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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葬礼-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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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终于有人在坟上起舞
写出美丽的诗篇，让漂泊的灵魂，感到垂死的幸福
——几米
前几天，系里的老师们都在谈论前阵子某名牌大学学生跳楼一事。他们大多都只是无奈地摇摇头，露出不解的笑容；然而，这笑容在一个青年人看来，与果戈里笔下的那句“那笑容该是含着泪水的”是多么的相似。这是一条生命——一条人一辈子只能拥有一次的生命，却突然失去了，谁不扼腕！就好像一朵含苞欲放的花朵，瞬间枯萎了，谁不惋惜！他们谈论过后，很快又像没发生过这件事情一样，大家继续聊着其他花絮，毫不欢愉。可在这欢愉的背后，一颗年轻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
《大学生发展启示录》里说到大学生的失败分为四种人：一种人来到山脚下，向上仰望，发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于是知难而退。第二种人开始信心十足，可到了半路发现身边没什么人，于是也停止了前进的脚步。第三种人一路走来，被路上绚丽多彩的景色迷住，于是沉浸在里面出不来。最后一种人是那种功亏一篑的人，眼看要到终点了，却由于大喜过望，心跳加速，成了一个“范进”。这些学生失败的责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他们如此不堪一击，又暴露了什么问题？
我们现在的教育呈现出这样一种现象：小学越来越像中学，中学越来越像大学，而大学像什么呢？像幼儿园。不是吗？大学几乎不用交作业，上课玩手机睡觉等等什么事情可以干，就像幼儿园里的同学上课可以哭、可以喊，甚至可以拉屎拉尿云云。我们的同学都很厉害，在奥林匹克竞赛上拿奖的层出不穷，可我们不禁要问：他们当中究竟有几个到后来还坚持在这一领域的？结果是很少。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能量被耗尽，精力被掠夺光了。
我们的父母只知道我们已经进入大学了，以为进入大学就是走进了天堂，却不知我们是被摧残大的。就像被催肥的猪肉是不好吃的，被催熟的水果是变味的一样。如果我们不多加注意，很快就会被腐烂掉的。
在《宋史》晏敦复传里，其中的一段实在很有趣味：和议时，秦桧使所亲谕敦复曰：“公能曲从。两地旦夕可至。”敦复曰：“吾终不为身计误国家，况吾姜桂之性，到老愈辣，请勿言。”桧卒不能屈。
这里道出了一点，那就是在日趋急躁的大同学活中需要一些“姜桂之性”的老辈们来训导我们。可现实当中，几乎没有此类人。当我们坐着车子，高兴地进入大学校园时，中国大学里的木马屠城记也同时上演——西方的木马屠城战争用了十年时间才把对方打败，而我们却不用四年，就自个儿把自个儿弄得面目全非。
我们这一代是近五百年来最幸福的一代，可我们的自私也是考第一的。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学生帮其他同学占位子，一个人把一张桌子邋邋遢遢地摆满了饮水管子或是书本。而且很多时候放在桌子上的东西很久都没人去动，此时座位已经很紧缺，陆续前来的学生都找不到位子，可他不管，继续低头看书。这样的行径就好像一个人拉不出屎来却要占着厕所不放，外面的人急了想拉屎却没有厕所可拉；真是自私至极、可恶至极！
这样的例子在有些父母看来根本不值一提，因为他们是占厕所高手中的高手，他们为了能让自己的子女在一个安稳舒适的环境里工作，早在他们读大学之前就开始像饿狼寻物般虎视眈眈地侦察着哪一个位子适合了。一些外来人士想进来，对不起，门都没有！
如果人人都是这样的自私，那么这个社会是容不下英雄、功勋、杰出者、弄潮儿的，看上去一片繁华的景色，其实里面深藏的是比原始森林还恐怖的惊秫。我们也许还记得那个年轻女仆的故事，女仆在一天夜里被一只野狗咬到了，她知道自己很快将死去，可她仍然奋力抓住那只野狗，把它关在柴房里，目的是为了避免这只狗跑出去再咬到其他的人。一般自私的人根本不会这样去做，他会叫骂那只狗，把它祖宗十八代骂个遍，然后在垂死之时祈求上帝让那只狗多咬几个人，自己在黄泉路上也不会寂寞。这也是为什么哲学家会自嘲“懂得一点点哲学会使人不相信上帝，但懂得很多哲学却使人信奉上帝”的原因。
一些大学生——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总是“给脸不要脸”，上帝给他们一张脸，可他们却自己另造一张，而且造得极其难看、怪模怪样、丑陋无比。这些脸无非都是青一色的“笑面虎”式的。在独自一人时，如果我们去想想那些笑脸，往往很后怕，在心里很难找到合适的位置。就好像我们背单词，不是怕背得多，而是怕背多了在脑海里杂乱无章的，要用时取不出来而削弱我们的记忆功能。开杂货店的老板从来都不嫌自己店里的货物多，而是怕顾客要时自己记不起来放在哪个货架上。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二）
出于利益考虑，我们现在交朋友的一个诟病就是：首先想到“多个朋友多条路”，我们想的是为自己谋出路；当想到某人对自己有利益效果时，我们这才相信孔夫子的教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当然会“乐乎”，我们没有理由不“乐乎”。我们还会一边“乐乎”，一边拿着显微镜在朋友身上寻找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在朋友有困难时，我们虽然很容易伸出安慰之手来表达我们的切肤之心，可并未真正感到伤心难过的原因，我们似乎是在他们面前抓住一个机会来显示我们的仁爱之心。所以意大利思想家尼可洛&；#8226；马基雅维利才会说：“我们为我们朋友的死亡所感到的遗憾，并不总是根据他们的价值，而是根据我们的需要，根据我们相信他们给过我们有价值的意见。”
司马迁的《史记&；#8226；吴太伯世家》里有记载季札送剑给徐君的一段佳文，实在值得我们深思：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上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其以死倍吾心哉！”季札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当初我心里已经答应把宝剑送给他了，现在怎么能因为他死了我就改变主意呢？”这样的“君子之交”，我们怎能体会呢？
很多知识分子一走出校门，满脑子的赚钱经，以为拿着自己的学历就能找到一个好工作，总是傲慢地讥笑世人庸俗。可当他们碰壁以后，却像个干瘪的皮袋，再也鼓不起勇气来，于是迫不及待的找个小团体以求庇护。他们只要这样做，很快的就会陷入无休止的世俗纠缠之中。《沉思录》里有句话：“人们相互蔑视，又相互奉承，人们各自希望自己高于别人，又各自匍匐在别人面前。”指的就是这类人。
当年推倒柏林墙的不要以为只是东德，西德也一样渴望推倒。虽然当时西德的经济状况远远好于东德，可他们观念里几乎就没有谁富谁贫，他们的眼里也不会有势利因素；西德的人民没有因为东德那边的生活条件差就高人一等。他们看到的是祖国的统一，看到的是大家展开双手来拥抱。可在我们国家，那些有钱的几乎个个都把嘴撅得比长颈鹿还高。而作为国家里的高等人士，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学着撅嘴了。
可试想想，在国难当头时，在民族有困难时，会有哪些人站出来？可以肯定的是能够站出来的一定是居住在艰苦条件下的人民解放军，在科研室里默默工作的科研工作者们；绝不是在大街上开着宝马奔驰的有钱人，绝不是住在秀丽别墅中的大腕们。还记得《谁是最可爱的人》吗？还记得当年那些八路军吃草根啃皮带的情景吗？还记得在长征途中一位为了救自己战友而身陷泥潭当中，肩上扛着战友的身体、而被泥浆淹没自己的头颅，最后就这样死去的吗？还记得《丰碑》吗？……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致敬的，值得我们一辈子学习的。
我们受教育，很世俗的目标就是在大学毕业以后找到一份好的工作，那我们用望远镜看看会是什么样呢？等我们找到一份好工作后是不是去考虑荣华富贵了？很多风华正茂的女孩子，一路走来，吃了不少苦头，可到头来却是为了嫁给一个有钱的四五十岁老头？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我们教育的目的是要训练我们树立一个为社会、为国家奋斗的理想，是为我们树立一种境界，一种远大的抱负，是培养一批智慧才具、有骨头、敢担当大义、知识广博、有判断力的知识分子！
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的学生，多少都有些崇尚金钱和权势，但似乎从来都不会有学生是这样深入骨髓的；别人家把金钱看得重，几年之后就变成了一家公司；而我们的学生很快地就化为乌有。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大学生，多少都有点痴想，但几乎不会有我们这边的那么富有“想象力”；他们想是想，不过用不了多久就会实现；而我们是越想越难于实现——因为这些根本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而在另一方面，一些自称学者权威的人，一面拿着金钱去享乐，一面又故作姿态，大声地对下一代呐喊：“祖国的希望，就靠你们这一代了！”等到了下一代，他们也学着喊道：“社会的进步，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他们这样一代一代喊下来，一代一代推下来；这样推下去，何时是个头？还很多市井小民，一面容不下操场里的打球声，一面又自己拿着麻将在吵架似的喊着。这样的玩法，早晚会毁了我们这一代人。
在这些“糖衣炮弹”的诱惑下，年轻的知识分子变得很萎缩、没有独立人格、胆小怕事、依附权贵、见利忘义、投机等等；可他们却自欺欺人，嘴巴里说的“善意”比谁都多。这些“善意的谎言”比广告词还完美，比死人的墓碑悼词还无暇。他们这样的“善意”真是应验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一个哲人的话：“善意铺成了到地狱之路。”他们哪里知道，真正的善念不在于做了多少好事，不在于得了多少好名声，而是在于把心念付诸于实践；就好比是真正的宗教不在于盖多少寺庙，不在于有多少信徒，而是在于旷世救人。
（三）
小时候我们大言不惭地写下《我的理想》，信誓旦旦地要做哪一行，可等到了大学，那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意识都只能停留在心里不敢表现出来，因为此时我们害怕、顾虑很多，周围的人都不站出来，自己站出来却像个多管闲事的好事之徒。就好像在妓院里，每一个嫖客都表现得很下流，如果我们表现得很上流，反而不入流。到最后，我们甚至连《好汉歌》里唱的“路见不平一声吼啊”的勇气都没有了。血气方刚的青年人成了新一代鲁迅笔下当年那批看着自己同胞被杀、而麻木不仁的青年军。这是多么的与我们在课堂里接受的见义勇为相悖，实在叫人越想越糊涂。读过印度那本《吠陀》的人都知道，它把一种神秘信条归结为“这就是你”。基于此，我们也可以说这就是当今的大学生，一种连说话的勇气都没有的人，只知道躲在厕所里小声打电话的人。
这种空气从古到今一直弥漫在中国的上空，虽然下边的人们不缠足了、不穿黄马褂了，但是穿着高跟鞋、皮鞋、西服的人们依旧没能改掉这个坏毛病；虽然皇帝老儿不见了、撵车撞不着老百姓了，可人人平等的社会混杂里人们自己开着车到处横飞乱撞；虽然藏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各种杀戮被一把火烧尽了，可是取而代之的高楼大厦里处处都是勾心斗角；虽然标榜“以天下为己任”的各种学府被拆了招牌，因为他们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都是无能之辈，但是新兴的各种教育机构也不过是“只会赚钱的机器”，学生毕业了做父亲的还要找人托关系道：“我儿子能不能去那个单位工作就全靠你了。”呜呼哀哉！
奥维德有几行著名的诗句：
动物弯着腰，面对着大地。
他唯独给了人类一副尊严、崇高的表情，
并且要求他们以喜悦的眼神眺望天空中的星辰
而我们很多时候却弯着腰面对着权势。我们把自己本来高贵的尊严放得很低，用闪烁不定的目光窥探着别人。清朝初年，有一位孔老夫子的后代，他叫孔尚任，他的那部《桃花扇》是我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财富，在最后，有一段对于权贵不屑一顾的描写，他写道：“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觉，把五十年兴亡看饱。”对于权贵，只不过是过眼云烟，作为一个大学生，除了要向自己的父母和老师鞠躬之外，绝不要向任何权势低头！
在这些“糖衣炮弹”的诱惑下，年轻的知识分子意志力开始动摇、意识模糊、信念不坚定。我们很难想象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些住在上海寓公馆里的一些有钱人、知识分子，宁愿放弃自己安乐的生活，也要跑到井冈山、延安去和老毛一帮子人东奔四窜。
他们身上的那种爱国信念，又有多少人能够剖析？梁济先生在其六十岁时在北京静业湖自尽身亡，留下的遗书是：“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很有数不清的烈士，他们为了自己的爱国信念，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像梁济先生一样，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来唤醒国民。他们是真英雄！
浙江大学的郑强教授在他的《关于科技创新的文化》里说：“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不仅塑造了个体的你我，更塑造了我们共同的价值和利益！我们不能成为文化和精神上的‘孤魂野鬼’！”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一些学生已经是“孤魂野鬼”；他们游荡在大学校园的坟墓里，为的是寻找一点带有铜臭味的骷髅。
李敖在退伍归来，写着：“教育好像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成愈冷淡。大多的理智恰像泰戈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
记得《鲁豫有约》要做一期关于大学生就业情况的节目，剧组人员来到北京大街上寻找几位大学毕业生，可每当他们把自己的名片递给那些毕业生时，他们都显得异常尴尬，因为对方不相信，以为他们是借着《鲁豫有约》这个知名度很高的节目来骗取钱财的。还有，当我们可爱的女孩子被大雨淋湿了以后，一些好心的男生伸出援手递给她们雨伞时，得到的回报往往不是“谢谢”这两个字，而是一幅冷漠的表情。如果那男的再热情些，女的恐怕要大喊“流氓”啦！
凡此种种，恰恰证明我们人人都是一条刺猬，不敢靠近别人，更怕别人靠近。一靠近，不是头破血流，就是你死我亡。
这些世俗的迂腐覆盖了社会，侵蚀了我们的头脑，迷糊了我们的眼睛，它让真理变成了荒缪，让正义的声音退到了深谷。历史上指鹿为马的赵高的例子也许我们还记得，《史记》记载：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当时秦二世还傻不*的，以为赵高是与他开玩笑。到后来，赵高把鹿牵到大堂之上，问大臣这是什么，几乎所有的人都说是马，连守门的侍卫都点头，几个大臣看不惯赵高的恣意妄为，说是鹿，后来统统被杀。
在这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的高压下，很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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