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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中途-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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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再说过，现在的小说翻开就是白生生的大腿、胸脯，人们把身体的放纵和倦慵当做文明、新潮、自由、个性、追求，把私底下的愿望、行为当做宣言和日常，当街摆弄，大肆炫耀，而且脸不变色心不跳。用身体写作，写身体，写身体的欲望、动作、声音，有了高潮就喊，天亮以后就分手，天不亮就分手，不想上床，精子大战……接踵而至，纷至沓来，飞沙走石，铺天盖地，好像国人都擦搽了印度神油，吞吃了美国伟哥。小说写到这份上，已不是作践，而是作恶。马平显然不想跟人作恶，他想跟人作斗争，他让我们回过头去，看一场场荒诞的“红色睡眠”，看一只只空荡荡的胃，看一个个死去活来的梦。李安乐，一个梦里生梦里死的农民，一个半人半仙的稻草人，一个穿针引线的皮影人。这个人模造了我们难忘的过去，道出了我们的恐惧，我们的爱，我的恨，我们土地的深度，我们天空的高度。这个人有酒气，有酩态，疯疯癫癫，跌跌撞撞，但也有血有肉，有真有假，有是有非。我喜欢这个人物，他连通了一种真实，一段历史，一个警示。我相信，这才是文学的真正意义所在：不是激活我们的精子，而是激活我们的精神。
2004年7月14日
恋歌又响起
谁的恋歌又响起？是陈华。陈华何许人？偌大中国，叫陈华的人太多，我熟人中有七个，囊括男妇老少。我夸张地说，但结果可能是真理：每一条弄堂都有一个陈华。因之，我要特别指出：此陈华是《那一曲军校恋歌》的作者，居北京，穿军装，女。
我不认识“此陈华”，要谈的自然是她的作品。一直有种感觉，有些人，他们长着似曾相识又朦胧不定的面孔，从没有刻意记忆，但绝对不会忘记；有一些事同样如此：只需要一剪影子、一杯酒、一段音乐或者一个眼神，就会像鬼魅一般骤然而至，迅雷不及掩耳，占据你那无能为力的大脑神经，让你笑靥如花抑或眼泪滂沱——当然，于至深处，又仅为会心而已。这是我读《那》第29页时想到的。随后一直在边读边想，思维异常活泼、欢悦，如同有朋自远方来。罢了，确认《那》是一曲朴素、恳诚的“恋歌”，并不是影子、酒、音乐或者眼神，故而我完全可以从容掩耳应对。但是我没有。我很乐意徜徉在陈华笔下的世界去捕捉一寸漫步潘帕斯草原的微风，握紧一滴淌入太平洋的雨水，呼吸一口即将化作奥林匹斯山巅火焰的氧气，直到掩卷而定，我才发现一切已然黏稠而模糊。
毋庸置疑，透过镜子，穿越二十余载光阴，我也许就化身成为《那》里的角色。我竟毫无缘由地以为自己就是任天行、就是廖凡、就是庞尔……也许当他们抽象起来，就能与当年的我安逸而默契地重合吧。我甚至还把青春悸动的对象，形象在了郝好和姚小遥身上，一如透过彩纸的光，朦胧而有别番风情。
真实引导朦胧，而朦胧又恍惚将某种特别的情绪变得真实。我不觉靠在椅背上，点燃一支香烟，烟雾氤氲环绕，忽然变作两首流行在我读军校时代的旋律：《侬本多情》和《一首歌一个故事》。两首普通的流行歌曲，因为《那》，一时间占据了我全部的思绪。我要将《侬本多情》送给叶小米、郝好和姚小遥，爱情给了她们足以软弱而坚如铁石的心力，正如歌中唱道：“情爱就好像一串梦，梦醒了一切亦空；或者是我天生多情，方给爱情戏弄……”空不是无，而是收获，是大智慧，是全部——是读完任天行临别书信的叶小米，是亲吻英雄爱人面庞的郝好，是静聆熄灯号的姚小遥……她们像所有女子一样天生多情，她们没有像歌曲唱的，被爱情戏弄，或者戏弄爱情，只是静静地，在军校朴素的净土上，孕育美丽的爱情鲜花。这鲜花芬芳无刺，不用鲜血浇灌，更无关风霜凋零，开在风景如画的悬崖边，值得一辈子去守护和爱惜。
似乎唯一的例外只有一个马小蕾。其实，即便是二十年前，马小蕾这样的女子也难属特例，只是因为她的天真和愚蠢是生长在如茵绿草中的毒花，结出的恶果就显得那么刺眼，那么令人玩味。要我说，哀怒与指责都显得片面和多余，它只是现实不断孕生的悲剧的复制品。现实匮乏崇高，如同白水匮乏凛冽，当爱情渗入交易（哪怕只是一时、一面）的渣滓，便失去了梦的资格：也许只有当她梦碎时，才会收获阿弗洛狄忒看似安慰的吻。
相比之下，单纯为了爱情的美女姚小遥，在“穷途末路”之际，惊惶地得到一个完美的结局，似乎是作者对姚小遥的爱护。不，这应该是作者精心设计的寓言：每一个从军校走出来的人，不论天赋、禀性乃至才情、运势千差百异，他们一定都会笃信经济社会中如同海市蜃楼的纯真爱情——哪怕升华成为信仰也不足为奇。《那》在告诉我们，暴风骤雨中，还有那么一座孤岛，风和日丽、无忧无虑。所以，我宁愿相信郭福来的苹果是伊索的故事。
从一开始，我的注意力就放在了小说中一个非常次要的人物身上，作者在他身上花费的笔墨可谓省之又省，但却实实在在给我惊喜，这个人就是追求花房姑娘的班长邓海云。那么好了，另一首歌，《一首歌一个故事》，我要送给他，这个险些为“花房姑娘”送命的痴心男人：“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道尽离合悲欢几个字，完全来自过去那日子；犹如人生之歌一开始不休止，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为着前路永远冲刺……”诚然，他没有三大公子的潇洒，没有任天行的不羁，更没有“爱情中尉”（我联想到了情歌教父李宗盛）陈骁那种浑然天成的男人魅力，他只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嘛”字不断的津门乡音。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因为崔健，“花房姑娘”早已经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现在的年轻人无法理解那个时代，一句“手指大海的方向”会让他们明里暗里发出嗤之以鼻的笑，“坚强”和“善良”亦早已化作时代的尘埃离爱情远去。但，我们又如何能够忘记自己留下的脚印深深的过去？于是，就对邓海云有了如此特别的感触：一个从小城市来的多愁善感的军校学员走进花房姑娘的爱情迷宫，拿碰壁作为心碎的证明，以冒险释放青春的风采，用受伤缝补内心的甜蜜，当望见出口的狂喜和被朋友横刀夺爱的打击，喜而生悲，悲喜出人生百般滋味：所有实在的，幻想的，乃至众口传说的，交织成比大脑血浆更加黏稠的液体，缓慢而吃力地前进。
邓海云最后的幸福一定要感谢“花房姑娘”，她让他懂得了人生，更懂得了珍惜人生。我经常对人说，成熟的人，就在于“珍惜”二字。满足是愉快之本，珍惜是领悟人生的前提，亦是最大财富。“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这个道理大词人晏殊早在一千年前就用看似爱情（当然不应该是爱情）的离愁明白地告诉了我们。而《那》中，随处可见对此或隐约或明白的剖析。
侬本多情，每一首众*传的好歌，一定有它特别的故事。《那》的确与我见到的，市面上流行的任何一本爱情题材的小说迥然有异。那些风靡的爱情小说，一旦风干了装饰，便只剩下性与滥情的轻浮、粗蠢。陈华此书别有一个意义，在于告诉一些人：情比性让脾胃受用得多了。
2008年7月23日
八大时间（1）
11964年1月5日
这是我最伟大的一天，没有这一天，也就没有了我。这一天，是我的生日。
生和死是一个人最大的事，但没有一个人会对自己的生死留下记忆。生是一次啼哭，死是一次闭眼。生的啼哭唤醒的是别人的记忆，死的闭眼关闭的是自己的记忆。生于何时，死于何刻；生的情景，死的情状，这些记忆都储存在他人的记忆中。所以，谈自己的出生，无异于做小说，你说得头头是道，闻者都信以为真，但其实不过是人云亦云而已。
时间是放在空间里的（反之亦然），赋予我成其为人的这个时间：1964年1月5日，我的降生之日，是放在距离杭州41公里的一个古老的大村庄里的，村庄名字叫蒋家门口，行政上隶属富阳县（1994年撤县改市）。富阳是个默默无名的地名，但其下有两张赫赫有名的面孔：一是富春江，二是郁达夫。富春江因黄公望留下的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而名震遐迩（现今一半在大陆，一半在台湾），郁达夫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名士。我的家，蒋家门口是富阳的第一大村庄。这是一个殷实而富丽的村庄，它的古老，它的富丽，它的人丁兴旺（现有4000多人），都使它显得不像一个村庄，而像一个古镇。在我出生前一个世纪，这里就有了翻造的上海滩上的三层楼房，宽敞的回廊，红色的琉璃瓦，明亮的玻璃，高大的檀木台门（3米高、2米宽），龙飞凤舞的飞檐立柱，宽阔方正的天井，至今都令人叹为观止。80年前，我爷爷的父亲卖掉了40亩竹山，带着两个儿子——我爷爷和小爷爷——开始模造这栋来自上海滩上的三层楼，虽然是缩小版的——只有二层，规模也小得多，但依然给我们家带来了经久的美誉。小时候，我经常看到有外乡人来我们家参观，指着我熟视无睹的种种雕刻评头论足，流连忘返。20年前，作家李杭育在我一个远房叔叔的引导下也去看过，至今还记忆犹新，见了我夸奖不已。
能够出生在这样一栋堂皇气派的房子里，应该是我的荣幸，但我的父亲却不这么看。小时候，父亲经常对我说，我们必须离开这座房子，否则我们家难有翻身之日。这么说是有深刻的原因的，原因就在我们家前面的一栋楼。这也是一栋三层楼，但似乎没有那么考究，没有那么多纯属审美的铺张浪费。那是一栋结构比较简单、实用的三层楼，长长的一排，有点像现在的单位宿舍楼，外墙粉刷成红色，到了我小的时候它还是红的。我们家和他们家中间只有一条不到2米宽的弄堂，也就是它的“屁股”对着我们家大门。父亲告诉我，我们祖上和这家人的祖上是死对头，他们之所以将房子造得这么高，这么摆放（“屁股”对着我们），而且还漆成红色，目的就是为了抑制我们家，破坏我们家的风水。怪的是，自从他们家房子造好后，我们家族一直不兴旺，日渐败落下来。我的小爷爷为了抵制这种“破坏”，专门到上海跟一个传教士信了耶稣，回来后每天都在厢房里做祷告。我小时候经常带同学去看小爷爷做祷告，叽叽咕咕的，含糊不清的声音里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但是我父亲知道，父亲说他是在祈求耶稣保佑他，而且耶稣也确实保佑了他。我父亲有兄弟四个，也就是说我爷爷有四个儿子，小爷爷只有一个，是独子。但有了耶稣的保佑，小爷爷的儿子接连给他生了七个孙子，而我爷爷尽管有四个儿子，但孙子却只有七个。我爷爷死得早（66岁去世，我没有见着），没有发现这个秘密：耶稣的力量——正因此，他无法活得更长寿。而我父亲虽然发现了这个“秘密”，但由于时势的原因，满心想投靠耶稣重整家业，却又不敢。因为那是一个大肆破除封建迷信的年代，信耶稣是迷信——崇洋媚外的迷信，罪加一等！父亲曾经通过养狗、在家门口摆放石狮子、杀公鸡等多种迷信方式，来摆脱“红房子”对我们家的诅咒，但事实似乎证明，这些方式过于简单，缺乏真正的力量，重整家业作为一个梦想一直盘桓在他心里。。 最好的txt下载网
八大时间（2）
在我10岁那年，父亲借了钱，在我们老屋边上造了一间比较简陋的新屋，那是他为了摆脱“红房子”诅咒的第一个大动作。收效似乎是明显的，我哥随即结了婚，我姐也在城里找到了意中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条件限制，新屋的位置离红房子还是比较近，似乎还在红房子发威的范围之内。于是，十年后，1982年，我们家又造了新屋，新屋建在村子外，可以说真正是彻底摆脱了红房子的纠缠。因之收效似乎也是很明显的，我们家转眼成了当地出名的“万元户”。那时候，我已经在部队，在千里之外。父亲从来不要求我调回去，而且总是对我说，你走得越远越好，意思是越远红房子越奈何不了我。原以为到此父亲和红房子的斗争结束了，殊不知大动作还在后面。1996年，父亲冒着大逆不道的风险，把我们家的老屋很便宜地卖掉了，真正是惊世骇俗啊！在我们家乡，老婆可以休掉，子女可以出让，但祖屋是绝对不能卖的。不过我可以想象，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说到底，还是红房子在影响他的观念。
父亲对红房子刻骨而久经的疑惧，给我从小就打开了一扉通往神秘和幽境的小门。
21971年正月初十
这一天，我号称9岁，其实才7岁。
在我们家乡，人的年纪是以年头来计的，说你多少岁，说的是虚岁，不是实足年龄。按这种说法，如果你是大年三十出生的，那么天一亮，到了正月初一，就已经是两岁了。我出生在元月，但在阴历年中还是旧年，是农历十一月十九，到年三十尚有41天。所以，当我出生42天时，我已经两岁了。每到正月初一都要加一岁，更何况正月初十。于是，到了1971年正月初十，我不容置疑是9岁了——其实才7岁零50天。这一天，我背着书包走进了设在祠堂里的教室，事后我痛苦地发现，我背的书包特别沉重——那不是书的重量，而是泪水的重量。
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们那里为什么是正月里开学，这个问题我没有琢磨过。但是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以后都是夏季开学了，而我们之前好像都是正月里开学的。我觉得正月里开学更有种喜庆色彩，书包里藏着压岁钱和酥糕，那感觉是很好的。中国的农村给人最统一的印象是穷，贫穷落后，吃不饱，穿不暖，脏不拉叽，大人缺乏尊严，小孩少了天真。但是公平地说，我们那边不是这样的，我从小没有挨过饿，每年都有新衣服穿，冬天一套，夏季一套，过年时还有压岁钱，远的亲戚给二角、五角，近的亲戚，像外公、娘姨、姑姑至少给一元。我还认了个干爹干妈，自己很节俭的，但对别人很好，尤其对我更好，压岁钱经常给我一张五元大钞。一般一个春节过下来，我可以得到十几到二十块的压岁钱。这是我的零用钱。我用这个钱到县城看电影，买好看的塑料凉鞋和的确良布，回来做衬衣。这是少年的我最美好的回忆。换句话说，我小时候没有感到过生存上的困难，没有这方面的记忆。有关困难的记忆都来自精神上，来自时尚和世俗。每个时代都有时尚，我少年的时代是一个讲成分和阶级的时代，把人划成两个阶级，分成了两种颜色：红色和黑类。黑类又细分为五类，即“地富反坏右”，俗称黑五类。这五黑类中我们一家占了两类：右派和地主。右派是我父亲，地主是外公，两顶黑帽子，是两座黑压压的大山，压在头顶，全家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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