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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联合国高层-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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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领导的政策、规划与发展计划司，其中“规划”的职责就是为技合部向受援国政府及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等筹资机构取得项目的执行权，这项业务由我司国别项目规划与评估处分管。就技合部而言，与筹资机构搞好关系至关重要。开发计划署大部分单位的办公室与技术部同在ＤＣ１楼里，碰面的机会比较多。我非常注意与开发计划署各级官员保持融洽的关系，特别是与其第二把手副署长布朗（Ｇ．Ａｒｔｈｕｒ Ｂｒｏｗｎ）、亚太局局长约瑟夫（Ａｎｄｒｅｗ Ｊ．Ｊｏｓｅｐｈ）及其他地区局保持友好关系，我与他们之间相互尊重，遇有分歧，必要时我登门造访，能顺利地得到解决。由于他们的以身作则，下属官员也很合作。
联合国系统几个大的执行机构与开发计划署共同组成一个司长级的机构间特别工作组（Ｉｎｔｅｒ－Ａｇｅｎｃｙ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工作组的成员名单专栏列入联合国系统高级官员指南，以表明它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工作组由开发计划署副署长布朗召集并主持，通报有关情况，并就技术合作问题交换意见。各执行机构通常由各自驻联合国总部代表参加，技合部由我参加。几乎每次布朗召###议讨论问题，总是伴随着激烈的争吵，多半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的代表埋怨分给它们执行的项目太少，或认为分配不公平。他们往往提高嗓门，态度粗鲁，出现在联合国内部会议上少见的激烈场面。每逢此时，布朗总是心平气和地回答问题，表现出一个高级官员应有的风度和涵养。在大家纷纷伸手要求分得更多项目之时，作为技合部的代表，我当然不能一言不发，给人以我们吃得很饱的印象。不过我摆事实，讲道理，措辞比较温和。一次，我发言后，布朗回答了我的问题之后加了一句“叶先生，技合部得到的项目并不少，分配项目时，我们对该部是特别……”他的这句欲言又止的话曾引起某些与会者的醋意。散会后，粮农组织代表还过来问我，在项目分配上，技合部是如何得到特别照顾的，还问我是否与布朗是老朋友，等等。我当然否认“特别照顾”之说，相反，我对他说，“技合部也是吃不饱的，我们在项目分配方面也有意见呢！”
实际情况是，我任司长的五年中，即使是１９８５～１９８８年初这一段援助资金锐减之时，技合部得到的项目仍不缺少。项目的执行带来了行政费的收入，使我们无断炊之虞，甚至还有盈余。为了促进与开发计划署的合作关系，我也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做出了努力，使技合部与开发计划署确实做到了相互支持。在这方面，双方共同赞助和促成了几次大型南南合作会议，影响深远。
与掌握资金的项目分配权的机构周旋（2）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地区间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会议（南南合作会议）是中国作为东道国，由开发计划署与技合部共同出资举办的。那是联合国首次地区间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会议，我在促成此次合作上起了重要作用。开发计划署以往资助召开的南南合作会议，只局限在一个洲范围内，是地区性的，与会国少，合作项目的规模也不大。但这一次由于有技合部参与共同出资，号召力大，与会国的范围和合作项目的规模都是空前的。接下去，在１９８７年我们两家又在土耳其和突尼斯先后组织了另两次类似的跨洲的南南合作会议。连续三次成功的合作，不仅表现了技合部对南南合作事业的热情支持，也密切了技合部与开发计划署之间的合作关系。
１９８７年１月中旬，在亚太局局长约瑟夫主持下，该局与技合部就下一个五年周期的项目制订和分配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谈判。我和该部自然资源与能源司司长率领人员去参加，为下一个五年期的项目分配作最后敲定。对技合部来说，这是一次很重要的谈判。由于我方事先做了充分准备，所提要求恰如其分，不搞庸俗的讨价还价，而且相互关系融洽，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很快达成了双方都满意的协议。１９８７年１月２３日，约瑟夫以他领导的全局官员的名义，分别给我和自然资源与能源司司长写来热情洋溢的感谢信（见附件九），还同时给技合部谢启美副秘书长发来赞扬信。欧洲局局长普林斯（Ｊ． Ｐｅｔｅｒ Ｐｒｉｎｓ）即将退休时，并不忘记与我之间曾经有过的良好工作关系，于１９８７年３月２６日发给我告别信（见附件十），对“多年来的有效合作”向我表示感谢，并特别提及我们双方如何用“合理有效的”办法解决了曾经出现的分歧。开发计划署其他地区司、局领导，每逢调职或退休，也少不了来辞行拜会或来函对以往的合作表示出友好的回忆。虽然这些谈话和来函的内容离不开礼节性的客套，但如没有往日的良好和融洽的合作关系，尽可不必作这样的表示，他们在临别之际仍不忘对我表达友好情谊，令我感动。
我在技合部任职期间，开发计划署两任署长，先是莫尔斯（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Ｍｏｒｓｅ），后是德雷勃（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Ｄｒａｐｅｒ ＩＩＩ），都是美国人，第二把手副署长一直是布朗。他任职时间长，对情况熟悉，外界的印象是，署长抓政策大事，日常业务由布朗抓总。布朗来自牙买加，当过该国国家银行行长，是一位非常精明、对业务很熟悉的领导。由于工作中接触频繁，并在同一幢楼内办公，我与他之间也培养了个人友谊。１９８８年１月我从联合国退休，他来参加我的告别酒会，并长时间地与我道别，表现格外友好。酒会结束后，我司一位处长卡斯蒂亚诺斯（Ａｎｄｒｅｓ 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ｏｓ，古巴籍，现为前国际公务员协会会长）对我说，布朗来参加告别酒会非常难得，建议我于离开纽约前去向他辞行以表谢意，希望他在我走后继续给技合部以支持。我接受了卡斯蒂亚诺斯的建议去作辞行拜会，受到他的热情接待。
当然，与开发计划署之间也不是没有过分歧的。如前所述，联合国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不是用拨款的办法，而是给受援国分配指示性规划数字（ＩＰＦ），由执行机构去执行项目结算。这样做，可以防止援款落入私囊，管理援助资金的机构与执行机构分开，也有利于防止舞弊。接近八十年代中，开发计划署内成立了一个项目执行办公室（ＯＰＥ），拿走了执行机构的一部分项目，又分包给一些企业，其中包括某些应由技合部执行的项目。１９８３年，联合检查组发表报告，说开发计划署这个做法违反规定，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违反联合国系统机构间达成的谅解。１９８４年６月的开发计划署行政理事会上，一些国家代表发言批评联合检查组的这份报告，并提出决议草案，要求今后所有项目由什么机构执行一律由开发计划署决定。我要求发言，而主席以直接有关的执行机构不得参与辩论为由不给我机会，我只好直接去找也在会场的发展与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办公室的代表进行交涉。他见事情紧急，打长途电话到纽约请示总干事，最后该草案无果而终。通过这次会，我感到在ＯＰＥ的问题上各方关系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复杂，既然目前不让执行机构参与，技合部不妨采取超脱一些的态度，等待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的代表们自己讨论出一个究竟。不过，直到我离开联合国，并没有听到有关此事的任何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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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掌握资金的项目分配权的机构周旋（3）
１９９４年２月起，开发计划署的领导机构不再是原来的理事会，改为按地区分配原则轮流担任的３６个成员国组成的执行局。近年来，该署工作转向了以扶贫为中心。该署管理着一些特别基金与方案，其中包括以下三个重要基金：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
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
根据２０００年的统计，开发计划署一年可向全球提供价值２３亿美元的援助。该署在１３０个国家设有代表处，现增加到１６６个。
利用职权促进南南合作（1）
南南合作是指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与技术合作，由于发展中国家大多位于南半球而得名，英文缩写分别是ＥＣＤＣ与ＴＣＤＣ，通常就用ＴＣＤＣ代表南南合作。
上世纪六十年代，为了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复兴民族经济，发展中国家就有组织地开始了相互间经济上合作的尝试，彼此取长补短，被称之为“集体的自力更生”。七十年代末以来，发达国家对联合国系统技术合作的认捐逐年减少，而双边援助又往往条件苛刻， 发展中国家间加紧了相互间的技术和经济合作行动，为此，建立了不少区域性、半区域性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设立了ＴＣＤＣ特别局，其任务是与联合国发展系统各组织密切合作以促进和支持南南合作。根据联合国大会决议，为了有效地推动和领导ＴＣＤＣ，成立了一个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体成员国组成的高级代表会议，即检查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高级别委员会。该高级别委员会每两年由开发计划署署长召集一次届会，具体时间定在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召开之前，地点与该理事会相同。
１９７８年８月３０日至９月２１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联合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大会上通过的“促进与实现发展中国家间合作行动纲领”是一个指导南南合作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提出，本着集体的自力更生的原则，在发展中国家间进行密切有效的经济合作，以加强政治、经济独立和集体经济力量，建立国际新秩序。根据行动纲领，南南合作的主要方式是：
发展中国家间的自愿合作；相互交流知识、消息及经验；具体行动由发展中国家自行发起、自行组织与自行管理；一般由政府牵头，但不排除私人组织起作用；筹集ＴＣＤＣ资金的关键责任在发展中国家自己，可以吸收外来的援助；当事国可以既是ＴＣＤＣ的援助国，同时又是受援国；联合国发展系统的组织应努力促进南南合作并尽其可能予以资助，等等。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我作为技合部负责政策的司长，应邀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会议，或称亚太地区ＴＣＤＣ会议。中国政府非常重视？熏国务院总理接见了与会人员。
会议期间，一同与会的开发计划署 ＴＣＤＣ 特别局负责人向我探询在北京共同赞助举办一次跨洲即区域间的大型ＴＣＤＣ 会议的可能性。当时的形势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一方与发达国家为另一方就经济关系进行的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多边磋商和谈判的南北对话早已陷入僵局，同时，发达国家对技术合作资金的捐款进一步减少，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南南合作是一个好的出路，技合部责无旁贷地应该予以促进。但是，钱从哪儿出？历来没有技合部出钱赞助此类活动的先例。联合国每两年拨给该部１５６０多万美元经常方案预算，供“起先锋作用”、“富有革新精神”以及应急的技术合作之用。在这一范围内，技合部政策司司长可以确定其用途。经仔细研究，我得出结论，把经常方案预算的一部分用于组织跨洲的区域间ＴＣＤＣ活动是合适的。经过进一步磋商，中国政府、技合部、开发计划署三方达成协议，由开发计划署、技合部共同赞助，在中国举办一次跨洲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政府间协商会议（简称“区域间ＴＣＤＣ”会议）。东道国中国负责当地费用，包括市内交通；赞助方负责与会代表的国际机票和在华每日津贴，并协助会议筹备工作及组织工作。技合部为此次活动提供的赞助费为经常方案资金４２０００余美元，并由我司指定一名处长协办此事。
经过三年的筹备之后，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２４至２９日，联合国首次跨洲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政府间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见附件十一、十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王炳清在开幕词中强调指出：发展中国家间加强合作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ＴＣＤＣ。ＴＣＤＣ特别局局长和我分别代表开发计划署和技合部在开幕式上致词，会议气氛热烈。与会者来自亚太地区、阿拉伯国家、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地区，共２４国。代表多是其本国主管技术合作的官员，萨摩亚还派来了经济部长。每位代表都带来详细的项目建议书，可以看出是经过长时间精心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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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职权促进南南合作（2）
会间，代表之间可以自由选择项目合作伙伴。大约三分之二的项目是与中国达成的双边交易，应邀国相互间也达成不少项目合作协议。中国向外提供的项目中最受欢迎的是：小水电、灌溉、沼气、针灸、中医。拉美的###将接受中国的高原地区小麦生产援助。对###的经济来说，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因它每年得用２亿美元进口小麦。玻方还将为拉美其他国家人员开办小水电讲习班，聘请中国专家去授课。而中国则向###、牙买加、墨西哥、秘鲁以及菲律宾提出了采矿及开发矿业资源方面的合作项目共六个，还要求墨西哥、斯里兰卡及泰国提供开发旅游事业的援助。墨西哥和委内瑞拉要求中国给予地震工程和地震学工艺的援助。委内瑞拉愿意在皮革、石油以及塑料工业的技术方面给中国援助。此次共达成２０６个项目协议。
项目洽谈过程中，我听到这样一个据说是真实的故事： 巴西曾从中国学去苎麻纤维加工技术，经过技术改良，巴西能将苎麻加工成高质量的纺织品出口，现在，巴西又把这个技术传授给中国。听了这个故事，我不禁感慨万分，要知道，这是仅仅发生在几个年头之内的事呀，文化大革命使我国失去了多少宝贵的时光！ 除此之外，巴西从中国学习小水电经验，而中国则向巴西学习大水电技术；巴西还对中国的农田灌溉经验感兴趣，派了两名灌溉专家参会。巴西代表团团长巴外交部技术合作司长发表谈话说：“巴西与中国之间加强联系是很自然的。两国各自通过非常不同的道路达到了相似的发展水平，因此有很多互补之处。”
南南合作的特点也是优点之一，是项目的费用比较低。凡参加项目合作的国家，当地费用由本国负担，如涉及大笔开支，则可向国际银行申请低息贷款或信托基金捐助。所需“媒介费”，即专家以及学员所需之国际旅行费用，可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或其他国际机构申请。据开发计划署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１日出版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ｔｈ（《南方合作》）公布，中国与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项目合作，平均每一项目的媒介费约１１０００美元，而中国此次在北京与其他参加国合作的每一项目的媒介费只有３０００美元。总计，到１９８７年，即大部分项目完成之时，中国约需３５７０００美元，１９８８年约需１３９０００美元的媒介费。此次会议的其他参与国１９８７年需４８６０００美元，１９８８年约需１４４０００美元。从以上可看出，媒介费所需并不大，但项目参与国则受益不浅。
通过此次会议的互通情况，国与国之间在技术潜力方面增进了了解，临时又增添不少合作项目，如：巴西与泰国达成１４个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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