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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1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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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史上，清末之后，描写旗人贵族荣衰之作很有一些，但在历史递进中，描写旗人贵族的演变、升沉，与中国现代革命水乳相融者，并不多见。《叛女》及其姊妹篇在这一文学领域填补了空白。
我有幸在作者的《动荡三部曲》的第二部《女伶》（1989年，华文出版社）出版前读到了原稿《女伶》是《叛女》的续篇，主要人物润格、江放、江风等都没有改变，它既有连续性，又有独立性。故事起伏跌宕，颇能引人入胜。
《女怜》的背景仍然十分广阔，润格的故事和性格，就是在光明与黑暗的斗争环境中发展的。她在丈夫江放因军阀内部矛盾被捕后，便把女儿江风寄养在地下革命者杨维林和欧阳墨竹夫妇的诊所里，而自己以女伶身分，浪迹天涯，帮助革命。江放出狱，润格母女回到北平，在梨园生活中，与日本豢养的汉奸黄子廉、奎啸虎及其党羽巧妙周旋，刺探情报。孤女柳文如不忍“女相师”金倩虐待而服毒自杀遇救后“投奔”大汉奸黄子廉之妻王国玉，日寇血洗甫京，杨维林罹难，欧阳墨竹到北平，阴差阳错地成为黄家的提琴家庭教师，江风与黄子廉之子黄伯云关系的变化，黄子廉向江风求婚等，这些凄楚而又富有戏剧性的故事，逼真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众生相，构成社会生活的大展厅。润格前夫之子奎纲的出现，是对人性的深刻解剖。最后，奎纲“探监认母”，旨在诱供；在特务组织“不许良心抬头”的“纪律’，与母子情的激烈斗争中，他的脑子里万马奔腾，心在怒吼，一双大手掐住了“恶魔”，就这样润格惨死在神经错乱的亲生儿子的手下。
这个结束也许残酷，或许突然得不在读者预料之中。但这个结尾，从艺术的角度看，是巧妙的，不落俗套。这个处理，很是显示了作者不凡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
邢院生的《动荡三部曲》的梦想，是要以润格及女儿江风的曲折坎坷的人生为线索，经清王朝的覆灭、辛亥革命的风暴、抗日战争的烽火，直到中国大地的解放，展示人的命运。三部曲已经出版了《叛女》和《女伶》，而梦还没有圆，最后的一部《伶什》还没有出版。1989年5月18日，她打电话给我：“明天，我要随一个代表团到洛杉矾，他们是忙公务，我是旅游探亲，看儿子少杰，然后转赴香港、日本冲绳、夏威夷，再到德国看儿于澄宇和女儿奇志……”临上飞机，她没忘带上她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伶仃》的原稿。到了美国，情况有变，身不由己，只好在那里闲居。她是个永远闲不住的人，她找过工作，护理过一个半身不遂的女病人，最后还是呆在家里改写、加工她的小说——边改边抄，四个月后《伶仃》定稿了。梦圆了，她觉得自己好像已是江郎才尽，于是又寄梦想于未来：“我想下一部书将由少杰和奇志他们从文化大革命续起。我觉得他们这一代人的生活也够丰富多采的了，不比我们这一代人逊色。我的两个孙子早能背诵唐诗了，也许他们也能继承祖母的未竟篇章。”
人的命运，有时自己也主宰不了。邢院生本来是去美国探亲和旅游的，万万没有想到，竟在四季如春、风景秀丽的洛杉矾定居起来。神使鬼差，美国对她不薄，每月能领510美元的养老金，5美元买个医疗保险；数年后养老金还可以翻番。也许这也算天上掉馅饼，可人是精神“动物”，由于语言不通，那种孤独和寂寞难以言状。1993年3月15日她来信说：“……常和猫说说话，有时也自言自语。由于神经类型稳定而没疯；说来说去，我还是愿意参与北京的热闹。”虽然寂寞，除修改好长篇小说，还写些散文，诸如《别人买地我发财》、《牙医收费名堂多》、《我的另一半》、《老人和猫》等，以真名和“爱丽丝”的署名，发表在《世界日报》上。
1993年，《伶仃》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时序上，《伶仃》接续《女伶》，但它又是完全独立的一部小说。润格惨死在亲生儿子之手之后，女儿江风孤苦无援。大汉奸黄子廉时时想霸占她，为了对付黄子廉，江风只好与自己并不相爱的古复生匆匆结婚。江风的性格是润格的延续。围绕江风的命运，小说向我们展示了新一代的众生相：古复生是江风父亲朋友的儿子，与江风曾产生过爱情的银行家方仲理、革命烈士的后代柳文如、受黑暗势力迫害的林蓓嘉、汉奸的儿子却与汉奸不走一条路又与江风相爱而又不能爱的黄伯云、进步的和反动的大学生、正义善良的刘三奶奶，以及汉奸的妻子王国玉及其女儿们等等。这众多的人物，都在光明与黑暗的搏斗中，在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上联合演出一个曾经发生过的真实故事。江风最后在向黄子廉复仇时，她的手枪没有打中真正的敌人，而自己则落入魔掌。最终，在共产党组织的营救下方获新生。
小说收来得太匆促，也显一般化，没有跳出东方式的“团圆”模式，这是小说的一个失败。但邢院生的“动荡三部曲”可以改编成很好的电视连续剧，相信会征眼观众。
从《叛女》到《女伶》，作为叛逆形象出现的润格，始终是一位热爱正义、真理，追求光明的女性，出于爱国及对邪恶、黑暗的仇恨，她帮助革命者做些事情，是革命的同情者。但她是一位血肉饱满的形象。润格是一位坚强不屈的女性，在监狱里，她没屈服于敌人的酷刑。但作者又不去正面写，比如《女伶》三十一章，写奎啸虎对润格施刑后，手提一根沾满鲜血的皮鞭，踢休息室的大门，气急败坏，喘着粗气，那首《何日君再来》，唱针被卡在唱片上的伤痕处，一再重复着“再来，再来，再来……”，就是滑不过去。奎啸虎一肚子邪气，把鞭子摔在地上，骂道：“他妈的，什么再来，再来，别来了！”听差把皮鞭捡起来，“把它挂在墙上，和墙上的一排按质量、粗细而分类的皮鞭、钢鞭排上队。”那气氛，奎啸虎的心情，都表现得十分生动、逼真。“没多大意思，打了半天，连个屁都没放，活像打在一块石头上，毫无反应，一声不吭地就昏过去了，倒把那几个哥儿们累得呼呼直喘，这有什么劲。”这是奎啸虎说的。黄子廉也说：“这个人真邪行，简直是一支坏了的温度计，什么温度也不能让水银柱上升，永远是零点。”这种技法，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表现手法，不直写，却比直写更有表现力量。
润格从家庭反抗，到出走，以及与社会、时代融为一体，她的性格一步步走向完善。所谓完善，非指越来越高大，而是说越来越真实、生动、具有灵魂。润格深知得罪黄子廉后患无穷。但当他欺侮到头上，企图娶她的女儿小风为妾时，个人的安危且不说，连对“革命工作”不利也不顾及，也许这是普通人性的常情。作者没有把。理智”强加给她，而是让“人性”自然发展。她可以像母章鱼一样护崽，直到饿死，像斑头雁一样，拔光身上的羽毛，为风雪中的儿女筑窝。润格终于因此而走进深渊。最后，黄子廉要用挫磨灵魂的办法对付她，把与她分离十多年的亲生儿子奎纲派去，利用母子情套出他想知道的一切。母子见面，撩起润格往昔的记忆：小纲被人抢走时蹬掉的那只老虎鞋和扔下的那把玩具手枪，一直是她走南闯北随身携带的纪念物，总觉得那上面有儿子的体温，总觉得站在面前的不是奎纲，而是小纲。当她发现奎纲想方设法想知道路拾遗的秘密身分时，她清醒了，警觉了，面前的奎纲不再是自己的儿子。对润格来说，有时母子情高于一切，有时则相反。这是人性在心理上完整的反映和逻辑。“后悔没有走上革命的道路。我的家庭和我的幼年时代所处的环境，潜移默化地给了我不少影响。贪图安逸，沉缅于小家庭的温暖。我能反抗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却不能反抗我的懦弱。我不应该和复杂的环境妥协。”润格被奎纲追问后这样说，“小风的爸爸告诉我列宁说的一句话：‘如果没有非常复杂的环境，也就没有革命。你怕狼，就别到森林里去。’我怕狼，所以没有勇气到森林里去，这就是我的后悔。”当时，是命运不容她背过脸去，就只好面对现实。这也是“逼上梁山”。她恨自己觉悟太晚，并说：“如果天假以年，我决不苟延残喘，我要跟他们挤命……”这是润格的绝命宣言。至此，这位艺人的形象完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除了润格，作者还在《女伶》里塑造了杨维林、江放、欧阳墨竹、黎明、刘三、刘三奶奶、高妈、江风、黄子廉、奎啸虎、王国玉、黄伯云、黄美云、黄秀云、黄柔云，以及吉林等众多的人物形象，这其中刘三、高妈、江风、黄子廉、王国玉、奎啸虎等人物塑造得尤为成功。有的人物着墨不多，只几次出场，其性格便跃然纸上。黄伯云原来是一个狗仗人势的恶少，后来却成了黄子廉的逆子，其变化十分令人信服。作者在写像奎啸虎这样十恶不赦的大汉奸时，还写了他人性深处隐蔽的东西。润格重刑后，他想到润格是一个文弱女子，动这么大的刑，受这么大的罪，太不应该：“黄子廉和她有什么血海深仇？也犯不上这样……”他对黄某的做法很反感。这样写，如同给一位贫血者输血，使人物活了，增加了真实感。
《叛女》、《女伶》和《伶仃》都具有浓郁的文化意识。小说里荡漾着历史、文学、艺术、科学、风俗、民俗以及人们陌生的关于旗人和梨园生活的奇异色彩。老北京的习俗、语言脍炙人口，如同倘徉在昨日的文化胡同里。作者的知识之广博，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什么关于葡萄的历史、成人节、女孩节、耶稣的传说、营养学、迤北八珍，名人名言、楹联名对、诗词歌赋等等，真是包罗万象，好像一部知识小百科。她的小说写作，似乎不拘一格，没有师承，凭着自己的感受、认识和理解，进入创作过程。但她的小说并不是知识的仓库，而是将知识自然地扌契入字里行间、人物的言谈话语里，像生活本体那样。
邢院生的小说中，有着精彩的描写，细腻、准确、生动，说老太太止住哭声“像是收音机关了电钮，连点余音也没有了”；把烟灯飘出的缕缕青烟，比作“上天的云梯”；在黄伯云眼里，“江风弯弯的眉毛下面是一池清澈见底的湖水，诚实得什么也不保留，坦率的语言使她显得更美丽了。”对润格坐牢那段描写，更显示出作者不凡的手笔：
太阳从地下室牢房铁窗上照射进来，灰尘在一缕光束中跳
舞，墙上抹着一道道棕色的血痕，一只花壳小甲虫顺着墙角，慢
慢往上爬行。蜘蛛吐着纵横交错的经纬，在屋顶的旮旯里织了一
个大网，得意洋洋地坐在蛛网中间，穿过网眼看着这间小小的牢
房，以为整个世界都在它的网罗之下了。
刚刚长出两条细腿的小青蛙，从牢房的铁窗上，一失足跌下
来，误入囹圄。小青蛙奋力向上跳跃，哪里能跳得出去呢？！每次
雨后，这些不速之客带着它的同伴，从草坪上的窗户缝隙跳进
来，闯进这个“禁区”就插翅难逃了。每次都是润格轻轻地抓住它
们的的腿，站在凳子上，把它们从窗缝里送出去。它们一触到草
地，就欢蹦乱跳地唱起歌来，池塘边上的同伴为了欢迎它们平安
归来，欢快地参加了大合唱。
这样的描写，或长或短，或繁或简，不是创作进程中之所需，就是与人物的处境、心清息息相关，没有可有可无的笔墨。
除了《叛女》、《女伶》和《伶仃》这三部长篇小说，我还读过作者多年前发表的短篇小说《春寒》及《天空，已是朝霞如锦》。邢院生说过，别人说她能开拓，不能守成。这大概就是指她曾经从事过的许多事业，但能否守成，在我们这个国家，并非完全能依自己的意愿。不过，她的小说创作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艰苦而寂寞的耕耘终于有了收获。她相信天才的十分之九是血汗的勤奋哲学，这是幸运。于是便有了生命中的传奇，有了通俗而不俗、兼融高雅和通俗的长篇历史传记小说。她提笔为文，却极少与文坛来往，但中国文学的大河也有属于她的浪花。
“不如归去，不如归去……”杜鹃的凄楚叫声，又一次从天外飞来。她一再说：“美国的风景再好，也不是我的祖国，我迟早是要回去的、”
“一切都没有结束。历史的河流，缓缓向前滚动……”这是一个传奇的，属于昨天又属于当代的故事……
1988年4月13日于北京
1995年3月28日修订
宗璞
陈素琰
宗璞的小说
一、她有自己的天地
——宁静校园的一角
不知意味着有幸还是不幸，这位女作家始终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一高等学府幽静的校园的一角。1928年7月26日，冯宗璞生于北京。水木清华的一石一水，燕园的浓荫僻径，从童年时代起迄于今，除了特殊的离乱，它们始终滋润着、陶冶着宗璞的心灵。抗战期间，北大、清华等学校避乱南迁，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大。宗璞也随父亲冯友兰在昆明乡下住了很久，并就读于西南联大附中。
可以说，她始终都生活在中国高层的知识分子群中，与他们学业的专攻，崇高的操守，事业成就的欢欣，以及家国危亡的忧患深深地纽结在一起。宗璞本人五十年代初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来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工作，得到不少文学界前辈的帮助。1960年以后，一直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编辑和研究。而她生长的门第又是世代书香，父亲、姑母等都是全国著名的学者。命运之神对她优厚有加，一下子便置她于中国最深厚的文化渊源之中。因此，人们不难看到她的创作和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知识阶层的气质、情操以及生活方式，或隐或现的，然而又是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宗璞作品所展现的生活环境和人物内心世界，我们处处可以寻到中国哲学、中国文化艺术深远的、潜在的、溶解性的影响，从而赋予它们特有的幽雅、淡泊、洒脱、内省的精神风貌。
她的创作如她的为人：真诚而严谨。她完全写与自己特定的生活环境和特定的生活阅历有关的人物事件，写自己感受最深的东西。她说过，“许多文字，都不只一次地出现在我的梦寐之中。”①加之宗璞自幼多病，因此，她不是一个多产作家。迄今出版的作品有中篇小说《三生石》（198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宗璞小说散文选》（1981年，北京出版社），散文集《丁香结》（1987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童话集《风庐童话》（1984年，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年再版），四卷本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另郁宗璞代表作》（1987年，黄河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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