识了女作家庐隐，相谈投契。庐隐在城中教书，我住清华园。结识庐隐后，庐隐考虑较多，她心潮澎湃，某夜寄我血书一封，表明内心。经我多方劝慰，心绪渐宁，决心生死相从。频繁的书信，久之成帙，初由天津《益世报》连载发表，庐隐自名‘冷鸥’，名我为‘异云’，于1929年由北平法文《政治周刊》（《La　Politique　de　Pekin》）译成法文，出版单行本。再后取名《云鸥情书集》，于1931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1930年与庐隐结为伉俪，游日本，住在东京郊区，怀一女，后取名‘瀛仙’（即恕先）。不久回，卜居杭州西子湖畔……”　　　　
　　1977年，李唯建写了一首抒发生平感怀的自传体长诗《吟怀篇》，国外友人曾几次索搞，均不愿公布于世，现将有关庐隐生活的片断抄录于后：　　　　
　　　在平结识黄庐隐，评诗论文心相印。清华园里撷黄花，得依　　
　　怀中情一札；十里迢迢入城赠，寒星初窥噪暮鸦。书信劳邮亭，赏　　
　　花赏月明。君心腾巨浪，惊喜复忧伤；中夜血泪书，沾笺复沾裳。　　
　　心潮渐平息，死生誓相依。古井微澜漾春色，始度东瀛度蜜月。人　　
　　言扶桑日果果，渺茫明灭神仙鸟；乘兴畅游度枉生，落叶满地红　　
　　不扫。初冬归国兴未已，浪漫生涯不减昔。申江小住即访杭，卜　　
　　居湖滨餐风光……去秋在日乐悠悠，写作阅诵无所忧；归来居杭　　
　　生一女，取名“瀛仙”纪东游。当卖借贷穷难救，卖文为生焉能久。　　
　　隐君求得沪滨教书职，我赴嘉兴任教席。……乌云突遮晴朗天，　　
　　展翅伸爪来死神。隐君生产庸医误，茫茫大地无归处。黄英缤纷　　
　　遭毁灭，天昏地暗变颜色；庐山真面目，隐约未可睹。海滨灵海无　　
　　潮汐，故人一去绝音息。冷鸥空留逐波影，异云徒伤变幻性。永　　
　　安公墓遥，人间天上差……　　　　
　　这是李唯健一千余行的《吟怀德》中关于同庐隐恋爱、结婚、生活的描写，其情真挚，悲凄之至！令人落泪。李唯建这段五十年前的回忆，堪可与庐隐自述的生活得到宝贵的印证。　　　　
　　关于恋爱，庐隐自己说：“我自然不会主张恋爱要以金钱地位年貌为条件，可是也不相信是绝对无条件的。”她的条件是什么？精神！她自己对待爱情便是这样的，她说：“在我的生命中，我是第一次看见这样锐利的人物，而我呢，满灵魂的阴翳，都被他的灵光，一扫而空……”这是她从李唯建那里得到的精神财富，也是他们相爱的基础。这时期，他们合写的那本《云鸥情书集》里收集了他们之间一年中的几十封书信，写得很美，里面有他们真正作人的态度，真正的热情，也有丰富的想象。她自己不再固执悲哀了，她要重新建造生命，转换生活的方向，勇敢地向封建礼教宣战。她说：“从前我是决意把自己变成一股静波一直向死的渊里流去。而现在我觉得这是太愚笨的勾当。这一池死水，我要把它变活，兴风作浪。”（《象牙戒指》）　　　　
　　在日本，他们生活了一个时期。《东京小品》便是她旅居日本所写的小品文，原拟二十题，但只写了十一篇，都在《妇女杂志》上发表过。由于日元高涨，生活不能支持，他们回到杭州，寄居在山青水秀的西子湖畔。被压迫的灵感，在这美丽的地方，似乎得到了解放。庐隐说。“我们当然可以写出很好的文章了。”那半年，她写了一部十万字的长篇《象牙戒指》，这是一部充满哀感，为她的朋友石评梅不幸的生命留下的永久纪念。这个长篇，十分之九都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其余一部分因国难遭焚。这时期，她还出版了一部短篇集《玫瑰的刺》。　　　　
　　1931年夏天，离开杭州到上海，由刘大杰介绍，庐隐进工部局女子中学，又开始了口耕生活。她一面教书，一面写文章，这种努力从不间断。她自己说，写文章“自信是为兴趣有时也为名，但为钱的时候，也不能说没有，不过拿文章卖钱究竟是零卖灵魂，有点可怜，所以我宁愿在教书的余暇写文章了。”她还说：“我不敢为了机械的教书生涯忘记我一向所努力的创作生命，所以在百忙中，我是一有工夫就写……”是的，在她生命之火燃烧的时候，她不停地创作，在《申江日报·海潮》、《女声》、《时代画报》、《前途杂志》和《现代杂志》上，都有她的作品发表。《时事新报·青光》上发表了她的中篇小说《女人的心》及短篇小说《情妇日记》。她后期的作品，所反映的情绪较以前乐观、开朗，特别是”一二八”淞沪战争后，她跳出了由社会、环境、生活筑成的囹圄，着眼于民族战争，在艰苦的条件下，先后创作了中篇小说《地上的乐园》和《火焰》，后者则较直接地反映了在为国家存亡而斗争中的人和事。　　　　
　　庐隐在写《火焰》时，苏雪林去看望她，后在1959年发表的《（海滨故人）的作者庐隐女士》一文中记叙了她创作这个中篇小说的情况：“庐隐对于她这个表扬淞沪之战的文学作品，却有点讳莫如深。题材是我询问再三才肯宣布的，言语间又往往支吾其词，只想将话题牵扯到别件事上去。当我到她写字桌上强去翻看那些原稿时，她劈手夺去，笑着说：‘咖啡香了，咱们到客厅喝去，这稿子留着到出版后再读吧。难道怕我不送你一本不成？’庐隐是个爽快人，这回为什么如此？事后我才想起，那个时代的中国新文坛正陷溺于一股奔腾澎湃的共产主义文艺怒潮里，谈爱国便是思想落伍，甚至可说反动，不惟听者不能入耳，自己也羞于出口。庐隐大约因自己过去也曾主张社会主义及国际主义，现忽来了一个大转变，写起爱国文艺来，怕我笑她，所以要这样遮遮掩掩的了，她哪知我正是她的同调呢？”　　　　
　　这时期，庐隐自己也认为她已经跳出了苦海，是她的开拓时期。她说：“我现在写文章，很少想到我的自身，换句话说，我的眼光转了方向，我不单以个人的安危为安危，我是注意到我四周的人了。最近我所写的《女人的心》，我大胆的叫出打破藩篱的口号，我大胆的反对旧势力，我大胆的否认女子片面的贞操。”“但这些还不够，我正努力着，我不只为我自己一阶级的人作喉舌，今而后我要更深沉的生活，我要为一切阶级的人鸣不平。我开始建筑我整个的理想。”她的世界观，她的文艺观，在这里，我们听到了她开始真正转变和进步的消息。　　　　
　　庐隐的变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上尖锐的斗争，不会不在她生活和思想里留下痕迹。她走向生活后，教过小学、中学，也当过一个大学的讲师和教授。时代给她的社会经验是：中国的一切都濒于破产了。破毁了的社会当然还有希望，这是在最后她才认识了的。　　　　
　　她与李唯建婚后的四年，是她一生最快乐最幸福的四年。庐隐一生受了很多苦，当她的思想和创作开始转向的时候，不幸在1934年5月，因难产手术，开刀后流血不止，高烧不退，遂于13日11点20分逝世于上海大华医院十四号病室，年仅三十六岁。据苏雪林回忆，庐隐生活拮据，“为节省费用没有进医院，仅以十数元代价雇一助产士来家伺候，以手术欠佳，流血不止，送入医院，终于不救”。庐隐的死，是中国文人的悲哀，闻者无不扼腕叹息！　　　　
　　庐隐的死亡完全是由于庸医所误，但她对此并无怨恨之心、责备之言。当她生命垂危之际，李唯建悲愤交加，曾写一状子，要去控告医生，但庐隐劝阻了他：“算了，不要去告了，人已死了，告他又有什么用呢？”这一点，足见她胸怀之广阔，待人之宽厚。　　　　
　　庐隐一生清贫，度日艰难，没有任何财产，只有几部比生命还宝贵的作品。为了慰藉庐隐的在天之灵，李唯建将她的全部作品放进棺内，让她毕生心血的结晶永世伴着她。　　　　
　　庐隐去世后，留下大女儿郭薇萱（郭梦良之女）和李瀛仙（李唯建之女），而贫穷、年轻的李唯建却无法抚养两个孩子。这时，舒新城约集庐隐生前好友和她的哥哥黄勤（当时任天津上海银行经理）到上海，在南京路冠生园餐厅共商薇萱的抚养问题，大家一致赞同由其舅父黄勤抚养，庐隐的著作版权归属薇萱所有。不久，李唯建带着瀛仙回到四川，从此便与郭薇萱失掉联系，音信杳无。　　　　
　　　　　　　　　　　　　　　　　　五　　　　
　　创作，要有源泉；源泉就是生活。　　　　
　　创作，也要才华和勤奋；但一个人走上创作道路，却不一定是生活的必然。　　　　
　　庐隐是在中学要毕业那一年才开始读小说的。那时，她觉得小说满含着活泼、逼真的真实，可以解忧，可以消愁，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刺激，看到希望和前途。所以她那时放弃了一切书，专门看小说，一年内大概读了二百本小说。　　　　
　　大学一年级时，“五四”运动的浪潮正在激动着青年们的神经，《新青年》杂志宣传的新思想，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的新论文，鲁迅的创作，周作人的翻译，都是当时青年们成长的粮食和阳光。那时期，提倡白话文的胡适是她的老师，教她《中国哲学史》大纲，使她对宇宙和宇宙间种种现象有了认识。庐隐接受了新思潮，但她有很多苦闷，她说：“我常常觉得心里梗着一些什么东西，必得设法把它吐出来才痛快。后来读文学概论，文学史，里面讲到文艺的冲动，我觉得我正有这种冲动，于是我动念要写一本小说，但是写什么呢？对于题材，我简直想不出，最后决定还是写我自己的生活吧。”她躲在图书馆的一角，秘密地进行这种尝试，悄悄地写了几天，那本没有收束的《隐娘小传》残稿，是描写她幼年故事的自传体长篇，是用伤感的文言写成的，后来她觉得“隐娘”一名不雅，便取“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意，不愿人们识其内心世界，遂换成“庐隐”，作为她以后发表作品的笔名。受了《断鸿零雁》影响的《隐娘小传》，始终没有续好，最后她竟把自己创作生涯里留下的一点欣慰的记忆也投火焚烧了。　　　　
　　后来她读了几本短篇小说，觉得长篇小说结构穿插难，还是先写短篇为好。当时她写了一个短篇，战战兢兢地去请教在她看来有着无上权威的文学教授，但这位只知道《经学通论》一类，没有写过小说的陈教授给了她当头一棒：“你也想写小说吗？这不是容易的事呢！你这篇东西就不像小说，我看还是不写吧！”她一气之下，羞愧地把稿子给撕了。庐隐难过了好几天，但并没有灰心，壮着胆子又写了一篇《—个著作家》。这是一篇歌颂纯真爱情、揭露金钱社会的力作，女主人公因受气生病而死，那著作家则用破瓶子刺破心头，流着鲜血，呼喊着情人的名字，发表了对社会的抗议。那时，文学研究会刚成立，茅盾也是才接编改组后的《小说月报》。庐隐通过郑振铎认识了茅盾，这篇小说给了他。但庐隐一直心神不安地关心着这篇小说的命运，没想到，一个多月后，她的作品竟在《小说月报》上登了出来。这是作者的第一篇作品！这犹如金榜题名，“从此我对于创作的兴趣浓厚了，对于创作的自信力也增加了。”至此，她的才华有了真正的土壤，陆续发表了一批作品，在“五四”时期的文坛产生了影响。　　　　
　　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的艺术”，提倡写实主义，探讨人生的意义，都认为将文艺当作高兴时游戏或失意时消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反对封建礼教，是他们颇为一致的内容。庐隐在她的创作生活中，也是一贯遵循这样的主张的。她也认为，作品应该含有时代的色彩。人们常说庐隐作品的题材面窄，但在“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她的创作却反映了颇为广阔的社会内容。如描写不甘醉生梦死的青年人苦闷的《海滨故人》，集中描写农家女悲剧的《一封信》，表现赤手空拳的爱国学生被毒打的《两个小学生》，反映纱厂女工悲惨生活的《灵魂可以卖吗？》及为和平殉道的女教士的《余泪》，《曼丽》集中的《时代的牺牲者》、《一幕》和《房东》等短篇，虽然结构不太完整，有的很像散文，但都触及了社会的各个黑暗角落，作者的正义和不平燃烧着光明的火把，这样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多见，这样的作家也颇不多见。诚如茅盾在《庐隐论》里所说：“‘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　　　　
　　庐隐登上文坛之初，曾受到旧势力和文人相轻的压迫。但她没有屈服，她说“幸而我天生就是执拗的脾气，除非不曾拿定主意，否则，无论别人怎样冷嘲热骂，我还是我行我素……”　　　　
　　在大学里，她一共写了几十万字的短篇小说、散文和游记。第一次去日本，回来后写了一本游记《扶桑印影》，记载着她在日本参观的见闻和感受。据庐隐自己说，这本游记是被朋友拿去弄丢了，因又无副本，便没有得到出版。笔者信了庐隐所说，又据她写文章最怕誊清，也从不誊清，总是一稿写完，稍作修改，便可成篇的创作习惯，深信她损失了这部旅日游记。但据香港大学中文系杨玉峰先生云，《扶桑印影》载当时丙辰学社的《学艺》杂志第4卷第10期（1923年4月1日），只是不知是庐隐所忘，还是朋友代劳。后来终于读到了这本游记的复印件。　　　　
　　　　　　　　　　　　　　　　　　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